对区域主义基本理论内容的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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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一样成为了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区域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区域组织不断涌现,区域化进程不断扩展,区域理论也因此层出不穷,浩于烟海。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区域主义的认识。各种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现在已成逐渐融合的趋势。在这里,我们想吸取众家之所长,对有关区域主义的产生动因、产生条件、机制建设和发展动力和路径等理论问题做一个整合性的理论解释,以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流程。

关键词:区域主义,整合,机制,发展动因,路径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对区域主义基本理论内容的再整合.[J]或者报纸[N].亚太经济,(05):20-22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3)05-0020-03

  二战后至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组织运动蓬勃发展,成为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成功的区域性组织活动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为区域政治稳定和区内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一些区域组织作为小国联合自强的产物而出现,形成了国际关系中新的力量来源和权利中心,从而改变着大国主宰国际事物的局面和国际系统中大国优势的权力构造,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全球区域化的过程也促进了区域理论的发展,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主要有: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等等。它们构成了区域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区域主义理论及其流派中,区域主义理论家们围绕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各家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趋同和融合,形成了有关区域主义理论内容的主干。在这里我们主张抛弃理论流派的争论,吸取各家之所长,在流派之外建立全新的理论分析流程。

  一、区域一体化的产生动因

  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区域一体化产生的动因。国家利益包括安全、经济、价值三方面的基本内容。国家利益不是政治家随心所欲的认知,国家利益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国家利益在这里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社会个体或集体利益相加的总和,而是国内竞争中取胜的优势集团的利益。二是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和制约。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国家对自身的利益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三是国家领导集团对国内外形势的认知,即国家利益又是一个人为的认识和判断过程,在客观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体的认识不同,那么政策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因此,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除了国家利益的考虑,二战后所呈现的世界相互依赖趋势的加强也是一体化产生的另一个原因。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等的发达,国家间的距离极大地缩小,包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因此,即使过去被认为是纯粹国内事物的国家行为,也会产生其国际影响与后果;反之,一个国家也受到其他国家带来的同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如果对他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必然引起他国的反弹,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在相互依赖进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管理上的灰色区域,在这些区域,不是有关国家都声明有排他的管辖权,就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管理。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促使区域内的有关国家选择了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虽然对国家行为的自由度施加了更多的相互限制,但其好处在于它使得有关条约签字国的承诺变得可信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体化也是博弈论中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尽量转变成完全信息的博弈的一种途径。他所安排领域的事物进程也变得更不可逆转,因为有关国家不愿冒因违反合作协定比遵守协定所要付出的更大代价;另外,区域一体化也增强了区域行为体的自身重力。

  区域化的产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性的动因。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即区域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区域内国家对外部因素所带来压力和竞争的一种集体反弹。施密特在1971年指出外部背景的重要性,具体地说,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可能促使行为体创建区域政治和经济机制。哈斯也指出,外部环境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其他区域的一体化计划会采取和欧洲不同的道路,他认为外部化概念有两方面用处:一是对强大的非本区域的行为体的认识和恐惧将诱使区域行为体参加更紧密的政策协调;二是区域的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到行为体对区域外的和区域间的经济考虑的制约。(注:Ernst B.Haas,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Ernst B.Haas,"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Stud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2),1976;See Ben Rosamond,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p.93-94.)

  二、区域一体化的条件

  (1)一体化区域内部的某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存在和主要成员间势力均衡的共存。中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一体化具有足够的向心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心的作用有时可被各组成单位之间强烈的、天然的相互需要所替代。也就是说,即使在不存在中心的情况下,如果由于历史的、地域的原因,组成单位之间的互动、互相需要远远超过了对区域外的需要和互动,这样情况下的一体化也是很有可能的。区域内国家的合作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相互之间的势力均衡。势力均衡的国家由于相互之间的平等的政策外部性原因促使他们建立协调合作机制。而势力相去甚远的国家之间难存在平等的合作,而只会发生大国对小国的吞并,因此,这样的合作是没有前途的,小国对大国的恐惧会阻碍合作的发展。但如果区域内同时存在有几个势力相当的大国,各小国分别可以找到不同的大国作为其代言人,小国的利益通过不同的大国利益而得到体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区域内均衡而达到合作的目的。

  (2)一体化有关成员间主题价值的互适性和相互行为的可预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对于深入的一体化而言。这里所说的深入的一体化是指有关成员间的一体化已超过了经济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甚至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而是进展到了某种具有超国家属性的国际制度的建立。这种有关行为体之间主体价值的互适性,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通过历史上长期的交流和相互理解而形成的,有关各方的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有着共同的或互相适配而非互相冲突的认识,甚至信仰。行为上的相互可预测性建立在主体价值的互适性的基础上,它们一定程度上把古典现实主义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划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就是说,即使有些国家间的合作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合作也仍能建立和进行。因为根据对对方的意图、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理解,合作一方可以使自己相信对方不会轻易采取对它方有害的行动,就像墨西哥虽然在军力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它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因为长期的历史原因使它相信美国对它已没有领土上的欲求。因而即使在相对收益有利于对方的情况下,合作也能开始并得到保持。当然,这种推论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成立,因为说到底,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把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建立在主观的判断和确信上。

  (3)有关各方对改变原有关系状态的强烈的愿望。这种愿望既是基于过去历史的惨痛教训,又是出于获取未来共同收益的强烈期望。没有这样一种强烈愿望,有关国家对已运行了几百年的相互关系基础的改变就没有一体化所需要的这么大的动力。就如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等国之间,基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产生了联盟的强烈愿望。

  (4)行为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共同的对外部环境威胁的认知及其在应对政策上的共同协议将促进一体化。如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排外性的增强所带来的压力,促使东亚各国谋求区域化的道路。

  三、区域一体化的机制

  一体化的机制是一体化理论的核心。所谓一体化的机制就是指一体化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机构(包括对应于决策的跨国化而建立的非政府的跨国利益集团)、各种与一体化活动相关的规则章程及问题反映、议决、执行的程序体制,以及各种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习惯、观念和认同。机制包括了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国际体制、常规三方面的内容。(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161页。)在解释一体化机制时,我们更多的是把它理解为国际制度。我们认为一体化机制从本质上说是政府间性质的,受国家利益所决定,国家仍是一体化这种跨国决策机构的主要代表。机制只是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这种结果受国家相对力量的影响,它体现的只是成员国利益的最小公分母。而那些似乎并不满足的国家,之所以会接受国际谈判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一体化进程中惯用的整批交易法(package deal),或曰打包交易法(即为所说的一揽子计划),而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成功,背后所隐含的是问题联系和补偿支付,即某个或某些在这个一体化决策上没有收益的国家应该会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得到补偿。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步伐必须符合大多数成员国的期望和利益,短期的不利影响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总体预计收益要大于可能付出的成本,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在总体上使它受损的外来安排。国际制度虽然由各成员国一手创立,但它一旦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能自己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它能提供某些不可替代的需要满足,它能在成员国之间独立发挥作用,使它所提出的动议获得通过,它发展到后来甚至会产生对成员国的超国家权力。同时,随着世界多元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社会规章制度化水平日益提高,将有可能出现“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国际一体化机制,也就是一个由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事业来指导的管理体系,它通过共识建立权威,不一定需要以强制手段。

  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动力及路径

  关于发展进程的探讨对于一体化来说非常重要。许多国际组织,如万国邮政联盟,创立时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没有一个生长和扩展的功能。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一体化是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也就成为了一体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一体化的发展是在政府、社会利益和超国家行为体三方合力的推动下,沿着有控制的外溢路径进行的。国家是一体化的主要行为者。国家在国家利益的驱动和国际的政策外部性的压力下,推动一体化进行。而国家利益并非领导人个人的认知,它是国内社会各集团利益的组合,主要反映的是国内那些最有组织性、最有影响力部分的利益需求。社会行为体一般不能直接参与国际间谈判,他们只有通过成员国的国内政治结构才能对政府间谈判的结果产生影响,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政府是一个很好的守门员,政府不会让国内的利益竞争毫无限制地漫溢到国际层面。但另一方面,成员国政府在其所许可的范围内,即重大的政府间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规定的范围内,它们甚至是鼓励国内的利益主体到国际合作组织中去争取资源,这些行为体在利益追求、资源争取的同时,自然会对一体化的规则、进程等方面的内容产生影响。而国际组织对这些跨国利益集团的依赖也很深,在政策提议的形成和游说各国政府的接受方面,它们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说,一体化实际上是由跨国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合谋而推动的。

  关于超国家行为体,它由各成员国派代表而组成,它们的活动依赖于成员国政府所给定的范围,但并不能因此而说有限范围的活动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超国家行为体确实在信息和观念方面比单个成员国具有一些优势。在一体化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事物领域方面,成员国毕竟只是整体当中的部分,而区域组织机构却代表了整个整体,因此在关于自己部分的知识上,成员国会有详细了解,而在关于整体的知识上,成员国的了解就不一定有区域组织机构那么多了。因此,只有国际组织机构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才能大出各国利益都能在其中找到借口的问题包,才能促成问题联系的建立和相互的妥协,或达成补偿支付的安排。

  至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它是有逻辑可寻的,它的发展逻辑即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外溢行为。外溢就是指这样一处情况:一个部门的一体化会给其他部门形成示范或造成压力,使得其他部门在考虑解决问题时至少把一体化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而当人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他在实际行动中很可能就会根据这样的思路去做。不管是部门内的一体化深化、领域范围的扩大、地理范围的扩大等哪一种形式,实际上都属于外溢。简单地说,我们认为外溢就是既有的一体化形成了使进一步一体化成为可能的压力。一体化的演进会遵循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外溢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也并不必然与超国家行为体的活动相联系,外溢只是成员国政府决策时面临的一种情况,并可能会迫使它们去作出进一步一体化的政策选择;外溢也是成员国对一体化方案的一种选择,应该说,成员国还是喜欢一体化遵循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方式,而且,部门之间的一体化整合最好不是控制在超国家机构手中,而是控制在更具政府间特征的机构手中,以便政府能够保证其对一体化进程和方向的控制。这种外溢我们称之为有政府控制的外溢。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体化外溢不是如新功能主义者所宣称的那种——一种政府对其没有影响的自主性力量。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迄今为止还是控制在政府手里,符合政府所希望的方向。(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253-254页。)

  外溢并不一定必然对一体化产生正面的、向前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时产生的可能就是相反的力量,或分散化的力量。如工业界的利益,可分为有国际竞争力、要求市场自由化的企业的利益和没有国际竞争力、希望政府提供保证和进行补贴的企业的利益,前者希望推进一体化,而后者却会反对一体化。因此,一体化总是在推进的和阻碍的力量的较量中慢慢前进,而在其中进行力量平衡的则是政府。从理性选择的观点看,如穆拉维斯基所说,只有在国内赞成一体化的集团比反对者强大,或者赞成和反对的力量都来自同一集团内部,反对问题可以在集团内部得到解决,或者反对者能够得到利益上的补偿的情况下,一体化才能取得向前的发展。但是,由于一体化迄今为止还一直被控制在收益正的一方,因此外溢逻辑给我们所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向前的发展。

  一体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成员国政府从相互依存性比较强的领域寻找合作点,不断推进合作进程和合作领域,由部门性的合作往全面性的合作发展。二战之后,在相对和平和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下,区域一体化首先从某一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推进。人们依据其合作水平,将区域合作的类型依次划分为特惠关税区(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政治同盟(EPU)。

  介绍、分析区域一体化理论,目的在于为我们理解和观察东亚区域化进程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背景,提升我们对东亚区域主义的理论认识高度。也为我们目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主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性的指导,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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