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逻辑模型及其问题探讨

全文总计 6217 字,阅读时间 16 分钟,快速浏览仅需 4 分钟。

内容摘要:在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逻辑模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良性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支持,而城市化则又为工业化的有效与有序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依托条件。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中,经济结构的递次升级与企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严格地说起来,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两者间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突出表现在:一方面长期以来以建制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不能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出有效的空间依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没有形成对城市化进程足够的经济支持。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结构,互动机制,劳动力转移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逻辑模型及其问题探讨.[J]或者报纸[N].求实,(3):32-35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 (2007)03—0032—04

  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可以说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三者综合发展与相互促进的过程。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工业化主要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化与技术升级来实现;而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化则又是工业化的空间结果。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尺度,而且其也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现阶段展开城市化对经济结构演变及调整的影响分析,无疑是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一、关于城市化内涵问题的简要分析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以及工业化的空间结果,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城市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城市化乃是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二是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三是城市化乃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不断渗透与传播的过程;四是城市化又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统一过程;五是城市化还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一般而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下的两大要素始终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业化与制度创新。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决定着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扩张的能力以及城镇居民的收入状况;而制度创新则决定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向城市集聚并进而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对制度成熟的国家与地区而言,由于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过程不存在制度障碍,因而城市化的进程与水平也就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与之不同,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的国家与地区而言,制度本身则属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我们当前正处在快速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因而,实现制度创新并借此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必将为城市化与城市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拓展空间。也正是考虑到城市化本身所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经济内涵与社会内涵,所以,现阶段加速城市化进程应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实现经济与社会结构同步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前提条件。

  二、城市化与经济结构演变互动机制的逻辑模型

  应该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一般是存在着两次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潮浪的。这种浪潮不仅将一批批劳动力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而且也直接加速了一个国家由农村社会向城市化社会的过渡,并进而形成了城市与经济结构演变互动机制的逻辑模型(见图一)。在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逻辑模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良性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支持,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的有效与有序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依托条件。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中,经济结构的递次升级与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图一 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逻辑模型

  (一)经济结构梯次升级、两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一般而言,根据工业化的规律,经济结构的演进是遵循着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这一顺序发展轨迹的。由于轻工业具有以农产品为原材料,投资少、见效快以及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等方面的特征,因而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均是起源于轻工业的。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尤其是收入的差异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地向轻工业转移,这样也就形成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次浪潮。当然,随着轻工业产品供给的增加,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也日趋加剧,于是企业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又普遍要求重工业为其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同时,轻工业的发展也使得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后,需求结构开始转向家电等重工业产品,此时,重工业的发展也就成了市场的必然选择。

  尽管重工业的发展超过轻工业是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重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因而这又决定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不太强大;尤其是随着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整个制造业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的空间还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这时,只有当实践中拓展出了新的制造业生产领域或是新的市场时,才会形成新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实际上,整个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状况也就直接取决于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情况,一旦由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减小大于新生产领域或新的市场拓展所增加的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时,那么,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必然会下降,这一点应该说是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表现出下降态势的根本原因。

  然而,为什么在第二产业的相对量甚至是绝对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城市化的水平却依然能不断提高?原因就在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应该是重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重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也就导致了企业发展对外部环境以及社会性服务依赖性的不断增加,这样,生产性的服务,如新发育的市场体系、发达的金融体系、完善的能源供应网络以及便捷的交通、通讯、销售网络体系等,也就因此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富有效率的重工业化也使得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的消费阶层,这些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社会服务的高档化与个性化需求也不断增加,这样,生活性的服务也会成为最富活力的产业之一。显然,当重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并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应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与第二产业不同,由于第三产业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因而当第二产业由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因而相对地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时候,第三产业的发展却能提供大规模的就业机会,并从而保证在工业化过程加深的情况下,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仍能不断提高。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如果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工业化进程吸纳劳动力的第一次浪潮的话,那么伴随着重工业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则是掀起了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二次浪潮。

  目前,在讨论工业化发展与城市化发展两者间关系的问题时,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重工业化过程的继续深化要求提高工业的技术密集度,这样势必会减少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不利于城市化进程的顺利与有序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发展大规模与上档次的制造业,原因在于,发展第三产业更能促进城市化的进程。其实,从实际上的具体情况看,上述这两种对城市化发展的看法都是肤浅与不科学的。事实上,尽管轻工业与第三产业是工业化进程中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空间,然而我们却并不能据此就否定重工业化在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除了重工业自身从无到有与从小到大的发展能吸纳一定量的劳动力外,重工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还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原因在于,实践中只有重工业化才能造就一大批需要广泛社会服务的现代企业以及能够进入中高档阶层的广大群众。可以说,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没有高质量的重工业化过程作依据与支撑,不仅发展第三产业如同空中楼阁,而且城市化建设也照样会因缺乏基础而难以取得应有成就。

  (二)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充分发展既是实现第二次劳动力转型浪潮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尽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主要是由现代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决定的,然而,工业化过程中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却又是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前提,并进而由其构成了城市化与经济结构互动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工业化进程中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的内部规模化与专业化;二是在宏观层面上,则又表现为企业在城市的聚集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专业化。集聚是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客观结果,而相关产业的聚集又必然导致地区与城市生产的专业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企业集聚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或说是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如此,企业集聚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集聚,而且也还会带来大量人口的集聚、生活服务需求的集聚以及第三产业市场的集聚。因而,企业的集聚通过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而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和城市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关系中,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经营又是城市集聚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实践中,如果企业规模与技术装备水平低,其也就缺乏集聚的要求,这样分散布局可能反而显得更经济;同样道理,当一个企业放弃内部的规模经济时,外部的规模经济也就变得不重要了。有鉴于此,于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而言,要想有效地促进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富有效率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首要前提。

  三、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调整间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属于补足性的调整时期。在这一时期,以轻工业及传统第三产业发展为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拉动了我国第一次劳动力转移的浪潮,而且还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化扩张的主要经济动力。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重化工业成为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重心,在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的同时,既引发了第二次劳动力转移的浪潮,而且无形中也使城市化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推进时期[1](P94)。

  尽管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水平的步伐都在不断加快,然而严格地说起来,迄今为止,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实际上,世纪之交,我国在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仍存在着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

  (一)长期以来,以建制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不能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空间依托。

  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以发展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而且这种建制镇也日渐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自1997年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增加了10763万人,然而,同期城市的数量却由668个减少到了660个,相应地,建制镇则增加了4000多个。[2] 此外,我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中进入建制镇的约占47.6%;而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流动人口大省,建制镇更是吸纳了60%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浙江省的比例更是达到了74%。尽管建制镇对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其规模小、密集效益低,其发展不仅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而且也难以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个高效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因此,以后我们应积极破除制度障碍,力争走出一条以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进而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空间依托。

  (二)经济结构的调整尚没有形成对城市化足够的经济支持。

  应该说,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来,尽管新一轮的重工业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然而,从总体上看,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并没有相应地带动我国就业结构的调整,因而也就谈不上能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根本性的促进作用(见表一)。

  

  表一中的情况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从表一中可以看出,虽然1980—1997年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轨迹基本协调,然而在1997—2002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就业结构却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深化——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一直停滞在50%的水平线上,且居高不下。不仅如此,第一产业就业的绝对数甚至还增加了2950万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高过53.1%,而同一时期,非农产业则新增就业2602万人,其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也仅为46.9%。既然农业仍然吸纳了新增劳动力人数的一半以上,加之非农产业的扩张乏力,显然这点又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特征是十分的不相吻合。

  其实,由于我国才刚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实践中非农就业扩张难以持续以及第二产业就业出现萎缩这些现象,也就表明了我国的经济结构正面临着新的结构性问题:一是第二产业尚不能充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表一中可以看出,虽然1997年以来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然而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一样,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一个就业扩张乏力的问题。之所以会如此,依据我们前面的逻辑模型,我们认为其中的关键性原因即在于第二产业的发展不足以及在空间上第二产业的集聚不足。二是装备产业缺失是导致第二产业就业扩张不足的结构性根源。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在1995年我国的前10大企业中,除了上海大众汽车以外,其余的全部都是原材料工业,而在2002年的前10大企业中,却已有了一汽、摩托罗拉、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以及海尔集团等5大企业属于深加工工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尽管我国的重工业化过程中的深加工化过程正在继续,然而在此过程中,内部结构不协调以及装备产业的发展滞后于耐用消费品工业的现象仍相当严重。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应主要由两大类产业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与现代化的装备产业。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我国的发展又是相当的不平衡——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已经初具规模且已开始有能力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装备产业落后,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第二产业外延的扩张。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的装备产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然而总的看来,当前其绝对规模依然太小,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对设备更新的需求。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有大约60%的先进设备需要依赖于进口。既然装备产业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其在我国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既然在相当程度上装备产业已限制了我国第二产业外延的扩张,因此,在下一轮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装备产业必将会与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一样成为支持我国重工业化过程深化的主导产业以及引领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扩张的关键性力量。其实,也只有当我国的装备产业能与高档消费品产业齐头并进与共同发展时,我国由深加工化过程而引致的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才有可能真正到来;而且也只有到那时,我国建设城市社会的步伐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支持。

  

  (三)新增城镇人口并没有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由于外来常住人口的基本素质比较低,因而导致了他们不仅在城镇的就业队伍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还难以成为现代化发展与进步的有生力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有关数据,我国新增城镇的1.44亿迁移人口中,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了61.1%,即每3个流动人口中就有近2个人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其中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重又占了22.9%。由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因而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一些脏、累、苦、险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低、很少享受社会保障,而且又缺乏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就比较难以成为现代企业合格的产业工人与技术人员。而恰恰由于这一点,又引发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城市现代产业发展步伐的严重脱节,并进而成为一系列城市问题的根源。总之,在新一轮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提高新增城镇人口的素质并在此基础上使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收稿日期]2007—01—10

参考文献

[1] 纪宝成,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4[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叶裕民,黄壬侠,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推荐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