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北京产业疏解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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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Beijing Industrial Dispersal Based on Reducing Enterprise Relocation Cost

内容摘要: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点对象。北京产业疏解存在以行政手段为主、企业迁移动力不足等问题。企业迁移成本可分为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重置成本和区位损失。基于企业迁移成本构建承接地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京津冀东部滨海发展区、中部核心功能区是北京产业疏解过程中企业迁移成本较低的地区;天津、沧州、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是企业迁移成本较低的城市。以降低企业迁移成本为目标提出北京产业疏解的对策,这将有助于减少北京产业疏解阻力、提高企业迁移绩效,为北京产业疏解和企业迁移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非首都功能,产业疏解,迁移成本,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城市病,Non-capital Function,Industrial Dispersal,Relocatio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基于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北京产业疏解对策研究.[J]或者报纸[N].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2):71-77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71-07

   一、引言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首要任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市政府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和措施有序疏解属于非首都功能的组织和机构,疏解对象主要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其中,根据首都功能定位和疏解的难易程度,一般性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成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点对象。为此,产业疏解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关键所在。

   北京产业疏解是产业空间优化和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空间布局上看,北京产业发展带来就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由于企业发展对集聚经济的要求,北京经济活动过度地集聚在中心城区。据北京市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2013年,北京市71.83%的就业人口和79.58%的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在仅占全市面积8.4%的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内。规模庞大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人口给北京中心城区带来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从发展层次上看,北京产业发展仍具有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潜力与空间。作为“知识型+服务型”区域,北京在2016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达0.5∶19.2∶80.3,然而其产业内部仍然存在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精炼石油制造以及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等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制造业和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等低端的、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等[1],这些高能耗、高污染、占地大、附加值低的产业严重制约北京向“高精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给北京产业疏解和转移提出要求。

   北京郊区和河北、天津存在承接北京产业疏解的空间。一方面,北京外围地区的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平原部分经济密度相对稀疏,存在承接中心城区经济活动转移的可能[2]。另一方面,与北京毗邻的河北、天津具备一定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和需求[3]。在京津冀城市群优化发展过程中,天津、河北更多地承担经济和产业职能,这符合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分工规律[4]。北京疏解产业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和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性市场,是首都未来发展的需要,而北京制造业产业转移所带动的劳动力和技术要素,会促进天津、河北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和规模增长[5],有助于京津冀实现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基于产业疏解的客观要求和联动作用,产业疏解成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先导领域和重要工作内容。

   对于制造业疏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般性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造纸、印刷、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建材、机械等污染较大、耗能耗水较高的行业;二是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高端制造业中比较优势不突出的生产加工环节,特别是制造业零部件配套、石化产业及食品、酿酒、饮料等相关制造企业;三是高耗水的农业生产功能,如耗水量较大的蔬菜、畜禽生产基地等。对于第三产业疏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副产品、基础原料等大宗商品的仓储物流功能。服装(如西城区的动物园批发市场、丰台区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小商品、建材(如朝阳区的西直河建材市场)等区域性专业市场等;二是劳动力密集的后台服务功能,如金融机构电子银行、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三是占地面积较大、知识密集度较低的部分新兴服务业,如健康养老、服务外包等。

   产业疏解特别是北京产业疏解尽管已有较多研究,但在如何进行产业疏解的研究方面的仍然不足。鉴于此,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基于企业迁移理论,以企业迁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构建承接地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对北京产业疏解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综述

   产业疏解是政府有目的地进行经济活动空间再组织的过程。国内产业疏解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6]。随着大城市人口集聚和土地利用扩张,原有集聚在城市中心区周边的工业企业成为制约城市优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依据阿隆索的城市土地竞租模型,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企业必然会随着地价的上升而向外迁移,也会受到强有力政府的引导搬迁(产业疏解)。为此,在早期,郭柏林对上海中心区工业疏解的区位指向和时序进行了探究[7]。江曼琦以天津为例讨论了大城市中心城区工业疏解的必要性与阻力因素[8]。

   自从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特别是疏解产业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涉及产业疏解的原因、内容、时序、承接地、影响等方面。关于产业疏解的内容与时序,孙威等采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敏感度模型,在考虑产值和就业的情形下,明确北京应当优先疏解的产业门类及时序,分别为批发和零售、化学产品、食品和烟草、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煤炭采选产品等[9]。杨成凤等从产业关联角度分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采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的交叉分析将各产业分为四类,认为弱辐射、弱制约以及强辐射、弱制约型产业疏解对未疏解产业影响相对较小[10]。张杰等通过构建包括增加值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人均税金等8个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测算出北京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中的重点疏解行业范围[11]。关于产业疏解的承接地,邓仲良等利用修正的MTOPSIS模型和产业承接指标定量确定了天津和河北11市作为北京产业疏解承接地的综合承接能力和产业比较优势,从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的研究表明,沧州、邢台和唐山、廊坊、衡水可分别为北京石油加工业、金属加工业、造纸业、纺织业的产业承接地[12]。辛静静等基于集聚效应视角分析非首都功能疏解下的北京市产业转移,通过集聚效益的大小确定非首都功能的优势承接地,研究发现天津是北京制造业转移的集聚效益点[13]。关于产业疏解的影响,张博钧等分析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对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河北省第三产业比重将明显上升;第二产业绝对产值上升,相对比重基本不变:第一产业绝对产值保持平稳,相对比重有所下降[14]。王继源等研究表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转移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万人、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15]。

   学者们对于北京产业疏解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斐然。但已有文献对于如何疏解和承接方面的研究不足。作为具有经营性质的组织部门,一般性制造业和部分第三产业的疏解应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市场力量和企业因素,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的疏解[16]。因此,解决产业疏解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加需要从企业的微观视角寻找解决途径。周尚意等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17],虽然他们将地方性制度纳入企业迁移的成本函数,但这显然只是企业迁移所需要考虑的众多成本之一。为此,充分考虑产业疏解过程中企业迁移成本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三、企业迁移及其成本分解

   北京市产业疏解工作在取得一系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迁移动力不足等问题。具体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众所周知的国家战略,但地处北京的一般制造业、批发业企业迁离的动力较小。一方面,企业迁移不仅消耗巨额搬迁成本(尤其是固定资产投入较高的制造业企业),而且面临着区位优势的机会成本损失。即便北京存在着地价高企、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但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体系、及时的商业讯息、优质的公共服务等,给企业带来显著的集聚经济和正外部性,区位损失较大致使企业外迁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具有迁移动机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掌握信息不充分、区位评估犹豫不决等问题。企业迁移需要搜集潜在区位的产业政策、要素供给与成本、关联产业集聚状况、基础设施配套等诸多信息,并在诸多潜在区位之间进行评估选择。信息搜集、区位评估的阻碍往往使企业的迁移动力不足。为解决产业疏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现对企业迁移过程及其成本分解进行深入分析。

   (一)三大流派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

   新古典学派、行为学派、制度学派是企业迁移理论的三个重要学派,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点考察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相应地,三个学派对企业迁移成本的考察重点也各不相同[18]。

   新古典学派注重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分析,强调企业迁移行为所具有的理性,考虑迁移的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其关键假设是企业决策者具备完备的知识和决策能力,并为利润最大化而努力。在此假设下,新古典学派考虑的迁移成本范围较小。该学派认为区位的总成本可由所有区位因素的成本相加得到,因此考虑更多的是生产要素、运输等方面的成本。例如,在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中,将农业生产者的成本(劳动力要素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再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依据投入与产出的运输成本最小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企业迁移;对于其他区位因素的考虑,如劳动力和集聚经济与成本最小相类似。

   行为学派对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否定。该学派认为在完全信息和充分理性假设下的最优决策是理论的抽象,决策者往往不具有完备的知识,不能把所有的候选方案都找出来,尤其是对企业迁移的决策,涉及范围广,区位信息多,远达不到将所有可能的结果和途径都考虑到的地步。因此,行为学派强调企业迁移不仅要考虑生产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还应当考虑决策信息、行为人特征等方面的成本。例如,企业往往仅拥有有限信息,企业在迁移过程中对迁入地信息的搜寻成本和决策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迁移成本。再如,对于行为人所拥有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如出生地、血缘关系、个人经验等往往也会造成企业迁移成本的差异。

   新古典学派和行为学派的共同点是把企业作为战略环境中的决策主体,企业有很多替代性选择,需要考虑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因素,而制度、环境是企业迁移和区位选择的表面现象或处理信息的基础。与之相对的是,制度学派对研究企业迁移时不仅考虑企业的行为,而且考虑植入企业行为的社会和文化内涵。空间经济过程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形成,而不是由企业区位行为决定。相应地,制度学派在考察企业迁移成本时,强调不应当只考虑企业层面的迁移成本,也应当考虑区位层面的迁移成本,包括软、硬制度。对于软制度成本,如创新环境、产权保护等所形成的成本;对于硬制度成本,如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等所形成的成本。

   对于企业迁移成本的考察,应当综合新古典学派、行为学派、制度学派等多个学派的观点和方法,统筹考虑企业生产要素、决策信息、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的迁移成本,从而为企业的迁移决策提供全面的支撑。

   (二)企业迁移过程

   产业疏解是一部分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地被动地迁离原驻地的过程,其本质是企业迁移,是企业经营活动区位再选择的过程。根据迁移动力来源,可以将企业迁移分为政府驱动型迁移和企业驱动型迁移,其中,政府驱动型的企业迁移则构成产业疏解。实际上,在以往的中国企业迁移中,政策驱动型迁移(政策动因)是企业迁移的主导因素[19]。在疏解过程中,迁移企业必然会产生数额庞大的迁移成本。迁移成本是企业迁移行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为减少产业疏解阻力、增强企业迁移动力、确保企业迁移最低限度地影响其经营绩效,北京产业疏解的体制机制设计应当以企业迁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企业迁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尤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和拥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企业,其迁移更是需要经过详细、科学的论证。基于微观主体视角,可以将企业的迁移过程分解为信息搜寻过程、评估过程、搬迁过程、建设过程。其中,在信息搜寻过程中,企业需要搜寻迁离地与迁入地的各项讯息,如产业政策、要素成本、交通状况等。这一过程既需要企业的主动搜寻,也需要承接地的积极宣传。评估过程是企业基于自身资源与能力、战略与目标对不同潜在区位的禀赋条件、优劣势等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并决定所迁入的潜在区位的过程。搬迁过程是企业软硬件的空间位移。这一过程与迁离地与承接地的地理距离、交通条件等有关。建设过程是企业在迁入地生产、办公场所的建设以及重新招募劳动力的过程。

   (三)企业迁移成本

   企业迁移成本是企业产生迁移动机后迁入潜在区位至重新开工生产所需要的所有成本。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包括企业迁移行为在内的任何企业行为都旨在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从迁移目的看,企业迁移可划分为成本降低型企业迁移和收益增加型企业迁移[20]。对于成本降低型企业迁移,从生产要素角度而言,其往往寻求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的降低;从生产环节角度而言,其往往寻求生产成本、运营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对于收益增加型企业迁移,其往往寻求占领战略性资源、习得先进技术、靠近消费市场等,这些目的最终也有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增加。然而,无论是成本降低型企业迁移还是收益增加型企业迁移都存在迁移成本。

   基于企业迁移过程,企业迁移成本可以被分解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企业迁移的直接成本对应企业迁移的四个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分别为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和重置成本(见图1)。其中,搜寻成本包括第一手信息(实地调研)和第二手信息(书刊、网络等)的查询成本。评估成本包括企业管理层的协商、与迁离地和迁入地政府讨价还价等成本。显然,如果承接地(迁入地)投资环境极具吸引力时那么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将被大大减少。搬迁成本是企业厂房、设备的一次性搬迁成本以及部分企业员工在迁离地与迁入地之间的交通通勤成本。重置成本是企业在迁入地购买土地、重置厂房、招募劳动力等成本。以上四项成本均为企业迁移所产生的直接成本,而企业迁移还包括迁离地与迁入地的区位优势的差异所造成的间接成本,如交通通达度降低、即时讯息减少、已建立的稳定的政商关系、科技创新水平的差距等造成的区位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环境成本。

  

   图1 企业迁移成本分解示意图

   总之,从企业迁移成本内涵来看,北京产业疏解不仅要考虑企业迁移的直接成本,而且还应当考虑企业迁移的间接成本。从企业迁移成本的分解来看,北京产业疏解应当充分考虑企业迁移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特别是降低企业在迁入地的各项成本、增加其各项收益,从而增强其迁移的动力。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难以获取企业层面关于企业迁移全过程的相关数据,很难对企业迁移成本进行量化。为此,本文从承接地的角度对企业迁移的潜在成本进行分析。

   (一)基于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承接地指标体系

   本着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目的,根据前文对企业迁移成本的分解,基于数据准确性、可得性原则,构建包括天津和河北省11市在内的承接地指标体系(见表1)。第一,信息成本。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城市,信息传播能力越强,企业迁移的信息成本越低。第二,评估成本。城市投资环境越好,城市比较优势越凸显,企业内部决策一致性越高,评估成本越低。第三,搬迁成本。地理距离越近、交通水平越便捷的城市,搬迁成本越低。第四,重置成本。土地成本越低、劳动力成本越低的城市,重置成本越低。第五,区位损失。发展水平越高,与北京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相差越小时,区位损失越小。

  

   由于不同指标之间量纲不同,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最为常用的z-score标准化法,同时将逆指标前的正负号对调。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围绕0上下波动,大于0说明高于平均水平,小于0说明低于平均水平。此外,由于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重置成本、区位损失对于企业迁移与否都很重要,因此对各级指标进行等比例赋权,十个指标的权重同为1/10。本文将在对2015年天津和河北省11市的各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依据权重计算各市迁移成本的综合得分,从而定量测度各市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载地的迁移成本。数据来源为《河北经济年鉴2016》《天津统计年鉴2016》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以及火车列车时刻表。

   (二)结果分析

   表2是基于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承接地评价得分表,其中,城市得分越高,北京产业疏解和企业迁移的成本越低。企业迁移成本从低到高分别为天津、沧州、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承德、衡水、邢台、邯郸。

  

   天津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载地中迁移成本最低的城市。虽然天津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重置成本在各承接地中排名最后,但是天津信息化水平、投资吸引力水平高,搬迁成本小且区位损失少,这些优势都支撑天津成为北京企业迁移最适宜的城市。

   沧州、唐山、廊坊、保定和石家庄是企业迁移成本较低、适宜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第二梯队城市。这五个城市主要属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部核心功能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北省名列前茅,信息化水平、投资吸引力水平较高,与北京的发展水平差值较小,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乃至区位损失都相对较小。重置成本虽然高于河北省其他城市,但明显低于天津,因此在河北省11市中属于迁移成本较小的承接地。

   张家口、秦皇岛和承德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第三梯队城市。其中,张家口、承德以及秦皇岛大部分是京津冀城市群的西北部生态涵养区,距离北京较近,具有承接北京企业迁移的便捷性,在京企业搬迁成本小,且企业重置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但信息化水平和投资吸引力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约束性较高,经济基础与北京差距显著,区位损失较大。综合而言,这三个城市企业迁移成本在河北省处于中游水平。

   衡水、邢台和邯郸是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载地迁移成本最高的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位于京津冀地区南部,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南部功能拓展区,距离北京较远,搬迁成本较高;且与北京发展水平差距大,区位损失大,综合来看是北京企业迁移成本最高的城市。

   北京产业疏解主要是一般性制造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和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这些产业占地面积大、固定资产投资多,因而对搬迁成本、重置成本较为敏感。总体而言,在京津冀城市群内,北京产业疏解过程中企业迁移成本从低到高分别是东部滨海发展区、中部核心功能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具体来说,天津、沧州、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是北京产业疏解应当优先考虑的城市承载地。

   五、政策建议

   北京产业疏解应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疏解原则,基于企业迁移成本的视角优化设计产业疏解政策与制度,及时发布产业疏解信息、降低企业搬迁通勤成本、高质量建设承接园区、优化设计区位补偿机制,从而降低产业疏解过程中企业迁移的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重置成本和区位损失等各项成本,提高企业迁移动力,实现产业疏解目标。

   (一)及时发布产业疏解信息

   信息发布机制旨在为企业提供详细的关于北京产业疏解、承接的有效信息,包括是否被疏解、潜在迁移区位等信息,从而降低企业迁移的信息成本和评估成本。对于前者,政府部门应当深入调研各类产业园区和商品交易市场,根据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产出效益、就业规模、技术水平等指标了解产业发展现状[21],进而制定详细的产业、企业疏解目录,明确非首都功能的产业、人员、载体等重点内容;积极执行《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等产业疏解政策,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政策信息。此外,政府还应当为被疏解的企业、商户提供北京市产业政策、法律、财务等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对于后者,北京市各级政府应当制定和发布分行业的企业迁移潜力区位指导手册,包括潜力区位的地点、产业基础、要素成本、发展环境、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劣势,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尤其加强与河北省各市县承接平台建立动态信息发布机制,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到潜在区位的讯息。通过为企业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拓宽疏解企业了解各方面信息的渠道。例如,西城区北展地区疏解工作指挥部为北展地区疏解建立政策法律宣讲平台、京外市场信息对接平台、高端产业服务平台和文化商务交流平台等四个平台,对于该地区企业了解相关信息大有裨益。

   (二)降低企业搬迁通勤成本

   搬迁疏解机制旨在降低迁移企业物资设施的一次性搬迁成本及其雇员在区域间的交通通勤成本。一方面,对于政府驱动型企业迁移,政府有责任为企业承担一部分搬迁成本,根据迁移企业的产业业态、产权类型、规模大小、迁移距离、固定资产折旧及迁入地等状况给予一定的疏解补偿,并为迁移企业开辟疏解退出的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扫除搬迁退出过程中的障碍。另一方面,产业疏解会引发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在迁离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往来,这不仅会增加迁移企业员工的通勤成本,构成企业的运营负担,而且会引发区域间交通流量增加,形成交通压力。为此,政府在建立搬迁疏解机制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在产业疏解的同时致力于人口疏解,实现“双疏解”目标[22],通过产业疏解带动就业人口的定向疏解,降低区域间就业人口的通勤成本和交通压力。

   (三)高质量建设承接园区

   迁移企业的重置成本依赖于迁入地状况,京外承接地可能存在着产业配套跟不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为此,北京市政府应当充分了解所疏解的产业和企业的特点、需求,尤其是对产业政策、要素禀赋、交通条件等状况的具体需求,并就企业的具体需求与河北、天津等地的承接平台进行交流、协商,促使承接地能够最大化地满足迁移企业的各项要求。此外,北京市政府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部分承接地政府共建产业园区、承接北京所疏解的企业。充分发挥北京市政府和承接地政府的各自信息优势,探索园区共建机制、税收共享机制等,实现企业迁离地与迁入地的双赢。承接地政府为承接、吸纳更多企业,应当在园区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可通过与企业合作、PPP等机制共同建设现代化产业园区,提升园区的企业入驻数量。

   (四)优化设计区位补偿机制

   区位补偿机制的建立旨在通过增强企业迁入地的优势而提高企业的迁移动力,弥补被疏解企业的区位损失。北京的区位优势不言而喻,政府的产业疏解给迁移企业的经营绩效及长远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天津、河北等地政府共建合作机制,旨在缩小迁离地与迁入的区位差异,实现对北京疏解企业的区位补偿。第一,建立承接地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利用政府现有的行业协会、社会资源及培训设施,帮助承接地培训产业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第二,完善路网结构和信息基础设施。通过信息化水平和交通通达度的提升,降低企业在迁入地的交易成本。第三,给予区位损失补偿。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搬迁或退出实施补偿制度,以弥补其区位损失。

   收稿日期: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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