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差别、三部门经济与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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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Disp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Towns,Tri-sector Economy and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内容摘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城市、镇、乡村三部门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不仅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城乡差别,而且还存在着鲜明的城镇差别。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地区、镇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变迁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值得关注的突出特点。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认真研究城市、镇、乡村三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空间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关系,在人口低增长和老龄化加剧的严峻挑战下,努力破解“三部门经济”和城镇差别、城乡差别,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时代中国独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镇差别,三部门经济,新型城镇化,disp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towns,tri-sector economy,new-type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城镇差别、三部门经济与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J]或者报纸[N].上海经济研究,(20184):41-5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04-0041-011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新型城镇化正步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①,人口发展则正在经历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持续低位、人口红利日渐消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增速日趋减缓的叠加冲击。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研究和分析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特征、问题与挑战,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顺利、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文献回顾与典型特征

   我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腾飞城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平均每年有超过2000万人口从常住乡村转变为常住城镇。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举世瞩目。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道路与动力机制

   关于我国城镇化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无论是关于城镇化的政策探讨还是学术研究,都不胜枚举。梳理我国关于城镇化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就一直有着究竟是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我国的城镇化政策也一直在“道路选择”问题上不断调整②。

   回顾我国已经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基本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小城镇增长迅猛,如在1984~1996年期间我国建制镇的数量就从2664个猛增至18200个,小城镇的发展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费孝通,1984);1990年代中期以后到2011年左右,大城市优先发展,大、中小城市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二元发展同步推进”(辜胜阻,1995),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之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举(朱铁臻,2002),城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2012年十八大以来进入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坚持大中小城市全面协调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③,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回顾我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可以发现,与欧美国家经历的经典戴维斯(Davis,1965)城市化曲线不同,我国的城镇化机制比较复杂,在有的地区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而有的地区则是城镇化促进了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基本呈现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离乡不离土”④的“异地城镇化”,在空间上对应着同步进行的乡村转型和城镇的不断扩张;一种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在空间上对应着城镇的不断增加或扩张和乡村的不断减少或缩小(王桂新,2006)。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力量,“但总体而言,主导力量是自上而下的”,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突出表现为:“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李强等,2012),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在经济追赶阶段具有极高的效率,极大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城”“镇”构成

   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明显不同,“城镇化”更加反映了我国乡村人口转移的实际(辜胜阻,1991;周一星,2006;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鲜明特点(简新华等,2010;陈锡文,2011)。

   从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来看,我国人口普查统计中总人口由“城市人口”“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共同构成,城镇人口⑤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总人口和居住在镇地区的总人口之和,城镇人口构成的“城”“镇”结构特征明显。从我国经济的空间构成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城市、镇和乡村三个层级的空间构成。从城镇化的空间来源来看,城镇化不仅包括了乡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城市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且同时也包括了乡村人口向县驻镇、集镇、建制镇地区的转移、以这些地区为代表的小城镇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城市地区的城市化和镇地区的城市化客观上实实在在地共同构成了我国城镇化的内容。我国城镇化呈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和“镇”构成特征(见图1)。

   从城镇人口构成中居住在城市地区和居住在镇地区人口的比重变化来看,2000年时城镇人口中“城”“镇”构成比例⑥为1.76∶1;2010年时该指标值⑦为1.52∶1;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则显示,这一指标值已经达到1.40∶1。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地区和镇地区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城”“镇”构成特征日益突出。

  

   图1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结构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城镇结构变迁中的新型城镇化:趋势、挑战与问题分析

   (一)2010年以来新型城镇化的结构变迁与总体态势

   总体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增速呈现明显回落态势、城镇化增长的拐点或已出现。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推算,2015年相比2010年,城镇总人口增长率为15.13%左右,已经明显低于2010年(相比较2000年)的46.04%和2000年(相比较1990年)的54.72%的水平。

   从城镇化的结构变化来看,2010年以来,城市人口和镇人口的增速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镇地区人口占比依然保持了1990年以来的稳定上升趋势,城市地区的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5年城市人口在全部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58.24%,已经低于2010年时60.26%的水平(具体见表1)。

  

   从人口流动的情况来看,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我国流动人口⑧的规模和强度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2010年之后,流动人口的增速开始出现下滑,2010年全国有2.61亿流动人口,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4亿,比2010年减少了约1700万。2011-2017年间,除了2012、2013、2014年环比有所增加外,其余年份都出现了环比下降,其中,2015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见图2)。

  

   图2 1990年以来流动人口规模变化情况(1990-20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2017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我们发现:2010年开始出现的全国城镇人口增速的明显回落和城镇化结构变化的转换也许并不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偶然变化——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数据,我们汇总了居住在街道和镇地区的所有常住人口,实际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为11.23亿,实际全国常住总人口为13.44亿,实际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83.55%——显然,该数据与基于省级汇总数据调整计算后得到的结果即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公报数据50.27%有着较大差距,这个数据之差需要进一步考究和解释。我们不能仅凭这一数据而做出简单判断,但是,如果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时点数据准确的话,那么基于乡村、镇、街道层级汇总的数据应该是最接近实际的数据;假设考虑到人口普查复查的误差,那么,即便是达到10%的误差率,基于乡村、镇、街道层级汇总的实际城镇人口比重也已经达到75%左右,有超过一半的地区实际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接近70%,其中,广东、上海、海南、天津、北京、江苏、山东、内蒙古、浙江、重庆、湖北、福建12省市自治区的实际城镇常住人口比重或已超过80%。根据城市化发展的“诺瑟姆曲线”和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一般经验,当城镇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0%~80%之后,城市化发展步入成熟期。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初步推断:2010年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增长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

   (二)新型城镇化的冲击与挑战:人口低增长与加速老龄化

   人口是城镇化发展的主体。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对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的影响正日益突出(左学金,2012)。我国于2015年全面实施了“二胎”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⑨,2017年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总和生育率继续维持较低水平。尽管由于“二胎”政策的放开,可能会使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向后延迟,但是,人口低增长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城镇化源自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确切地说,乡村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规模、强度和效率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效率。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口发展正面临的一个严峻事实是: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缓慢、老龄化程度加剧诸多因素叠加的冲击。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时我国乡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2%,明显高于镇地区和城市地区水平。从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来看,2010年时,镇地区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其次是乡村地区,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比较最低;但是,到了2015年,与城市地区和镇地区相比,乡村地区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最为严重的地区。2010-2015年五年期间,乡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比重提高了2.7个百分点,不仅远远快于2000-2010年期间老龄化的发展,而且,明显快于城市地区和镇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表2)。

   长期来看,人口迁移变动将仍然是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和城乡人口再分布的动力,人口迁移将是未来我国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再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王桂新,2016)。作为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源动力的乡村人口,不仅面临着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趋势,而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乡村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甚至在有些乡村地区,一半以上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人口低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人口转变趋势正在带来很多农村发展的“空心化”。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正在遭遇人口低增长、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区域分布、城乡分布正在出现的极化发展趋势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

  

   (三)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空间极化、镇地区高增长慢发展现象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增长的区域分化和空间极化现象愈发突出。特别是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⑩的大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加剧膨胀,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相比较其大中城市的发展,镇地区人口增长更为迅猛。一个直观的现象是:人口更加倾向于向规模较大的东部城市和城市群集聚,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人口更多向小城镇集聚——从城镇总人口增长的内部贡献来看(表3):东部地区的城镇化主要得益于其城市地区的发展;尽管2010-2015年期间城市地区人口增长对城镇化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是,城市地区人口增长仍然是东部地区城镇化增长的主要因素。东北地区的情况则与东部地区表现类似,城市地区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镇地区的贡献,其中2000-2010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镇地区对其城镇化进程的贡献最大,2010年以来,镇地区人口增长的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镇地区人口增长对城镇总人口增长的贡献依然是主要力量(大于50%)——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增长的区域分化现象愈发鲜明。

   近几年人口增长和迁移的趋势进一步显示,城市地区和镇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仅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而且空间极化发展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见:东部地区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人口则不断外流;特大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小城市和小城镇却不断萎缩衰落。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极化发展还暴露了镇地区的令人困惑的增长现象:尽管多方面的数据综合显示,镇地区的人口增长远远快于城市地区人口增长,但是,城镇化的“城”“镇”结构构成和城镇化增长的结构贡献演变清楚表明,城市地区一直是我国城镇人口分布的主要空间,2015年时仍然有近60%的城镇人口分布在城市地区。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并非得益于镇地区的快速发展,而是仍然来自城市地区的带动——1990年以来城镇化的增长中有超过50%的贡献依然来自城市地区(表4)——目前的现实情况也显示:镇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这与镇地区人口的高速(甚至超速)增长形成了巨大反差——按照一般逻辑,两个变量,假设分别为C和T,其增长速度分别为,即便是,当F107AC8110.jpg大于时,在某一时刻i,终会有(F107AC8110.jpg与的差值决定了达到完成追赶状态的时间长度)。然而,截至目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地区和镇地区的发展至今仍未达到这一结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镇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左右,但是,镇地区在全国城镇化结构构成中依然是次要地位,其对全国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也依然低于城市地区,城镇化进程中镇地区对城市地区的追赶仍然在进行中,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镇地区的城市化呈现了事实上的“高增长”和结果的“慢发展”。

  

   为什么镇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城镇化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如何解释镇地区的这种增长现象?从理论上推断,初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镇的初始人口规模太小,与城市规模的差距过大,尽管镇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该速度仍不能弥补初始差距过大的影响。镇和城市规模初始差距的过大拉长了镇追赶城市的过程,同时,由于许多“镇”的规模过小,导致其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镇域地区的人口增长对城市化的贡献远低于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对城市化的贡献。也就是说,尽管几十年来镇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地区,但是,从对城市化的带动和贡献来看,镇地区的人口高增长中可能存在“虚高现象”,这部分人口增长并没有对城市化的发展发挥实质性推动作用。

   第三,城镇化的区域差距影响了镇的追赶发展效率。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远快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极大地弱化了镇的人口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导致全国的城镇化仍然表现出是以城市地区的城市化为主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从城市人口占比变化和镇人口占比变化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和集聚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尽管中西部地区的镇人口增长率高、镇对城镇化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其基数小,占比低,依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追赶城市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镇人口的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现象和城镇化结构性增长的区域分化特征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由城镇化结构内涵决定的必然结果,二者都与城镇化结构构成中客观存在的“城”“镇”差别有关。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城镇差别、三部门经济与城乡一体化

   (一)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差别与三部门经济

   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1954,1979),整个空间经济体被划分为两类,即乡村和城市,分别对应着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是典型的两部门经济。巨大的城乡差别带来的经济异质性,是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然而,我们发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整个空间经济体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城市、镇和乡村,两部门经济其实是被细分为了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工业制造业部门和工业服务业部门,城乡二元差别则相应被分解为三元差别,即城镇与乡村的差别(概括称之为城乡差别)、镇与乡村差别以及城镇差别(见图3、表5)。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多元结构的转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魏后凯,2014)。

  

   图3 中国空间经济体系构成与城镇乡三元差别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并没有遵循刘易斯模型的一般规律,实现从二元经济直接到一元经济的演进,实际情况是,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真实客观地出现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元经济结构特征——这种三元经济结构在1990年代以前,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李克强,1991);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城镇空间的快速扩张和城镇能级的提升,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部门逐步演化升级为镇工业制造业部门,现代城市部门则逐渐演变为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部门。在2000年之前,尽管三部门经济事实存在,但是,由于城市部门的巨大优势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城市和镇之间的差别被掩盖和忽视了。2000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的红利效应和镇部门的实力不断提升,三部门经济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城市、镇和乡村的三元差别开始凸显,甚至还存在着城市内部的四元差别或多元差别(魏后凯,2015)。在我国三部门经济结构决定的三元差别中,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托达罗经典模型(Todaro,1969)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口的转移实际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而是包括了乡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迁移和乡村人口向镇地区的迁移,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地区和镇地区客观存在的差异,人口迁移和流动大潮中还存在着镇地区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迁移。

   在存在城镇差别的情况下,乡村、镇、城市,实际上对应着农业部门、工业制造业为主的部门、制造和服务为主的部门,三部门经济中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同时,考虑到户籍、社会保障、土地收益以及交通成本、机会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在存在城镇差异的情况下,具有经济理性的乡村人口迁移将首先选择向城市集聚,其次才是向镇的迁移。在巨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大潮下,乡村人口迁移的大城市偏好必然带来城市和镇的极化发展现象——我们看到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事实是:越是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强,流入的人口越多;而越是规模小、经济发展落后的小镇,其对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弱,人口增长相对较为缓慢(尽管这其中有着明显倾向的政策干预)。

   从城镇人口增长的结构变化来看,21世纪以来的城镇化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城镇结构差别:城市地区的城镇化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城镇化;镇地区的城镇化则实际上是土地城镇化、乡村人口就近城镇化以及乡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理性次优选择的结果。以“就近城市化”为主的镇,其人口增长更多来自镇域面积的扩大,即其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的城镇化,其人口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镇域土地面积扩大后带来的“虚增”,并非大量乡村人口的迁入,从而造成镇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高增长”“慢发展”现象:虽然镇的人口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却依然未改变城市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地位。

   2010年以来镇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开始显现,但是,由于城市、镇和乡村的三元差别尚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在从二元经济过渡到三元经济然后再走向一元经济的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城镇差别、镇乡差别、城乡差别将直接影响人口的流动与集聚,进而对全国的人口分布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不仅直接关系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也直接关系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成败。必须充分重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国民经济的三元结构特征,努力消除城市、镇、乡村之间的三元差别,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二)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与策略:消除城镇差别、从三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基础、时代背景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因素客观决定了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必将与一般的城镇化不同,必须探索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努力消除城镇差别→消除城乡差别,从三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从城乡分割、城镇分化走向城乡一体化,从而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具体来讲:

   第一,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可能不是先消除城乡差别的问题,而是要尽快消除城和镇的二元差异问题,以有利于人口和城镇科学合理布局。

   中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而且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差别(突出表现在就业机会、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和小城镇二元差别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进而加剧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而且,客观来讲,“城”“镇”差别的存在也是造成当前人口极化流入大城市、大城市极度膨胀甚至不堪重负、小城镇过度建设但没有人气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三部门国民空间经济体系中,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也许不是先去消除城乡差别,而是如何尽快消除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差别,以解决“大城小镇”的极化发展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合理分布。

   第二,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概念和思想创新,尊重市场,利用市场力量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科学流动与合理分布,努力避免“城”“镇”的空间极化发展。

   上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城”“镇”极化发展现象,除了城镇内在差别本身的影响之外,人为因素的干预也是间接造成“大城小镇”极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人为控制区域和城市人口规模不但无法保证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而且还有可能扭曲人口有序流动与分布的内在机制。要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人口流动与分布的自我实现机制,以市场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需要指出的是:探讨区域人口的合理分布并不是为了寻找区域的人口容量极限,而是为了追求实现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空间利用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和路径(王桂新,1997),因此,政府促进人口合理分布需要最佳人口规模的概念而非人口承载力或人口容量概念,需要科学研究和确定能够有利于实现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等要素的空间配置和利用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最佳人口规模,以科学的城镇布局和建设规划,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加快乡村振兴、破解“三元经济”和“三元”差别,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时代中国独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元经济”和“三元差别”是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已有的发展经济学西方经典理论都无法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不是简单地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也许将出现城市、镇、乡村共同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的现象。考虑到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也许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乡村、镇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未来的城镇化与城乡空间布局趋势可能是多元化的。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认真研究城市、镇、乡村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关系,特别需要重新审视和重视镇和乡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习近平,2001),坚持中国特色,探索城镇和农村共同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路径,多管齐下,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时代中国独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努力实现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②具体政策恕不赘述。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④离乡不离土,即指已经离开家乡,但是在户籍身份上仍然是农业人口(拥有农业用地);离土不离乡则是指户籍性质已经不再是农业人口(没有了农业用的土地),但是仍然居住在家乡,空间上并没有发生改变或者明显改变。

   ⑤我国人口普查中在1995年之前一直都是使用“市镇人口”这一名词,1995年的全国1%人口普查公报中市镇人口被“城镇人口”替代。

   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⑦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2/28.

   ⑩区域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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