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要素不完全流动性视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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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英文标题:A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plete Fluidity of Factors: Path Selection of the Co

内容摘要:传统可持续发展理论因其将环境、资源和生态等因素作为独立于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而难以为现实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导向。以要素不完全流动性为视角,将环境、资源及生态特征重新界定为区域性要素并“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经济与资源、环境完全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研究。其结论表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配置的结构型效率提升与技术型效率提升,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内在的动力。同时,通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实践检验,其结论也表明我国京津冀地区正处于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调整阶段,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和重点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配置优化,进而使结构型效率提升成为优化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可持续发展,要素流动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基于要素不完全流动性视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或者报纸[N].广东社会科学,(20183):35-43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3-0035-09

  经济学一直重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相关成果也日益丰硕,然而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目前可持续发展理论却很难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目标是“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范围之内限制经济活动的发展强度”,其研究内容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度量这种生态阈值,并准确判断经济活动是否逾越了该阈值①。因此,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往往从生态、环境视角出发,确定特定区域所能承载的经济活动强度,而对该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内容或秩序则不进行任何设计和要求。显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这种研究范式无法对现实的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导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这种困境,究其本质是其理论逻辑无法与现实经济相互兼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资源、环境和生态特征等因素并不会参与到生产活动当中。对于生产而言,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因素是独立于经济的“外生变量”,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只是一种外生的“限制”作用,资源、环境和生态特征与经济活动本身是完全割离的。事实上,经济与资源、环境以及各种生态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将资源、环境、生态与经济活动相互割裂分开并不恰当。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经济活动与自然彼此之间“交互活动”的可持续,任何单方面的持续都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片面理解。过于强调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会造成环境、生态的不可逆破坏;而过于强调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一味限制经济活动发展,则可持续性对于人类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可持续发展必须是经济与自然交互的可持续,是经济活动与自然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这必然要求将环境、生态等因素作为生产要素,内生于经济活动的研究当中。正如亚当·斯密(Smith)所说“所有影响生产活动的因素都属于要素范畴②”。资源、环境以及各种生态特征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而是人类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生产过程所必须投入的“要素”。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我们意识并承认资源、环境以及各种生态特征都是“生产要素”,那么可持续发展研究,其逻辑起点就并不是生态系统对于经济活动强度的承载或限制,而是资源、环境、生态等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

  二、要素配置与可持续发展形成机制

  (一)要素流动性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要素必须配合使用才能完成特定的生产活动,并实现特定的生产目的。单独或少数几种生产要素并不能完成生产活动。然而,生产要素在现实经济空间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拥有生产活动所需全部要素的区域并不存在,这就导致了生产要素必须在区域之间进行流动。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来看,有些要素是可以在不同区域间进行流动的,而另外一些要素则不具有区域间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在区域间进行流动的成本很高,前者是不同区域都可以具备的要素,具有普遍的存在性,后者是只有特定区域才具有的要素,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③。可以在不同区域间进行自由流动的要素是“非区域性要素”,而那些不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或区域间流动成本很高的要素则是“区域性要素”。非流动性、不可替代性、排他性、不可复制性是“区域性要素”显著区别于“非区域性要素”的重要特征。由于要素具有不同的流动性,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就必然以差异性为其表征,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从要素的区域性观点来看,区域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要素的流动性差异。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所突出强调的资源禀赋与环境特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其本质就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要素流动以及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性分布。

  (二)区域经济演进中的结构型效率与技术型效率

  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④。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技术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性要素开始逐渐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区域性要素禀赋的稀缺性开始凸显,并日益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就是形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在这个新的经济秩序中,各地区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连接程度以及区域性要素条件和其经济发展阶段能够相互匹配。要素的区域性划分以及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问题,是解读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不同区域都具有其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定区域性要素禀赋,这些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相互作用是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前提。因此,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就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配置得更加优化,进而通过两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次是区域性要素或非区域性要素在既定生产过程中各自效率的提升,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前者是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区域经济的“结构型效率提升”;后者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区域经济的“技术型效率提升”。结构型效率提升和技术型效率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结构型效率提升和技术型效率提升虽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但从经济效果来看,两种效率提升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型效率提升导致了区域经济总量的变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结构型效率提升在导致区域经济总量变动的同时,也会引致经济结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结合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观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结构型效率提升导致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总量的增加;技术型效率提升导致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⑤。

  三、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模型

  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配置的结构型效率与技术型效率提升,不仅揭示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演进机制,同时也为本文进一步构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测度模型,验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本文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正如本文所述,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优化实现了区域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因此,在生产有效率的条件下,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各种组合可以确定生产前沿面(包络线),而若某种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组合脱离生产前沿面,那么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并不是有效率的。一般而言,要素组合点距离生产前沿面越远,则两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就越差。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的是特定目标区域(AMR)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时,其各种要素的投入和经济产出。输出指标是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与其经济发展模式相互匹配时的经济总量,而输入指标是各种要素投入数量。

  

  由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一样,因此对目标区域进行总体评价还需要考虑对上述投入要素以及各种经济产出进行适当的权重分配。但是,区域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各种要素之间和各种产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其技术替代率也非常复杂,期望对每种要素或每种产出进行权重赋值就显得困难异常。因此,我们在构建测度模型时,先将各种投入要素和各种产出作为变向量进行处理,而在后期分析时再给定投入要素和产出权重。其中,分别是投入要素和产出的权重赋值。进而,我们可以给定的效率评价指数:

  

  此时,上述线性规划最优解即可以标示的有效性。显然,这种有效性是相对效率,它取决于对所有目标区域的选择标准。为进一步揭示模型的经济含义,我们可以列出上述线性规划的对偶规划。在对偶规划中,θ是自由的。为了能够使用对偶规划进行目标区域的有效性分析,我们进一步引入自由变量,将不等式约束调节成等式约束:

  

  本文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方面领域中选择使用频率较高的30个单项指标分别代表非区域性要素和区域性要素,最终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输入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上述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输入指标体系(表1)中,30个单项指标的量纲、经济含义并不一致,因此本文对输入指标体系中的各单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使得各单项指标的绝对值变成稳定的相对值。本文采用目前国内外通常所采用标准化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四、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实例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目前迅速成长起来的大都市区域,也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港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然而从发展成果上看,京津冀地区虽然基础工业实力雄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也逐渐面临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约束严重、经济竞争力减弱等很多现实问题的困扰。因此,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不仅可以为本文理论创新提供现实经验检验,同时也可以为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

  (一)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模型数据指标体系,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至2016年目标区域(京津冀地区)以及约束区域(全国京津冀地区之外的其他28个省份或直辖市)的30个单项指标的面板数据,来源分别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直辖市)的年度统计年鉴。参数分析过程采用Eviews6.0,非参数分析过程采用EMS1.3。通过代入测度输入指标体系,得到京津冀地区2008年至2016年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

  

  从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动趋势看,在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过程中,虽然其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是上升趋势,但在2009年出现折点下滑,并且在2013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似乎与同期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一致。正如本文所论述,在结构型效率提升过程中,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技术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结构型效率提升需要相对较长的缓慢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区域经济仍可表现为增长状态,这种经济增长是技术型效率增加的表现。因此,2008年至2016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结构型效率提升,又有技术型效率增加。从整体上看,京津冀地区表现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上升趋势。但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在2012年出现折点下滑,并且在2012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由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区域性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配置需要新的调整,京津冀地区处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结构调整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处于下滑过程。但与此同时,由于京津冀地区也正处于技术型效率增加过程,因此其经济增长表现也较为明显,这就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原因所在。

  (二)京津冀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弹性分析

  弹性是经济学重要的分析工具。弹性表示的是一种变量的变动幅度相对于另一种变量变动幅度的敏感性。所谓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弹性分析,是指当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输入向量指标变动百分之一时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动的百分比。具体而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模型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数据输入指标来观测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变化规律,从而准确厘定输入向量指标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和规律。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弹性公式如下:

  

  其中,为输入向量,既可以是全部输入向量,也可以是部分输入向量,Y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值,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弹性。

  1.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约束弹性

  在其他参照地区输入数据不变时,本文首先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输入指标中的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经济约束层变量数据提高1%,来考察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经济约束层的弹性。调整输入向量指标之后,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值均发生变化(如表3所示)。

  

  从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与调整前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趋势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实际水平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是各年份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却发生了明显变化。2008年至2016年中,提高经济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实际水平,而在2012年至2016年中,提高经济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则低于实际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8年到2013年中,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在此期间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选择效率并不是最优,因此提高经济约束层输入数据后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需要注意的是,从2012年开始,提高经济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在达到峰值0.88后开始下降,并且在2014年之后下降幅度大于实际水平数值。这种状况说明,在此阶段经济约束层对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束紧作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

  2.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资源约束弹性分析

  同样,在其他参照地区输入数据不变时,本文考察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资源约束层的弹性。调整输入向量指标之后,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值均发生变化(如表4)。

  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与调整前的水平趋势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提高资源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实际水平趋势大致相同,但水平数值却发生了变化。提高资源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实际水平。在2008年到2010年中,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实际水平,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在此期间区域性要素条件对其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束紧作用,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其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配置效率所导致的。从2012年开始,提高资源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可持续发展水平在达到峰值0.86后开始下降,调整后的发展水平虽然仍高于实际水平,但其趋势处于下降状态。这说明,资源约束层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这意味着从2012年开始,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性要素禀赋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生了变化,京津冀地区应该根据其区域性要素条件,进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这与本文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经济约束层弹性分析结果是相一致的。

  3.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社会、环境约束弹性分析

  同样,本文进一步考察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社会和环境约束层的弹性,此时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值均发生变化(如表5和表6所示)。

  从社会约束层变量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与调整前的水平趋势对比趋势分析中可以看出,提高社会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实际水平发生了微弱变化,但其趋势基本相同。提高社会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实际水平。在2008年和2009年中,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实际水平。2010年,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低于实际水平。而其他年份中,调整后的水平略高于实际水平,仅在2013年出现调整后水平低于调整前水平的现象。放松社会约束层输入数据会提高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在此期间社会约束层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限制性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约束层对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未及资源约束变量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同样,当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输入指标中的京津冀地区各年份环境约束层变量数据提高时,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值也均发生变化(如表6所示)。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2008年到2010年间,提高环境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实际水平。这说明放松环境约束层输入数据可以提高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京津冀地区在此期间区域性要素条件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并未能实现较好匹配,环境约束层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2011年和2012年,提高环境约束层输入数据后得到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出现小幅下降,说明在此期间京津冀地区环境约束相对缓和。但从2013年开始,调整后的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开始显著高于调整前实际水平,并且呈现差异程度越来越大趋势。这种弹性变化表明,2013年到2016年间,环境约束层对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约束。因此,京津冀地区在此阶段区域性要素禀赋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生了变化,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性要素条件并不适应其发展模式,该阶段属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这意味着从2013年开始,京津冀地区应该根据其区域性要素条件,进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综合而言,通过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系统评价,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约束层弹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调整阶段。单纯依靠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只有京津冀地区基于其现有区域性要素条件进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因此,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和重点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配置优化,进而使结构型效率提升成为优化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

  本文基于要素流动性的再认识,通过对要素的区域性进行厘清和系统阐述,将资源、环境及生态特征等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重新界定为(区域性)要素并“内生”于经济活动的研究当中,将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揭示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同时,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模型以及遴选指标体系,本文选择京津冀地区作为目标区域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不仅为本文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经验检验,同时也为促进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调控手段和政策导向。其结论表明,京津冀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调整阶段。单纯依靠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只有基于区域性要素条件进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才能得到提高。认识到这一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许就并不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总量的提高,而更应该是建立在区域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无疑也正是我们国家目前提出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初衷与理论归宿。

  ①Krugman P.,Fujita M,Venable A J.,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9,p.207.

  ②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郝寿义著:《区域经济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④郝大江:《基于要素适宜度视角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上海:《财经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4页。

  ⑤沈佳斌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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