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技术势差与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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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Potential Differ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Beijing-Tianjin-Hebe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的技术发展水平的科学测算,以北京与其余各省市之间的技术势差为例,研究了北京技术交易合同的输出特征。通过比较技术势差与技术交易合同,本文发现技术转移的动因虽然与技术势差有关,但并不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根据北京与其他省市的交易合同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结合京津冀的特殊性,本文认为技术转移需要有产业基础、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政府扶持和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结合研究的结论,本文认为京津向冀的技术转移有其特殊性,设立国家级新区作为技术转移的集中载体是实现京津冀在技术进步上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技术转移,技术势差,京津冀协同  technology transfer,technical potential difference,Beijing-Tian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京津冀技术势差与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分析.[J]或者报纸[N].宏观经济研究,(20185):149-159

正文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尤其是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的设立,成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战略举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依赖于河北地区在经济、社会、公共服务、产业、技术等各方面缩小与京津的差距。当然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提高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经济增长的理论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靠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技术因素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可以说经济的长远发展主要靠技术进步来推动。从京津冀现实的角度来看,实现京津冀三地的技术水平的协同,可以提高河北产业竞争力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地区生态环境,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打造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适宜的承载地。因此,技术因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北京、天津和河北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较大差距,这也为京津向冀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北京定位于科技创新中心,拥有较优质的科技资源;天津定位于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高质量的产业基础,这使得京津向冀进行技术输出拥有较大的可行性。但目前根据京津冀技术市场交易的情况来看,河北并没有过多地享受到这种技术差距的益处。2015年从北京输出的技术合同共37447项,比上年增长0.6%,占技术合同成交总项数的51.8%;成交额1878.7亿元,增长9.1%,占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54.4%。可见,北京有一半的技术是提供给外省市的,但流向河北的合同数为2291项,成交额仅有53亿元,且比上年下降14.1%。河北与北京、天津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但为何没有形成一个技术转移的良好态势呢?我们有必要从技术交易合同的现象剖析京津冀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从技术转移的产生和影响因素去探究原因。

  1.国际上对技术转移原因的研究理论

  Posner(1961)提出了技术差距论,这种理论探讨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技术贸易发生的机理,解释了国际间垂直的技术转移,他同时还提出了“模仿时滞”的概念,随后的Douglas(1963)、Hufbauer(1966)分别利用“模仿时滞”研究了电影业和合成材料的国际技术转移。日本学者斋藤优(1979)提出了资源与需求关系假说,他主要是从技术转移到技术开发的过程转变来总结日本的技术发展,他的观点主要强调了技术政策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站在产品的角度,从微观企业的行为入手,解释区域间发生的技术转移的动机,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产品成熟期国家或地区,并没有更好地解释专业的科研机构技术输出的行为。另外一类技术转移理论侧重于拥有载体的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代表性的是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技术转移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技术势差是一种结果,Posner并未进一步阐明造成技术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学术界也有资源禀赋差距造成技术差距的观点。

  2.中国区域间技术转移的演化与协同机制的研究

  刘志迎和谭敏(2012)从纵向视角出发,结合系统论,对技术转移系统进行概念界定及结构解析,并基于2000-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中国技术转移系统演变的协同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不高,且呈现波动演变态势,其中,技术传播子系统是影响技术转移系统演变过程中协同度发展方向和程度的关键因素。汪良兵和洪进(2013)从自组织理论出发,以序参量的驱动机制为主线,构建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协同演化路径模型。结果表明,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协同演化水平整体偏低,处于各子系统协同发展阶段,其根源在于技术扩散、技术中介两个子系统有序度较低且波动性较强。刘凤朝和马荣康(2013)利用中国31个省区2006-2010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区域间技术转移的网络结构及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技术转移网络以北京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有逐步削弱的趋势,且大宗技术转移以北京为核心向其他区域扩散,受地理距离的约束较小。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区域间技术转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国际上商品贸易或者技术贸易产生的原因,一般都是跨国界的技术转移,涉及的区域间的技术转移理论大都是在国际技术转移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之上展开的;二是对于技术转移的概念认定,有些学者侧重于纯技术合同的交易,有些学者侧重伴随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有些学者侧重区域间科技合作。可以说产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短期内难以实现;技术合作一般是政府主导,往往缺乏激励机制。因此,本文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技术市场交易活动表现出来的特征,结合技术转移势差,来研究两者内在的联系,论证造成京津向冀技术转移中的阻碍因素,从而找到京津向冀技术转移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为了解释京津向冀技术转移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全国范围内从北京和天津输出的技术特征,把京津冀放在全国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以便于与其他省份进行比较,这样更有利于找到京津冀的特殊性。我们首先承认区域间产生技术转移必然是由于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这是理论前提。其次,我们要知道这个差距究竟是什么,所以要定义技术势差的概念以及如何获取技术势的真实值。再次,我们需要研究从北京到各地区的输出的技术指标与这个技术势差有什么深层次的关系,是否是技术势差越大,交易数量越大。最后我们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结合技术市场表现的数据,分析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得出一些启示。由于北京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又是技术的主要输出地,因此,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以北京—河北之间的技术转移作为代表来探讨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问题。

  (二)研究设计

  我们定义四个概念:技术进步指数α、技术进步贡献率β、技术势L和技术势差M

  1.技术进步指数。技术进步指数主要反映了各地区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禀赋和直接表现出的有关技术投入和产出的指标。根据技术进步检测指数的统计,其主要包括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方面。每个一级指标分别由下设的2—3个二级指标加权综合而成。科技进步检测指数涵盖的技术评价指标非常翔实,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科技水平。本文利用2005-2015年技术检测统计报告数据对各省份水平评价进行综合考察,取平均值来代表各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

  2.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贡献率主要反映的是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某地区技术禀赋产生的效果指标。一般的研究都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贡献率指标,本文采取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算各省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Malmquist指数的形式如下:

  

  各省区利用2005-2015年间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测算,然后取几何平均数。其中投入指标为:行业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产出指标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值的测算利用永续盘存法(陈正其,2013),即:

  

  3.技术势和技术势差。技术势的测算公式为:,i代表不同省区。技术进步指数和贡献率相乘表示每一单位的技术资源禀赋所能产生的经济效果,用这一效果表示不同地区技术势的大小较为科学。技术势差M即不同省区与目标省区技术势之差的绝对值。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设计,技术进步监测指数数据根据《中国科技进步监测报告》整理所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值运用软件DEAP2.1对31个省市作面板数据处理所得;北京与其他各省份技术合同交易数据来源于《北京科技统计年报》。北京与各省市技术交易合同数据来源于《北京技术市场年报》。全部测算结果见表1。

  

  1.技术势差的省份分布。从数据测算结果来看,各省份技术势基本与技术进步指数的排序相一致,这表明一个地区的技术资源禀赋的差别是造成技术势差距的最核心因素,经济发展中技术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度基本也与技术进步指数密切相关。表中反映出北京的技术势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在查阅相关统计数据时,我们也发现,上海与北京的技术进步指数基本都处于全国前两位,技术差别基本不大。通过排序我们发现北京与西藏的技术势差最大,为38.12;与上海的技术势差最小,为-4.34;技术势差最大的五个省分别为西藏、贵州、云南、广西和新疆,均为西部省份和少数民族聚集地。与北京技术势差最小的五个省份分别为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和浙江,均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河北与北京的技术势差位于中上游水平,位于第12位,与北京的技术势差在东部地区最大。

  2.技术势差与交易合同量。技术势差大的省份是否就意味着两区域间的技术交易就大呢?技术势差与技术交易合同量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对技术势差和技术交易量的排名来进行分析。

  结合表1、表2,我们可以看出势差最大的五个省份与合同最大的五个省份是完全不对等的,如西藏与北京存在着最大的技术势差,但技术交易量却是各省中最小的;与北京的技术交易量最大的为广东,但是两者技术势差排名第四;技术势差排名与合同排名之间的不对等程度我们用两者的差额来表示,从表2可以看到,大部分省份存在较大差额,尤其是技术势差较大的前五个省份和技术势差较小的五个省份。技术势差与合同数基本对等的仅有安徽、河南和重庆,差额在1—2之间。全国表现出的特征是否在京津冀地区也同样存在呢?河北技术势差排名与交易合同排名差额为5,合同输出为2291项,技术势差为31.89,错配程度并没有特别大。天津与北京势差为10.55,合同输出为1407项,特征与江苏、广东、浙江均不同。我们进一步描绘技术势差与技术交易的散点图,说明两者的关系。

  

  

  图1 技术势差与合同输出散点图

  我们发现两地存在较大技术势差并不完全意味着两地的技术交易量就大,反而通过散点图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势差与合同输出量大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随着势差的逐渐增大,技术合同输出数量呈现下降态势。图1中左下角和右上角箭头指向的点正好是天津和河北,两者有一种偏离负相关关系的趋势,这可以说明在京津冀区域内,技术势差与合同输出的关系具有特殊性。整体上来看河北虽然距离北京较近,技术势也存在较大差距,合同成交项数却并没有随差距增加而增加,反而与其他省份表现的特征相似,2015年河北与北京的技术交易成交合同为2291项,但是从金额上来看却只有53亿元。但也正是由于地缘相近,因此在合同总数目上仍然处于全国前列。

  我们通过对技术势差和技术交易合同项数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势差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解释区域间的技术交易活动。北京向河北的技术输出特征大致与全国其他省份相似,但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地区合同数与技术势差呈负相关的关系,但北京与河北的交易量与技术势差大体是正相关的,表现为偏离负相关关系的特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推动的作用下,加上长期以来河北与北京的地缘关系,使得河北在获取北京的技术资源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会进一步地促进交易金额的提高,这可以看作是未来技术转移的一个机遇。

  四、区域间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

  从上边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技术势差仅仅是产生技术转移的一个前提条件,给区域间技术转移提供了可能性,但区域间的技术转移结果与预期的结果不同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断:1.存在技术势差,但输入地无相关产业,或产业发展不足,技术需求水平较低,或者是由于产业发展自我研发的边际收益等于购买技术所能获取的边际收益;2.技术需求方的产业对技术有需求,但难以支付高额的技术交易费用,表现为资本和人才积累不足;3.一方技术资源禀赋较低,围绕技术转移的配套辅助技术和补充技术缺乏,尤其是政策支持不力。从全国范围内看,如果各省份与北京之间的技术转移存在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则技术转移的发生量也会比较低;从河北在全国内表现的特征来看,地缘相近可以提高合同量,但没有提高交易的质量,因此地缘相近也仅仅是北京向河北转移的合同量较多的必要条件,我们依次来论证以上三个推断在河北与北京之间是否存在,以进一步明确区域间技术转移的内在机理或者前提条件。

  (一)技术转移需要有产业基础

  北京向河北的技术转移效果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河北的产业结构特征与北京相差较大,与北京相近的产业发展水平也不足,造成了技术供需的产业失衡。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流向外省的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现代交通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核应用技术、环保、新能源等领域,与这些技术相关的产业无不是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

  图3反映的是河北产值最高的五个产业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采矿、金属冶炼与石油化工产业占比较大,这些产业均是高污染、高能耗或对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这些行业虽然对技术的需求也很旺盛,但对于河北来说这些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装备制造业中与交通相关的产值共2699.27亿元,占整个装备制造业的25%,占整个工业的5%,而北京现代交通技术输出占到18.6%;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合同仅有1.1%。而河北目前却非常需要提升整个装备制造业的水平。2016年末,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18.4%,其中新能源、环境保护和航空航天领域占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最小,分别为7.6%、0.8%和0.3%。可以看出,河北产业结构与北京的技术领域结构是不相匹配的,脱离了产业基础的技术转移,虽然看似有较大的交易量,但从总金额上来看(53亿元),技术转移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图2 2015年北京流向外省份的技术领域构成

  

  图3 河北产值前五的产业构成

  (二)技术转移需要资本与劳动的积累和承接

  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是密切相关的。技术偏向性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兴趣之一,即技术要素是与资本结合得更多还是与劳动结合得更多的问题。一个企业是自己开发技术还是购买技术,取决于企业技术投入产出的效益,当自我研发的边际成本小于等于购买技术的边际成本时,企业才停止购买而转为研发。当企业自主开发的技术投入生产的边际收益小于出售技术本身的边际收益时,该企业则会变为一个科技研发的企业,而不是生产型的企业,而这些技术研发投入是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的,没有资本支持,一个企业是不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出售技术的企业的。技术的积累不仅要靠资本的积累,还需要靠劳动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在引进技术后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需要科技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各省份支付给北京的技术合同单价,最高的为福建,最低的为山西,河北支付给北京的单价为235.27百万/项,在全国位于倒数第五的位置。各地区作为需求方,支付给北京的技术转让费代表着地区对技术的需求程度和支付能力,显然河北在支付能力方面是不足的。没有强大的资本做支持,使得北京向河北的技术转移缺乏动力。

  再看与技术研发的劳动力因素情况,表4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河北在技术人才的积累方面存在不足,无法有效地承接北京的技术成果,由于缺乏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对人才的吸引,技术转移仅停留在购买技术层面,通过技术转移的拉动作用小。

  

  

  (三)技术转移需要政府激发市场活力

  区域间技术转移活动要靠政府和市场共同的努力,政府需要提供政策扶持包括税收政策、科技服务,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目的是为了弥补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的风险。有些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对企业本身来说盈利所面临的风险较大,如果不能通过政府的各类支持,企业往往会由于不愿承担成本而拒绝自主研发或者购买技术合同。北京财政科技支出占比为3.6%,天津为3.74%,河北仅为0.81%;北京、天津和河北的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6.01%、3.08%和1.18%。R&D活动中政府资金支持北京、天津、河北依次为791.64亿元、104.76亿元和54.12亿元。可见从京津冀科技投入上来看,河北科学技术的投入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交易没有更多地获取政府的支持。技术转移活动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供给和需求方应该是企业,一些科研成果不能有效的转化原因就在于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并非企业急需的技术,或者虽然急需,但由于成本过高,违背市场原则,从而新的技术无法更好地应用到产业当中。北京2015年企业输出的技术57727项,成交额3071.3亿元,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89%,专业科研机构仅占12.8%,高等院校占6.2%。这说明一个较为成熟的技术市场,供需双方应该是以企业为主的。河北2015年技术市场成交额为40亿元,占京津冀全部的1%,技术市场的活跃程度较低。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技术转移发生的几个原因,其中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差异是技术转移发生的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存在技术之间的差距,因此才会有区域间技术交易的发生。我们首先研究了如何客观地评价区域间的技术差距,选择技术势差这一概念进行了说明。技术势差是技术势的差额,技术势是地区技术进步指数与技术贡献率的乘积,因此我们构建了技术进步指数和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了各地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最终得到各地区的技术势的值。京津冀区域间的技术转移存在着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须放在全国范围内去考察才能更加凸显。我们以北京与全国其他省份之间的技术交易合同为基础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势差并不必然地与技术交易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与北京技术势差越大的地区,反而技术交易量越小。北京输出的技术成果大部分转移到与北京差距较小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江苏和广东为最多。河北与天津由于距离北京较近,呈现出特殊性。北京与河北的势差较大,交易合同数目也较大,但交易金额较小,这说明由于地缘相近,技术交流比较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转移的发生,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技术转移的质量。从技术势差与技术交易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区域间技术转移还有赖于几个条件:一是地区间要有产业关联,也就是说技术需求方要有相关产业,技术的应用一定是具体到某些产业之上的;二是输入地的物质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是承接技术转移的保障,没有资本的积累,就没有承接技术转移的能力;三是政府和市场要通力协作,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技术转移的环境,企业要成为技术市场的主体,技术转移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些结论运用到京津冀区域间的技术转移是适用的。

  雄安新区的设立,为京津向冀进行技术转移提供了集中承载地。河北输入的技术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没有产业的优化升级,没有资本和人才的长时间积累,是很难具有承接新技术的能力的。因此,在河北建设国家级新区是最行之有效的途径,雄安新区必将在京津冀技术转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帮助河北满足京津向冀技术转移的基本条件,同时再加上地缘因素,相信京津向冀技术转移的效果会更好。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将集中在如何在雄安新区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将雄安新区打造成河北的一个技术高地,实现技术转移的路线从京津引进转为从雄安到京津冀全区域。

  ①安同良、刘伟伟、田莉娜:《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转移的渠道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②陈永国:《技术转移与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0期。

  ③陈正其:《中国工业分行业资本存量估计》,《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34期。

  ④董亮:《我国技术市场理论的嬗变——从科技成果转化到技术转移》,《科学管理研究》2015年第1期。

  ⑤李红、孙红军、张旭:《北京技术转移机构在京津冀地区服务模式的探索——基于京津冀企业技术转移需求的分析》,《绿色科技》2017年第8期。

  ⑥李兰兰、诸克军、郭海湘:《中国各省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4期。

  ⑦梁慧超、刘静、沈红丽:《基于技术差异分析的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⑧刘凤朝、马荣康:《区域间技术转移的网络结构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基于我国2006-2010省际技术市场成交合同的分析》,《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4期。

  ⑨刘志迎、谭敏:《纵向视角下中国技术转移系统演变的协同度研究——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测度》,《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⑩骆新华:《技术转移:理论与政策述评》,《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第3期。

  (11)罗泽萍:《适宜技术转移的选择:中国区域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64期

  (12)汪良兵、洪进:《中国技术转移体系的演化状态及协同机制研究》,《科研管理》2014年第5期。

  (13)魏世恩:《经济技术梯度转移述论》,《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年第1期。

  (14)熊义杰:《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薛恩奎:《技术贸易理论与实务》,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版。

  (16)斋藤优:《技术转移论》,日本文真堂1979年版。

  (17)张汝飞、刘超、赵彦云:《技术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效应——以北京技术市场为例》,《技术经济》2016年第6期。

  (18)张士运:《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19)张永恒、郝寿义、杨兰桥:《技术进步率差异下的京津冀协调发展》,《华东经济管理》2016年第7期。

  (20)张玉杰:《技术转移:理论、方法、战略》,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21)Dunning,J.H,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A personal perspective.In Pitelis,C.and Sugden,R.,(Eds.),The Nature of the Transnational Fi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Dunning,1991.

  (22)Posner,M.V,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ical change.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13,No.3,1961.

  (23)Vern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No.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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