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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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提要] 本文对西方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的嬗变作了概括性介绍,着重谈了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同时在讨论经济学演变时顺便谈到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西方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的嬗变.[J]或者报纸[N].长沙交通学院学报,(02):48-53

正文内容

  [提要] 本文对西方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的嬗变作了概括性介绍,着重谈了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同时在讨论经济学演变时顺便谈到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争议的市场与政府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主题之一,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为我们观察政府干预行为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视角。

  关键词:自由主义;干预主义;经济人

  1 西方经济学经纬

  经济学的发展史大约可以划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经济学阶段,只有一些经济思想的片断,一些星散的经济论点和主张,缺乏一个完备的体系;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到1870年边际革命为止,古典经济学阶段约一百年,前后有两个权威的理论体系即斯密的《国富论》和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后一体系曾长期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政治经济学必读的教科书,直到边际革命为止;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介于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这一期间,所谓微观经济学产生于此一阶段,其权威体系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四阶段是新古典综合阶段,介于凯恩斯革命到本世纪60年代这一期间,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这一阶段;第五阶段是本世纪60年代至今,可称为西方经济学界的迷惘期,学派林立,产生了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实际上无所建树的时期。五阶段说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纬线。

  贯穿于前三个阶段的主旋律是财富论,经济学家们热衷于什么是财富,价值是什么之类问题的探讨。在前经济学阶段,重商学派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并且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致富的途径,因为国内流通利润只是一种让渡利润,从一国角度看是零和的,只影响分配不影响一国的货币总量。只有将商品输往国外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总量。重商学派有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分别。用现在的标准看,重商学派只是些“业余选手”,自然也只有业余选手的水平。晚出于重商学派的重农学派反对货币即财富的肤浅论调,认为真正的财富是对人们生活有用的物品,构成一国国力和财富基础的是生产这些必需品的农业,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重农学派也许要高明几许,但偏执一端总免不了还是要沦为“业余选手”的行列。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后,直到凯恩斯革命以前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由财富论脱胎而来的价值论。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价值之谜,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如水为什么往往只有极小的交换价值,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如钻石为什么往往只有极小的使用价值,这就是价值之谜。西方经济学界自此以后就在猜测这一谜底中发展着,直到边际革命以后总算有一个交待得过去的答案。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巧合。1870年前后,有三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致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地又不谋而合地找到一个关于价值之谜的答案即边际效用说,对此史称边际革命。在经济学发展史中有两类人物可值一提,其一是善创新说,其二是关于综合,所谓集大成者之类。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统一在他的供给理论中,把边际效用说统一在他的需求理论中,并最后把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统一在他的供求均衡理论中(马歇尔交叉)。马歇尔体系的形成说明:①价值之谜似乎已经解开;②微观经济学已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自此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似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闲适时期,然而危机很快就来了。在西方经济学家好像把市场机制捉摸透彻了恰好想喘一口气之时,市场机制的缺陷大暴露,这就是发生在本世纪开头那几十年至今谈虎色变的经济危机。于是在以价值论为第一论题时只是一个从属论题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论题于此上升为第一论题,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旋律。

  凯恩斯革命以前言必称斯密,三句话不忘谈价值;凯恩斯革命以后言必称凯恩斯,三句话不忘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经线。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所谓自由经营论与国家干预论之分,前者又称自由主义,后者又称干预主义。自由主义总的观点是反国家干预的,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共通性,但是不同阶段不同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又有其个性。本文拟对自由主义的嬗变作一概括性论述,从中或许可以发现可供我们借鉴的某些观点。

  2 “守夜人”与萨伊定律

  前文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作了简略的交待,其中谈到凯恩斯革命以前经济学的第一论题是价值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是从属的论题。并且,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是盲目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市场理想主义的虔诚信徒,他们全身心投入市场价格背后的价值问题的讨论,而无暇顾及或认为没有必要去讨论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而盲目地加以推崇。在这个问题上,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既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国富论》中他把价值之谜弄得谜中生谜,却把“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①三者的关系规定得很清楚。所谓经济人是体现所谓人类利己本性的个人,被斯密规定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但是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却不能不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为他人打算,所以尽管他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为经济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促进社会利益成为经济人达到自身利益的前提。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然而然地寓于市场中或者经济人交换活动中的市场机制。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完善性是不加怀疑的,于是他是笃信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者,他规定了国家三个方面的任务:保卫本国不受侵犯,保障私有财产权力不受侵犯,从事于个人无利于国家有利的公共事业。斯密把扮演这种角色的国家比喻为守夜人。斯密把个人看得太庸俗(都是些经济动物),把市场看得太高尚,太完美,把政府看得太无用。

  如果说斯密在这一问题上还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那么他在大陆上的门人萨伊则是纯粹经济学化的自由主义者,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②成为以后经济自由主义者引用的经典。斯密是从外面看见了那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自己相信并且还鼓动别人相信那是一只很完善的手;萨伊则是深入其中去证实斯密说得没有错。正是因为有了萨伊的这一番探究,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对此笃信不疑,甚至在边际革命以后,因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定量化趋势,这一问题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几乎无人问津。

  综合起来,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作为一个次要的论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界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讨论它,在附带的讨论中有某种想当然的市场理想主义观念,尽管市场的缺陷已经暴露出来,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严厉的批判,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也有不和谐音,像古典经济学阶段马尔萨斯就是一个市场悲观论者。经济学的发展给人某种启发:历史赋与任务的同时也赋予一种机遇。1929年的大危机把西方经济学界逼到绝境,市场理想主义彻底破产,这就是提出了一种任务怎么样解释危机?与此同时,经济大危机的出现也为一种新学说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提供了一种机遇,至少生产全面过剩这种严酷的现实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是无法想象的。

  3 裁判员与政策无用论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者是因为迷信市场的完善而拒绝国家干预的话,那么本世纪6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复兴或称新自由主义则是因为国家干预负效应的累积造成的病症而对自由主义产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恋旧。西方经济学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就存在某种与生俱来的不良倾向。西方经济学在社会观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最深,在方法论受近代实验科学的影响最深。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科学”的,其理由是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了追求“科学”性,经济学至今还有这种痼疾,不顾本门学科的个性,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越来越重视数量分析而轻视定性分析,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而轻视规范研究。近代以来兴起的实验科学是一种分解迭加的游戏,从大到小一路的分解下去,从小到大一路的迭加起来。这种实验科学在细节认识发现方面的有效性是我们都可以见证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地看到这种实验科学的问题,它以放弃整体为代价得到了几乎所有的细节,因而是顾此失彼的,西药疗一物则必伤一物,推而广之工业文明生产一种效用必孪生一种负效用。顾此失彼这种批判对西方经济学界也同样适用。现在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分,但是我们要知道宏观经济学不是整体经济学,因为宏观不是整体。整体不是部分的拼凑,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换言之,整体不是部分的迭加,部分不是整体的分解。作为国家干预的一套理论依据是凯恩斯革命以后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所谓宏观经济学准确地说是部分迭加的经济学,据此开出的经济药方同西药如出一辙,即顾此失彼,治理失业造成通胀,甚至造成滞胀的怪症,效率与公平两难。政府干预的速效造成了政府干预论的风行和迷信而忽略了背后负效应的累积效应即“英国病”、“美国病”的产生。这种病症的实质问题是,赤字财政作为祖先对子孙的透支,造成了时间结构上的顾此失彼,上几代人透支了下几代人的消费,留给其子孙是越堆越高的工业垃圾和越背越沉重的债务负担。譬如以前的经济学无法解释危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失业与通胀并发症)。客观上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新的经济学说的任务,也为之提供了机遇,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不确定的范畴,包括作为独立经济学家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弗雷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和供给学派。一般而言,在西方经济学家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个范畴还是有差别,但是哈耶克却等同视之,故他是针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辩护的,并带有狂热的攻击性,就学术而言可就此搁下不论。

  货币主义严格说来不是自由主义,它同自我标谤为正统的后凯恩斯主流派的分歧仅在于:后者认为“货币也重要”,货币主义则认为“唯有货币重要③。所以货币主义并不反对政府干预,只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合理预期学派(或称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可算得一个比较标准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它不同于市场理想主义之处在于不是因为迷信市场的完善而拒绝政府干预,而是宣称政策无用论。兹举其要:政府的预期不如公众的预期合理,政府掌握的信息不如公众掌握的信息充分,政府打算采用的每一种经济政策,公众均能预测并找出对策,并使政策目标落空,故政策不仅无效反而产生相反的不利后果。供应学派是一种典型的近祖的自由主义,无非不过重拾被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否定的萨伊定律,以此作为反对政府干预的理由。颇具讽刺性的是供给学派一时得宠正是其理论的浅薄性。供给学派唯一能给人以印象的据说是拉弗在餐桌上灵机一动草就的拉弗曲线。弗雷堡学派又称西德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弗雷堡学派认为自由经济与自由放任经济不同,对此他们比喻为前者是“人工培育的植物”,后者是“野生植物”。关于国家的作用也有一个类似于斯密守夜人但似乎又不尽相同的比喻,把国家比喻为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员,其任务是保证比赛规则得到遵守而不是下场踢球④。(这一比喻国内经常有人引用但似乎很少有人指明出处,特注明之)。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对凯恩斯革命以后国家干预论矫枉过正的矫枉过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学说或学术思潮,毋宁说是一些感想、体会和主张。缺乏理论根基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它的得宠也不过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克林顿上台,它首先在美国就失去了市场。不过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政府干预需要慎重对待,干预手段本身就存在事先不可确知的负作用。

  4 公共选择学派

  在笔者看来,公共选择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界为数不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的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共选择学派与上述学派一起看作新自由主义也未尝不可,但因为这种特殊性,故拿出来单独介绍。

  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的詹姆斯·M·布坎南1956~1968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主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在此期间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1962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又译为《一致的计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出版《公共选择》杂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与布坎南,公共选择学说因此声名大振。

  公共选择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有新意的自由主义。它不同于市场理想主义,承认市场有缺陷,但是正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格瓦特勒说,“公共选择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⑤它也不同于前述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直观地而且是深刻地系统地发现了政府干预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但是公共选择学派没有在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进行简单的取舍,而是“寻求制度变革”。布坎南在分析政府行为时认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是同斯密提出的“经济人”一样的,有理性的自私自利者。这些人也可能有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他许多愿望中的一个罢了,而且不是他最大的愿望,实际上他最大愿望很可能压倒这个愿望。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同经济人在本性上一样,可是市场上的经济人却要对自己的责任承担全部责任,而在公共部门是集体决策,这使得责任不那么明确了,于是个人利益压倒公共利益,公共部门的决策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满足的是个人的此时此地的利益即所谓狭隘的特殊集团的利益。应该说公共选择学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即他们自我标榜的所谓民主政府的缺陷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饶有趣味的同样是进行制度研究的制度学派被划入激进学派,而公共选择学派被划入保守的经济学派,原因之一是,公共选择学派针对政府行为的缺陷提出:凡有可能,决策应交给私营部门。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公共选择学派同其他的自由主义就没有多大的差别。公共选择学派针对政府行为缺陷主要是寻求“制度变革”,在笔者看来,其意思是要求政府模拟市场运作,具体主张有:建议让多个政府机构办理同一公务以剌激政府机构间的竞争,这是对市场竞争的一种模拟;把尽可能多的政府职责让与或转交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又存在一种竞争,老百姓可以通过迁移来选择地方政府,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所谓的“用自己的脚投票”,这又是一种对市场竞争的模拟;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建议对政府各部门动用的预算费用征收经办费,建立一个“掠夺性办公署”,征收的经办费不交财政而交这一办公署。上述主张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被系统采纳,以后的命运亦难以预知,但是作为最时髦的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说正在日益流行。

  5 几点看法

  (1) 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夹带政治使命,这一点在哈耶克身上表现得最典型。

  (2) 市场不是万能的,发育期的市场更是有明显的缺陷。我国改革实践中一个经验教训是市场调节并不等于政府可以袖手旁观。笔者认为,我们还要预计到市场背后的文化背景,成熟的市场体系也可能因文化背景的迥异而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东方人的高度投机性使之在证券市场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就是有别于西方的,这是文化因素使然而非市场体系成熟不成熟的缘故。市场机制的不充分功能至少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原因,但是政府干预却并非因此是无条件的了,政府干预的多种可能性的后果及效应的双刃性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政府+市场的模式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比较而言是最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如何达成一致性而避免冲撞,换言之要不要政府干预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如何干预,准确地说是干预的效果。

  (3) 自由主义阐述的某些政府干预的缺陷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诸如合理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论是过于极端了,但在我国也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所以从中我们从正面或反面也可以受到一些启发:政策与对策的博奕自然不是合理预期学派所言最终总是政策输,然而政策出台以前是否可以预测一下可能碰到的对策使政策有对付对策的能力呢?

  (4) 公共选择学派触及了西方经济学界一个要害问题:经济学方法论。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的最后一章谈到了西方经济学界自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力图使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甚至工程科学化的不良倾向。在上面的讨论中,本文已指出近代以来兴起的实验科学顾此失彼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缺陷正是西药式的单方顾此失彼所致。整体认识方法原是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诸如中药之讲究配伍而无副作用恰与西方成鲜明对照。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倘若能破除西方经学家那种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迷信,克服对我国传统认识方法的现代陈腐观念,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界就会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令世人瞩目。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最根本的是其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1995年3月3日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

  ②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42页。

  ③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467页。

  ④罗勃凯《德国经济政策正确吗?》第21页。

  ⑤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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