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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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过渡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制度发展经济学”正方兴未艾。中国作为实行渐进式过渡方式的典型国家,与实行激进式过渡方式的典型国家俄罗斯,在过渡效果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使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中国及其它一些国家改革实践的认识,总结出的经验为其它转型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渐进式改革目前面临的一些“过渡难题”,正在成为过渡经济学关注的热点。

关键词:过渡经济学,激进式,渐进式,改革比较,过渡难题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J]或者报纸[N].经济学家,(03):90-96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00)03—0090—07

  一、过渡问题与过渡经济学

  近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这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学问。目前过渡问题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过渡的性质、目标、过渡方式和条件,也有对过渡的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不仅有对过渡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过渡特点的实证研究。可以说过渡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制度发展经济学”正方兴未艾。

  过渡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一个陌生领域。早在30年代,由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模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就是最初的过渡理论探讨,50年代和60年代东欧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浪潮,也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对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这些经济学家既对原计划体制进行剖析、批判,也对新经济模式作出了构想,如著名的“布鲁斯分权模式”、“锡克模式”、“科尔奈模式”等。我国经济学界在过渡问题上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先后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更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无疑是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重大成果。

  原苏联、东欧国家由政治剧变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大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紧缩货币、财政,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推进的过渡。中国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 )中国的改革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2 )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体制转轨;(3 )经济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激进式过渡方式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它与采取渐进式过渡方式的中国相比不仅在过渡方式、过渡内容、过渡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在过渡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改革实践结果形成较大反差,主要表现在: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较高增长率,1979年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 这种增长速度只有在60年代日本和70年代“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经济起飞“奇迹”时才出现过。而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以外,经济一直大幅下滑,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如下表):

  俄罗斯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指标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1996 年1997年

  GDP增长率

  -18.5%

  -12%-15%-4%-5%2%

  通货膨胀率 2500%

  940% 320% 131%

  22%11%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资料整理

  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

  这种过渡的效果差异使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

  二、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

  沿着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差异及其原因这一线索,国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过渡方式、过渡性质、过渡目标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一)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与性质

  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之前,国情、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轨政策与结局不同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改革”的设计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以及另一位学者胡永泰(1996)。他们分别在《中国、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经历》以及《中国、东欧和前苏联改革结构要素》中明确提出,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中国有71%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原苏联在1985年只有4%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 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是这种结构差异造成了改革过程的差异。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劳动力由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俄罗斯改革面临结构性调整困难问题,即只能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正是由于这一结构调整困难,使得俄罗斯市场化改革较中国困难得多。并认为假若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则无异于让俄罗斯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钱颖一(1993)等人则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初始条件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巨大影响。中国的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的块块结构“M型结构”比前苏联的单一形式的“U型经济”更有利于削弱行政控制、刺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一观点普遍流行。世界银行编写的《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宣称:“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 而CEE国家和NIS更果敢的改革国家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 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

  一批中国学者则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性质上的差异,寻找中国改革成功、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俄罗斯改革则把私有化定为目标,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较为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代表首推张宇博士(1997),他的新著《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十分透彻地阐明:社会制度(或称“宪法制度”)对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差别归根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即对原有社会制度彻底否定,推倒重建,还是逐步改革和继承发展。中国的改革是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的,因而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从而把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国有与非国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避免了激进式改革中由于彻底否定宪法制度所造成的秩序中断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持续衰退,因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张宇的观点相似,周振华博士(1998)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探讨。他认为属于“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的国家,改革的合法性只能是从局部、逐渐的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的推行改革政策的多次博奕中获得改革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的改革开始的全面体制改革往往适得其反,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

  (二)改革方式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来考察,两国改革的明显差异之一即是改革方式。从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入手解释两国不同的改革效果是当前理论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样,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市场化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改革方式的相异性。由于改革方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从理论到经验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差别进行了多种解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基于经验性认识论角度

  渐进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过试点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这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皮沃瓦罗娃(1997)在深刻比较中俄两国改革过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以阿巴尔金(1993)为代表的俄罗斯改革温和派在总结俄罗斯改革政策失误时也谈到,改革实践证明,从1992年起出现的全面社会经济危机,是俄罗斯所实行改革政策的结果,在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结束激进方式,应采取渐进式,应分阶段进行,在每一阶段必须考虑到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持相似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默雷尔教授(1992)。他根据演进经济学理论,认为改革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迁,如同“攀着石头爬山”,最好的方式是小心翼翼,分步推进。而放弃渐进式,采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会损害经济体系的逻辑一致性。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

  《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经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提出:“当用于改变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迅速重组的资源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改革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探讨渐进改革优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樊纲(1993)。他在《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中明确指出,改革通常是要支付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虽然渐进式的改革从实施成本的角度看劣于激进改革,是一种“次优”的改革方式,但从改革的阻力所引起的摩擦社会成本看,渐进改革又明显优于激进改革。邹薇和庄子银(1995)进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他们把改革过程视为一个投资过程,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预期能从这种制度变迁中有所收益,同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一定成本,改革过程的净收益极大化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K为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积累,π(K)为改革后从K 取得社会收益,A为改革过程中全部交易成本,r和δ分别为利率和折旧率。该式说明,如果改革的调整成本大则渐进式改革路径应是一个优化选择过程。

  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

  与过渡方式中成本与收益角度的研究相类似,改革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择。正因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论上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问题,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1994)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与上面提到的邹薇、庄子银的模型相类似,只是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构造了特殊的两个约束条件:

  ST.Np(t)=Y(Np(t),Ng(t)-c(t))(资本约束)

  Np(t)+Ng(t)≤N(劳动约束)

  式中国民收入Y取决于私人企业的数量Np(t)和国有企业的数量(Ng(t)。假定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各自使用一个单位的劳动, 并且令资本—劳动比率等于1。 按照这个模型可以解释过渡速度会给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激进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进而投资减少。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正是首先导致了国有部门产出的急剧下降。中国学者左大培(1995)在《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论》一文中,揭示了大爆炸式改革战略速度问题:一步放开物价导致经济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并发的恶果。左大培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的改革实际情况。他首先构造了一个宏观局部供给与需求均衡模型:

  P·C[S]+PI[S]=P·(C+S[,Z]+S[,V])+T+d[M]

  式中P·C[S]代表个人消费品的名义供给,PI[S]是公共开支物品的名义供给,C为个人消费需求,S[,Z]为名义个人强迫储蓄(因消费品短缺所致)部分的物品货币需求,P·S[,V]为个人自愿储蓄部分的物品货币需求,T为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与税收所形成的需求,d[M] 为增发的货币所形成的需求。

  因为个人的名义消费需求P·C[d]=P·(C+S[,Z])>P·C[S], 而如果从公共开支物品的货币需求中扣除了名义的个人强迫储蓄P·S[,Z],公共开支物品的名义供给就会大于其货币需求。一方面是个人消费品的求过于供,另一方面则是公共开支物品的供过于求,在这样一个特殊经济结构之下,不可能靠大爆炸战略一下子将传统计划经济改造为有序的市场经济。

  4.基于信息角度

  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应用于转型经济(激进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载问题”,或者说,渐进式改革避免了信息损失,而这种损失在激进改革时必然会发生(斯蒂格利茨,1994)。与斯蒂格利茨观点相同的美国另两位经济学家莫西米兰和诺顿,早在1992年便已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根据一个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的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

  5.基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角度

  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用成功的“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樊纲,1993;林毅夫等,1994;盛洪,1992;苗壮,1992)。如果把原有体制连同国有资产看作存量的话,那么新生成的经济体制和非国有资产则被看作增量。樊纲(1996)写道:渐进式改革是增量改革,即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直到逐步改革整个体制结构,激进式改革是直接进行存量的改革,并一次来促进新体制增量的成长。林毅夫(1996)给“存量”和“增量”下了一个更明确的定义:这样一种从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着眼于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的改革方式,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证明是成功的。林毅夫等人在详细论证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经验时,主要抓住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增长的特点又符合了“比较利益优势”原则,因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又是比较优势战略选择的结果。俄罗斯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同。例如:皮沃瓦罗娃教授(1997)在总结中国改革的七点成功经验时就谈到:“中国集中精力建设新的体制,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批评和破坏旧体制”,“改革初期的实践已证明,走向市场经济正常的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

  6.基于价格双轨制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

  较早从价格双轨制角度考察中国渐进改革优势的是陈抗、杰弗逊和欣格(1993)合写的著名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在论文中作者们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 )代表一种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入市场体制的折衷;(2 )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继陈抗等人之后,诺顿(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概括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时,重点指出了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诺顿写道:“两种协调机制(计划与市场)并存,并且以价格双轨相配合,对同一种产品,实行其官方决定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交易价格”。最初的宏观稳定化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实现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也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寻找中国改革成功的答案。麦金农认为:在80年代初自由化刚刚开始时,政府允许一个双轨定价体制发展。一旦国有企业彼此之间按照中央控制价格完成了他们的上交任务,他们便可以在边际上按市场决定的价格——通常是比较高的价格——将多余的生产出售给迅速成长的非国有企业。由初始改革保留双轨制,而达到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的改革,这一成功的改革范式,以及与之相反的使价格一步到位而导致宏观经济紊乱的激进改革,由麦金农(1997)在另一部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中得以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述。与麦金农的著作出版几乎同时的中国著名年轻经济学者张军(1997)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价格双轨制与实现经济稳定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张军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反映在其著作《“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中。在本书中张军明确指出:在改革初期的80年代,当市场制度尚未具备,非国有部门尚未壮大到相当份额及其一些重要投入品还十分紧缺的时候,继续实行对国有部门的价格控制,对于保障传统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从而保障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突发性的通货膨胀,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些思想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配额约束的价格双轨制,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上。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过渡难题”

  过渡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规范理论,由于较深入的探讨了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业已显示出了其发展的生命力。当然,迄今为止过渡经济学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比较抽象性的一般规范经济理论,但已形成了具体反映某个国家具体改革实践并有强烈特色的过渡理论。尤其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及若干结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中国及其它一些进行改革实践国家的认识,总结出的经验也为其它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凝结众多理论家智慧的结晶,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无疑应当是中国过渡经济学乃至一般性过渡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础,改革自始至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 一个国家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只有稳定才能进行顺利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3>衡量改革的成败必须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 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成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通过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研究的总结,我们也发现和认识到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这些问题是:

  (1)体制外增量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滞后性。 用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中国改革的渐进特性,无疑是具有科学性的,这已为学术界所共识。但我们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受增量改革过程收益递减规律作用影响,存量改革将成为今后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这一重点和难点的未能突破,恰好是源于国企改革的滞后。因此,今后国企改革是否有突破性进展将最终影响整体改革的成败。

  (2)农村改革与城镇改革的冲突性。 中国的渐进改革起始于农村,正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才为城镇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经验,承包制、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被国企改革所借鉴。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徘徊局面,这种徘徊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工业的发展,而城镇经济发展滞缓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极大障碍。这种障碍使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转移受到限制,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渐进改革将遇到“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难题。

  (3)消费结构转变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矛盾性。 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来看,消费结构的转变带动一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渐进改革已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一定量的改变,但距离拉动经济起飞的资本、技术型产品的消费结构“质”的改变,如住房、私人拥有轿车、高档家电的“主流”消费还有很大距离。而消费结构的改变、消费档次的提高,需要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企业效率不高等原因,中国的收入水平目前增长缓慢,尤其是严峻的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我们面临经济发展的主要难题。

  (4)外贸体制改革与面临“入世”后产业受国际冲击的紧迫性。 与体制改革的其它领域相比,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更具有渐进性的特点。由局部地区试点举办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全方位开放,关税的逐步下调,外贸企业经营权逐渐放宽,汇率并轨与外汇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使我国幼稚性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保护,同时也有力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外贸的渐进式开放仍然存在不利的一面,尤其是国内一些主要产业在过分保护下面临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农业、汽车、信息产业等领域所受严重冲击的危险性更大。

  上述由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显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过渡经济学研究者触及甚少,以至于没有很好解决的“过渡难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难题应当成为过渡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下一个关注的热点。

  收稿日期:199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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