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40年与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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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Consideration on China's 4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Deepening Reform of Market System

内容摘要: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至今,已有整整40年了。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学者还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的发展和深化改革进行思考。本文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认识到业绩导向的激励模式使中国经济在发展与改革的道路上,更多地重视持续发展,而深化改革相对滞后。因此,今后的改革任务将会更加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改革,发展,绩效激励,转型,土地财政  reform,development,performance incentive,transformation,land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国对外开放40年与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思考.[J]或者报纸[N].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5):3-11

正文内容

  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8.05.00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四十不惑意味着我们的成熟,需要我们的总结,以明确下一步更高层次、更深入的改革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发展,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开放经济大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度还不够。下一步的对外开放,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方面更加深入、系统地开展。

  一、对于对外开放效果的追求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指导意义,强调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同时,在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大发展之前,自然资源相对比较充裕,可以通过出口资源性产品换取更多外汇,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从而加快经济的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这种基本思路反映在中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是制造业大发展推动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激励了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一是外汇储备逐步增加,使制造业的扩展成为可能。二是商品出口的利润激励和调动了大多数有出口竞争力的企业,甚至过去没有竞争力、通过进口设备创造新的出口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了中国企业生产能力和商品出口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三是外资的引进形成了中国三资企业出口增长。总体来看,中国在该阶段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的增长,是将自身廉价劳动力优势与进口先进机械设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高生产率和低成本的有机结合,带来了“井喷”式的出口增长。迅速提升的中国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能力,带来了出口产品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十年,中国按照原产地原则计量的出口增长率达到20%以上,在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位居全球第一或名列前茅。

  伴随着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企业的工资成本也逐步增加,导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增加。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逐步上升,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一些外资企业,甚至中资企业将其生产加工厂转移到东南亚或其他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此外,由于其他部门(如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在劳动力供给量有限的情况下,制造业特别是出口产品生产的制造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甚至难以雇到新的劳动力,导致出口制成品的成本自然的,甚至是“超前”上升。

  此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痛苦的调整期。一方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使中国对外贸易的需求长期不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劳动力收入水平的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提前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单纯的供给数量限制与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带来的超出常态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过早失去竞争力。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另一方面,新的产品或者产业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造成了中国出口“比较优势断层”。中国的出口企业在艰难的挣扎中,迎来了世界市场的逐步恢复。但是实践已经表明,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维持出口的高增长率已经相当困难。产品乃至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从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引进外资从谨慎引进,到积极引进,给予多方面优惠,甚至给予“超国民待遇”,从而带来了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企业,形成了国有企业、民营和三资企业同时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制造业部门日趋健全,进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14年引进外资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这些外资的生产和经营,为中国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尤其是2013年以后,中国不仅积极引进外资,还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年均达到1 300多亿美元,实现了当年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持平。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达到了当初所设定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发展是硬道理成为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突出的特征。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受限于西方的封锁,来自中国内部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迫切。因而,当时的苏联体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可以学习和复制的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对外贸易统制制度。相应的对外经济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计划决定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和出口到哪里,相应地根据国家计划,决定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和从哪里进口。进出口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执行这种制度和计划的载体是国有外贸公司,分别建立在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贸易的统制制度始终是中国外贸制度的主导。1978年以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对外经济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的对外开放表现为对外贸易体制机制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欢迎海外华人或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开展生产和出口等经济活动。同时,对国内的外贸企业逐步下放经营权,即逐步采取了下放管理权、对外贸易的承包制度、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分散、对外贸易产品专业化经营的取消、允许外贸企业跨行业经营、由对外贸易的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等措施,目标是强化国内外贸企业的竞争,营造中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发展的良好环境。

  从激励企业的机制看,经营主体多元化是强化竞争、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基本出发点。在对外开放的经济运行中,国有企业的数量、产值、进出口值在40年中逐步下降,而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在这些方面都有明显上升。自然地,经营主体的正常利润回报甚至超额的利润回报,是各类企业参与开放经济的基本动力。

  从企业经营的领域看,企业经营领域不断扩大。国家鼓励企业进入更多的国民经济领域。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逐步与国际接轨,消除“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创造一个多元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法制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

  从政策环境看,中国对外开放采取了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的、致力于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因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受到政府的鼓励,扩大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增加产品的进口和引进外资同样受到政府的支持。

  从对外开放的目的看,在促进对外整体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上,用对外开放倒逼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的追求目标。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遵循,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典型思路。作为一个实施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面临两个方面的艰巨任务:一方面是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而是由统制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型向开放经济方向转型;另一方面是实现经济迅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口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因而,“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充分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 800美元。这在一个拥有13.9亿人口的大国是难能可贵的。相应地,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 12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9%,位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出口额自2013年以来,连续几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值在世界上位列第一。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路径的可复制性在于经济体制机制的规范与稳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以下两个方面的激励机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的经济业绩成为考核干部,甚至晋升干部的主要指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将改革开放作为党工作的基本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各级机构、国有企业单位是否有工作的成就,在其考核的指标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即GDP的年均增长率。其次,民营企业进入生产经营领域,市场的发展和因为商品短缺带来的高回报率,激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借助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业绩的鼓励政策,实现了生产规模的扩张。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技术的采用。总体来看,在经济正常发展的阶段,尽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三资)企业追求的目标不同,但是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共同推动了经济业绩目标的实现,带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直线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总会带来生产供应和市场需求的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发生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总是希望维持可持续的发展,不愿将速度放慢。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携手合作,以维持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是高增长是否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然而现实情况是,经济的不景气本身就意味着企业获取利润的水平不高,甚至亏损,因而民营企业必然减少产品的生产。此时,相对而言,国有企业更愿意服从政府的要求,继续维持产量。那些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市场生产的企业不大情愿听从政府的指挥,因而在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为业绩目标的政府看来,国有企业越是壮大,就越能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是维持政府对经济发展业绩的追求。因此,经济越是不景气,政府越是要支持国有企业,包括更多的信贷支持、补贴支持、采购支持等,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实力逐步增强。而且经济不景气持续的时间越长,国有经济持续壮大的机会越多,市场经济的因素在经济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就会趋于弱化,业绩优先成为暂时放弃经济体制机制转型的合乎逻辑的理由[1]。因此,在经济高增长作为政府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市场机制作用与政府干预目标实现之间的非同步性。在市场经济周期性调整规律下,这种交错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使政府被迫“忽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规律,更多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政府看来,国有企业越是能够维持持续的高增长,官员们晋级的机会越大,因此持续增长的目标成为专注发展经济的理由[2]。

  政府为维持高增长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因经济不能正常调整所累计的问题就会越多,从而会为下一个周期调整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此以往,形成了政府不断输血、不断维持高增长的干预经济体系。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贯彻了计划经济的增长目标。在机制上,政府干预以举全部之力的形式贯彻着期望的经济增长目标,暂时搁置了市场机制。总之,当经济景气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发展;当经济不景气时,国有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维持发展以便支撑高增长率的业绩追求,而民营企业则进行着艰难的自我调整。由于民营企业的“不配合”,使其难以获得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支持,包括贷款或资金的支持。

  支撑高增长率需要大量的政府开支,要求政府部门创造或拥有大量的财政支出来源。土地财政的发展为政府获得这样的支出来源创造了条件(见表1和图1)。土地拍卖获取额外收益成为地方政府丰厚的财政收入来源,政府利用这些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改善城市面貌,进而支撑或带动经济各个领域的高速增长;同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转而发展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房地产业,或与房地产业有密切联系的产业或产品,进而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与这些部门的扩展及其利润期望相比,出口制造业部门和企业更加艰难。一方面,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远不能与房地产业相比,而且出口企业还面临同类发展中国家的成本竞争;另一方面,在劳动力进入短缺期时,劳动力大量流入建筑行业,这就意味着外资、外贸行业就业人员的相应减少(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3],可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

  此外,政府为获取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必须不断地扩展征税的科目和来源,从而加大了企业税收负担,造成了制造业企业在艰难的经济调整期难以正常运行。而且,政府所需要支撑经济增长的资金越多,企业所需要付出的各种税费负担越重,民营乃至三资企业的正常经营越是难以为继,政府越是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越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国进民退”越是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落实到对外开放层面,在相对开放的外部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出口借助比较优势和政府支持(统称为竞争优势)迅速扩大,占领国外市场。在国际经济景气的时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发展出口,政府对所有企业提供支持(见图2、图3)。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图1 1998-2017年全国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及走势

  然而,在国际市场不景气的时期,民营企业出于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考虑,会相应减少产品的出口,从而降低出口的增长速度。相反,国有外贸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扩大出口,甚至在政府的实质性财政补贴之下,占领更多的市场。这种情形,可能构成国外反倾销或反补贴的依据。因此,“国进民退”在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同样,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要维持与民营乃至外资企业同样的增长速度也日趋艰难。然而,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后,长期的以经济增长、高速度发展对外开放为目标,客观上造成了优先经济发展,放缓市场经济深化改革进程的结果。

  另外,在推动技术进步的机制方面存在市场经济机制转型滞后的问题。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发现,出口产品不仅存在数量问题,更存在结构性问题,而结构调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博弈情形。在中央政府希望调整出口结构时,如果企业觉得自己通过薄利多销仍然能够维持特定产品的生产,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当地出口的持续增长,会同企业站在一起,共同应付中央政府调整出口结构的指令。这种地方政府与地方民营企业的联手,足以维持民营企业不进行或推迟调整出口产业或产品结构,保持高速的出口,乃至对外贸易的增长,客观上维持了地方政府对外开放的业绩。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被迫压缩生产,从而压缩相关产品的出口。总体上看,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放慢了,但表现出来的是国有企业出口的比重下降。同样地,当中央政府希望保持出口增长高速度时,如果民营和三资企业是亏损的,那么这些企业会减少产量或出口,而不顾地方政府维持出口高速增长的要求,否则企业可能撤出该地区。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关闭或三资企业的撤资,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地方税费过重,难以正常经营;二是规定硬性指标,不顾企业能否正常经营①。总之,以追求对外贸易,乃至对外开放高速度为优先目标,放缓了市场经济下的自主经营机制的贯彻落实,不利于企业改进技术,升级产业或转向高端产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 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贸易交货总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率

  无论是国有企业被迫压缩产能,还是民营企业抵抗性地维持原有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客观上使技术进步的机制难以启动并发挥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特定要素和技术存量下,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主要是经济地组合生产要素。更多地使用劳动还是资本或土地(配合以一定先进程度的技术),决定于是否生产单位产品的成本最小,从而在市场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当要素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会自主调整生产方式,在新的要素市场供求的条件下确定新的产品生产的要素组合方式,进而选择新的生产技术。因此,生产方式的转移蕴藏在企业的自主选择中,蕴藏在生产单位产品的最小成本或利润最大化的内在追求之中②。然而,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技术进步机制难以贯彻运行。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问题,更多的是服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民营企业习惯于将调整产量的责任推给国有企业,因而尽管存在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机制,但一般而言,调整的步伐落后于市场的需要,从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总体上比较弱,甚至出现技术先进企业遭到淘汰、落后企业生存很好的情形(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其中,中央乃至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成了人为落实去产能的关键。当中央政府意识到需要进行生产方式转移或技术进步时,企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尚缺乏技术进步的意识和机制。这是因为,此前的技术进步和新设备的采用都是政府推动的。

  总之,在以增长或经济总量发展为目标的经济运行中,尚不能很好地贯彻市场机制正常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在生产方式升级中不能很好地贯彻市场机制,从而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压力和动力。尽管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将发展是硬道理贯穿于全过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经济制度转型方面,放缓了市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的步伐,表现为市场经济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因而难以形成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体制机制转型并进的格局。

  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

  总结40年对外开放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经济发展的任务,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开放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转型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实现。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是成熟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成为决定所有企业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主导力量。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要居于主导地位,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成为所有企业甚至政府高度认可的发展经济的动力。“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成为自然的主导力量。相应地,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裁判,成为弥补市场经济失灵的调节者。对经济发展业绩的强烈追求,使各级政府官员努力工作,替代了市场力量的自然调整和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法则,导致形成了过度依赖政府参与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政府干预不断强化、民营经济主体得不到有力支持的循环。

  第二,缺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及其依法执行的惩戒制度。市场经济要求有一系列法律制度用以维护其运行,依法惩戒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经济主体,不断修改和完善运行规则。因此,不断完善维护资源配置、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要靠履行一系列法律秩序和惩戒违法者来实现。此外,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市场主体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健全的信用制度及其惩戒制度是保证市场主体获得正常报酬的良好环境。

  第三,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业绩考核的激励下,政府作用被逐步扩大,乃至替代了市场力量的刺激,使国有企业日趋做大。如果以一个部门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官员们从上到下一定会努力奋进,想尽各种手段,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和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在这里,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最坚定的力量。各级政府成为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坚定执行者。政府越是追求长期的高速增长,政府在经济波动中需要介入的程度越深,需要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来自闲置资源被改革开放焕发出来,那么发展起来以后,在经济周期不景气阶段,政府就会担心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继续依靠干预维持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政府会人为地烫平或部分烫平经济的周期波动(4万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四,政府深度参与经济运行,使对外开放包含过多政府干预的嫌疑。从对外贸易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地鼓励出口政策是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过去40年,对外贸易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政府干预成为对外贸易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政府将正常的出口退税都作为鼓励或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在引进外资方面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突出了政府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使政府的作用日趋加强。

  第五,政府在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客观上带来国计民生重要部门国有企业的垄断,进而削弱了国有企业也采用新技术的压力,享受着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5]。在许多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有率非常高,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在传统的比较优势丧失时,中国新的优势还没有产生。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调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要解决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府引导力量两个积极性,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配合,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这些想法很多来自于过去40年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完善的运行和转型的常态化,形成经济体制内在的自然调节,而不是主要依赖政府干预。

  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看,建立开放新体系,形成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战略。首先,在微观领域,为所有企业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形成平等的市场竞争生态。其次,建立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是按照十九大精神,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改革,尝试建立自由贸易港区。这就意味着,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完善市场机制运行与政府干预经济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界限,逐步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的清单,避免政府干预越界。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将政府干预置于法律法规的约束之下。从长远来看,更好地避免政府负责一切、一切推给政府负责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形成,客观上减轻政府的各种负担,形成社会分工负责的社会经济运行环境。未来,再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经济体制机制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同时建立多种类型的自由贸易港,其中包括具有加工与转口贸易功能的自由贸易海港,以金融投资为主导的自由贸易港,以高附加价值、高科技产品生产加工、研发为主导的自由贸易空港,以物流分销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内陆港。探索多种形式的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自由贸易区,适应升级版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探索多种形式的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的整体开放环境,为中国营造对外开放新体系展开全面试验,为在全国推广开放型经济体系做好充分准备。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企业乃至产业创新的机制,创造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形成企业或产业研发新技术、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压力或动力。

  从中观层面看,首先是尽快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减少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资源流动和集聚的干预,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要避免现代城市过度膨胀导致降低城市运营的效率;切断土地财政运行的机制,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以人民的居住为底线;拓宽普通百姓投资渠道,建立良好的投资及相关的商业信用制度,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次是强调全国各地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设计发展战略,避免地区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趋同。

  从宏观角度看,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政府过度参与经济运行。当然有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谨慎界定政府干预或调节经济的领域。避免政府干预与政府追求业绩密切联系起来,造成负面的路径依赖。特别是,要规定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的上限标准。目前欧盟的做法是,政府财政干预不能使当年财政支出赤字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政府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带来超过3%的通货膨胀率。而汇率政策则不能带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创造市场经济决定汇率及其变动的自然机制。多管齐下,使开放经济领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导,倒逼经济改革的深入展开。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加快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明显滞后。在集中发展经济,追求高增长的绩效压力下,依靠政府的强力干预甚至参与经济运行的政策,大力推动了持续性经济增长。然而,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只是部分实现,没有树立起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明确了市场体制机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转型。

  ①2017年下半年开始,苏州工业园的撤资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此类因素。当然土地价格上升可以抵消政府的相应损失,甚至短期是有收获的。

  ②当然,有为政府的干预在超常技术进步和战略性技术的进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所在。我们检讨自己更多的还是让这个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余子良,洪倩霖,佟家栋,等.入世后国企产权改革的出口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10):3-13.

[2]佟家栋,洪倩霖.国有企业改制对制造业企业工资与雇佣的动态影响[J].产业经济研究,2017(2):102-113.

[3]佟家栋,刘竹青.房价上涨与我国制造业的“用工难”问题——基于286个地级市数据的考察[Z].经济研究,WP126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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