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与一九九五:海南经济发展的转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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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评一九九五年“两会”报告

内容摘要:一年一度的省人大、省政协会议,终于在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先后落下帷幕。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委员和列席人员、对阮崇武省长所做《政府工作报告》、黄宝璋厅长所做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一九九四与一九九五:海南经济发展的转折之年.[J]或者报纸[N].海南经济报,(0228):

正文内容

  一年一度的省人大、省政协会议,终于在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先后落下帷幕。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委员和列席人员、对阮崇武省长所做《政府工作报告》、黄宝璋厅长所做《关于海南省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5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刘桂苏厅长所做《关于海南省199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做为一名政协委员和人代会的列席代表,参加了几天来的两会讨论,听取了一些意见,阅读了会议简报,也在小组范围之内做了几次发言,因而对1995年海南经济发展的走势,形成了一套初步看法,特撰写此文供各界朋友参考,也算是履行一个出席人的义务。

  一、对1994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评价

  刚刚过去的1994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五大改革”一齐出台的一年。“五大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宏观调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控制,农业发展在相当一些地区受到不利影响。假如仅以中共中央十二月经济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这两件大事而论,海南的经济发展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我们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物价方面,海南历年来为全国之冠,1988年涨幅竟然达到过44%。直至1994年初,仍然名列全国第一,不过那只是表面现象。由于我们早在1992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体系的改革,并在经济繁荣的1992、1993两年基本消化了与改革伴生的物价上涨,1994年年初的物价高指数,实际上已成“强驽之末”,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到了11、12两月,便下降为全国倒数第四名。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并没有满足于一得之功,而是一鼓作气,再接再励,进一步提出了降低价位的新目标;

  在农业方面,海南不仅连续第三年继续保持了农业总产值增长两位数的高速度,而且正是在1994年得到了两个历史性的机遇:其一,是美国汽车工业强劲复苏,大肆抢购天然橡胶,使国际市场上的胶价从1994年1月份的每吨800美元,攀升到1995年2月的每吨1700美元。这就使海南的百万胶农大获其益,干劲倍增;其二,是在十几年来大陆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1994年国营企事业和党政机关大幅度上调工资,使他们对热带农副业产品和反季节瓜菜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大,加上我省部分市县农民运输业的适时崛起,一举疏通了“运难”、“卖难”的瓶颈,使海南农民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公布,1994年我省完成农业总产值100.8亿元,比上年增长13.8%。这个成绩,为全国所罕见。

  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紧缩信贷,加之特区优惠政策一批又一批被变相削弱或收回,致使海南的资金非常紧张。原计划1994年国家银行年末存款余额为420亿元,比1993年年末增加80.4亿元,但实际上只达到369亿元,只增加29亿元;原计划国家银行年末贷款余额380亿元,增加80亿元,但实际上只达到362亿元,也只增加6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支撑着1992、1993两年超常规高速发展的“房地产热”,自然要退烧降温。于是,原计划1994年第三产业23%的增长率,实际上只实现了11.7%。原计划的工业高速增长,也因资金短缺而落了空,没有实现130.3亿总产值和30%的高速度,只实现了117.9亿总产值和14.1%的增长率。原计划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8亿元,实际上也只完成了93.5亿元。在所有这些作用之下,国内生产总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计划中18%的增长,只实现了12.6%。由此可见,阮崇武省长说“我省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定”,并非夸大其词。

  然而即使在这种困难局面之下,海南的多数经济建设事业仍然取得相当好的成绩,取得了正常的、健康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发展。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359.7亿元,由于人口成功地控制在低于原计划713.7万的水平,仅为711.4万人,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推算为5056元。按1994多数时间的汇率比价1:8.5计算,海南人均GDP当为594.82美元。1987年海南人均GDP为744元,按当时的官方汇率计算,当为165.33美元。七年间增长3.6倍,而且越是后几年增长越快,足见实现1997年进入八百美元的“小康”目标,仍然是大有希望的。

  1994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达12.9亿美元,比原计划的11亿美元高出近2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4亿元,比原计划的200亿多出4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千方百计筹得资金,用好资金,加快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的既定方针,除东干线高速公路的最后建成略作推迟之外,基本上完成了上次人代会上宣布的计划。全省24项重点工程完成投资46亿元,比上年增长80%。重点工程的投资强度、建设速度、工程质量、竣工投产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一九九四年五月,国家银行存款继续了近一年后下滑趋势终于被扭转,年末在基本上保证了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仍有七亿元存差,使海南金融界胜利地渡过了第三个“存差年”。原计划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9亿元,按同口径计算增长18.4%,而实际上完成27.5亿元,按同口径计算增长19.6%。旅游业虽然在人次方面不理想,但创汇增长40.9%。外贸出口扭转了一度出现的下滑局面,进出口总值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而且,其中出口总值10亿美元,增长9.5%,口岸进口总值17亿美元,增长2.6%,这个变化趋势也是健康的。

  所以,在回顾1994年的得失之时,我们既不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而怨天忧人,更不能只看“房地产业”一个行业和少数几个相关行业,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不能脱离人口占四分之三以上的农民群众。应当说,我们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很大的成绩。省级决策人在1994年的复杂形势下,不仅没有重大的决策失误,而且创造了相当良好的业绩。

  二、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

  海南在1994年的最大收获在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

  这个转折首先表现在产业导向方面。由于中央及时抑制了“房地产热”,挽救了海南的实业投资环境,使各产业之间的投资回报率趋向平均,这就一举结束了“房地产一业兴旺,其它各行萧条冷落”的不利局面。假如1994年还象1992、1993两年那样,地价越炒越高,工资越炒越高,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越炒越高,那么还有哪个傻瓜肯去从事工农业生产?没有物质财富的大规模创造,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大学教授长谷川启之,在今年二月号《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物价上涨并不罕见”,“只要经济增长伴之以生产力的提高,那么物价不久便会稳定下来,并将进一步促成高增长率”。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把资金投向什么部门?能不能用来提高生产力?1994年我们一方面集中有限的资金加速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骨干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又“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这个产业导向战略意义深远。

  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很难表现为直接帐面的收入。大型工业骨干项目也要到1996、1997、1998年才能相继产生效益,引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1994年“立竿见影”的,却是“两高一优农业”,它带来了一大批农业市县的“财政奇迹”。

  据此次《财政报告》披露,1994年全省21个预算单位中,按同口径比较,有17个单位的财政增长幅度在40%以上,它们分别是;洋浦(163%)、琼中县(154%)、东方县(96%)、白沙县(83%)、通什市(80%)、乐东县(70%)、昌江县(68.7%)、临高县(67.7%)、保亭县(66%)、屯昌县(60%)、陵水县(59%)、儋州市(58%)、琼海市(53%)、文昌县(53%)、澄迈县(49.7%)、三亚市(47.3%)、万宁县(45%)。此外琼山市增长35.7%,定安县增长21.5%,剩下的两个单位报告没有讲到。但据我所知,海口市肯定要排名最后,因为我刚刚作为振东区人民代表出席了海口市第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曾浩荣市长在2月9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海口1994年的财政收入,仅仅增长2.1%。

  在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少数民族地区,除了三亚市之外,其余市县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统统在59%以上,成为一九九四年战略转折的主要获益者。而在前几年每次人大、政协开会时都成为“众矢之的”的三亚和海口,财政收入都分别排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末位。

  平心而论,这除了要归功于省级决策人的正确领导之外,也要归功于“运气”。在我省,谁也没有预计到美国汽车工业会在一九九四年强劲复苏,并且造成国际市场上天然橡胶价格的急速攀升。

  所以海南的百万胶农真是喜从天降!而且这一年还是“双喜临门”,由于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陆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承受热带农副产品和反季节瓜菜的运价。而且,恰恰是在1994年,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大幅度地调整了工资,他们的消费能力空前提高。就使海南的热带农业,终于越过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盈亏临界点”或“损益平衡点”,开始走上浩荡的坦途。只要十二亿北温带人民一天比一天富,生活质量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海南作为“天然大温室”的优势就一天比一天显著。海南经济与大陆市场的联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拥有了这样一个日益扩张的巨大市场,海南热带农业的发展就好比挂上了“火车头”。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就是由城市市场带动的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财政报告》中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反差反映出我省各市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话固然不错,但只是重复了历年来的说法,没有揭示出1994年的深刻转折。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到1991年是海口“一枝独秀”,其余兄弟市县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1992年是海口、三亚“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其余兄弟市县牢骚更盛。1993年东部和北部开始有一批市县财政好转了,尤其是儋州市、万宁县、定安县财政收入倍增,但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仍无起色,所以变得越发不可忍耐。而到了1994年,绝大多数市县的财政收入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反倒把海口、三亚甩到了后面。这真是戏剧性的巨变!

  海南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激变,促使我们对空间战略的再认识。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我们沿续了“孤悬海外”的判断,主要倾向于把海南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来考虑,而且有意无意地拉开与大陆的经济距离,希望一举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采取优先培养经济增长极,再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全岛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按照《世界银行1984年报告》的观点,只有在人口超过十五万的城市,才会产生经济繁荣效益,才能形成经济增长极,所以我们重点发展了一个海口,一个三亚。目前七十万人口的海口已经释放出了强大的经济扩散力,而三亚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极,尚在形成之中。宥于当年的客观条件,我们没有预见到大陆城市市场的经济扩散力,能够这么快就辐射到海南来,并能如此强劲地带动广大农村。最近有些论者著文反对“优先发展增长极”的战略,认为那样就丢了农村那一大块,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海南农村经济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主要是靠大陆城市的市场需求来拉动的。

  现在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有了大陆城市市场的强劲拉动,我们还要不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增长?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象我们这么大的海岛,没有自己的经济增长极。在这方面,海南省级决策人在1994年4月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正式通过评审了《琼北沿海地区城镇群结构规划》,把未来的“大海口城镇圈”,扩展为沿琼洲海峡长110公里、宽20公里,共计2200平方公里的狭长带状地域。通过直接承受大陆城市市场的经济辐射,加速海南经济增长极的超前发展。而且,我们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常规,对“大海口城镇圈”并不设立统一的行政建制,而是由省政府协调组织和监督执行,统一规划,分头实施,临高、澄迈、海口、琼山、文昌五个市县一起上。

  空间战略布局的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战略取向。1992、1993年以来的大陆市场,是外部世界大财团、大商社垂涎三尺的广阔天地。1994年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法国为“苏州工业园”招商游说时,曾经正确地指出:“当人口庞大的国家高速增长时,它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是非常惊人的。”他认为在本世纪末,仅中国、印度、越南、缅甸等国,在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方面,就可以向发达国家在高速公路、铁路、电力、通讯方面,提供4450亿美元的机会。他预计到2000年,每月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亚洲人将高达3.15亿,目前印度拥有2亿人的“中产阶级市场”,为亚洲之最,但中国在不久之后也会赶上来。海南工业落后,不可能向中国大陆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生产装备,但是抓不住大头还可以抓小头,至少作为国内唯一的“天然大温室”,我们应当大有作为。只要能够为数以亿计的富裕起来的人民,提供热带农副产品和反季节瓜果,海南农村就能奇迹般地发展起来,同时积累起宝贵的建设资金。这样天赐良机,外国人做梦都得不到,我们怎么能不十分珍惜呢?所以今天的开放策略,应当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先在大陆市场攒上一笔“嫁妆”。再吹吹打打、体体面面地走向世界。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1994年我省实际利用的12.9亿美元外资中,有6.3亿美元是从海口引进的,比重高达48.84%,1994年我省实际利用外资的增辐为32.98%,海口则高达50.35%。可见在吸引外资方面,海口仍然举足轻重。所以当广大农业市县在越来越紧密地背靠大陆之时,海南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大步地面向世界。这在1994年的海南“大特区”,又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除了海口之外,近年来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另一个热点就是洋浦。虽然洋浦开发尚未滚动起来,但是先期投入已经相当可观,两年来港资投入约合人民币近30亿元,是当今中国单项引资最大的项目。在洋浦这样的“不毛之地”,倒是应当积极推行“自由港”的政策。

  在谈到1994年开始的历史性转折之时,我们还必须反思一下这一年的改革措施。对照上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和1994年初阮崇武省长的其它报告,我认为他最大的未酬之志,就是没有大规模地推开产权改革。我曾于1994年1月11日在《海南特区报》发表文章,题目就叫《以重建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为中心的1994年海南改革》。海南之所以未能做成这件大事,是出于对国家宏观经济全局利益的维护。不过我们毕竟还有所收获,那就是在1994椰子节期间,正式推出了产权交易改革,并通过琼海椰子汁厂的产权转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相信,这对于1995年乃至今后的产权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199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终于为产权改革开了绿灯。

  1994年进行的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是《海南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的颁布。假如我们一建省时就颁布这样的条例,“洋浦风波”便根本不会发生。从土地、税收、项目审批、经营范围等方面给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以优惠补偿,吸引社会各方面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立法程序确认下来,这在我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其巨大的“含金量”,很快就会体现出来。

  另一项在全国绝无仅有的改革,就是公路规费征收制度改革,对机动车辆征收燃油附加费,减少公路规费费种,简化征收环节,取消公路上所有的收费站卡,使我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畅行无阻”的省份,其对于全社会经济当事人带来的便利,对于促进城乡人员物资的交流,对于公路建设资金的积累,对于交通拥挤的缓解,对于车队出岛的利益驱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再有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出台海南经济特区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条例及实施细则,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为人们走向市场,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改革。虽然1994年的改革,不象1993年的改革那么令人眼花缭乱,那么立见速效,但是作为虑及长远的永久性措施,又全都一项是一项,步步有章法,最终会建成一座巍然大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94年我省颁布的法规、规章,竟达38项之多。其中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发布的地方性法规16项,省政府发布的地方政府规章22项。如此紧锣密鼓的法规、规章建设,为历年来所仅见。它表现了本届省政府领导人“令出法随”的改革特色。这确实是战略转折关头的当务之须。

  三、对1995年政府工作目标的初步分析

  我认为1995年,实际上是1994年战略转折的继续,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美元利率在今年2月份再度上调,可能进一步导致海外美元的回流,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会重新达到1993年的水平,但是据世界银行2月22日的最新分析,这些资金的流向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流向“中等收入国家”,二是流向更加贫穷但有更大潜在市场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集中在亚洲。另据朱镕基副总理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公布,我国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比1993年又增长了三成,大约为350亿美元。这个增幅与我省几乎相等,所以社会上关于“外资不来海南”的议论,纯系无稽之谈。1995年我国只要对策得当,仍然有希望再增加10%左右。海南打算实际利用外资14.5亿,增长12.5%,看来也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通胀问题尚未解决,大幅度调整工资等因素的滞后影响正在显现,所以不能指望今年的资金环境会变得宽松,因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仅仅是做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都认为1995年“有希望发展得快一些”。从海口以外市县来看,似乎显得保守了一些,但是从海口来看,似乎又显得大胆了一些,其它兄弟市县都在制定比1994年更快更好的发展计划,而海口却已经正式宣布,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要求95亿元,与1994年基本持平,财政收入还要下降11.7%,追求一个GDP10.1%的增长率。从前述分述来看,省政府要求的GDP增长为13%,是有把握实现的。其依据就是《计划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仅基础设施方面,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就有总投资额达50多亿元的大中型项目竣工投产,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方面,一批基建和技改大中型项目已经竣工或即将竣工投产,农业方面也有一批种植、养殖基地项目及工厂化项目开始发挥效益。今年还有一个新的机遇,就是“九六中国度假休闲游重点在海南”活动,必将对我省旅游乃至整个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计划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37亿元,而人口将控制在726万人,这两项一经实现,人均GDP就将上升到5598.63元,按1994年平均汇价相当于658.66美元。比1997年将要实现的800美元,又跨进了重要的一步。我特别注意到,计划中1995年三次产业增长率中,不再是1994年计划那样的“二、三、一”,即第二产业30%,第三产业23%,第一产业10%,或1994年实际完成的“二、一、三”,即第二产业14.8%,第一产业12.4%,第三产业11.7%,而是新的“二、三、一”,即第二产业17%,第三产业13%第一产业8%。有些论者近年来所主张的“三、二、一”战略,并未付诸实施。因为那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目前国际市场橡胶和其它热带作物的价格来看,还是从今年大陆市场的增长来看,农业恐怕都将面临着再创两位数增长的良机。《计划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及时提醒了农民:“目前,农民发展高效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积极性很高,芒果、香蕉、荔枝、瓜菜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大幅度增加。如1991年芒果面积仅8.7万亩,1994年已发展到23万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解决好农产品的运销和深加工。否则,又会出现农产品‘卖难’,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计划厅由此着眼而压低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指标,并为天灾留下一些余地,是有道理的。

  1995年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工业。17%的增长率能否实现,关键看新增生产力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效益。尽管我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的高潮,还要等到1996、1997、1998年,才会相继到来。“两高一优”农业刚一起步,就呼唤“深加工”,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不过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目前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农产品加工工业,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谈到第三产业,就不能不谈到作为“龙头”的旅游业。近年来我省涉外宾馆酒店接待住宿人数逐年上升,但主要客源仍然是国内旅游者。国外旅游者在1991年达到创纪录的27.72万人次,1992年下降为26.99万人次,1993年再下降到23.96万人次。1994年原计划要求达到30万人次,而实际上仅仅达到24.70万人次。此次我们又提出1995年要达到27万人次,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则意味着我省国际旅游人次整整徘徊了五年。1988年,我们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为梁湘省长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在1992年国际国内旅游者要达到60-80万人次,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1992年实际完成247万人次。而这几年我们年年想大干,结果都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来了个五年徘徊。究其原因,就在于目前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来自大陆。这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假如我们真的象有些朋友要求的那样,立即来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与大陆人员、货物往来视同进出口,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两个:其一,我们销往大陆的农副产品要象外国商品那样缴纳关税;其二,大陆游客到海南来要象出国一样签发护照,或者至少要签发“边境出入证”。可见此时全岛办“自由贸易区”,实非良策。在海南经济发展出现历史性转折的今天,我们的最佳选择,是在洋浦建“自由港”,而在其它地方暂缓实行。

  为了支持13%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在紧缩银根、紧缩信贷的不利条件下,进一步筹集建设资金。1995年计划使国家银行存款余额增长14.5%,增加54亿元,也就是达到423亿元,达到1994年原定计划的水平;使国家银行贷款余额增长18.5%,增加67亿元,也就是达到429亿元,比1994年的原定计划还要高49亿元。换句话说,省级决策人终于放弃了维持存差的努力,为保证建设需要不惜变1992、1993、1994连续三年的“存大于贷”为“贷大于存”,这充分体现了本届领导人的务实精神。

  《财政工作报告》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计划为3860万元,比1994年下降50.9%。这是连续第二年提出降低上述收入的计划,表明了房地产业的基本走势。而从整体上看,1995年计划地方财政收入增长7.7%,达到29.7亿元。这表明省级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将同1994年一样,大大低于除海口以外的多数市县,但相对于海口1995年计划中的下降11.7%的减收指标而言,仍然是相当高的要求。所以1995年将进一步削弱海口“一家独大”的地位,使前些年怨声四起的“二元化”趋势,进一步得到缓解。

  不过,1995年计划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将达4350元,比1994年增加794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1400元,比1994年增加126元,将把城乡居民的收入从1994年的2282元,拉大到2950元。这也说明,农民收入要想增加收入,唯有发展生产一途径,要么投身热带农业生产,要么“出山进城打工挣钱”,二者必居其一。关键还是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首先是经济当事人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是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的重要任务。《计划工作报告》把“异地扶贫”正式列为一种扶贫方式,并下决心试点,是令人鼓舞的。

  一九九五年计划在商品进出口贸易方面,都是谨慎的,出口变1994年完成的增长9.5%为增长9.4%,计10.8亿美元,进口倒略有上升,变1994年完成的增长2.6%为增长5.3%,计18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克来因在不久前一篇评述中国经济的文章中说,“东亚四小”的成功与其说是“出口导向”带来的,不如说是努力创汇以维持进口带来的,因为进口的是现代化不可能缺少的技术和设备。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倒是也可以不急于缩小逆差。

  1995年计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1亿元,增长29.5%,比1994年的计划还要高。而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则要求控制在15%以内,鉴于1994年12月,我省物价上涨指数已经下降到16%,也是完全有希望做到的。

  《计划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1)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全面发展农村经济;(2)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工业生产增幅和效益明显提高;(3)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度规模,加快重点工程建设;(4)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5)增加供给,搞活流通,抑制物价过快上涨;(6)进一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7)抓好“96中国度假休闲游重点在海南”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8)进一步发展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等方面。总的来说,都能够同经济战略转折的要求相适应。

  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工作报告》和《财政工作报告》,都没有更加鲜明地阐述我省经济自1994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历史性转折。这也许是出于必要的谨慎。然而其代价就是,没有能够给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经济当事人,以更加充分的信心和更加明确的导向。从本次人代会和政协会上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中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还停留在1992、1993年“房地产热”的惯性之中,从迷茫和苦闷中又衍生出某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和主张。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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