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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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内容摘要: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化发展有形成新的“依附经济”的趋势。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产业衰退。以不适当的方式加入全球商品价值链,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价值的低端路径,从而出现“贫困的增长”。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对产业部门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要在产业生产领域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把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学习链和创新链。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依附经济,全球价值链,高级生产者服务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J]或者报纸[N].中国经济问题,(1):9-17

正文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国际代工是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主要特征是以引进外资进行加工贸易或积极主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企业的外包订单。在这一发展格局下,跨国公司主导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增值率较高的价值环节;FDI企业是承接国际订单的主体。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或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被迫依附于跨国公司或海外进出口商。因此未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要超越国际代工者的角色,实现产业链向高端攀升(刘志彪,2005)。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个主要的视角是林毅夫等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理论(1999)。他们认为,中国是初级要素特别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减少,相应地对其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过去我国东部地区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但是该理论对长三角等地区未来外向型经济结构和战略的调整,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

  其中问题之一是:当长三角地区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够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加入的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如印度、越南等),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①。

  问题之二是:案例研究证明,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不均衡的这种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走“低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的努力,都会遭到来自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

  另一些学者运用Gereffi等人(1994,2005)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把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升级问题,放在GVC中本地企业升级的框架内论述(张辉,2005)。这种微观视角的分析,要比林毅夫等人的宏观分析更为具体。GVC理论认为通过价值链中的动态学习和创新机制,可以逐步改进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按照Gereffi的看法,GVC有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GVC中本地企业的升级,与GVC的形式和这种形式下的治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在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全球性大买家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同时OEM→ODM→OBM的转换,被视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Gereffi,1999; Humphrey & Schmitz,2002)。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这种升级途径仍然局限于个别案例的研究,总体来说只是GVC理论中的一个研究假设,实际的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次序的“自动传递”效应?理论上并不清楚。而理解这个问题,却是目前处于GVC低端的中国本土产业外向化升级的关键问题。

  上述理论总的倾向是对欠发达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与产业升级问题持乐观的态度,而实际情景则可能要严重得多。如2006年1月日本《选择》月刊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的文章,对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贸易和增长战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它指出,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由此导致的残酷的价格竞争,很难说将来不会引起中国制造业的全面衰退。

  我认为,当年日本企业的发展环境与当今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复制日本通过关闭国内市场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排除日刊文章的具体动机,我们确实应该客观冷静地反思一下我们长期利用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就长三角地区来说,其20年来加速发展的动因来自于以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推进,其发展中的问题也因此而产生,因此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也应该回到对现有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上来。这就是说,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是结构性矛盾,它应该在进一步开放的全球竞争体系中逐步加以解决。这是全面解决包括长三角地区在内的中国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任何回归封闭经济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模式的想法和做法,都不足以真正解决中国复杂的发展问题,而只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

  二、嵌入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新的“依附经济”趋势

  1992年以来,中国在以吸收外资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增长率持续地领先于国民经济增长率1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东部的长三角地区,在1993—2005年,有两个极其引人注目的比率:一是对外贸易进出口额/GDP(称为贸易依赖度),平均达到55%,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二是每年的FDI/GDP(称为外资依赖度),每年平均达到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每年累计吸收的FDI/GDP比率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具体可以见表下。

  1993—2005年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情况

  

  注:因资料限制,在利用上海的资料计算表中1、2、3项指标时,分子分母的数据都是选用以上海作为口岸进出口的数据。实际上,2000—2005年,以上海作为产地计算的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比重,要比以上海作为口岸计算的该比例要高10个百分点左右。

  另外在计算上海加工贸易增值率时,也是以上海作为口岸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为基础,但是“上海对外贸易进出口/GDP”比率中的进出口额,是采用以上海作为产地和目的地的进出口额。

  资料来源:由作者的博士生巫强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特此感谢。

  解读这两个比率,除了可以得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和世界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结论外,还可以发现,这一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出现了具有“依附经济”特征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对加工贸易的高度依赖。1993—2005年,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率平均已经达到5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而在进口中,加工贸易进口占55%,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2个多百分点;在出口中,加工贸易型出口占63%,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个多百分点。② 从事加工贸易本身并没有价值判断上的优劣问题,但是加工贸易增值率的高低,却可大致判断技术引进质量和对产业结构提升的力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地区增值率变动徘徊在24.5—66.6%之间,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有下降趋势。以具有较强出口优势的江苏省机电产品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变化为例,2000年为55.92%,2001年为62.78%,2002年为36.36%,2003年为28.76%,2004年为23.12%,2005年1—9月为29.5%。而全国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增值率2000年为87.98%,2001年为96.60%,2002年为74.27%,2003年为72.72%,2004年为51.35%。江苏省比全国平均增值率低20个百分点以上,近3年增值率还不及全国50%。③ 由此反映了加工贸,易处于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发展阶段,对国内中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小。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将难以持续。

  第二是对引进外资的高度依赖。加工贸易急速增长的背后,是FDI企业的主导作用。如上海市2004年FDI企业出口494.94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7.3%。江苏省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超过4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9.6%。由于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FDI企业,而本土企业还缺乏直接大规模接受国外订单的资格,因此这是在1993—2005年,长三角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约8—10个百分点的直接原因。

  第三是对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的高度依赖。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特别是近些年出口比重高的企业,其进口的比重异常地高。主要原因一是加工贸易主体特别是FDI企业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大。传统加工贸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因此传统加工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必然要大量进口原料,这给中国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二是为了迎合出口订单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必须不断地进行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在国内装备工业发展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不断引进欧美先进国家的大型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比重,要大大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如上表所示,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比重,长三角要高于全国同期12个多百分点,其中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比重,高居两省一市之首,在2002年甚至超过了80%。

  第四是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企业,除了少数主要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品牌,或极少数沿着“生产者驱动”的GVC在高端进行自主创新外,绝大部分本土性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通过加入“购买者驱动”的GVC,在低附加价值的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表现为主要的客户订单来源于处于价值链下游的欧美的品牌商,或由其主导的二三级经销商,市场营销的网络、管道、品牌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都为这些从事非实体生产活动的厂商所控制,通过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占用,仅仅收取微薄的加工费。

  最后是有可能发展为“依赖型经济”的趋势。普雷维什(1959)的依赖型经济理论指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是世界各国收入增长差异的基础,也是据此划分成“中心”和“外围”的基础,因而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势力上是不对称的。④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长三角所面临的问题虽然与普雷维什当时所描述的拉美经济有许多不同之处,⑤ 但是在高级生产要素投入过少,从而在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技术进步方面依赖于先进国家,使整个经济运行难以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这一点上,长三角与普雷维什所说的并无本质的差异。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具有“依附”特征的发展趋势。“中心”和“外围”的依赖关系,在全球价值链中变成了“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变成了“创造”与“制造”的关系,变成了“高端”与“低端”的关系,变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变成了“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

  三、长期定位于初级要素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易引发大规模的衰退现象

  以初级要素专业化为特征的传统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加工贸易以国际市场的扩张为前提,如果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国际市场的扩展空间也将变小,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就愈加激烈。过去10多年来,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量高价低,在国际市场攻城掠地,使中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众矢之的,纷纷采取措施对华反倾销。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中国出口产品被其他WTO成员提起386起反倾销调查,占全世界反倾销总数的15.21%;同期,中国出口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措施272起,占总数的17.36%,占发起数的70.47%。⑥ 由于应拆不力等复杂原因,凡涉及被反倾销调查或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中国出口产业,几乎都失去了原有的市场。

  从理论上看,专注于初级要素专业化生产能够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一结论必须在假设世界市场无竞争对手大量进入的前提下才能得出,或者必须假设本国生产要素的升级至少赶在竞争对手进入之前。如果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不成立,或者在升级过程中遭遇到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的阻击,其结论可能就是相反的。这就是长期以初级要素专业化加入全球市场,生产者的结局可能会遭遇产业大规模衰退的原因所在。在世界市场容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就会与出口目的地国家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或者一旦同类的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竞争者急剧进入,将会导致某些单个经济体的贸易量下降,生产者和出口商就会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Kaplinsky & Morris,2006)。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进入低谷和调整期的惨痛经历,就是非常好的案例和教训。作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长三角这一地区的发展有其鲜明的个性,即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集群经济。如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人民币,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群已经成为浙江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产业集群被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竞相仿效的时候,产业结构单一所造成的区域性抗市场风险能力就会减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项调查显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闲置的现象,上游的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下游的价格则上升有限,企业不生产要失去客户与市场,要开工就往往是亏本生产。调查还显示,像纺织、塑料等产业集群,企业亏损面大,特别是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的亏损。⑦ 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必然会遭遇两大阻力:一是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反倾销开始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集群内部滋生的低价竞争阻力,企业因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为求生存,有的企业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温州曾经红火的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

  拉美国家在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制造业出口中出现的惨痛情况,也值得我们反思。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鞋类生产商都把自己建设成女鞋供应基地,出口量大约占到对全球同类出口的12%。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最初的销售和出口增长非常迅速。与美国市场的“联系”是由少数供应美国巨型连锁商店的大买家负责的。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市场,这些美国大买家却把其供应链管理移向了中国大陆,在那里建立了更具竞争能力的基地并且甩开了它们的巴西生产商!结果,在整个8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发生了巨大的衰退,其中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了将近40%(Kaplinsky & Morris,2006)。在这个案例中,鞋类生产部门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与浙江企业相似的:它们都在价值链的特殊环节中专业化于竞争过于激烈的皮革和鞋类生产,而产品的设计、营销和品牌等的高创造价值环节都留在了美国。

  历史上专业化于初级产品(矿产品、农业等)的国家,相对于制造业来说都发生过贸易下降的情况。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业绩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趋势(Kaplinsky & Morris,2006)。因此,中国现在过于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品出口,而不注重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和积累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大力推进以高级要素嵌入价值链为中心的产业升级政策,在今后很难保证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并因此重蹈历史的老路。波特(1990)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这一国家竞争理论正在长三角应验。

  四、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导向产业升级的困境

  研究GVC中我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升级问题,是外向型经济战略调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从近年来关于GVC中本土企业升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在由被俘获关系所反映的价值链中,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升级。⑧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被俘获关系的价值链中,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大买家(采购者)的规范性流程和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的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因而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路径;另一方面,GVC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国际产品内的分工的利益上,相互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OEM的发包者强化产品差别化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供应商市场的失灵,因而有利于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发包企业强化市场竞争能力。这个经验来自于很多的部门,包括服装、鞋类、家具和电子产业等。

  被全球大买家“抓住”的中国本土代工企业,在价值链的低端经历了快速的学习,表现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降低。目前,它们早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阶段。下一步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瞄准功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品牌。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中国本土企业只有少数成功的证据(在长三角地区,只能说极少数企业在品牌和全球营销管道建设上取得了初步的并不稳定的成功),绝大部分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

  从理论上看,GVC中本土代工企业实现功能升能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买方的市场势力,二是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GVC中买方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活动(即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的掌控能力。领导性企业(即全球性买者)聚焦和投资于这些活动,并把其作为核心能力对待。勿庸置疑的是,这些企业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些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而实现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障碍,则主要表现为当中国的企业试图开发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管道时,由于受到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很难持续地坚持下去。

  Schmitz(2000)集中巴西、中国的生产商和美国的买者这个三个方面,对皮鞋价值链的升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价值链的特殊环节的联系形式会影响企业升级的程度。以巴西为例,大量的美国买主都鼓励和提倡巴西厂商深化其再生产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如果这些制造商开发其设计能力并销售它们自己生产的鞋,美国买主就会奋力反对,因为这些美国买主把设计和营销能力看成是在价值链中自己竞争优势和获取租金的来源。

  浙江临海是中国模具业的集聚地,集中了上千家模具企业。当初,日本企业将其纳入了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如今,当临海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这样的故事,在长三角内比比皆是。

  因此,虽然加入GVC为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产业升级平台,但是目前这种升级主要还是局限于工艺和产品方面的,并没有深入到功能升级这个高端领域。相反的是,实践提供的案例证明,长三角处于GVC低端的企业,为了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通过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被迫采取“动态引进技术”战略,设备更新频繁,沉淀成本和引进设备的成本都十分高昂。这也是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出口比重高、同时进口国外设备比重也高的真实原因之一。

  五、生产者服务投入:GVC中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

  Gramer(1999)提出了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被迫处于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残酷的剥削。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是不可取的。加入GVC发展外向型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加入。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必须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继续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观念,主要应该改变加入GVC的方式,从走“低道路”转向走“高道路”,改变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撇开加入GVC能获取学习功能、降低学习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升级的理论(Gibbon,2001)不论,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业投入的作用机制上。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高附加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向“软化”趋势调整。Reeve(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于OECD国家产业结构转移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地“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是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它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各种实证研究所证实。如Guerrieri等人(2003)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了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APS)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APS所体现的各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隐含性知识,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所投入的APS的数量和质量;第二,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第三,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一项实证研究证实,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贡献是:上海生产者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个百分点(高传胜、刘志彪,2005)。因此,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以及对国际服务贸易的投入,相当于波特竞争理论中所说的“高级要素”,它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提升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限于篇幅,我们将另外行文探讨在GVC中,APS的作用机理,以及如何通过APS的发展提升我国出口导向产业得发展水平问题。

  注释:

  ① 贫困化增长,是指在贸易量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价格却持续下降、人均实际收入难以提高的状况。

  ② 加工贸易增值率是指加工贸易出口值与进口值之比减去1,它反映了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程度。若加工贸易的链条较长,即所需零部件和原材料由国内生产供给,或加工过程中技术含量较高,则该增值系数较高,反之则低。

  ③ 江苏省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增值率情况分析,2006年9月23日下载于:http://siyang.mofcom.gov.cn/aarticle/shuju/200511/20051100726932.html

  ④ 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⑤ 如在普雷维什时代,先进国家是生产工业品,而拉美多加为其生产粮食和原材料,当今先进国家已经把许多工业制成品用外包方式转移到相对后进国家生产,自己则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再如当今的全球经济联系不在表现为“中心——外围”关系,而是表现为利用全球价值链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循环体系。

  ⑥ 李富:加工贸易的拉美化陷阱,2006年9月20日下载于http://finance.sina.com.cn

  ⑦ “浙江集群经济的‘二次革命’”,2006年9月23日下载于:http://www.xinhuanet.com

  ⑧ GVC中的交易形式有公平市场交易型、被俘获型、均衡型、准纵向一体化型和纵向一体化型,具体区分详见Humphrey and Schmitz(2002)。下文将论述:当它们沿着价值链试图上升到功能升级阶段时,经历却各不相同,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升级的战略不能算成功。

参考文献

[1] (加)H.G.格鲁伯、M.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2] 高传胜、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于长三角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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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升级模式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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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ereffi G.,Korzeniewicz,and M.(ed)(1994).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Westport:Praeger.Gereffi G.,Humphrey J.,Sturgeon T.(2005).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2,Issuel,pp.78—104.

[9] Gereffi G.(1999).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8,pp.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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