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特点、深度与价值链贸易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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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and Depth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ules and Value Chain Trade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在分析区域贸易协定(RTA)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边境规则和边境内规则的特点;其次构建了RTA深度指标,以G20签订的146个RTA为样本,将样本国家按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分析了RTA深度与双边价值链贸易的关系,并分析了单项关键条款对双边价值链贸易的异质性影响。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均表明:RTA的签订、关税削减时间表的缩短对发展中成员间的价值链贸易促进作用最大,而RTA深度的提高对其具有抑制作用;RTA深度的提高和投资条款对发达—发展中成员间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抑制作用最大;知识产权保护及竞争条款对发达成员间价值链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

关键词: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特点,RTA深度,价值链贸易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特点、深度与价值链贸易关系研究.[J]或者报纸[N].经济学家,(20187):71-78

正文内容

  WTO内在机制性缺陷及成员利益诉求的广泛异质性等因素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多边层面继续扩大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新的分工形式的产生,全球贸易治理内容、结构、规则等也需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各国为扩大和寻求新的贸易投资市场、满足政治经济利益纷纷将目标转向具有协调便利、决策灵活等优势的双边及区域性渠道以实现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于是,错综复杂的全球RTA网络形成,并逐渐成为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治理的重要工具。

  “机者如神,难遇易失”。在当前全球价值链(GVCs)分工模式日益深化、全球贸易体系处于新一轮重构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机遇期,厘清在数量和质量上“齐飞”的RTA规则特点,RTA深度与GVCs网络之间的深层次关系,逐步建成“议题覆盖适度、条款深度适度、合作形式多样、成员广泛、异质性和共性相得益彰”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使其服务于绿色友好互利型GVCs,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对实现“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转型、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深入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必然选择。

  一、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RTA作为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巩固政治关系的重要形式,自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后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1)数量激增且增速加快。从1947年GATT签订到2018年2月,通报WTO(GATT)的RTA有456个。RTA在GATT时期发展很缓慢,到1994年底WTO生效之前共签订了99个RTA;从WTO成立至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的2007年的13年间,全球新增了147个RTA,而危机爆发之后的8年间全球新增了210个RTA,增速明显提高。(2)成员日益广泛,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间合作日盛。RTA所涉及的成员不断增加,目前WTO所有成员均签订了至少一个RTA,且发达—发展中成员之间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RTA发展迅速;在地域范围上,跨区域RTA的数量越来越多。(3)合作形式和类型日益多样化。在合作形式上,成员对双边合作的偏好超过诸边合作,目前共有59%的RTA属于双边合作形式;在合作类型上,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最主要的合作类型,其次是经济一体化协定(EIA),关税同盟(CU)和优惠安排(PSA)合作形式较少。(4)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在条款覆盖方面,协定中包含的条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WTO,有显著的“WTO+”和“WTO-X”特征,特别是发达—发展中成员之间的RTA中有关边境内措施的条款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5)中心国特征明显。尽管不同成员的RTA在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签订的RTA在某些条款的规定方面有很强的相似性,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等中心成员与其他轮辐成员签订的RTA不仅在规定方面相似,甚至在章节顺序排列上也相同,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许多条款有明显的“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6)成为发展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RTA的签订,特别是21世纪RTA的签订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歧视性的待遇增加成员之间的贸易量,还有政治诉求及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考量。

  二、区域贸易协定规则特点

  在成员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对各领域进行规范的条款规则是对国际贸易进行治理的主要工具,根据各种规则和国内政策自主性的关系,这些规则可分为边境规则和边境内规则。WTO将WTO+和WTO-X条款分别分为14个和38个,边境规则和边境内规则的分类大致可以按此划分。前者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准入水平以扩大对外贸易投资市场;而边境内规则谈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内规则协调与国际规则融合实现公平竞争,降低甚至消除经济扭曲。

  (一)RTA边境规则特点

  在国际贸易中,市场准入指成员间为了相互开放市场而允许国外货物、服务和资本参与国内市场的程度,在贸易协议中体现为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实现不同程度的承诺。根据WTO对边境规则的定义和不同政策指向,本文归纳相关条款主要内容并选取了关税减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贸易救济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4个维度来分析其特点。

  1.关税减免

  扩大市场准入,实现贸易自由化是RTA的主要经济目标,因此关税减免条款是RTA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与WTO的非歧视性原则不同,RTA在关税减免方面,允许通过原产地规则等实施歧视性政策。基本上每个RTA中都包含优惠关税条款,但不同的RTA之间,同一RTA不同成员之间在关税削减广度和深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别,即每个RTA、不同的成员在关税免除、削减所覆盖的产品范围、受特殊保护产品范围、关税削减幅度、关税削减时间表长短方面存在差异。根据产品敏感程度不同,关税减免可分为四种类型:作为普通正常商品自RTA生效之时关税便下降为0;作为一般正常商品设定一定的过渡期,关税在过渡期结束后下降为0;作为敏感商品关税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不会免除;作为例外产品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关税减免。一般而言,农产品相对工业品更容易被当作敏感产品和例外产品对待,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水平低于工业品。尽管各RTA在关税减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RTA歧视性关税对成员之间产生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是被广泛证实了的。

  2.服务贸易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基础—GATS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分为四种: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及贸易性质决定了其很难用关税手段限制其市场准入,GATS第三部分第16条禁止了6种限制服务市场准入的措施,包括以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和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等形式限制服务提供者数量和服务产出总量等,也禁止成员对企业经营形式和外国股权百分比进行限制。

  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承诺方面,RTA往往采用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两种模式,一般而言,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RTA成员之间的开放水平更高。大部分采用正面清单和部分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RTA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定和GATS的规定基本一致,不同的是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RTA将投资市场准入问题扩展到商业存在的提供方式上。

  3.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的存在是一国持续开放国内市场和平衡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RTA中的贸易救济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方式。RTA是否采用贸易救济条款可能受如下因素影响:区内贸易规模,区域内贸易规模越大越可能出现贸易救济条款,如NAFTA;一体化程度,RTA一体化程度越深贸易救济条款出现的可能性越低,如EU禁止使用贸易救济措施;法律基础,以授权条款为法律基础的RTA中出现该条款的几率也相对较小。

  在内容方面,一方面,RTA中有关贸易救济条款的规定规范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其对WTO中相关文本条款引用和整合仍较多,创新较少。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机构建设创新和贸易救济评估和认定条件创新。这些创新之处一方面加强了对成员的保护,增加了贸易转移的可能性;一方面使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更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

  4.RTA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是各成员履行RTA协议义务、获得贸易开放利益的重要保障,一般RTA都会有专门条款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规定。大部分情况下,RTA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时可以选择RTA或WTO争端解决机制,甚至一些RTA在某些特定争端方面(如SPS问题)鼓励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仅有少数RTA在特定议题下禁止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根据现有R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制性强弱,一般可将其分为外交型、准司法型和司法型三种类型。

  法制性相对较低的外交型和准司法型RTA基本上沿袭了WTO的争端解决程序,采用外交和司法相平衡的机制,但磋商程序在法制性最高的司法型RTA中并不常见,其更注重法制性。在磋商期限方面,除加拿大等国外,一般都比DSU规定的60天长,美国、欧盟和东盟等则普遍采用60天为期限。在专家小组组成人数和第三方权利方面,RTA也基本上沿袭了WTO《争端解决协议》中的内容和规定。在常设管理机构方面,DSB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石,有权设立专家小组、审查争端结果和授权实施报复,而RTA很少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争端解决,且其权限相对DSB十分有限。总体而言,RTA中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在设计上创新较少,基本上是沿袭WTO争端解决机制。

  (二)RTA边境内措施规则特点

  GVCs分工使得国际贸易转向更复杂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模式,这种转变导致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员跨境流动等边境内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提高,而多边贸易谈判的僵滞使得这些边境内措施通过RTA得到了制定。在内容方面,边境内规则与边境规则一样,都呈现出语言表述、实质内容和覆盖范围差异性大等特点,此外,边境内规则还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虽然边境内规则众多,其覆盖率也不断提高,但大多数条款在RTA中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文选取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这两个覆盖率较高的条款加以说明其特点。

  知识产权保护(IPR)。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生效后,越来越多的RTA中开始包含IPR条款,但大部分都仅限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做一般性说明。在目前通报WTO并仍有效的RTA中,大约有33%的RTA对特定领域(如商标、专利等)的IPR进行了规定,包含与公共健康和专利药品有关条款的RTA在30%左右;在覆盖范围上,大约45%的RTA中的IPR条款同时适用于商品和服务领域。总体而言,发达成员所签订的RTA中的IPR条款更全面并且水平更高,特别是美国的IPR条款有很强的TRIPS+特征。IPR条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有很强的中心—外围特征,且倾向于将成员之间的国内IPR体制加以整合。

  竞争。越来越多的RTA中包含与竞争有关的条款或专门章节,虽然在语言表述、具体规定和覆盖范围上有很大差异,但竞争条款基本可分为促进竞争;采纳和维持竞争法律;对垄断、国有企业及被赋予特殊和专有权利的企业进行规范;规范政府援助和补贴行为;制定具体的竞争豁免;取消贸易救济措施;竞争执法原则;合作与协调机制;与竞争有关的争端解决机制等9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覆盖率最广的是规范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条款、合作与协调机制、政府援助和补贴行为,但超过一半的RTA中竞争条款不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总体而言,RTA中与竞争有关的条款复杂多样但深度均较低,深入的细节性规定较少。

  根据规范重点不同,当前RTA中的竞争条款可分为欧盟模式和北美模式。欧盟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对政府援助和补贴、垄断和国有企业及贸易保护的规定较为详细,对竞争执法原则、合作与协调机制规定比较笼统,其竞争豁免主要包括农业、渔业和公共服务等敏感部门;北美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对国有企业、合作与协调机制的规定比较详细,其竞争豁免主要涉及政府采购和金融服务。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检测RTA深度与GVC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构建了RTA深度指数,并根据Anderson,Wincoop(2003)[1],Guillermo Noguera(2012)[2]的理论建立了增加值引力模型。同时,为保持因变量与自变量数据统计方式的一致性,参照Noguera的做法,本文将模型中惯用的GDP变量替换为投入产出表中的总产出。文章以G20在2012年之前签订并仍处于有效状态的146个RTA为样本,双边价值链贸易数据来源于TIVA数据库,由于TIVA数据库双边增加值贸易仅覆盖1995-2011年的数据,文章的样本时间跨度为1995-2011年。同时,为降低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偏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以三年为时间间隔期,即包括1995、1998、2001、2004、2007和2011六个年份。为降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照Baier,Bergstrand(2007)[3],Guillermo Noguera(2012)等的做法,文章采取增加固定效应的方法。加入了出口方与进口方固定效应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双边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增加出口方—时间和进口方—时间固定效应排除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地区层面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二)变量说明

  表示t时期i成员和j成员RTA深度。本文构建的区域贸易深度指数由7个指标构成:①协定所承诺的关税削减时间表是否超过5年,不超过5年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由于成员在关税削减时间上不对称性的存在,相同的RTA对于不同成员来说深度可能并不相同。②争端解决机制法制性水平。若属于司法型赋值为3,准司法型赋值为2,外交型赋值为1,无此条款赋值为0,法制性水平的确定参照Claude Chase等(2013)[4]的方法。③是否包含具有法律效力的服务贸易条款。④是否包含具有法律效力的投资条款。⑤是否包含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采购条款。⑥是否包含具有法律效力的竞争条款。⑦是否包含具有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指标③~⑦均为虚拟变量,包含此条款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其取值确定参照WTO数据库有关WTO+和WTO-X条款的定义。最终RTA深度指数由这7个指标的得分相加所得,最低为0分,最高为9分。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检测RTA深度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间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文章分别对全样本、发达—发展中成员、发达成员间和发展中成员间(按联合国分类标准)国内增加值出口(DVA)与RTA深度关系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RTA的签订对所有样本的双边贸易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发展中成员间的促进作用最大,可能是由于发展中成员当前关税水平仍然较高,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则融合度较低,经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大,RTA的签订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

  RTA深度与前三组样本的贸易规模成正比,RTA深度提高不仅可以扩大市场准入,同时可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提高制度质量,从而可以提高一国融入价值链的机会,提高其参与广度与深度。RTA深度的提高不利于发展中成员间的贸易扩大,这可能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营商环境与制度建设较差,提高RTA深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不相匹配。对发达成员间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是由于发达成员之间边境壁垒和边境内壁垒均相对较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四组样本贸易规模均具有抑制作用,其中对发达成员之间,发达—发展中成员之间的抑制作用最大。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使用倾销、补贴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的频率和规模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贸易伙伴企业出口成本,从而直接减少贸易,而且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竞争意识,通过创新不活跃降低产品质量和价格减少贸易规模。

  

  国内总产出和国外总产出的提高对四组样本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然,国内产出的提高可以为再生产提供资本和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进而提高本国出口的竞争力;而国外总产出的提高会提高国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世界其他成员总产出的提高会降低成员间出口,这可能是由于其他成员产出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其生产能力和质量,一方面提高了这些国家消费者的需求,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对成员间的增加值出口产生挤出效应。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RTA的签订对增加值贸易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TA深度的提高对不同样本组的作用有明显的异质性,为明晰哪些条款提高或降低了增加值出口规模,本文检测了单项关键条款对贸易的作用。本文依据条款覆盖率、各条款对全样本回归的显著性选取了关税、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和竞争条款作为检测变量。回归模型及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分别表示关税、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和竞争条款,t时期两成员所签订的RTA中成员关税削减时间表低于5年则Tar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后三个变量为虚拟变量,若RTA中包含该条款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2中的回归结果显示,RTA的签订和RTA深度的提升对四组样本的影响,除回归系数不同外,回归参数符号、对不同成员影响程度排列顺序与表1相同。

  关税削减时间表越短其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发展中成员之间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对发达成员之间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发达成员的关税已经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而发展中成员关税壁垒依旧很严重。

  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仅对发达成员间的贸易有不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样本均有抑制作用,这与Deardorff,Alan,V.(1992)[5],Glass,Saggi(2002)[6],曲建忠,张红霞(2005)[7]等的研究结论相契合。在价值链分工背景下,IPR的加强一方面限制了发展中成员的模仿能力,一方面强化了“出口结构效应”和“价值增值效应”的作用,即IPR加强一方面通过限制模仿能力减少了广大发展中成员的出口,一方面又将其锁在价值链底端,造成其出口结构单一和仅能出口价值增值低的产品。

  投资条款对发达成员之间的贸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成员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相近,其相互投资对贸易产生了替代作用。投资条款对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其作用机制包括前者对后者的投资增加了后者融入GVCs中的机会;FDI通过资本、技术溢出、人员流动、竞争等途径提高了落后成员企业的竞争力;发展中成员对发达成员的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和获得新的营销渠道等。

  竞争政策对全样本和发达成员样本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两组样本的作用不显著。显然,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形成良性竞争,而且可以规范国内企业间的有序竞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寻租行为。

  (二)工具变量回归

  以往研究表明,深度RTA的签订和贸易流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存在关键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选取了RTA加权深度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RTA深度对双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对Osnago,Rocha,Ruta(2016)[8]的做法进行改进,本文将RTA加权深度定义为:

  

  其中,代表成员i(j)在t时期与除成员j(i)之外的其他成员签订的所有RTA的数量,表示t时期成员i(j)与成员s总产出的比重,表示t时期成员i(j)与成员s的RTA深度指数。工具变量2SLS回归结果如表3(为节省篇幅仅给出关键条款与双边贸易关系回归结果)。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第一阶段回归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并没有改变各参数的符号,只是改变了某些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利用以上两种方法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综上,RTA的签订对所有样本间的增加值贸易均有促进作用;RTA深度、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条款对不同样本间贸易的作用存在异质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1)RTA的签订、国内总产出和国外总产出的提高、缩短关税削减时间表及竞争政策条款对所有样本间的增加值贸易均有促进作用。RTA的签订、缩短关税削减时间表对发展中成员间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竞争条款对发达成员间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其他地区总产出的提高对所有样本间的贸易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RTA深度、IPR、投资条款对不同样本间贸易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和不对称性,RTA深度和投资条款对发达—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IPR对发达成员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

  (二)政策启示

  (1)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当前我国签订的RTA的主要特点包括:地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且成员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与最主要的GVCs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缺乏自贸协定。这不利于发挥RTA为双边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利用成员其他优惠贸易投资协定获得新市场等优势。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自贸区战略,在不断升级已签订RTA的同时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谈判签订RTA。特别是加快研究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RTA。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项目落地阶段,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和制度建设均较落后,加快与其签订RTA可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为双边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2)充分考虑自身和谈判对象的经济发展情况,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确定不同的谈判重点和谈判议题。在与发达成员谈判时(如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可以加入更多的与价值链贸易相关的边境内议题,如竞争、投资等;关税仍是阻碍发展中成员间贸易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谈判时可以加深与其在边境措施方面的合作。同时,贸易协定中应尽量减少造成政策不连续或不确定性的因素,为双边贸易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

  (3)长期来看,包括IPR等在内的边境内规则议题是未来RTA谈判发展趋势,虽然其在短期内可能不利于贸易发展,且需要国内付出改革成本,但长期内可以促进创新和竞争,是实现价值链升级,进入价值链高增加值环节,获得价值链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一方面应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议题深度,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国内营商环境、改革制度性壁垒增强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度,还应加大教育、培训、增加科技投入等提高本国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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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OTT L.BAIER,JEFFREY H.BERGSTRAND.Do Free Trade Agreements Actually Increase Members'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1):72-95.

[4]CLAUDE CHASE,ALAN YANOVICH,JO-ANN CRAWFORD,and PAMELA UGAZ(2013).Mapping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Innovative or Variations on a Theme?[R].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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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曲建忠,张红霞.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2005,(1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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