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二代”视角下我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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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Study on the Solvency of China's Life Insurance Compan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利用新的偿付能力计算方法来计算金融危机前后的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发现金融危机对我国寿险业偿付能力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偿付能力排名持续性被区分成国际金融危机前5年的2003-2007年,与金融危机后3年的2009-2011年两个区段,证明危机会影响寿险市场偿付能力的稳定性,同时通过计算可以发现,本文所提出的偿付能力指标与寿险公司流动比和速动比相关程度较大,与其他财务指标也具有相关性。因此,该指标不只能够对寿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测算,并帮助保险公司进行风险防控,而且可以较好的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

关键词:“偿二代”,金融危机,寿险公司,偿付能力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偿二代”视角下我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研究.[J]或者报纸[N].上海金融,(20184):73-78

正文内容

  JEL分类号:G22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8)04-0073-06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在保险业海外投资上限逐步放宽、总体投资风险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保险业资产端波动风险与负债端偿付能力变化,成为监管机关与寿险公司自身非常关注的议题。

  与此同时,自“偿二代”颁布以来,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测算和风险防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偿二代”指出,“鼓励人身保险公司根据自身业务模式、风险偏好,开发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辅助评估资本充足状况。”其采用的是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相结合的监管方法,为保险公司科学合理运用内部模型法提供了较多管理空间和弹性。如何更加有效地运用内部模型法管控市场风险成为寿险公司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也将进一步丰富我国保险监管实践,因此,本文将根据这一思想,提出基于结构式模型的一种新的偿付能力测算方法。与以前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相比,在“偿二代”体系下,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负债端偿付能力更加重视,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将更多关注保险公司负债因素,通过计算最佳估计负债与现有准备金计提缺口,评价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基于本文提出的偿付能力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并比较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及其排名持续性,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对我国保险寿险偿付能力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排名持续性被分为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区段。

  同时,偿付能力测算不应该与公司业绩指标割裂开来。一般来说,偿付能力越好的保险公司,其他的财务和业绩指标也应该表现越好,这样的偿付能力测算才是具有价值的。如果一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数据非常理想,但是从财务数据看,这家保险公司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等却很差,那么这种偿付能力测算的方法就是不准确的,因此,本文又观察了基于结构式模型的偿付能力测算指标与保险公司经营财务和业绩指标的关系,发现其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的相关程度最大,同时与其他财务指标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偿付能力测算方法,能够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和流动性进行较好的反应,符合偿付能力与经营能力的一致性原则。

  二、文献综述

  徐高林(2009)认为,仅对英美保险市场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保险业整体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经营某些特定险种(抵押贷款保险)的公司和个别保险公司(AIG)受到的损失还是惊人的。特别是对于这些保险公司的投资资产,冲击非常大。席友(2009)则主要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资保险公司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对国外保险公司的冲击会通过退出风险、业务风险和资产转移风险等传导到我国的分支机构,并对我国保险市场造成冲击。朱文革(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允许保险公司进行海外资产配置,将会使得保险公司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风险显著增大。同时,他的研究还表明了这种跳跃性风险会使得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因此在考虑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政策应该更加完善。但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出一种较为有效的偿付能力测算方法。

  “偿二代”规则发布后,针对其概念、架构以及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部分研究集中于对“偿二代”基本架构和理念进行介绍。比如朱南军、郭楠(2015)针对“偿二代”的监管架构、建设理念与影响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偿二代”具有风险导向、中国特色和国际可比等三个制度特征,并指出“偿二代”的实施将为保险公司带来机遇。另一部分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偿二代”对保险公司经营和风险管理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偿二代”对各类型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的影响。比如陈秀娟(2017)分析了“偿二代”对寿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包括对产品开发和业务规划、内含价值、资产负债管理、资产大类配置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并提出在“偿二代”体系下,寿险公司应该促进产品转型升级、优化资产配置、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等。赵宇龙、赵立戎(2016)针对“偿二代”中的再保险公司和业务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旧的监管体系不同,“偿二代”对再保险公司和业务制定了专门的监管规则,并从新格局、新定义和新标准三个角度对“偿二代”在再保险监管方面的理念和规则进行了阐释。

  除了理论研究,一些学者也针对“偿二代”发布之后各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沈立等(2014)运用一家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的数据,对比了不同数据类型以及不同方法对准备金风险评估结果的影响,并测算了不同置信水平下准备金风险资本要求,研究认为“偿二代”下资本要求与95%置信水平下的资本要求结果比较接近。欧阳越秀(2016)测算了45家财产保险公司在“偿二代”体系下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得出结论:不同的财产保险公司在“偿二代”体系下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中资财险公司应该更重视承保业务的管理,中资民营财险公司应该更注重投资风险等等。田玲等(2016)则将视角转向巨灾风险管理。“偿二代”对巨灾风险提出了最低资本的要求。文中对影响保险公司应对巨灾风险能力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引入“偿二代”对巨灾风险的最低资本要求。最终发现“偿二代”对风险管理水平高的保险公司来说,能释放更多资本金;对风险管理水平低的保险公司来说,则能促使其调整业务结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最终,整个行业的巨灾风险应对能力将提高。

  但是,在现有的有关“偿二代”的研究中,极少有学者对保险公司内部偿付能力测算和风险防控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是在“偿二代”已有的测算方法基础之上研究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而由于经营业务不同,客户体系、市场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各家保险公司面对风险和危机时的反映也不一样。因此,建立一种能够更具体地反应金融危机影响机制,并能够良好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偿付能力测算方法,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防范风险,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偿二代”背景介绍及本文研究模型

  “偿二代”全称为“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C-ROSS),其建设工作开始于2012年。2015年2月,中国保监会正式下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17号)》,标志着“偿二代”进入实施阶段。“偿二代”监管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包括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以及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图1)。与以前的偿付能力体系相比,“偿二代”从资产的认可方式,到负债的认可方式,再到最低资本的计量方法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更加强调对保险公司负债端偿付能力的监管。因此,保险公司在考虑偿付能力时,应该更加重视负债端因素。本文就是依据“偿二代”的这一特征,构建了一个新的结构式模型,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危机对我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

  

  图1 “偿二代”监管体系架构

  本文利用结构式模型来衡量寿险公司债务及违约机率。其重要思想是把资产视为一个或有求偿权(contingent claim),并以此来计算寿险公司违约几率,从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测算。

  结构式模型主要有五大参数:

  (1)无违约风险利率设定与其随机过程。

  (2)资产价值衡量以及其随机过程:必须要考虑资产期望报酬与波动度。

  (3)债务:对于衡量必须付的配息与到期时的本金,或者公司本身的债权的衡量。

  (4)违约回收率:当违约时,债券持有者所能回收的比率。它反映了破产的直接或间接成本,违约时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公司合伙人潜在的损失价值。

  (5)违约界线:当资产价值碰到违约界线时,就会有违约的情况发生。

  本文主要探讨寿险公司负债面偿付能力风险,因此将利用银行存款保险的概念,将现有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作为投资人保障,若新制技术准备金中的现金流出大于现有准备金时,则造成偿付能力不足;反之,现金流出越低于现有准备金,则寿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强。

  根据CEIOPS(2012)与Christiansen et al.(2013)对于Solvency 11下保险公司负债端设定,假设保险公司每期可承担风险资本(Risk-Bearing Capital,RBC)等于资产减掉最佳估计负债,且最佳估计负债由各期的现金流出构成,且遵循对数常态分配。由于大部分寿险公司风险边际不超过最佳估计负债的5%,故本模型只考虑现金流出的随机过程,可表示如下:

  

  其中L为构成保险公司最佳估计负债的当期现金流出,其公式为:L=保险给付+费用-保险收入。

  保险给付为保险合约约定的所有给付内容。费用为取得及维持保险合约所产生的直接成本与相关费用。保费收入则主要指的是保险合约约定的所有收入,但不含投资收入。

  根据中国精算学会公布的《保险合约负债公平价值评价精算实务处理准则(新版草案)》,费用既包括取得及维持保险合约所产生的直接成本,比如取得成本、保单行政管理及维持费用,也包括间接成本,比如佣金、业绩薪酬薪、发单费用、维持费用、收费费用及营业税等间接成本,也需适度考虑。因此本文以保险公司的营业成本(直接成本)、营业费用(间接成本)以及税负作为费用估计的依据。

  当现有准备金(A)小于现金流出时,将造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导致负债端潜在违约的可能性。参考Bartram(2007)提出的实际测度下的违约机率(Default under the Actual measure),用保险公司现金流出成长率与波动度作为估计参数,更能比较出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差异。违约机率表示如下:

  

  表示保险公司现有责任准备金形成的违约界限,过往使用结构式模型衡量信用风险时会将违约界限设为短期负债加上长期负债的二分之一。由于L为当期的现金流出,本文设定违约界限为现有准备金(A)的三分之一,代表保险公司现有准备金至少要保证在三年的当前现金流出下不发生违约,也隐含足够支付“偿二代”下约5%的风险边际(QI4公布欧洲绝大部分产险公司风险边际亦不超过最佳估计负债10%);本文将利用两年的历史数据估计实际的现金流出成长率以及波动度。而D2则为衡量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提存适足率间距,是本文中主要关注的变量。D2越高,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表现就越差,越容易发生违约。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资料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保险年鉴、各寿险公司年报。选取金融危机2007-2008年前后3年的2002-2011年作为观察时间,并利用我国前30大寿险寿险公司年度数据,排除成立不足十年的寿险公司。模型主要使用的变量包括:

  1.各项准备金(A)。

  2.营业成本、营业费用、所得税估计费用,L为年报上的保险给付保险收入+费用。

  (二)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分析

  本文平均各年度寿险公司的违约概率与违约距离D2(图2),观察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我们模型所计算的偿付能力。

  

  图2 各年度保险公司违约距离与违约概率

  图2发现次贷期间的违约距离(D2)平均为295,比事件前后平均距离还高。可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对于寿险公司偿债能力有显著的影响,证明我国寿险公司会在景气良好的时候,将增加准备金偿债能力的风险;此外2006年寿险公司违约概率就开始上升,到2008年危机发生后才开始大幅减少开始才下降到正常,整体保险市场呈现出偿债能力顺周期的状况。

  (三)寿险公司排名绩效持续性检定

  本节将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计算出各家寿险公司各年度的D2数据,通过各家公司D2指标年度排名持续性,分析违约距离是否具有持续性。由于非常态且小样本,故首先利用各年度的违约距离做Spearman相关性排名鉴定,分析寿险公司偿付偿债能力是否具有持续性。

  

  由表1结果可以发现,2007年金融海啸发生后,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排明显的改变,形成2004-2007年与2009-2011年两个区段,这表示金融海啸对于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排名产生影响;在各区段内,寿险公司的偿付偿能力排名排会持续一年以上,且都是正相关,表现越佳的寿险公司越能够维持较佳的偿付能力。

  (四)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与财务指标鉴定

  最后,由于“偿二代”要求寿险公司采用现金流量来评估负债端偿付能力,我们看这样的改变是否与寿险公司实际的经营绩效相关。寿险公司财务绩效的选取,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保险业监管指标》,涵盖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保费收入利润率以及所有者权益利润率等四大类六项财务比率(表2)。本文将这些指标与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作比较分析,整理如表3。

  

  表3为寿险公司提存违约距离(D2)与各项财务指标间的关系,当D2越高时,违约概率越大,相较之下财务绩效应该表现越差。从表中可以发现,各项指标都为负相关,符合本文预期。

  表4则将各寿险公司财务绩效指标分为大于与小于平均值两组,探讨与偿付能力间的相关。从表4发现,高于平均流动比与速动比的寿险公司,对应的偿付能力最佳,违约概率仅约0.04%与0.17%。相对的,低于平均流动比与速动比的寿险公司,违约概率分别为73.55%与72.64%。我国寿险公司高偿债能力即具有高流动速动比的良好体质。而差距最不显着的为寿险公司当期的投资绩效(ROI),可能是投资绩效与资产面与现有景气环境联系较大,与准备金以及寿险公司最佳估计负债相关性较小。而高于平均财务指标的寿险公司违约概率越低,也反映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保险业监管指标》能反映出偿付能力的变化。

  我们再利用ROC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来看本文提出的偿付能力指标D2对各财务经营指标的预测能力。曲线下的面积(Area产nder curve,AUC)越大,模型所计算出来的提存违约距离D2预测财务指标的能力越强;AUC接近于1,表示偿付能力越高,其财务绩效越好;若为0.5,则没有判定能力。以随机方式区别。

  由于本文以提存违约距离D2做为检定工具,其值越大代表违约概牵越高,寿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差;因此本文将小于财务指标平均值(如流动比、速动比)的公司设为1;说明验证D2越大其财务绩效越差的准确度。表5列出了所有财务绩效指标的AUC比较,其中资产负债比的AUC值虽然大于0.5,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比都非常高(大于90%),容易导致指标缺乏鉴别力。

  而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是最为相关的,无论是ROC模型预测值(AUC),还是显著程度的表现,均为所有财务指标最佳。另外我们发现,寿险公司的资产报酬率表现为中等,AUC接近60%,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每股盈余也有60%的预测准确率,代表我国的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因子也能反映公司的获利指标。

  

  

  本文利用结构式模型评价保险公司最佳估计负债与现有准备金计提的差距,以此来对我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测算,反映“偿二代”对负债端偿付能力的要求。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总体保险市场,还是个别保险公司,其偿付能力在金融危机时均会受到影响。原因是保险公司在发生危机前大幅扩张成本,在危机发生时因为无法立即减少支出而造成偿付能力变差,因此,保险公司在危机后会立即紧缩成本,反映QIS5中保险公司担心顺景气循环的状况。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寿险公司提存适足性距离(D2)的测算和排名分析,本文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排名持续性被分为2003-2007年与2009-2011年两个区段。因此,金融危机确实会对我国寿险公司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一方面寿险公司应该及时调整自身经营活动,保持偿付能力充足;另一方面保险监管机构也应该加强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力度,以促进其平稳度过危机。

  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在本文所提供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下,我国寿险公司高偿付能力与高流动、速动比相关程度最大。而差距最不显著的为保险公司资产方的投资绩效,因此必须同时考虑进行资产与负债端的监管,才能确保保险公司在大波动的经济环境下维持良好的偿付能力与资产配置能力,且流动、速动比可以成为监管机构监管偿付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而“偿二代”要求保险公司采用现金流量以及市场一致性来评估负债,因此未来利用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等资产流动性而非投资绩效来考虑偿付能力增减将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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