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保费补贴与农业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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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New Urbanization,Premium Subsid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内容摘要: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人口的迁移与居住地域的变化,更要注重让农民拥有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为此,本文基于财政学中“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探讨了新型城镇化与保费补贴联合作用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本身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较小,而保费补贴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使得公共服务水平、农民收入结构、受教育水平等许多不显著的因素成为了农业保险需求增加及保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就此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保费补贴,农业保险需求,公共服务均等化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新型城镇化、保费补贴与农业保险需求.[J]或者报纸[N].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1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8)02-0001-11

  2014年3月6日,全国政协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2014年3月16号,《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发布。该规划指出,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微观层次人的生活品质——“人”的城镇化的理想目标是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即让农民也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机会、医疗服务和养老保障等。

  2004-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指导意见。从财政部2007年颁发农业保险补贴(以下简称保费补贴)的四个试点开始,在2007-2013年期间,中央逐渐扩大了农业保险补贴的试点范围、增加了补贴品种、提高了补贴比例以及增加了补贴资金,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我国农业保险乃至整个农业扶持的决心与力度。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的教育机会、医疗服务和养老保障水平都在明显改善,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随着保费补贴的不断深入,各省市农业保险的需求将呈现出怎样的变化?特别是新型城镇化与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是否具有理论中的倍数效应?这些问题无疑会影响未来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与制度模式,为此开展专项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种类繁多,尤其强调对农业保险种类的选择,比如产量保险、农业保险等(Coble K H,Knight T O,1996[1];Garrido A,Zilberman D,2008[2]);在研究区域选择上,有的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有的是以地区的试点为研究对象,如Sakurai T,Reardon T(1997)[3]以及Barnett B J,Mahul O(2007)[4];对于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主要考察了农业产量、价格预期、政府补贴和生产方式等因素,如Goodwin B K(1993)[5]和Vandeveer M L(2001)[6]。这些文献为后续研究选择研究方法和思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随着农业保险的兴起,国内关于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已成为热门研究话题。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依照传统的实地调研方法,以某一个地区的调查问卷的数据为基础,建立模型考察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诸多因素。如赵建东(2009)[7]、张小芹(2009)[8]和张红梅(2010)[9]等对部分省份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通过问卷调查,认为农民收入、文化程度、年龄和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等是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二是基于新的视角或思路,考察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如张伟、郭颂平等(2013)[10]研究了风险演变、收入调整与不同地理区域农业保险的差异化需求;刘冬姣、张旭升(2011)[11]分析了宏观数据如何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第一类的研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大多通过实地调查,但采集的数据往往受到地域的限制,缺乏宏观性,因此结论更适用于局部地区;第二类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视角或思路来研究农业保险需求问题,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这种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方法、视角和框架,紧跟研究热点,注重研究的横向联系比较是值得借鉴的。

  作为时下研究热点之一,农业保险补贴的研究过程其实并不长,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的研究起源于财政学中的财政补贴,将其作为一项财政政策来进行研究,并且就其内容界定、特征和补贴方式进行了讨论与研究(汪学谦,1986[12];冯海发,1996[13])。另外,考察和比较国外农业保险补贴(主要是美国)的历史变革、内容和特征,并为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提出相关启示及政策建议,也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方式(张健等,1996[14];文小才,2007[15];施红,2008[16])。尽管中央自2007年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进行试点,然而人们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作用、补贴对象、补贴力度和补贴方式等问题仍然模糊不清,急需加强研究(庹国柱,2011[17])。近年来农业保险补贴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注重数量化的趋势,农业保险的补贴机制、最优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补贴方式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旋律(王秀芬,2012[18];张祖荣,2013[19];郑军等,2014[20])。通过梳理研究脉络不难发现,农业保险补贴的研究已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研究方式也多种多样,这并不表明我国对此的理论研究已经成熟,仅仅是农业保险实践中迫切需要数量研究来揭示其内在规律与作用特点。

  关于城镇化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不多,仅有的研究基本上是近两年才开始的,此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考察了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关系。如马改艳和徐学荣(2014)[21]、王祖继(2014)[22]。另外,石晓军(2013)[23]、范杰(2013)[24]分别从定性和定量的方面,论述了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已明确指出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然而该结论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尤其是大多没有给予实证验证,这无疑会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关于城镇化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亟需补充。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突出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核心的特点,即从微观层面上考察,拥有和市民一样公共服务的“新型农民”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性以及保费补贴的催化作用①;二是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注重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从宏观层次探究了微观主体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三是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的开展方式及实施标准,提供一定的建议;四是尝试性地将保费补贴与城镇化综合作用纳入农业保险需求研究体系,以供后来的研究作参考。

  二、相关理论依据

  (一)相关理论及假说

  对于城镇化具体以何种因素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石晓军(2013)[23]提出了以下三个因素:土地流转带来的中国农业的适度规模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及适度的产业集聚;“人”的城镇化中农民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从前两个视角切入研究农业保险的文献居多(樊增强等,2012[25];张曙光,2010[26];唐谨,2013[27];杜鹏,2011[28]),这些研究主要对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保险发展的相互关系或者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相反,从微观“人”的角度来研究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特别是缺乏对实证研究进行科学验证。需要强调的是,石晓军(2013)在农业保险研究领域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意识”——“这将是我国农业保险未来需求增长的最大动力,有可能带来的是成倍的增长。”[23]这里提出的“人力资本意识”这一概念的相关文献较少。广泛阅读近三年内农业问题的文章可以发现相近的词汇——“农民市民化”或“人口市民化”(胡桂兰,2013[29];柯福艳等,2013[30];吴根平,2014[31]),这些文献大多基于财政学中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然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通过检索深入阅读文献与多次研究考察,在财政补贴的参与下,许多因素在省级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的作用,为此总结出本文的切入点如下。

  1.公共服务水平

  基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现有研究通常是就省级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即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来研究(安体富等,2007[32];刘成奎等,2011[33];郭小聪等,2013[34])。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该选题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政策指向与实践导向(郭小聪等,2013[34])。

  而社会保障水平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衡量指标,现有研究较多,这些文献大多基于穆怀中(1997)[35]的测算方法来研究的。同时仇晓洁等(2009)[36]也论证了工业化、城镇化与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石晓军(2013)[23]提出的“城镇化的理想目标是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观点,本文也采用了穆怀中提出的方法,通过测算各省市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来部分度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

  2.保费补贴

  关于财政补贴(本文特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在农业中的激励作用已经毋庸置疑(Smith & Glauber,2012[37])。然而对于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用,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别进行了考察,并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例如杠杆作用、调节作用(汪学谦等,1986[12];冯俭等,2012[38])。特别是冯俭等(2012)[38]通过元分析指出在农业保险补贴实施前后,确实影响到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和耕地面积等因素,进而影响到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庹国柱(2011)[17]同样指出农业保险具有形成农业保险市场、组成农业保险价格、反哺农业等作用。同时要指出的是农业保险对于农户的激励作用并不全是正向的(Makki & Somvaru,2001[39]),即前文中提出的负催化剂作用。

  本文通过将全国各省的历年保费补贴的开展情况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以“公共财政均等化”研究本文问题的方式具有新颖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研究的实用性,在前文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水平、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力教育情况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3.人均GDP

  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无疑是国内生产总值,且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小能反映出地域有多少“能力”来支持农业发展和对农业的补贴(如财政补贴中的农林支出)等(孔祥云等,2013[40];郑军等,2014[20])。然而由于地域、经济基础、发展模式的差异,GDP在省级的横向比较中并不是最优选择,本文使用人均GDP进行替代。

  4.农民收入结构

  传统以农民收入作为变量的解释力并不理想(王秀芬等,2013[41];陈浩天,2014[42]),而城镇化对农民最直观的影响方式莫过于农民的收入结构的变化(张伟等,2013[43])。张车伟(2004)[44]和李先玲(2010)[45]的研究同时表明代表农民务农收入的家庭经营收入在减小,而代表务工收入的工资性收入在加大比例,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化不大。并且在研究中不难发现,通过农民收入结构(这里选用工资性收入比家庭经营性收入)可以看出不同省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5.受教育水平

  教育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动城镇化进程最重要的手段和动力之一。学者在考察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时,也广泛地使用教育程度这个因素(刘冬姣,2011[11];张伟,2013[43])。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对于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本文采用各省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

  为此,通过适当调整,本文从上述5个方面来搜集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各省农业保险需求即各省农业保险保费密度为因变量,来衡量这5个方面在现阶段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1:当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提高时,会使得人们对自身的发展和安全有更多的考虑,在农业方面体现为对农业保险需求增加。

  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文化素质对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研究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秦贤宏等,2008[46])。

  假设2:当农民的收入来源由务农向务工转变(收入结构改变)时,农民对于农业保险需求减少。

  当农民都不再种田时,就不存在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了(庹国柱,2011[17])。

  假设3: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新进入的市民会提出更多的要求。特别是社会保障均等化需求,包括对于城镇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需求。

  城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也是如今研究的热点之一(孙德超等,2012[47];张巍,2013[48])。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一般方法(穆怀中,1997)[35]提出的测算方法,测算各省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假设4:保费补贴的开展会催化上述三个因素,即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产生催化作用:将本来不显著的因素变得显著(正催化作用),将本来显著的因素变得不显著(负催化作用)。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及相关指标

  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可以构建以下理想化模型:

  

  式中,Y为各省的农业保险需求水平,这里用农业保险需求密度衡量②;为地方GDP,用当年各省GDP表示;分别为人均农村教育财政支出、人均农村科技财政支出、人均农村文化财政支出、人均农村卫生财政支出和人均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ε为残差项,表示未纳入模型但对模型影响的因素。

  但是,实际过程中,农村数据的缺失和变量间的统计上不对应③。刘成奎(2007)[32]指出“社会保障指数递增幅度最快”,采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可以反映这种变化。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城镇化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再加上农业保险补贴的参与,进而影响到农业保险需求。这里我们采用时间序列来研究此问题,虽然也可能存在城镇化要素之间的乘数作用,但考虑到一是缺乏理论的支持;二是本着奥卡姆剃刀原则④和李子等研究的结果⑤,本文建立能够解释问题且尽量简单的模型。因此,利用2004-2013年的数据,上述理论分析可得到以下替代模型:

  

  式中,Y为各省的农业保险需求水平,这里用农业保险需求密度衡量;为虚拟变量,代表省市有无开展农业保险补贴的情况;为地方GDP,用当年各省人均GDP表示;为农民收入结构,用工资性收入比家庭经营性收入表示;为教育水平,用各省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占比表示;为社会保障,用农业社会保障水平表示;表示农业保险补贴与地方GDP、农民收入结构、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交互影响;ε为残差项,表示未纳入模型但对模型影响的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来自于2004-2013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各省非农业人口数据来自于2004-201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省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高中文化以上的劳动力均来自于2004-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农业保险补贴情况搜集历年财政局发布的相关文件整理而得。社会保障水平相关计算数据来自于2004-2013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1.各省的农业保险密度

  通过以上所述方法,计算出2012年全国各省农业保险密度如表1。

  

  (2)当年农业人口为上年年末与本年年末的均值计算而得。

  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省市的农业保险密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中,贵州省的农业保险密度最低,为1.96元/人;上海市的农业保险密度最高,为307.56元/人。显然,这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GDP较高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2.农业保险需求与城镇化的简单相关

  查阅2006-2013年的《中国保险年鉴》,搜集2005-2012年的城镇化率与上文中计算出的农业保险密度,并计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得到图1。

  

  图1 农业保险需求与城镇化的简单相关系数

  从图1可以看出,除个别省份(贵州省、上海市、西藏等)的相关系数较低外(低于0.8),其余省份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8。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省份的相关系数较低,存在许多原因,但无外乎受到保费补贴、开展年限较短、农业保费收入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等原因的影响。为了确保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相关度较低的省份(小于0.8),排除在外。

  3.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保险补贴的联合作用

  以农业大省黑龙江为例,在不考虑农业保险补贴参与的情况下,将数据代入软件得出表2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多项解释变量无法通过。在加入农业补贴回归项以及其与上述因素的乘积时,利用逐步回归法可以得出表3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在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上述各因素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农民收入结构)的系数有所增大,(受教育水平)在农业保险的参与下变为负数,社会保障水平从负向变为正向。

  重复以上过程,将以农业保险补贴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合作用的个数为依据,将各省结果分为5类。

  (1)四个要素

  从表4可以看出,受到四个联合要素影响的省份有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河南和湖南。在联合项加入后,各省的农业保险受到农业保险补贴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较大,且都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综合附表的历年社会保障水平可以看出,黑龙江与辽宁的社保水平在0.4~0.05,而本组中社保较高的安徽、福建此项因素的影响作用却不大。是否某些省份的农村社保水平在0.4~0.5时,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未来农险的增长?这点值得深入研究。

  (2)三个要素

  从表5可以看出,受到三个联合要素影响的省份有山西、吉林、山东、湖北、四川和青海。在联合项加入后,各省的农业保险受到农业保险补贴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显著,除四川外都表现出反向抑制作用,从附件的历年各省农民收入结构可以看出,四川省的排名靠前,四川的教育迁出作用较强。各省的农业保险受到农业保险补贴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显著,大多数表现出正向促进的作用,并且数值大小相差不大。

  (3)两个要素

  从表6可以看出,受到两个联合要素影响的省份是分组内最多的。在联合项加入后,各省的农业保险需求与联合项的影响类别、大小和正负有着很大的差别。本组中,保费补贴与人均GDP的联合项对于各省的农业保险需求大多是正向促进作用;保费补贴与收入结构的联合项对于各省的农险需求为负向抑制作用,这与假说2相符。但其中浙江、海南两省与大多省份符号相反,说明浙江省人口流动量较大,经济发达,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对于农险需求影响不大。

  

  (4)一个要素

  从表7可以看出,受到一个联合要素影响的省份是北京、陕西和新疆。在联合项加入后,各省的农业保险需求与受教育水平联合项的影响较多。且新疆受教育水平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北京市,这种结果也在预料之内。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第一,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保费补贴的开展确实推动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即假说4提到的催化效应。并且在保费补贴参与下,不同因素在不同省份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所表现出的作用有较大差异。

  第二,2003-2012年作为中国农业保险的过渡期,把握未来农业保险需求增长的关键点是至关重要的。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保费补贴参与前,综合各省结果,单位人均GDP的增长推动0~0.14%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在保费补贴参与后,保费补贴与人均GDP的单位影响因变量数值为-0.53%~39.4%,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不得不考虑到地区间的发展模式问题。

  第三,保费补贴参与下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与假说2基本一致。单位的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会抑制单位的农业保险需求增长;但是少数省份存在例外,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对此的解释为土地流转的集聚效应使得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变化,进而使得农业保险需求增大。

  第四,保费补贴参与下受教育水平的实证结果与假说1部分契合。与本文的前置性研究结果一致,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投资,但研究发现教育存在前文中提到的“迁出效应”。本文进一步总结概括出“发达地区的迁出”与“欠发达地区的迁出”,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达思想开放,人才向海外寻求深造机会,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寻求更多就业发展机会。

  第五,保费补贴参与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实证结果与假说3基本契合。一单位的农村社保水平的增长促使1~228单位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这将是未来最大的增长点。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⑥是对应一致的。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深入开展保费补贴的研究。在农业保险补贴不开展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结构对农民保险需求呈现正向促进的作用;但在农业保险补贴开展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结构对农民保险需求呈现反向抑制的作用。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农民收入结构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存在最适水平。这种观点启发于我国保险“高补贴,低覆盖”的现象以及补贴最优边界的相关研究(胡炳志等,2009[49]),这点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农业保险补贴开展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结构对农民保险需求呈现正向促进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农业保险的开展年份短,这些省份还没有经过倒U形的最高点,因此没有出现下降的态势。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结果中,在农业保险参与的情况下,社会保险水平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显示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基础公共设施缺乏的地区,更应当加强建设。因此,应加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扩宽农业保险的范畴。未来农业保险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当前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农险已经很难满足农民广大的需求。[50]可以尝试新型农业保险,如天气指数保险、产量保险等。也可以在传统农业保险的外延上,推出农民工或者“新型”市民的短期意外险[23]。

  ①催化作用源自于化学生物领域,后被广泛引入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生物化学反应中,催化剂的作用可以同样程度地加快正、逆反应的速率,并且有正负催化剂之分。借此,本文中指将本来不显著的因素变得显著(正催化作用),或将本来显著的因素变得不显著(负催化作用)。

  ②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使用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能够有效地将二者进行整合。如若使用其他统计量,由于种植业采用单位面积统计,而养殖业多采用数量单位统计,二者之间存在单位差别很难进行综合,进而无法真实反映一个地区农业保险需求的情况。

  ③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农民,因变量采用农村人口的均值,自变量为省级常住人口的均值,会造成统计上的不一致。

  ④即描述尽可能简单,只要不遗漏重要的信息。这表明回归模型应尽可能简单。

  ⑤李子奈,霍玲.从《经济研究》与AER发文比较分析看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21世纪数量经济学(第6卷).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05:18。

  ⑥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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