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寿险公司成长的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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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Path Se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Insurance Companies' Growth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寿险公司成长存在明显的亏损经营等现象,中小寿险公司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寿险公司成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对我国寿险公司成长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小寿险公司多选择单一业务或主导业务模式,还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而大规模寿险公司多采用多元成长战略。随后,本文选择我国39家寿险公司2007-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创新能力、回归产品保障功能、拓展新业务、提升经营效率等因素显著促进寿险公司尤其是中小寿险公司成长,展开价格竞争对中小寿险公司非常不利。本文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如何促进我国寿险公司成长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小寿险公司,路径选择,影响因素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我国寿险公司成长的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J]或者报纸[N].保险研究,(20187):45-59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306(2018)07-0045-15

  寿险公司是我国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能够激发寿险市场的竞争活力、提高寿险市场创新能力,为完善我国保险市场体系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为促进保险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贡献,其中中小寿险公司①的作用尤其明显。2016年8月,原中国保监会公布的《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完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方面明确指出,要“支持中小保险公司创新发展,形成特色化经营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保险需求”,并提出到2020年“中小型保险公司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保险市场体系丰富多元”。然而,目前我国中小寿险公司由于运作时间较短,仍然面临着业务规模小、经营成本高、管理基础薄弱等诸多挑战,甚至面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经营亏损②等生存危机。推进我国中小寿险公司成长已经是摆在整个行业面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目前国外关注寿险公司成长的成果比较多,如Hardwick and Adams(2002)以净资产增速代表公司成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短期内企业成长和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不同的时期显示出来的情形不一致,比如1987-1990年期间英国中小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速度要显著快于大规模公司,而1990-1993年的结果正好相反;但长期来看,寿险公司的成长和规模无关,符合著名的吉布列法则③。作者同时认为成本水平、利润水平、服务输出水平、公司类型和公司位置会显著影响公司成长。Choi(2010)同样用净资产增速代表保险公司成长情况,发现美国保险公司的成长同样遵循吉布列法则,即保险公司成长独立于公司规模,同时作者还发现越年轻的公司成长的越快、投入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公司成长、规模经济和保险公司成长正相关。Adams et al.(2013)用总资产表示公司成长,以瑞典寿险市场为例验证了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小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要明显大于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也即公司的成长并不独立于公司规模;另外,盈利能力、公司组织形式、再保险、实际利率和市场监管环境都会对寿险公司的成长影响显著。其他研究中,Geroski et al.(1997),Weiss(2011)和Hardwick and Adams(2014)等人从保险公司成长路径中的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和经营利润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保险公司的成长是伴随着公司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同步行进的。

  国内研究中,针对寿险公司的成长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公司规模的研究。刘占国(2010)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中小型寿险公司成长路径问题,认为我国中小型寿险公司的成长路径有两个,分别是依托于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拓展的内部成长模式及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发展壮大的外部成长模式。邵全权(2011)以资产增长率和保费增长率代表寿险公司成长,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吉布列法则并不成立,规模越小的公司其成长率越高;寿险公司资产增长率和保费增长率均存在条件收敛效应;另外,产业特点、业务结构和经营产生的外部性会较显著地影响寿险公司的成长。李秀芳等(2013)用总资产表示寿险公司成长,研究发现小规模企业的成长比较独立于企业规模,大规模企业的成长则偏离吉布列法则;中大规模企业获利率与企业成长显著负相关;另外,企业年龄、市场占有率、费用率、退保率等都会显著影响寿险公司成长。蔡华和张宁静(2012)也讨论了我国寿险公司成长问题,侧重从企业成长目标和路径的角度展开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是一个纯粹随机事件,寿险企业成长受投入成本、是否是集团企业和行业集中度等因素影响。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对寿险公司的成长的界定基本还停留在“规模增长等于企业成长”的认识上,多用资产代表寿险公司的成长。这种做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规模增长只是公司成长的一个方面,根据内生成长理论,寿险公司的成长还应包含营业收入、盈利能力、人力资本和分支机构建设等方面的信息,现有的成果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验证影响我国寿险公司尤其是中小寿险公司成长的因素。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寿险公司成长路径的选择,第三部分对模型的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最后给出了结论和建议。

  二、寿险公司成长路径选择的现实分析

  基于纵向企业成长理论,本文将企业成长路径大体分成三种,分别是单一业务型、主导业务型和多元化成长。其中,单一业务型是指企业自创业阶段到成长阶段再到成熟阶段的成长周期内,一直固守单一业务,并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95%以上;主导业务型是指企业在创业阶段虽然也是单一业务,但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其他新业务,新业务相比于现有业务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主营业务具有不可超越的主导地位,在企业步入成熟期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75%以上,但在95%以下;多元化成长路径是指企业在创业阶段也经营单一业务,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进入其他新业务,新业务的种类较多,且各具一定的竞争力,没有任何业务能够居主导地位。

  本文将我国持续经营的寿险公司(不含专业健康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分为大规模寿险公司(7家)、中资中小寿险公司(22家)、外资中小寿险公司(21家)和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9家)四个类型,并以2015年保费收入为例分析寿险公司的路径选择④,结论如下:

  第一,大规模寿险公司一般选择多元化成长路径。从险种的角度来说,2015年大规模寿险公司没有任何一种险种的保费收入占比超过75%;从业务渠道的角度来看,只有平安人寿和太保人寿的个人代理渠道保费收入占比75%以上,其他渠道保费收入占比均不高于75%;可知我国大规模寿险公司均选择相关多元成长路径。即我国的大规模寿险公司选择的路径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发展,在应对风险以及业务拓展方面具有独特的规模优势。

  第二,中资中小寿险公司在路径选择上偏好单一业务型和主导业务型。从险种的角度来说,2015年有5家公司某一险种的占比超过了95%,5家公司某一险种保费占比在75%至95%之间。从业务渠道的角度来说,有5家公司银邮代理渠道保费收入占比在95%以上,7家公司某一渠道保费收入在75%~95%之间,并且从整体上来看中资中小寿险公司银邮代理渠道保费收入占比为81.89%以上。整体而言,我国中资中小寿险公司在路径选择上偏好于主导业务型,而受制于业务拓展的压力或其他因素,有的公司甚至选择了单一业务型成长路径。

  第三,外资寿险公司偏好于多元化成长。从险种的角度来说,2015年共有3家公司分红寿险或普通寿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比重的75%以上,其他公司在险种类别上不具有显著统计特征;从业务渠道的角度来说,中宏人寿的个人代理收入占比在95%以上,另外有3家公司银行邮政渠道保费收入占比在75%到95%之间。由于我国多数外资寿险公司的股东是全球知名的大规模保险公司,合资而成的外资中小寿险公司在路径选择上承袭了母公司或股东的做法,偏好于多元化成长路径。

  第四,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也偏好于主导业务型。从险种的角度来说,汇丰人寿选择了单一业务型成长路径,另有4家选择了主导业务型成长;从渠道的角度来看,3家公司选择了单一业务型,另有4家选择主导业务型,整体上来看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在渠道上偏好于主导业务型成长。

  通过分析其他年份的数据以及对我国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过程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到上述结果,即中小寿险公司最开始普遍选择单一业务型和主导业务型,最终逐渐向多元业务型过渡,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总的来看,中小寿险公司普遍选择主导业务型或单一业务型成长路径,而大规模寿险公司一般是多元成长路径。单一型或主导型成长路径是企业成长的初级阶段,大型跨国公司基本都会选择多元化的成长路径(江若尘等,2011;吕波和魏国辰,2013),这说明我国中小寿险公司在成长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企业成长路径的选择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情况,甚至能决定企业的成长速度。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影响寿险公司成长的因素。

  三、寿险公司成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模型假定

  1.被解释变量

  Delmar(1997)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关于企业成长的文献中,30.1%的文献使用了销售额测度企业成长,29.8%的文献使用了从业人员衡量企业成长;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公司规模(杜运周等,2008)、利润(Delmar,1997;Ardishvili et al.,1998;Baum,Locke and Smith,2001;Hardwick and Adams,2014)、分支机构数(Chandler,1962)、净资产(7)等能够代表公司的成长水平。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特性,本研究选择规模增长率、保费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机构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五个指标来综合衡量寿险公司的成长情况。同时,本研究借鉴陈兴红、武春友和匡海波(2015)选择8个可以代表公司成长的指标综合成熵值来表示公司成长的做法,以上述五个指标为基础做成几何平均值,来检验保险公司的总体成长情况。

  2.解释变量及研究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影响公司成长的因素多种多样,结合现有文献和保险公司经营特性,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择以下几个被解释变量:

  研究费用(Research)。知识创新与成长路径突破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知识创新一般都是通过对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的投入来实现的(吕波和魏国辰,2013)。因此,本文选取能够代表公司在R&D投入的研究费用做为知识创新的代表指标。并提出假定研究费用和保险公司的成长正相关。

  职工教育经费(Education)。根据内生成长理论,内生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根源所在。本文选择职工教育经费作为保险公司对内生资源提升的投入变量,并假定职工教育经费和保险公司成长正相关。

  产品价格(Price)。产品价格是保险市场竞争程度的体现,也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企业产品保持竞争力的最有效手段即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本文以公司总保费除以保额作为产品价格,根据市场理论可知,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将自身产品的价格设置过高不但不会获得超额利润,反而会被市场排斥,最终不得不退出,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不但是保险公司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因此假设产品价格和保险公司成长负相关。

  业务结构(Structure)。选择不同的业务结构和业务类型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是区别企业不同类型成长路径的主要指标(吕波和魏国辰,2013),业务结构的创新和调整,能够显著的促进企业成长(杨杜,1995)。鉴于公司的业务结构是一个难以表达的指标,本研究借鉴邵全权(2011)对寿险公司成长进行研究的方法,选择非银保渠道保费占比(Non-bank)、分红险保费占比(Dividend)和新单保费占比(New)作为寿险公司业务结构的代理变量,业务结构是上面三个变量的几何平均值,参照邵全权(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分别假定非银保渠道占比、分红险保费收入占比和新单保费占比和保险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负相关和正相关。由于业务结构是三个变量的几何均值,此处不对其进行假定,期待实证分析给出结果。

  经营效率(Efficiency)。根据亚当·斯密(1776)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体现企业内部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经营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规模。本文采用测度效率的DEA方法,参照黄薇(2009)和Cummins and Weiss(2013)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择总资产、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和赔款支出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已赚保费、净利润、投资收益作为产出变量,对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并假设经营效率和保险公司成长正相关。

  服务输出水平(Service)。企业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会影响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反馈,从而影响企业成长。因此本文参考Hardwick和Adams(2002)的研究,以保险公司的赔款支出除以保险公司的已赚保费作为企业的服务输出水平进行分析。由于该变量同时为企业的成本,可能对企业成长具有双面影响,因此暂不做出假设,期待实证给出结果。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会影响成长,一方面企业年龄与企业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相关,企业年龄越高,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把握度越高,成长的可能性越大(Marten,2000);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可能会出现机构臃肿、市场进取能力不足等问题,可能和企业成长并不相关(李秀芳,2013)或负相关。因此本文暂不做出假设,期待实证给出结果。

  企业位置(Location)。企业的位置选择决定了人力资源和资金的补充速度,对企业成长有重要影响(Hardwick和Adams,2002),因此本文选取企业位置作为解释变量,当保险公司的总部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时,取值为1,其他情形取值为0,并假定企业位置和保险公司成长正相关。

  其他控制变量(Others)。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企业成长还受外部经济的推动,如经济环境、人口环境、文化环境等,经济衰退、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等都会改变企业的固有成长路径(吕波和魏国辰,2013)。鉴于此,本文选择经济增长率(Econgrow)、人均GDP(GDP)、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通货膨胀率(Inflation)、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城镇化水平(Urban)等作为控制变量,以考察我国保险公司成长影响因素的真实原因。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本研究选择我国39家寿险公司2007-2015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大规模寿险公司7家,国有中小寿险公司10家,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6家⑤。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也有一些数据来源于原中国保监会,各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寿险公司的成长指标(Size、Premium、HR、Org、Profit、和Entropy)均存在异常值的情况,有必要做winsorize处理,而且人均GDP的数值较大,因此本文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通过对面板数据模型和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oled OLS)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知,对应的P值为0.2109,接受原假设,说明本研究搜集到的数据采用Pooled OLS模型较好⑥。故将本研究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rowth为寿险公司成长指标,分别为公司规模增长率(size)、公司保费增长率(premium)、公司从业人员增长率(hr)、公司机构增长率(org)、公司净利润增长率(profit)以及成长指标的几何平均值(entropy);structure为寿险公司的业务指标,分别为非银邮渠道保费收入占比(non-bank)、分红保险占比(dividend)、新单保费占比(new)或者这三者的几何平均值(structure);α为常数项,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表示残差项,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上式中的其他变量对应表1中的变量描述,此处不赘述。

  四、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寿险公司存在不同的类型,本研究在全样本分析之后再将样本划分成四个子样本,即是大规模寿险公司样本、中资中小寿险公司样本、外资中小寿险公司样本和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样本。

  (一)全样本寿险公司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本研究测算了各代表寿险公司成长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表3),可知寿险公司保费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规模的扩大,即寿险公司保费增长率和规模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不大;而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分支机构的增加往往表明寿险公司规模的扩大。总体来看,寿险公司成长指标的几何平均值和保费收入增长率、规模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以及机构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大的正相关关系,但和净利润增长率之间关系不大。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净利润增长率和综合指标针对全样本寿险公司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从略。

  

  

  通过表4可以看出,各模型的F值和P值均显著,说明模型设定基本正确,不存在伪回归的情况。具体到各变量,从全样本的角度来看,研究费用(research)与职工教育培训费用(education)和公司成长显著正相关;分红险占比(dividend)越高,越不利于寿险公司成长;寿险公司经营效率(efficiency)越高越有利于寿险公司成长;寿险公司提供的对外服务水平(service)越高越不利于其自身的成长;寿险公司年龄(age)越大越不利于自身成长。

  (二)分样本寿险公司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以大规模寿险公司(7家)的数据为一个样本,代表成长水平的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成长指标的综合指数(entropy)和其他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较高,和全样本相比能够以这一个指标代表所有寿险公司成长情况。因此,本文选择综合指数作为大规模寿险公司成长的代表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大规模寿险公司的办公地点均在北上广深地区,故此处删去公司办公地(location)这一变量。同样,本文对中资中小寿险公司(10个)、外资中小寿险公司(16个)、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6家)分别进行了小样本分析。经过相关系数矩阵检验之后,中资中小寿险公司的被解释变量选择利润增长情况、外资中小寿险公司的被解释变量选择机构增长率、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选择工作人员增长情况,各样本公司成长路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见表6。

  

  从表6中可以看出,针对大规模寿险公司,职工教育和培训费(education)、价格优势(price)、经营效率(efficiency)对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具有正向作用;过多的分红型寿险产品(dividend)会阻碍公司的成长;从控制变量看,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和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针对中资中小寿险公司,职工教育和培训(education)、新单保费占比(new)、经营效率、公司年龄、公司位置对公司成长十分重要,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成长;非银保渠道保费收入占比(nonbank)越高,越不利于中资中小寿险公司成长,这说明中小寿险公司目前较为依赖银邮代理渠道的业务收入;从控制变量看,中资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对外界经济社会环境的较为依赖,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促成中资中小寿险公司成长的必要条件。

  针对外资中小寿险公司,公司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银保渠道保费收入(nonbank)的刺激;分红险占比(dividend)越高、对外服务水平(service)越高越不利于其成长;外资中小寿险公司随着年龄(age)的增长成长速度显著放缓;选址(location)、经营效率(efficient)的提高意味着成长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从控制变量看,外资中小寿险公司基本不受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

  针对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研究费用(research)、经营效率(efficient)、公司年龄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成长;非银邮渠道的保费收入占比(nonbank)越小,越能促进其成长;对外提供的服务水平(service)越高,越不利于公司成长;从控制变量看,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显著依赖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

  (三)实证分析结论

  第一,扩大研究费用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成长。实证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外资子样本和银行系子样本中,寿险公司的成长和研究费用的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论与Papagni(2003)以及李霞(2003)一致,也符合本研究的基本假定,说明加大研究经费的投入从整体上而言能够促进公司成长。但扩大研究费用对大规模寿险公司和中资中小寿险公司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大规模寿险公司在成长过程中过多的依赖于自身独特的市场优势,对R&D的依赖程度不高;而中资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又处于初级阶段,对研究费用的投入与否并不敏感(从各公司的报表上可以看出,多数中资中小寿险公司对研究经费的投入为0,这可能也是结果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整体而言,为促进公司成长,各公司可适度提高研究费用投入。

  第二,职工教育经费对寿险公司成长至关重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样本都显示职工教育和培训能够显著促进寿险公司的成长,与杜传忠和郭树龙(2012)研究结果一致,也符合本研究的基本假定。这一结果表明,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说,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一方面能够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另一方面能够提升企业家才能,增加企业人力资本变量的权重,最终促进企业成长,这一现象在保险业体现的尤为明显。为促进自身成长,各公司可考虑加大职工教育经费的投入。

  第三,价格竞争对中小公司意义不大。除大规模寿险公司样本外,产品价格(Price)和寿险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中小公司来说,通过价格竞争,只能短时间内获得市场,但与此同时也让渡了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整体上看对公司的成长并没有多大好处。而大规模寿险公司相对发展得较为成熟,产品的开发和投放基本雷同,消费者对这些大公司的认可度基本一致,产品价格适当提升时,并不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从而能够提升收入,能够尽可能的获取利润,最终促进公司的成长。因此,对中小公司来说,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是不理智的。

  第四,业务结构的调整可以改善中小寿险公司成长。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中小寿险公司,银邮代理渠道保费收入占比越高越有利于其成长,对大规模寿险公司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并非“掌握了渠道就掌握了市场”,随着公司趋于成熟,渠道来源对公司和公司的成长来说并无多大关系。另外,在全样本、大规模寿险公司和外资寿险公司模型中,分红险保费收入占比(dividend)和公司成长显著负相关,其他样本模型中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分红险产品对公司投资能力以及其他要求较高,过多销售对公司的发展不利,回归寿险产品保障功能是较好的选择。在中资和外资中小寿险公司样本中,新单保费占总保费比重(new)越高,越有利于公司成长,符合本研究的基本假定。这表明尽量开拓新业务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提高经营效率是促进寿险公司成长的最佳途径。实证结果表明,所有的样本模型中经营效率(Efficiency)和公司成长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本文假定。经营效率的高低事实上是对公司治理能力的检验,公司治理能力强会反映在经营效率较高这一现象上,表现为管理层在总资产既定的情况下,合理控制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和赔款支出,能尽可能的提高已赚保费和投资收益。这说明,从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的角度增高经营效率,对促进公司成长意义重大。

  第六,对外服务输出对公司的成长起阻碍作用。在全样本、外资中小寿险公司和银行系寿险公司模型中,对外服务输出和公司成长显著负相关,其他样本中虽然这一结果不显著,但在符号上显示也为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寿险公司尤其是中小寿险公司还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外部性并不明显,赔款(这一指标体现为赔款除以已赚保费,该数值越大说明公司赔款越多)的增加意味着公司亏损的可能性上升,最终短期内不利于公司的成长。

  第七,公司年龄和区位选择对寿险公司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在全样本模型和外资中小寿险公司模型中,公司年龄(Age)和寿险公司成长的关系显著为负,表明公司成立时间越久越不利于公司成长;而在中资模型和银行模型中,公司成立时间越长其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大规模寿险公司中二者的关系则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类型的公司成立时间和成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当公司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年龄和成长之间的关系也就减弱了。另外,对中小公司来说,公司位置(Location)和公司成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寿险公司在选择注册地和办公场所时,要尽可能的选择北上广深这些资源比较丰富,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一方面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上有用的信息和各种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同类企业存在,相互之间可以学习和借鉴,共同成长。

  第八,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寿险公司影响效果不同。总体来看,我国寿险公司的成长显著受制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这种现象在中小寿险公司样本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对中小寿险公司而言,经济发展形势越好,越利于其成长。然而通过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大规模寿险公司的成长基本上不受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从侧面的角度反映了在我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我国寿险市场逆势发展的原因。

  五、结论和建议

  探究寿险公司成长的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我国寿险公司的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尤其能够帮助中小寿险公司寻找适合的公司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小寿险公司成长为出发点,首先分析了我国寿险公司成长的路径选择,发现外资中小寿险公司也偏好于多元化成长,而中资中小寿险公司在路径选择上偏好于单一业务型和主导业务型,银行系中小寿险公司也偏好于主导业务型,外资系中小寿险公司依仗国际大规模公司成熟发展经验一开始就布局多元业务型,大规模寿险公司一般是多元成长路径。随后选择我国39家寿险公司2007-2016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寿险公司成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加大研究费用和职工教育与培训费的支出能够显著促进中小寿险公司成长,展开价格竞争对中小寿险公司非常不利,稳定银邮渠道保费收入、回归寿险产品的保障功能同时拓展新业务能够促进中小寿险公司成长,提升公司经营效率是促进公司成长的根本,为加速成长,公司注册地应尽量选择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另外,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受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我国中小寿险公司的成长:

  第一,锚定符合公司自身情况的成长路径。中小寿险公司合理的成长思路是,根据自身最大潜在资本水平确定本公司合适的业务规模,在该业务规模水平下经营,并积累利润,资本量积累到一个新的层次后,再确定与此对应的新的业务规模,这包含对业务类型的扩充和业务渠道的拓展。唯有保持这一成长思路,才可以保证中小寿险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并获利。也即中小寿险公司应在考虑自身资本量的基础上,结合本公司其他资源,建立最适合公司的盈利模式,以达到持续成长的目的。具体而言,中资系和银保系中小寿险公司要加强自身盈利能力的建设,在坚守主要业务不流失的情况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的业务来源;外资系中小寿险公司要充分借鉴国际大规模寿险公司成长经验,在坚持多元业务型成长路径的同时,逐步进行资本积累。

  第二,重视创新和员工培训。目前国内寿险产品开发能力薄弱,多数公司依靠效仿其它寿险公司开发产品,相互间的模仿导致寿险市场上产品结构高度雷同,缺乏个性。中小寿险公司应致力于提高自身产品开发能力,积极挖掘客户潜在需求,利用新技术手段推进寿险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渠道创新以及服务创新。

  第三,优化公司治理、提升经营效率。通过多方面共同作用,改善中小寿险公司治理现状,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和相互制衡机制,推动公司成长。公司组织结构的优劣不在于公司组织结构本身,关键看是否适合并能够很好的服务于公司,只要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并且能够控制风险的目标的组织机构模式都可以灵活采用。

  

  ①本文中小寿险公司的分类标准参照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2月19日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下同。

  ②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布的公司年报数据整理,利润总额和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这两个指标为负的公司数目自2012年至2016年分别为45、42、36、29和26家,绝大多数为中小公司。这意味着近年来我国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寿险公司要么经营亏损,要么经营性现金流为负具有一定的倒闭风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③即Gibrat's law,由Gibrat于1931年提出,根据该法则,企业规模的大小和成长无关。

  ④数据来自于2016年《中国保险年鉴》40~41页,为节省正文篇幅此处略去具体的数据分析,表格见附录。另外,此处关于保险业务的数据仅指“原保险保费收入”,“保户投资款本年新增交费”和“投连险独立账户本年新增交费”并未考虑进来,首先在于后面这两项指标险种和渠道的分项数据不可获得,其次是因为这两个指标自2013年才开始出现,为保持数据前后的一致性,在分析时暂未考虑。

  ⑤具体而言,7家大规模寿险公司分别是国寿股份、平安人寿、新华人寿、太保人寿、人保寿险、泰康人寿和太平人寿;10家国有中小寿险公司分别是生命人寿、合众人寿、民生人寿、幸福人寿、君康人寿、天安人寿、华夏人寿、长城人寿、信泰人寿和英大人寿;16家外资中小寿险公司分别是友邦、中美联泰、中意、信诚、中英人寿、中宏人寿、华泰人寿、中德安联、同方全球人寿、恒安标准、恒大人寿、北大方正、陆家嘴国泰人寿、中银三星、长生人寿和瑞泰人寿;6家银行系寿险公司分别是建信人寿、工银安盛、农银人寿、招商信诺、中荷人寿和光大永明。

  ⑥考虑到本文选择的是公司层面的数据,且仅仅探讨对于中小寿险公司成长的因素分析,不涉及因果关系的探讨,参照Choi(2010)等学者的做法,本文并未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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