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及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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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 in Rural Finance

内容摘要:通过运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对2006-2016年我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然后利用Fields分解法和PVECM模型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作长期特征性分析。研究发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经济区域间的农村金融差异有显著拉大的趋势,而各区域内部差异有明显逐步缩小的迹象,但农村金融的区域内差距仍然构成区域差异的主体。从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来看,城市化水平、社会信用体系、法制环境和农村经济效率水平是形成农村金融区域长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此,需推进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以此夯实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基础。

关键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政策取向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及政策分析.[J]或者报纸[N].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42-50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8)03-0042-09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对于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而发展完善农村金融,盘活农村资源,无疑将成为当前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可替代的战略内容。

  从我国现实来看,作为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的差距和金融服务供求关系的差异使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更多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这就使得农村金融的区域不平衡和差异性非常突出。因此,针对不同区域农村金融的显著性差异问题,客观上需要准确把握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农村金融发展的差异成因,通过实施区域性差异化农村金融政策,构建功能完善、发展强劲、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有效促进各区域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而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

  因此,本研究基于农村金融准入条件开放十余年来相对完备的金融发展数据,结合农村金融发展基本理论逻辑及其内生机制的分析,实证研究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而讨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方向。

  一、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研究进展

  高新才(2008)①、张兵等(2009)②、卢颖等(2009)③、曾学文(2009)④、伍艳等(2009)⑤基于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金融的区域差距和非农产业发展问题是不同地区农村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各区域农村金融的差别化政策势在必行。李喜梅(2009)⑥采用分形理论实证认为农村发达地区的金融功能发挥相对较好。高沛星等人(2011)⑦考察了2008年31个省市区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程度,并提出收入、金融效率、就业和农业化水平为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黎翠梅等(2014)⑧的研究表明,东部在储蓄动员和资本配置方面强于中西部,西部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功能发挥要优于东中部地区。吕勇斌等人(2014)⑨通过空间计量实证发现东中西地区农村金融不平衡性和空间依赖性在逐步强化。孟兆娟(2014)⑩对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的实证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李文启(2014)(11)对1979-2009年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区域内差异比区域间差异更为显著。杨德勇等人(2014)(12)运用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区2005-2012年的截面数据,将影响因素设定为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农业因素、地理因素四大类,实证发现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区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投资水平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李鑫等人(2014)(13)实证发现经济发展、区位发展、政治和市场是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显著且有扩大趋势,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与金融相关比率存在着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比率存在负向影响。丁志国等人(2014)(14)对2006-201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发现,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影响突出,对西部地区影响则不显著,所有地区经济发展受金融风险影响较强,受金融效率影响偏弱,受金融结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适宜在东部农村地区侧重金融规模扩张,其他地区则以强化金融安全为主。粟芳等人(2016)(15)通过调查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对银行和保险最为排斥,西部农村则对互联网金融最为排斥,各地区农村银行排斥又以供给排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等为主,有效治理农村金融排斥则需有的放矢。

  现有文献研究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对各区域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从制度层面,研究区域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供求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两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相关问题。因此,本文综合众多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首先利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三种不平等指数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然后利用Fields分解法分析各因素对农村金融区域差距的贡献度,并通过PVECM模型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作长期特征分析,从中寻求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因素在长期内的动态趋势及其特征,并据此得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测度

  (一)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不平等指数及其分解

  农村金融发展在结构上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和层次,考虑到各类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统计口径变动等因素,以及农村贷款规模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更有现实意义,因此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相关比率采用农村地区银行贷款余额与该地区GDP比值的方式来衡量。在区域划分上,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位,在传统的东中西部省份划分基础上,考虑到东北地区的相对异质性,将其独立出来,采取东部10个省份、中部8个省份、西部9个省份、东北3个省份的四区域划分,这样便于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和研究相衔接。此外,由于2006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放宽了准入条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为现代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本文选取2006年以后的数据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综上,农村金融区域差异测度的样本区间选择为2006-2016年,然后根据银监会官网有关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所反映的有关省级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数据,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出版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分地区的金融发展概览数据,对农村地区贷款余额进行交叉对比与估算;农村地区的GDP则采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中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区域产出增加值数据。根据上述基础数据,计算四大区域内农村金融发展的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二)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总体状况

  表1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在2006年至2014年前均呈下降趋势,2015年至2016年出现了相对较大幅度的反弹。显然,这一变化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是一致的,是经济运行周期在金融领域的反映。从表中可以看出,三种指数显示出来的变动趋势具有基本一致性,省际差异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较为显著。笔者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特性,将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按照四大区域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自2006年以来,农村金融的四大区域间差距有逐年缓慢上升的势头,尽管四大区域内的差距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四大区域内的差距对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度也从2006年的96.79%下降至2016年的63.54%,但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距仍然构成区域差异的主体。

  横向比较来看,同一区域内的农村金融发展差距,即区域内省际的农村金融发展差距,东部地区是最大的,要显著大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中部的省际农村金融发展差距最小且比较稳定。

  

  三、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前面对农村金融区域差距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衡量,接下来要对引起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据此再选取相关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对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因素进行理论分析,重在分析农村金融出现区域差异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改革中的市场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府因素等等,以便从定性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内在机理,为后续选取相关代表性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为此,笔者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等多个层面出发,探讨各种基本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以便更好地从定性的角度找出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

  (一)农村经济基本面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整体而言,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的二元结构特征仍然非常显著,这也决定了城乡区域间金融体系的双重“二元性”。此外,在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二元”现象亦非常突出。因此,就农村金融而言,城乡间、区域间以及农村内,存在着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特征,这是客观认识农村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基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市场化水平低等方面,而储蓄结构是收入结构的反映,显然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城乡经济规模及其效率差异的体现。因此,城乡经济规模及其效率差距必然会影响到不同区域农村的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从而进一步影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和“二元”金融的整体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支出结构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更大,必然影响城乡的金融结构。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的客观条件下,城乡经济规模和效率差异会直接造成具有经济规模和效率优势的区域对相对落后区域资源的“虹吸效应”,即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通过负债业务吸收农村储蓄,又通过投资业务主要投放到具有经济规模和效率优势的城市经济部门。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的短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财政在加大对农村地区资金投入的同时,大量资金正通过金融渠道加速流出,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异化”为农村资金“农转非”的工具,使得本已失衡的农村金融资源在配置上更为扭曲,从而严重制约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进程的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因此,从农村经济的基本面来看,直接影响农村金融深化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的总体规模及其效率。当然,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二维线性的简单关系,而是存在着多元耦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两者之间既存在基于正反馈机制的良性循环而互相促进发展,也存在基于负反馈机制的恶性循环而互相破坏。因此,从农村经济基本面上来看,影响或决定金融发展的因素集中表现为农村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指标。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没有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40年来自下而上、诱致性变迁的发展方式相同步。在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以及农业保险等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都体现出政府导向下的制度改革变迁,且每一项改革的突破都是以巨额的国家涉农财政支出为条件,在支出方式上出于管理的需要又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常资产业务存在交叉与重叠,这难免与农村金融内生性需求发生一定偏离,因此,现有农村金融体系长期处于难以真正满足多样化农村金融需求的状态,并且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反而金融抑制问题突出。

  从实践来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尽管一直基本在“机构观”的指导下,围绕农村金融机构在数量、规模、类型等方面“做文章”,得到一定的扩大和充实,但新增新型金融机构对资金外流有显著正向影响(赵洪丹等,2015)(16)。与此同时,农村金融市场中,利率市场化水平一直在提高,但价格信号仍有一定扭曲和失真,因此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一直是金融深化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更是完善我国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面临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是不同的,理论上金融产品的价格应该是不同的。然而由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某种失真,会使得利率水平不能正确反映农村金融的供求关系,从而导致金融的供求缺口和金融资源分配上的寻租与低效率。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一种负面体现。因此,政府扶持和激励农村金融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降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穷地区的信贷风险和信贷交易成本上,不只是在支农再贷款和扶贫贴息等金融举措上,更不应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过度干预。

  反过来说,政府对农村资金利率水平的规制措施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金融资源的掌控,但又带来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不足、金融功能异化,以及金融工具与业务的创新匮乏,这反而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所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必然是以发挥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为出发点,以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导向,采用成本最低、最先进的技术建立一个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整体架构,从机构层面、产品层面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市场化安排,遵循“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金融发展思路。

  (三)法制环境、社会信用等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等学者(简称LLSV,1998)(17)发表了“法律和金融”(Law and Finance)这篇文献,提出良好的法律有助于保护私有产权,为金融市场注入信心,从而带来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发展。由此可见,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有助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构建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制度保障,必须注意到法律制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的立法将农村金融纳入到法律监管框架中来。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差、融资成本高、金融资源较少,但金融服务效率高,应该依靠金融法律法规逐步规范非正规金融,避免更深层次的二元金融。此外,随着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兴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出现,这些机构在面对农村高成本、高风险市场时,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将有助于高效、协调的现代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实现。因此,逐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结合司法改革中大幅度提高司法体系的执行效率,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交易成本、促进金融深化的基础。

  在现实中,受社会信用环境与法律方面的影响,农村地区中“赖账不还”现象严重,声誉惩戒机制薄弱,社会信用体系亟须重建。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行政干预等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这种信用环境与法律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改变了信用的收益成本预期,使得收益高而成本微不足道,从而助长了践踏信用行为的频发。因此,改善法制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能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助于保障融资双方在金融市场中的合法参与,有利于推进金融的深层次发展。

  (四)城市化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要素的流动如劳动人口流动、资金流动,并与区域内企业发展规模、农业现代化水平等问题密切相关,更是和大规模、多元化的资金需求分不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要想在城市化中推动农村金融发展,迫切需要现代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对风险的有效管理。

  在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成为城乡关系重构的基础。农村劳动力的城市生活,往往吸纳能力最强的是中小城镇,这些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对就业会产生较大的吸引能力。不仅如此,良好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社保体系等将会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城镇化产业的兴起必将会带动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必须得到一定的金融支持才能保证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前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支持主要有农业产业基金、农机租赁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随着农村农地、林地、宅基地等“三权分置”制度的变革,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过程会带来更大的资金聚集,随之农村金融服务供求的规模、结构、效率也出现有效提升。因此,从当前阶段来看,未来支撑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需求将仍然以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催生的产业投资性需求为主。

  四、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先依据前述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选定影响因素,然后利用Fields分解法分析各因素对农村金融区域差距的贡献度,并进一步通过PVECM模型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作长期特征性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实证分析内容将会略去部分公式表达式和部分检验结果。

  (一)静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基于Fields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Fields分解法,是在研究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中,由美国学者Gary.Fields(2003)开发的一种研究方法。基于回归分析的Fields分解方法的优越性和灵活性表现在,这种方法能够量化各回归变量对因变量不平等程度的贡献。

  因此,笔者借鉴Fields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对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静态面板数据估计农村金融发展的回归方程。鉴于静态的Fields分解法可能存在的变量内生性导致的伪回归问题,笔者为解决估计方程中变量较多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将进一步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M),这样可以在大样本条件下,有效地量化区分系统影响因素在短期和长期内的不同表现,对于深刻认知变量间的理论作用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变量及其数据。从前述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出发,在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中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是必须考虑在内的。为此,选取农村人均GDP代表农村经济规模,选取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代表农村经济效率。为考察法制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采用万人拥有律师数代表各地区法律环境,律师从业人数越多,说明法律环境相对完善。以农村贷款中不良贷款比率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用水平,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用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中的份额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所包括省市的划分,样本空间选择了26个省份2006-2016年数据(因统计资料的限制,样本空间涉及的省份不包括河北、甘肃、内蒙古、广西、海南5省份)。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于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律师年鉴。在Fields回归方程中,因变量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ruralf),自变量包括农村经济规模(jjgm)、农村经济效率(jjxl)、法制环境(fzhj)、政府干预状况(zfgy)、既得利益群体(lyqt)、信用水平(xysp)和城市化(csh)7个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需要首先判断该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利用样本数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为:X2(11)=22.13,伴随概率为:0.0304,说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知,变量zfgy、lyqt以及截距项的回归参数没有通过t检验,即系数取值被拒绝,说明政府干预和既得利益群体这两个变量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剔除这两个变量后,继续回归,经过相关过程处理,最终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分解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回归方程的统计学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和信用水平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两个最显著因素,在样本期间城市化率在趋势上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相应地提高了29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区域内的城市化差异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扩大的因素。此外,信用水平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二大影响因素,法制环境和农村经济效率显然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至于农村经济规模,则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五大因素,只是农村经济规模的省际差异缩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二)动态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影响因素的长期特征分析(PVECM模型)

  如前所述,由于静态的Fields分解法可能存在的变量内生性导致伪回归问题,为解决估计方程中变量较多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进一步建立变量之间的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M),以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在长期内的动态趋势及其特征。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由于考虑了截面异质性、截面内的序列相关和截面间的相关性,从而提高统计变量的检验水平。因此,本处继续以误差修正模型为基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EG两步法建模步骤,首先对农村金融发展变量ruralf及其影响因素变量jjgm、jjxl、fzhj、xysp、csh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经过连续两次滞后一期的动态回归,在剔除不显著变量并结合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得到通过EG检验的误差修正向量,以此为基础最终得到的反映变量间长期趋势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即模型不存在条件异方差和显著自相关,且回归参数均通过了t检验,即得我们最后的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表达式,样本期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短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经济效率、信用水平、城市化程度三个变量;而在长期内,城市化程度、信用水平、农村经济效率及法制环境与农村金融区域差异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也即在长期内,上述4个变量在统计意义上对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形成存在稳定、有效的数量关系和作用方向,且估计参数的取值直接反映了不同变量对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作用强度。长期内,对区域农村金融差异形成作用最大的是城市化程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由城市化发展所直接驱动和衍生的融资需求是综合性和全方位的,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构成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也与前面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信用水平对农村金融差异的长期影响仅次于城市化程度。在作用机制上,信用水平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规模,尤其是对小额农村金融产品的发展形成制约,显然,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农村金融业务以小额金融服务为主的基本特点。农村经济效率对区域农村金融差异的影响在程度上远低于城市化程度和信用水平,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巨大,由农村经济发展衍生的金融需求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由城市化诱致的农村产业驱动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上述三个影响因素相比,法制环境长期内对农村金融差异的影响是最小的,这也很容易理解,法制环境本身作为经济系统的慢豫变量,其成效的显现并非一日之功。

  再看短期情况,短期内对区域农村金融差异存在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城市化程度、信用水平和农村经济效率,法制环境的短期影响不再显著。而且在相对影响程度上,城市化程度、信用水平和农村经济效率的相对影响没有发生次序变化。法制环境在短期则没有显著影响,这是与长期内的分析完全一致的。

  因此,综合上述模型估计结果,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提高城市化率,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强化法制环境建设,以及提高农村经济效率将有助于促进农村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强化法制环境,是当前加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

  五、政策建议

  通过相关变量之间在长期趋势上的数量关系,笔者探讨了当前影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的直接原因。但如前所述,包括农村金融发展与城市化、法治建设、社会信用、经济效率等因素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运动过程,主要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存在多元交叉、耦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因此,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农村金融发展为主线,综合统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需要在长期内着重深化以下几个基本领域的改革,夯实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基础。

  (一)推进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深化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释放农村金融的潜力、活力,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满足多层次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为此,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农村金融市场化为前行方向,改进政策激励方式,引入农村金融增量竞争以进一步促进存量改革。政府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降低农村地区的信贷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上:一是着力制度创新,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丰富农村商业金融机构,促进更多的投资主体服务于农村农业经济。支持现有各金融机构、各金融平台向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支持农村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基金、金融租赁机构等发展,满足农村市场的不同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二是着力业务创新,加速农村金融业务创新,放松业务层面的规制,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层面的监管。如开发适合农业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贷款担保等业务,开发面向农村电商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等。在实践中,推进专业合作社、农业农村龙头企业等规模化组织的联结贷款、“信贷+保险”等模式的产品创新,推进灵活的抵押担保方式,继续探索将订单收益、应收账款、项目经营权收益权、农业设备机具等作为抵押质押对象。三是着力降低信息成本,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农户、小微企业、家庭农场等主体的信用评估档案,拓展信用评价范围至相关涉农各领域,建立健全多层次农村担保体系。例如,鼓励有条件的供销合作社设立小贷公司、新型融资租赁或担保公司等,提高各类主体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尤其是鼓励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手机银行、微信支付等提供第三方支付及其他互联网金融服务等。

  此外,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关键还要着力于重点推进现有农村金融存量机构的改革,尤其是在国有金融企业和农村信用社的治理变革上,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善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面向农村农户的金融服务功能,推动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农村金融健康发展

  金融的发展是以强制性法律规范保障基本经济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作为金融系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规范、完备、透明、高效的法治环境是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环境条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保障市场主体各方的权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各主体的合作共赢,是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因此,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建设规范的法制环境,培育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金融市场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立足我国农村实际,一是健全农村信用体系,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违约成本,提高农村居民、涉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共同的依法维权意识,降低信息不对称,发现和增进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助力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二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依法行政,规范基层政权办事的流程与时限,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优化农村法治环境。三是引导各类涉农金融机构主体平等竞争、有序竞争,这是长期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基础。四是加快构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监管能力体系的现代化,着重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功能监管机制,统筹实施低成本低门槛的有效监管,从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发展,打击非法集资,切实使农村金融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以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来匹配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三)实现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提供农村金融发展的动力支撑

  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协调互动更富有效率,城市化进程对农村金融规模、结构、效率都带来了快速提升,加速推进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城市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金融功能结构与效率提高的核心动力。党的十九大将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的发展作为统一的战略整体,促进要素集聚是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基础。

  为此,农村金融的发展动力就在于,围绕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的结构性转换,精准匹配农村金融供求。一是围绕现代农业产业链、农村新型服务业的金融需求,针对农村新兴产业形态的演变进行金融创新,重点针对农产品研发、物流、营销、加工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农业托管、旅游等新兴产业形态进行服务创新,发展新型农业风险投资业务,深度开拓农村金融市场。二是重点增进农村金融的储蓄动员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提升本地储蓄投资本地的比重,避免成为资金外流的“虹吸器”,建议考虑以法定财政投入为种子基金设立完全市场化方式运行的政策性金融投资基金,同时辅以激励性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逐步进入农村风险投资金融领域,推动产业发展。三是在城乡建设的长期规划上,紧紧围绕产业发展衍生的对基础设施等基础环境条件的需求,谋篇布局,统筹推进。

  (四)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

  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和枢纽,是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与支持。在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中,无论是风险控制成本的高企还是信用水平的缺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都源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缺乏可变现的抵押资产。因此,在我国既有农地制度的法律框架内,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证券化改革可能是一个可以加快探索的方向。具体到实际操作上,一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权益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约束下,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中长期限的证券化设置,考虑到我国土地资源的区域异质性,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释放农村资源资产的抵押担保权能。(18)二是探索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还在于解决土地使用权整块流转,降低流转成本,客观上需要以村集体为基本单位对全部土地进行必要的同质化改良,也即对农地的灌溉设施、交通、电力等生产条件以及土壤质量等进行必要的统一整理与优化,这将最大限度地盘活农村资源资产,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同时也是激活农村市场的重要举措。

  (五)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业的核心特征决定了行业发展对公共服务的高度依赖,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改善农村生活的质量,降低农村农业生产生活成本,从而为农村发展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在某种程度上,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金融业发展的差距正是区域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差异的一种体现,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重点还在于关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从公共服务与金融互动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是要完善不同区域内农村经济和金融资源流动的支持条件,健全土地、农机等各类要素融资平台,支持农业PPP项目,开展投贷联动、投贷补贴等融资模式。二是稳步推进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农村现代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优化农村金融的支付结算、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抑制农业资本外流,引导农村储蓄和农村资金的本地化投入,增强农村资金向农业资本转化,提高农业资本效率,从而提升农业自身的投资吸引力。三是综合考虑地区差异,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持政策形成合力,整合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扶持政策,以及健全财政支持的多层级担保体系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完善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惠农机制,从而推进建立新型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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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 "Law and Finance",The Journal of Politic al Economy(1998):1131-1150.

  (18)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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