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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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一、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演变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代化经济的实现,用了100年时间。在这期间,日本一直奉行“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以后的20年里,日本在原先幕府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J]或者报纸[N].国际贸易,(03):13-15,8

正文内容

  一、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演变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代化经济的实现,用了100年时间。在这期间,日本一直奉行“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明治维新以后的20年里,日本在原先幕府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借鉴西方经济的新经济体系,使日本的工业化基础逐渐得到巩固,挤进了世界列强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发展更快,到20年代末期已成为工业化国家。此后,日本重工业蓬勃发展。二战以后,日本仍然没有放弃“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在美国占领的改造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很快结束了战争后的混乱状态,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终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70年代,亚洲“四小”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全世界开始注意亚太地区,西方国家已感到了来自太平洋的挑战。同时,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尖锐,也使日本开始考虑把自己作为亚洲成员的问题。首先以经济关系为前提,日本的实业界明确提出“重返亚洲”的主张。随即日本政界及舆论界也为日本重返亚洲作积极努力。

  在目前已建成并正常运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EFTAD),日本都是创始会员国,而且相当活跃,影响很大,从而在多层次、全方位的亚太经济合作领域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二、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背景

  第一,出于成为政治大国的需要

  近几年来,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在日本看来,未来的世界将是亚洲时代。日本要以亚太为中心向外伸展国力。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变化为日本带来巨大转机。过去,出于共同遏制苏联的需要,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外交上追随美国,无力开展自主外交,是国际社会中公认的“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冷战结构瓦解过程中,日本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谋求成为“支撑国际新秩序的一极”作为政策目标的同时,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强调在外交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日本今后要以亚洲为立足点,成为同美国、欧洲鼎足而立的政治大国,首先必须谋求扩大其在亚太事务中的政治作用,而日本在亚洲稳定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亚太地区广泛深入的经济合作正是其坚实的基础。

  在60年代,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基本策略,成功地使自己的生产体系纳入了世界市场,其后又成功地完成了资本自由化的目标。到1992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居于首位。现在,日本已积蓄了惊人的经济能量。日本是世界头号债权国、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也是世界最大援助国。日本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以民间直接投资为主,采取投资、贸易和经济援助“三位一体”的作法,在经济上向亚洲“四小”及东盟大举进军,取得了巨大进展。目前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总额已超过美国位居第一,同亚洲各国的贸易总额已超过对美贸易,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外政府开发援助中有2/3用于亚洲。无疑,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格局中已处于无法取代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东盟各国,日本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第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显然,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利益是全球性的。至1987年,日本对北美和西欧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62.3%,而对亚太(包括东北亚、中国、东盟、“四小”)的出口仅占21.2%。在进口方面,日本从北美和西欧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42.4%,而从亚太国家进口为25.8%。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至少在1988年之前,其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北美和欧洲。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日本调整其经贸政策和投资倾向,把重点从北美和欧洲转向亚太地区了呢?

  首先是美日贸易摩擦问题。美日贸易摩擦是由于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引起,这已是一个历史性的老大难问题,一时不易解决。1993年日本贸易盈余达141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认为,美日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在于日本市场关得太死,排外倾向严重,日本开放市场、增加外国产品在日市场的占有率是解决日对美贸易顺差的有效办法。同时,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也受到美日贸易摩擦的影响和困扰。这样,日本一方面加强与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往来,以尽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困难太大,转而谋求在区域范围内创造出一种多边合作体制,以便在区域范围内用区域合作方式解决矛盾。

  其次是日本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8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的冲击、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日元升值带来的短期萧条,日本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将过去的出口主导型转为内需主导型。从1985年至今,日本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增加所推动。日本增加了从东盟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并开始进口“四小”的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率,从1985年的31%提高到1989年的50%。日元升值及日本进口结构的变化为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出口市场制造了需求和提供了市场。因此,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加深了日本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也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第三,迎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挑战

  80年代后期以来,以大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步伐大大加快。欧共体加快建立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美国与加拿大于1988年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动向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一时成为西方七国中唯一无所属的国家。日本认为这种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日本十分不利。为此,日本一方面迅速扩大在美国、西欧的投资,率先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开始重新提出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近年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又有进一步向政治集团化发展的趋势。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签署了“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和“经济联盟条约”。1992年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另外,美国还打算把贸易区扩大到中南美。经过艰苦努力,1994年12月9日至11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确定2005年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这样,“全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孤立境地。

  三、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走向

  第一,日本仍将以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扩张模式加强其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

  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有具大的经济优势作后盾,在亚太地区形势不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其战略实施步伐及节奏会更大、更快。1988年,日本同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427亿美元,超过与美国的347.1亿美元及与欧共体的271.2亿美元。1989年,日本与亚洲“四小”的贸易额达799亿美元,占日本世界贸易总额4860亿美元的16.4%。1992年,日本从亚洲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45%,是从美国进口额的2倍。日本对亚洲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38.8%,对美国的出口额只占其出口总额的28%。日本的10大出口对象国有7个在亚洲。日本在扩大对外出口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进口亚洲国家日益增大的出口产品,以便充分发挥亚太大市场的功能,力图在地区商品流向中起到主导作用。1986至1990年,日本从亚洲“四小”的进口额自125亿美元增长到259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从东盟国家的进口额自138亿美元增长到244亿美元,年均增长15.4%。

  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产业国际价格竞争能力大大减弱。在“新贸易立国论”方针指导下,日本调整经济结构,加速产业对外转移,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猛增,其中“四小”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前,日本及东亚地区都在加速各自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科技产业。日本与东亚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并深化。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扩大对外经济势力与影响的重要手段。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63%、日元借款的77%集中于东亚地区,接受援助最多的10个国家全在亚洲。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作为实施亚太经济战略主要手段之一,并加大其多方面效益,谋求综合影响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

  第二,日本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

  日本有人将其在亚太地区推行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称之为“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雁首,亚洲“四小”为骨干,东盟与中国为两翼形成雁尾,实行以“雁阵”式的多层次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建立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亚太国家和地区按各自要素禀赋、科技发展、工业化水平,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国、日本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和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第二层次是亚洲“四小”,拥有中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第三层次是东盟及中国,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亚太地区经济大循环的突出特点在于,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有序地按层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在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中,日本以丰富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承担了资本货物供给者和产品创新者的责任。而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则以引进资本和进口产品为起点,依次经过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再进口的发展周期,促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进口各种类型的产品,实际上为亚太地区各层次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作出贡献,充当了从需求方面牵引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角色。在对美贸易中,日本逐渐转向高技术、高科技产品出口,“四小”的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取代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四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货币贬值使其逐步让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的市场,由东盟国家出口产品占领。在与美国贸易结构中,日本主要出口高技术产品,“四小”增加了消费电子产品的出口,东盟国家则成为美国纺织品、鞋类等产品的主要供应者。

  近几年,日本经济结构调整,进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成品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猛增。日本增加了从东盟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开始进口亚洲“四小”的技术和技能密集型制成品。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立即作出反应,纷纷改善投资环境,进行各自产业结构的调整。亚洲“四小”也开始实施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同时把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则基本上完成了从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型过渡的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已由农矿原料及初级产品加工业转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制造业为主,而且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与“四小”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外市场。

  第三,日本将以灵活的、低姿态的策略参与亚太经济合作

  从长远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会不断加深加快。但由于亚太地区地理区域广大、社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整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像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组织化、制度化、条约化,只能是以协商对话的运作方式开展自发、多样的经济合作。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将快于多边经济合作的发展,而双边的经贸交往又将为区域性经济合作打下基础。日本与新加坡合作援助越南和老挝、与印尼合作援助柬埔寨,表明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发展的趋势。而在东北亚地区以日中、日韩、日俄关系为主干,吸收扩大朝鲜、蒙古,加深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南亚地区依靠东盟,吸收印支三国及缅甸进行整体合作,则是由双边向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的策略体现。多边经济合作及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自然会产生扩大经济活动空间的需求。这样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合作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使日本能够灵活地在亚太地区双边经贸往来、次区域经济合作、全地区经济一体化三个层次及范围内发挥优势,有所作为。

  所谓低姿态,是指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日本不会过分自我突出,不会主动争作盟主。

  对日本提出的亚太经济合作“雁行模式”,东亚国家颇有疑虑。“雁行模式”中的“雁首”之所以能带动“雁队”成员国的经济向前发展,主要是靠产业转移,即一些成熟产业先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再从“四小”转移到东盟。60-70年代实现了纺织工业的转移,80年代以来正在进行家用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的转移,汽车业的转移也已经开始。这类产业转移的途径,一是通过乐于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当地企业,二是通过日本的跨国公司。日本不急于建立经济集团,而是致力于对“四小”及东盟的经济渗透,力图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首并且依赖于日本的经济新秩序,这不能不在亚太地区引起广泛的重视。

  另外,日本还不足以替代美国成为亚太甚至是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主导力量。

  首先,且不说在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美国对日本的重要性,美国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虽然美日之间存在很大的经济摩擦,虽然两国正在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进行明争暗斗,但双方从根本上讲是伙伴关系,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是对立。美国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策略也符合日本的战略目标及自身利益,在最根本问题上双方没有矛盾。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结束,日本会抑制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领导作用的努力,会加快与其争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步伐,但这种争夺更多地是体现在加深自身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行动上。一些表面上的分歧,会更多地在东盟国家与美国之间表现出来,日本不会过分突出自己,更尽量避免对美国公开挑战。

  其次,虽然可以预料日本在未来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将进一步加强,美国的主导作用将日渐削弱,但不能因此低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亚太地区追赶式的发展进程已经导致国家(地区)之间如“四小”之间、东盟国家之间、甚至“四小”与东盟国家之间出现相似的工业及贸易结构,它们都将扩大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并在自身区域外市场相互竞争。这说明亚太地区多数国家一时很难摆脱对地区外市场的依赖。美国仍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不仅容量大,而且能够吸收各种类型及各种层次技术产业的产品。与美国相比,日本仍是一个比较小及比较封闭的市场,难以承担完全替代美国市场的重任。期望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替代美国成为其他亚太国家的出口市场是不现实的。

  从日本近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地区结构变化趋势、日本对欧、美及日本对亚洲贸易、投资的规模和层次可以看出,日本一方面发展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与欧、美的协调。虽然日本与亚洲各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快于日本与其他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要舍弃与欧、美的经济联系,而只是面临欧、美经济集团化形势所作的政策调整。日本将以亚太为根据地,同时大力发展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保持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进而实现其由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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