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繁荣民族文化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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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高占祥文化论著综论

内容摘要:摆在我面前的是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十余年间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著作。它们是《浇花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领导艺术纵横谈》、《微风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为繁荣民族文化鼓与呼.[J]或者报纸[N].理论与创作,(06):4-12

正文内容

  摆在我面前的是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十余年间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著作。它们是《浇花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领导艺术纵横谈》、《微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春泥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坛百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社会文化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文化艺术管理论》、《恪守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出版)。由于著作者多样的才能和多重的身份,而书中记叙、论述、评说的又是新时期文化艺术发展风云激荡、全面变革、空前繁盛的十余年,因此,这些著作涉及领域之广,艺术门类之多,文化现象之繁,前所未有。面对这些令人颇可评品,诸多感兴的著作,不能不肃然感佩,默然沉思,盎然欣悦。作者能诗、会文、善书;懂评论、究理论、勤思索;杂文随笔、戏曲话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儿童文艺、影视艺术、群众文化、农村文化、剧团管理、文艺改革、文化市场、节日文化、旅游文化、庙会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匾额文化……凡文化艺术者,无不涉猎,莫不追问,不愧“文化迷”自称。作者又是身处要津,瞻前顾后,居高望远,熟稔政策,善于引导,言出则行的文化领导干部,故其所思深远,所倡关键,所议要紧,所见宏阔,所施得力,从理论与实践上都堪为文艺领导学的开拓者。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文艺领导者的思想武器,以微调为文艺领导领导艺术的核心,围绕尖子人才、拳头作品、科学管理展示文艺领导在繁荣文艺中的杠杆作用。文艺领导学探讨用力最勤,见解精深。

  早在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就深切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1983年12月12日,在《党的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邓小平针对当时“理论界文艺界”、“群众文化”等思想战线领域的问题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开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2〕小平同志这些十分重要的论述表明,在文化艺术发展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经济建设全面高涨时期到来的进程中,党对文化艺术的领导不能削弱,而要加强和改善,要研究新形势,研究新问题,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研究并解决新时期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和步骤。文艺领导要按文艺规律办事,而不是“发号施令”或“横加干涉”。现实对文艺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在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出现全新格局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文化艺术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之相应的文艺领导工作就必须开拓创新,有新的思维、新的创造和新的突破。

  1983年,高占祥由团中央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工作,于是他着手文艺领导的领导艺术研究,以求有效推进河北文化艺术的繁荣。1986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后,他对文艺领导艺术的探求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文艺改革实践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对文艺领导的认识更加明确其支持、扶植、引导、服务、监督、调控、促进的职责,树立起政策观念、战略观念、服务观念、改革观念。在领导行为上,坚持研究和遵循文艺规律,掌握规律的制动势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创造良好的氛围,促进物质保障,以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1、文艺人才的“雁行效应”。

  “珍视人才,人才难得”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小平同志还指出:“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3〕高占祥对文化艺术领域人才问题进行了广泛考察和深入的研究。他首先在看戏中发现,“有的观众看某一出戏,就是冲着某个演员去的。有了尖子演员,才能在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他由此意识到“培养尖子演员,对于一个剧种、剧团的兴盛起着关键作用。”〔4〕以后,通过对评剧艺术创始人成兆才、京剧艺术大师荀慧生、跨越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京剧创始人程长庚、河北梆子160余年的兴衰史、严凤英与黄梅戏的广泛传唱、梅兰芳之于京剧的历史意义,以及现实中一些剧团改革的经验等文艺现象的深入研究考察,高占祥就文艺人才与文艺繁荣的关系提出“雁行效应”的理论,即:“尖子人才就如领飞的头雁,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向艺术的高峰奋飞。因此,培养造就拔尖艺术人才,对于繁荣文艺具有重要意义。”〔5〕文艺人才的“雁行效应”首先是指顶尖人才的领头作用。在中外文艺史上,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无不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艺术高峰的象征。其次,尖子人才的雁行阵矩实际上正是文艺人才的梯级模式。阵矩越大,幅射面便越广,声势便越壮阔。“只有尖子人才如林,才能发挥群体优势。”〔6〕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壮观景象便是有一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语)高占祥还例举道:“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繁荣也与一批文艺家闪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莫维支、别德内伊、肖霍洛夫等。”〔7〕第三,尖子人才的出现往往还具有预示一个时代文艺新局面到来之效,是“领飞的春雁”,要及时从中捕捉文艺春天的信息,保护“出头鸟”、“变‘藏龙卧虎’为‘龙腾虎跃’,让‘出头鸟’展翅高飞。”〔8〕

  人才的涌现,除了自身的素质、自我的努力和时代、社会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制约外,在我们的社会、时代,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各级领导的发现、使用和爱护。所以,高占祥不仅针对文艺现状,发出了“方今之急,在于人才”的呼吁,而且响亮提出:“当官如不爱人才,不如自动早下台。”在文艺领导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才观上,高占祥认为,“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观,要有求才之心,爱才之德,用才之道,容才之量。要做发现尖子人才的伯乐,培养尖子人才的园丁,支持尖子人才的后盾,保护尖子人才的勇士”。〔9〕他呼吁各级文艺领导身体力行,做新时代的伯乐,“视才如金,爱才如命,育才投资,招才进宝”,在文艺界形成“育尖者赏,冒尖者奖,学尖者荣,掐尖者罚”的新风。〔10〕由于行政领导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梯级模式,所以,文艺人才的雁行效应和文艺领导的雁行效应一旦形成双重叠架,就会产生出推动文艺繁荣的巨大合力。

  在摸准文艺人才的一般规律以后,高占祥还对它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探讨。文艺人才不仅关乎文艺兴盛大事,而且还因为艺术创造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人类精神活动,文艺人才难得。民谚所谓“十年出个状元,出不了个好唱戏的”,正是这个道理。基于这一认识,高占祥指出:“经过刻苦磨练的、富有艺术才华的出类拔萃的演员,是我们的‘国宝’,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11〕针对文艺人才的特殊性格、情绪、秉赋等心理特点,以及社会上对文艺人才存在的“人难交、事难办、问题多,仨一团、五一伙”的偏见,高占祥指出:“我们也不否认文艺团体当中存在着的问题,但我觉得,事儿多、意见多、主意多,恰恰是文艺队伍的一个优长。如果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事儿不多,意见不多,主意想法也不多,神经不‘过敏’,老实得都象一个‘木头人’,那文艺事业肯定活跃不了。”〔12〕高占祥还分析了一些人对文艺界的“这个帮、那个帮”的指责,指出,从文艺风格、流派发展着眼,“文艺里头是需要‘这个帮、那个帮’的,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13〕他后来将此概括为“搞流派不搞宗派,搞艺术不搞权术”。这些全不人云亦云的领导思想是十分有见地的,也是符合文艺规律的。因此,高占祥还反复论述了对文艺人才不能求全责备的观点。他认为,用人之道在于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对于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我们不必要求他们成为一个政治家,在艺术上,也不必要求他们都是多面手。”〔14〕这是一层意思。对人才身上的缺点错误不宜吹毛求疵。“以一眚掩大德”,更不能容许“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嫉贤妒能,造谣诬陷,以此压制人才。“这股歪风不消,人才难就,新局难开,四化难成。”〔15〕这是又一层意思。

  2、抓拳头作品,行微调艺术。

  文艺创造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文艺生产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中是充满偶然因素和特殊现象,难以定于一尊归于一律的独特的精神生产。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人才出现的标志和表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因此,对文艺生产及其产品的研究是文艺领导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

  尽管优秀的文艺作品根本上取决于文艺家自身的条件,或者说内因。史诗般的作品或者天才般的杰作的产生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事在人为,在神奇的艺术世界也是一个常规。高占祥遵照艺术的辩证法,从文艺领导的责任和使命出发,指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他借用工业术语,把那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称之为“拳头作品”。认为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促使“拳头作品”大量涌现。“拳头作品”的出现,从中外文艺史来看,“既有作者本人特有的内在因素,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条件”〔16〕。这是一个综合运动或系统工程。因而需要多方面地提高领导艺术,全方位地创造催生拳头作品的文艺环境、社会条件、思想氛围。

  为了使拳头作品大量出现从而带动和实现文艺繁荣,高占祥以他在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影响力,大胆地率先提出采取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措施;积极支持设立文艺基金会以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努力倡导、推行文艺评论以浇花为主,等等。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响亮地提出了文艺领导要运用“微调艺术”以确保文艺繁荣的主张。此振臂一呼,乃领导者致力于繁荣文艺的率先垂范,它符合政策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切入文艺规律,贴近文艺工作者的意愿,旋即受到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多年的文艺领导实践中,高占祥对文艺领导的微调艺术不断丰富其内涵,深化其构想,成为他文艺领导学理论和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高占祥微调艺术的思维情态。

  微调是政策水平的提高与完善。高占祥指出,“‘微调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7〕他认为,在文艺领导贯彻方针,执行政策,改革体制,管理队伍,繁荣创作等工作中,都宜运用微调艺术。微调艺术的提出,不仅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表现,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党的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因为只有大的目标确立了,才能实行微调。因为微调法是“针对刮风而言,针对折腾而讲,针对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忽冷忽热,两端跳跃式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提出的”〔18〕。这是微调法的逻辑起点与历史展开。此其一。

  其二,微调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在高占祥的微调法中,无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都充满辩证思维。从认识论看,高占祥认为运用微调艺术指导文艺工作要做到“适时适度,积微求著”。适时适度,讲的是微调“要调到哲学上讲的那个合理的度”。这是衡量一个领导水平高低的标尺。这就要求文艺领导,“认识问题有高度,思考问题有深度,掌握分寸有尺度,处理问题要适度”。〔19〕所谓积微求著,就是“要经过量的积累,逐步实现质的飞跃”。这就要讲究实效,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微调“不排斥事物质的飞跃,既不能把‘微调’艺术理解成慢慢腾腾,‘一慢,二看,三通过’,也不能以‘微调’为借口而否认事物的质变”。〔20〕从方法论看,高占祥认为,在具体的文艺领导工作实践中,鉴于文艺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运用微调艺术时要切忌“一刀切”,“一边倒”,总之,要防止形而上学,做到有什么问题调整什么问题,或调大一点,或调小一点,或调整方向,或注意解决方法问题,都要视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对文艺工作“年年讲成绩,年年看不足,年年提要求”;对一些有争议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观点,领导要调查研究,要平等地讨论、引导;善于通过座谈、讨论、“下毛毛雨”、“吹吹风”的方式,使一些倾向性问题得到及时圆满地解决,等等,都是微调的形式和方法。微调的度在于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目标。“微调的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微调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力。”〔21〕

  其三,微调倾注着领导素养和情感。高占祥在论述微调艺术时,特别强调,文艺领导要学会微调法就要“加强业务知识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努力由外行变为内行。要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经常地从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象列宁那样,以极大的兴趣阅读高尔基的作品;象毛泽东、陈毅那样,在日理万机的余暇中,经常不断地亲自写一点诗文;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那样,广泛地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22〕通过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领导学的经验,高占祥倡导文艺领导通过多读多看文艺作品,多参加文艺活动,多结交文艺界朋友来“取得领导文艺的发言权”。他自己就是这样多年如一日地力行践履的。从他的散文诗《微风赋》中,我们可以清晰理悟到他借赋兴微风而对微调艺术的情有独钟、深刻体验、真诚情怀和艺术感悟。

  在高占祥近十年的文化论著中,有多处介绍运用微调艺术产生良好效果的例子,这说明,他的这一领导艺术的总结是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它顺应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历史需要,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虽然一路上仍然有风有雨,虽然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艺体制的改革不断转化深化,但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23〕是坚定不移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文艺领导中通过提倡微调艺术,促进文化艺术繁荣,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3、把管理学引入文化管理。

  80年代中以来,管理学成为企业生产、行政工作中的“显学”,科学的文化艺术管理也成为文艺领导提高领导艺术的新课题。高占祥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科学管理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管理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科学管理可以带动决策的科学化,行政工作的职能转化,文艺体制改革的深化,文艺经济政策的合理化,文艺思想的稳定化,文化环境的法制化,文艺创造的民主化。概而言之,是文艺管理从人治向法治的一个巨大迈进。

  高占祥是我国文化管理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从文艺领导学角度,支持文化工作者对文化管理学的科学研究和探讨;他从领导行为的角度,将科学管理视为领导艺术的重要范畴,“领导者就是管理者”〔24〕;他从文艺体制现代化出发,积极推行文化管理学;他从文化、经济关系新的生长点着眼,力倡提高和改进文化管理水平。早在1986年,高占祥就撰文《期望文化艺术管理学早日问世》,其时,文化管理学还鲜为人知;1988年,高占祥又提出“建立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动议和构想”。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探索文化管理学的研究和运用。他痛切地发现,文化界的管理意识淡薄,管理观念陈旧,管理知识贫乏,管理人才奇缺,严重束缚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管理水平的低下比经费的缺乏更为可怕。这是因为,如果管理意识淡薄,管理知识匮乏,纵然有了充足的经费,也会用而不当,繁荣无望。”〔25〕有人说,向管理要生机,向管理要效益,是现代文艺领导取得成功的最新秘密武器。此言不谬。科学的文化管理不仅与文艺发展规律相通,它也与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贵传统,有效的物质激励原则,完善的法律保障相得益彰,从而在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社会化方面更是方兴未艾,运用前景可观。

  根据我国文化体制现状和各级文化领导素质的实际,高占祥指出,文化工作的科学管理,对于领导者有两重意义:一是要实行科学的文化管理必须实行“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政府文化部门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逐步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微观直接办文化转向宏观间接管文化,运用文化政策和文化法规对文化事业实行间接调控。”〔26〕二是要掌握文化“管理的艺术”,“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指导文化管理的实践”。要“懂文化、善管理”,做到“既要坚持‘二为’方向,又要坚持‘双百’方针;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创作自由;既要加强宏观管理,又要分类指导;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等等”。〔27〕实践证明,从单纯的领导者,向领导者加管理者的迈进,标志着我国文艺领导学的成熟,它保障了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落实,对文化艺术的全面改革和持续繁荣发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大文化的视野为基点,以文化的社会化为新起点,确立参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和使命感;以改革为动力,理顺文化发展的内部外部关系,开创文化繁荣新局面。

  如果说在最初探讨、研究文艺繁荣与文艺规律关系,力求科学地解决文艺工作的领导艺术时,高占祥对文化的关注是以唱时代大风的文艺“尖子人才”,“拳头作品”为轴心,辐射、关联到文化活动、文化素养、群众文化、农村文化等等文化问题,其主题多为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话,那么,在参与文化部领导工作,全面规划、指导、协调全国的文化艺术发展以来,他的“文化观”就不仅仅是“艺术观”的延伸、补充和旁带,而成为一个有新作为、新天地的领域出现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1、从文化范畴的突破到文化参与论的提出。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也不断突破旧的模式,旧的范畴,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化工作者的文化实践正渐次进入“大文化”的境地。尤其是农村文化馆站的工作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从狭窄的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吹吹打打,写写画画的小文化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智力支持、精神鼓舞和信息传递的广阔的大文化领域。”〔28〕面对这种来自文化战线对文化范畴的突破,高占祥及时地予以肯定和倡导。他呼吁文化工作“要围绕提高人的素质这个大题目多做文章”,“要紧紧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大目标来开展文化活动”。〔29〕树立起这样一种“大文化”观,就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益于系统地综合地行政操作;就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责任,有益于促进文化与社会良性循环。于是,我们看见,在高占祥论述、涉及的我国文化实践和文化发展,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出现了文化与社会互促互动、双向逆反地展开。

  一是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和广泛的社会实践。

  80年代中以来,我国文化繁荣的一个突出标志是社会文化蓬勃发展,文化工作借助社会文化活动对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这一点,我们从高占祥的文化论著中有鲜明的感受。比如,其中论述的文化现象之繁之新就令人目不暇接。家庭文化、村落文化、集镇文化、集市文化、社区文化、城市文化、小康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广场文化、节日文化、庙会文化、建筑文化……都有专文论述。高占祥的这些大文化论述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他的论述大多是对社会文化具体的工作实践、生动的文化创造和新颖的文化形式的参与、评述、研究和指导,是对文化现实密切关注、积极思考的产物。从中可以见出文化工作向社会辐射的活跃态势和文化视野拓展后产生的社会效应。

  基于大文化观理论与实践给文化工作带来的结构和规模的巨大变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和新形势,巩固这一文化成果,深化这一文化态势,高占祥适时地提出了文化参与论,将之导入更高的理性自觉。

  文化参与论是文化工作坚持“二为”方向的具体表现,它的基本内容是: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投入改革开放大潮,参与经济和社会一般发展进程”。它的具体形式有三个向度:一是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把文化活动与经贸活动、旅游活动、科学活动等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二是参与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去,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培育“四有”新人服务;三是参与到文化生活和文化市场中去,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总之,“在参与中求繁荣,在参与中求效益”。〔30〕高占祥认为,没有这种参与的欲望和能力,“文化艺术就失去了引导力和影响力,就会游离于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就会背离人民群众”。〔31〕由此可见,文化参与论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思想;〔32〕符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原则;是对来自“改革开放十四年来文化工作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十分宝贵的经验”〔33〕的总结。

  二是社会文化社会办,形成齐抓共建的文化合力。

  高占祥在对90年代我国文化发展走向进行观察研究后提出,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向着基层化、单元化、实用化方向发展,如“文化大院”、“文化室”蓬勃发展,社会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十分活跃;同时,由于各地文化行政部门的创造性工作,使文化又呈现出整体化、工程化、社会化的趋势,“出现了诸如福建的芳草计划、山东省的‘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活动、内蒙古的‘彩虹计划’、安徽省的‘杜鹃计划’、广西的‘千里边境文化长廊’建设计划等等一大批文化建设工程”。〔33〕这些深刻的重要的变化都被及时地捕捉、推广和升华出来,其中边境文化长廊建设后来成了文化部在全国实施的三大文化工程之一,载入了党中央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李鹏总理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成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各行各业的力量组织起来,齐抓共建”的一项宏伟的、全社会共同受益的社会文化工程。〔34〕显而易见,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工作的方法和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2、理顺文化发展的内外关系。

  随着文化工作功能范畴的扩大,职能目标的更新,对象目的的重新定位,体制改革的深化,效益观的强化;随着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文化工作在理论上、实践中、体制上、管理方式、运作形式都顺应着时代发展,与之同步同构地全方位地实现了文化形象的重塑,规模性地结构性地理顺了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了文化发展的内部关系。高占祥的文化著述,记录和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发展改革的轨迹。限于篇幅,我们仅述其一。

  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调整。新时期以来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再认识,肇始于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和随之而来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文化工作如何坚持“二为”方向?如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要求文化工作者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发展还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当经济体制、经济形式、经济观念、经济规模无不发生巨大变革后,它必然要在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形态、文化体制、文化投入、文化政策、文化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回响。总之,“从实践中人们感受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35〕在前述大文化的社会实践中,许多就反映了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调整。来自于反面的失误和教训也证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高占祥在有关论述中,将文化经济关系调整的目标表述为“两个进步的结合”,其结果“必然会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即:“物质领域的进步必然导致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进步又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36〕针对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通常只看到经济对文化的主导性一面,高占祥特别提请人们重视文化对经济的能动性和先导性。他指出,从经济发展本身的情势看,“一个国家的文化科学水平,或者说,人的文化素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情况更是如此。”〔37〕一方面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另一方面,贫困往往与无知和愚昧即无文化联系在一起。当一些贫困地区提出“要治贫先治愚”的口号,并涌现出一批“脱贫治富,文化开路”的典型时,高占祥及时发掘其中的思想冲击力,指出:“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越要注意文化的先导性,越要注意发挥文化启迪民智、以文育人的先导作用,让经济插上文化的翅膀。”〔38〕文化的先导性既然表现在“承先启后”两个方面,在高科技时代和脱贫致富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那么,文化与经济“两个进步的结合”就不能是短期的、临时的、局部的,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此外,文化的先导性还表现在文化是文明的基石,“没有文化便没有文明的大厦”。〔39〕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40〕高占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文化建设是两个文明建设的推进器。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推动力,对思想建设具有感召力,对环境建设具有渗透力,对人才成长具有促进力。〔41〕

  如果说,提出文化的先导性问题,侧重点在于使文化工作者树立起自强自立的文化信念,承担好文化工作新的历史使命,使社会摆正、校正、坐实文化的方位和座标,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助力的话;那么,从文化内部结构着眼,对经济主导性的重新诠释则使文化改革获得新的思路,使文化发展焕发了勃勃生机。

  在文化巨变和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转化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文化产品日益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实现交换和消费。文化经济现象日益活跃和发展。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受到重视和开发,文化市场悄然发育,文化经营、文化企业、文化消费、文化投入和产出、文化产业等以全新的形式和视角展示了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新面貌。文化与经济、与社会频频互渗、大胆接轨,“经济意识,竞争观念和时效观等已渗透到文化艺术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42〕比如,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事业经费基本上是由国家统包的,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文化经费投入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加之文化单位因此养成了长期等靠要的习惯,以致于到后来许多文化单位“除了人头费,几乎无钱开展活动,无力进行艺术扩大再生产,设施简陋,设备落后,文化服务手段陈旧,文化工作步履艰难”。〔43〕在文艺界,剧团“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就是这一境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窘境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充满生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经济改革取得重要成果,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形势催化下,文化单位的以文补文,多业助文活动应运而生。它由最基层的农村文化站起步,迅速漫及各地文艺剧团和文化单位,态势强劲,方兴未艾。高占祥连续多年跟踪研究以文补文的发展,除了不断促成相关的文化经济政策出台以巩固扩大其成果外,他还反复论证以文补文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发展走向,为改革者打气,鼓劲,服务。事实证明,文化单位以文补文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单一的国办文化模式,拓展了文化服务的范围,改革了文化管理的体制,改造了文化生产的机制,培养了文化经营人才,增加了文化发展的实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44〕

  然而,伴随着以文补文的开展和文化商品属性的开发利用,文化与经济的这种新的关系调整又演化出对社会的双重影响或正负效应。其中对金钱的拜物教现象及其对社会伦理的消蚀日益在文化行为中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些文化人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一些文化产品的媚俗庸俗风靡市场,甚至几度黄潮泛滥。于是,关于文化市场、文化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问题成为一个必须有正确认识、清醒理智、统一思想的话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45〕这不仅为正确解决两个效益的矛盾关系提出了原则和标准,也为文化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高占祥在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两个效益问题做了深入阐发。他用“翻船”和“沉船”对此做了形象生动的比喻。他指出:“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文化之船失去正确方向,那么文化之船就要‘翻’;如果只讲所谓的社会效益,使文化艺术生产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之船就要‘沉’。”他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会导致拜金主义,空喊社会效益则是清谈主义的表现。因此,我们既要坚持社会效益在文化事业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经济效益对文化事业的支柱作用。”〔46〕在这里,经济效益是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终极目的。当二者矛盾时,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一般情况下,则应该追求两个效益的统一与转化,使之“构成一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文化链’,使之协调地向前发展。”〔47〕两个效益以文化市场为中介,通过文化市场,文化向经济领域延伸,借用经济规律获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所以当文化介入经济范畴时,要注意精神产品的特殊性,防止精神产品商品化,“必须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文化市场既要搞活,又要搞正。”〔48〕当经济作用于文化时,则要以有效地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艺术繁荣为目的。

  高占祥就是这样对我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给予积极地关注和认真地研究,时时“为新的探索、新的开拓、新的发现而鼓掌助劲;为新的成绩、新的成就、新的成功而欢欣雀跃”。〔49〕他的理论焦点“始终围绕如何搞好我们事业这一课题”。〔50〕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论视野里,我们足以从中反观我国文化事业改革、建设与发展十年历程中的每一次突破,每一回开拓,每一项成果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价值。这许多的文化新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辞典里闻所未闻,如今都已成为我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范畴,或理论、或实践、或制度、或形式,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的人文景观。因此,高占祥的文化著述本身也成为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高占祥研究的文化对象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是文化现在进行时的追踪和截取,是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是政府行政操作的主流文化。他的文化论著的多方面价值因此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其学术性、思想性、政策性、实践性、时代性、探索性、创造性莫不新人耳目,为文化的一般研究所不及。

  注释:

  〔1〕〔3〕〔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3页、第50页、第250页。

  〔2〕〔23〕〔40〕〔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8页、第371页、第144页,第145页。

  〔4〕〔9〕〔10〕〔11〕〔13〕〔14〕〔15〕〔16〕〔19〕〔20〕〔21〕〔22〕高占祥《浇花集》第251页、第251页、第252页、第376页、第251页、第252页、第433页、第41页、第399页、第419页、第48 页、第48页。

  〔5〕〔6〕〔7〕〔8〕〔24〕〔25〕〔26〕〔27〕〔37〕〔38〕〔39〕〔41〕〔46〕〔48〕高占祥《文坛百论》第25页、第25页、第25页、第127页、第12页、第2页、第9页、第17页、第59页、第61页、 第63页、第61页、第12页、第12页。

  〔12〕〔17〕〔18〕高占祥《微风集》第405页、第398页、 第398页。

  〔28〕〔29〕〔35〕〔36〕〔42〕《春泥集》第202页、第203页、第204页、第264页、第205页。

  〔30〕〔31〕〔33〕〔34〕〔43〕〔44〕〔47〕〔49〕〔50〕高占祥《社会文化论》第1页、第5页、第二卷第250页、第213页、第98页、第119页、第108页、第417页、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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