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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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词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内地学术界,此前更为常见的是“民族学”、“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90年代后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作为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又取得长足发展。本文拟就近年来该领域的概貌和一些热点问题作一番考察。

关键词:社会文化人类学,学术史,本土化,民族研究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J]或者报纸[N].民族研究,(01):93-100

正文内容

  “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大多数专业人员心目中如今仍然是“民族学”的同义词,可是近年来在祖国内地它已然有自成一派之势。尽管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在这些相关学科之间划清彼此界线——其实也无须划清,但直觉告诉我们,学术发展中的细微变化无疑已经出现。下面,笔者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悄然兴起做一番考察。(注:若想从学理上区分“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确有一定困难。然而,从目前我国学术活动的实际看,两者很难说是完全同一的。不过,作为问题取向的“民族研究”则有可能超越这两个学科的边界。本文没有将强调族体的调查研究纳入讨论范围,仅侧重介绍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尽管挂一漏万,相信对于民族研究仍不乏参考价值。)

  1.专业基础知识的普及 国家教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复兴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举办研讨班,是培养专业队伍、普及专业知识的有效途径。自1995年起,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办或联合承办了5届国家教委“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这5次研讨班期间,邀请内地、港台和国外的人类学专家作为讲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进行研讨。研讨班采用讲员、学员双向互动的对话方式,题目涉及学科史、学科理论与实践、田野工作方法、分支学科研究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加强了大家对包括田野工作、比较研究、专业理论、系统观点等国际性学科规范的认同。来自国内各学术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在培养人才、普及专业的同时也出了一批成果。(注:如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戎、周星主编:《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介绍和研讨,是普及专业知识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人类学队伍的充实和提高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田野调查。笔者认为,通过这类研讨,有不少原来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在自己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打出了人类学的旗号。

  2.专业目录调整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人类学有从民族学中逐渐分离的趋势,部分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人员在方法和选题方面出现向人类学的转向。(注: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1999-004号;周星:《Y村民俗的调查与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2000-003号。)1995年秋,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关系及各自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几次研讨。费孝通先生提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取得了普遍认同。包括老一代学者在内的学术界对学科认同问题表示出的极大关注,显示出中国学科自识性和认同感的增强,也是学科走向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之一。例如陈国强等指出:“把人类学发展附属于社会学、民族学,而非独立研究人类学的做法,对共同发展也是不利的”。(注: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 《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修订过程中,把原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分离,归并到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列为二级学科,并将自然科学中的人类学与新的人类学二级学科合并。这次目录调整引起了国内众多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重新选择或定位。(注:参见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一些原来在民族学旗帜之下的中青年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人类学,从对少数民族研究转向对中国社会文化探讨,关注家族制度、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族群的社会文化表现等人类学课题。

  专业目录调整之后,原本在许多学者心目中难以划分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可能在学术权势的作用下,扩大两者的差异,可能会沿着人们“创造”出的两种名称所标指的方向去发展。更多的学者会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一方面依然保持个人的学科理解,并不因为目录的调整而改变个人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将会积极从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中寻找可能得到的资源,异途同归,求得不断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这种变化将使人类学在学术舞台和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3.译介海外作品 中国学术界翻译介绍了一批社会科学著作,并对国外理论有一定的评介。人类学读物尤其是世界名著和关于中国(特别是汉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受到各界的欢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引进国外学术理论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些已出版或正在出版中的译著丛书通常都包括人类学著作,(注: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第1、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999年版)、冯客 (Dikotter,Frank)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1999年版)、瑟维斯(E.R.Service)的《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之《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马尔库斯等,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1998)、《东方学》(萨义德,1999)、《疯癫与文明》和《规诫与惩罚》(福科,1999)、《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2000)、《甜蜜的悲哀》(萨林斯,2000)等;中央编译出版社“新世纪文库”之《实践与反思》(布迪厄、华康德,1998)、《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等;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文化丛书”的《文化的解释》和《尼加拉:巴厘国家剧场》(格尔兹,1999、2000)、《礼物的流动》(阎云翔,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弗里德曼,2000)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人类学名著译丛”的《科学的文化理论》(马林诺斯基,1999)、《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布朗, 1999)、《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杜尔干,19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代社会学文库”的《文化与人性》(斯皮罗,1999)等,以及商务印书馆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与人类学有关的译著《儒教与道教》(韦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杜尔干)、《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史禄国),等等。)有些人类学著作还受到多家出版社的亲睐。(注: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基本)形式》、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儒教与道教》的汉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译本收有内行撰写的“译序”或“译后记”,对原著乃至有关学术背景做了精当的评论或解说,如林耀华和张海洋对于杜尔干、潘蛟对于布朗、王铭铭对于格尔兹、钱杭对于濑川昌久,等等。不过翻译质量高低不一,有的甚至出现了不该有的基本常识性错误。如,不顾原作者用词的场景区分, 恣意将Ethnography与Anthropology一概译为“人类学”;对于Chinese 一词未能根据上下文正确判断,该译作“汉人”处误作“中国人”;应为《古今图书集成》的误译作“《中国大百科》”;将Ethnology和Ethnography分别译为“人种学”和“人种志”等。

  4.理论与方法探讨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黄淑娉、龚佩华,1996)、《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1998)、《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王铭铭, 1997)、《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1997 )等专著及一大批论文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较以往更为系统的介绍,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评论意见;(注:参见罗红光:《格尔茨综述》,《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1—2期;纳日碧力戈:《论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也有文章指出英、 美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过的时空变迁,并且阐述了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的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注:参见翁乃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及其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翁乃群:《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时空变迁》, 《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人类学与华南田野调查”将关注点放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上,以求通过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述评,反思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文章对某些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注:参见纳日碧力戈:《汉学人类学的全景观察与思考》,《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 纳日碧力戈:《论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而另外一些文章则对海外人类学家研究华南社区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学术路向进行了评析。如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海外学者在学术上具有继承传统学理,拓展异域研究新视野;强调微观实证,体察细致,以小见大;以社会文化动态变迁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将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作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关注民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家的情怀等特点。同时,研究者注意到西方学者的缺陷,如材料淹没了论证,选材欠精,文化误读,专深有余而宏博不足,未能创造性地建构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的理论等。(注:参见覃德清:《海外汉学人类学:方法抉择与价值取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又如, 认为日本学者当年的人类学研究尽管具有殖民色彩,但其成果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注:参见周星:《殖民主义与日本民族学》,《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人类学方法受到关注,除了上述黄淑娉、宋蜀华等人的著作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专门讨论方法论的容观瓊《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和侧重田野作业的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96)。容观瓊的专著结合自己50年的人类学教学研究生涯,在评介人类学普遍原则的同时,糅合了中国(主要是少数民族)社会现状和民族史的许多实例;而且还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做了认真的评论和不留情面的商榷,从而引起同行们的高度重视。另外,1995年以来的几次高级研讨班对于方法和方法论也有专门的介绍。(注:参见历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出版的论文集;李亦园:《田野图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5.人类学向其他学科渗透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受到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注:参见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李彬:《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热点问题座谈纪要》。均见于宝林等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8)》, 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例如民俗研究, 传统上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事象的详细描述、仪式的过程、类型的划分以及地区之间同类风俗的比较等。但是,现在民俗学者中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关心描述之外的(社会事象的)人类学或政治学意义,关心民俗中反映的社会变迁、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传统文化再创造的现代意义等。(注:参见王铭铭等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麻国庆:《文化的复制与生产:宗族的复兴与祭祀空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1999-005号;覃德清:《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现状与改革的思考》,《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4期。)又如, 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就有文章指出,要把民众对于自己历史的认知看作一种“意义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客观的过去”;“人类学家一贯的动机是从那些书面的、口传的陈述中寻求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注:庄孔韶:《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3期。)而另有文章认为, 唯有引进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才有可能对具体历史微观场景作“深描式”分析,从而找到历史大框架叙述无法触及的深层衔接点;也才有可能真正打通思想与制度相互阐释的途径。(注:参见杨念群:《历史研究如何人类学化》,《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6.学科史、本土化、学术评论 面临世纪更替、辞旧迎新之时,中国人类学学科史及本土化的讨论成为热点,既有《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人类学逸史》等专著,(注: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包括《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注: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等论文集和专题论文。(注:如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王建民:《学术规范化与学科本土化》, 《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王庆仁:《21 世纪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这些论著从不同侧面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学术史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有的文章在回顾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后指出:“那种把民族学当作人类学的看法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注: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另有文章认为, 即使是学科被取消的那段历史对今天的学术也留下一定的影响,不该忽视所谓的“空白”。(注:参见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专家顾定国(G.E.Guldin)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1994),被翻译介绍给了国内读者,并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 顾定国在文中充分肯定了中国人类学对于世界人类学界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受西方和苏联学术影响较深的国家,他们的本土化经验非常有意义。(注:参见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编译:《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眼里的人类学中国化》,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总之,学科的现状、未来与曾经经历的曲折的道路密切相关,回顾历史目的在于建设今天的人类学,而不是评功摆好,树碑立传。对学术重大问题的讨论都可以从学术史方面获取资源、加深认识和理解。学术史研究值得学界重视。

  与此同时,学术批评得到一定程度的展开。在学术评论中,国内有关报刊发表了一些批评意味强烈的文章,对一些学术著作中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批评,活跃了学术空气。《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把握时机,专门以“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为题举办了一次讨论会,请各界学者畅谈己见。(注:关于该讨论的直接缘起,可见王铭铭、纳日碧力戈、胡鸿保:《人类学的中国相关性》,《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25页; 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有人指出:“必须将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区别开来。……如果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批评,就不必求全,即使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无妨”。另有人说:“学术界的同人们所希望的是得到学术上的益友,而不是希望见到‘学术警察’,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缺的是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的着力点应当是尽一切可能厘清个案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急急忙忙在许多细节上进行所谓的‘对话’,只会妨碍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则认为:“任何学术成果在学术批评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对于引进新说的批评,也应该一视同仁,‘求全责备’”。(注:《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看来, 如何确立批评的学术规范应当在今后加以注意,一方面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学术对话要有平等宽容的精神。学术评论是件严肃的事,切忌不顾原则地一味叫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进步。(注:参见胡鸿保、姜振华:《关于专题研究与学科界限的对话——读〈雪球〉看〈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4期;常向群:《学术规范、 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兼论中国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也有文章对与西方理论和方法“接轨”之说提出批评, 认为“自然科学由于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也许可以‘接轨’,而社会科学却不能,这是由于我国与西方民族学之间指导思想不同,国情、族情和文化背景不同,不能以西方模式是从。”“有的文章土不土、洋不洋,令读者费解,……中国人用方块字写的民族学文章,中国学者看不明白。这种现象也许和‘西化’、‘接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注:于宝林等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8)》,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7.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淑娉主持的“广东族群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课题,以广东汉族的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族群的文化及瑶族、畲族民族文化作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古今材料结合,考古、体质、语言、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结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注:参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均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学术史上的经典田野点在新形势下再度受到关注,中青年学者们进行了一些历史追踪调查(大多是围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而展开的)。如庄孔韶对福建林耀华“金翼之家”的重访,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潘守永对山东“抬头村”的重访,(注:参见潘守永:《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以及段伟菊对云南大理喜洲当年许粮光田野点“西镇”的再研究,等等。田野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受到重视,好几家出版社推出了有关方面的系列作品。如费孝通的《芳草茵茵》、乔健的《漂泊中的永恒》、李亦园的《田野图像》(均为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林耀华、庄孔韶师徒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银翅》(均为三联书店,2000),以及王铭铭的《山街的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和彭兆荣的《生存于漂泊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等。

  8.应用研究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人类学正在国家及区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不断开发的同时,要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进步,认识和处理好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国际性组织、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强调社会发展、环境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也已经将社会发展、环境与发展纳入基本发展规划和“21世纪议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精神文明的建设给予更多的强调,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另外,人类学在建设项目、金融机构投资、政策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类学家们近年来已经积极介入有关工作,如参与区域开发规划、国外金融机构的投资评估、国家科技政策的效果评估、长江三峡淹没区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等,为避免和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后,随着更多人类学家参与评估工作,社会文化人类学将在这一领域有更大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室翁乃群等人,承担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及其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课题。课题组成员于1997年夏天开始到铁路沿线3省区的8个点进行一定时间的深入调查,探讨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注:参见翁乃群等:《经济建设与文化互动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纳日碧力戈:《广西田林县各烟屯调查报告》,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增刊。)

  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开展,民族、民俗文物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注:参见胡鸿保:《关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思考》,《中国三峡建设》1997第7期。)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 以庄孔韶为首的人类学家参与了有关方面的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并且争取到一些基金的支持,开展了包括影视人类学在内的实地调查活动。(注:参见庄孔韶:《长江三峡淹没区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992年, 由西方一些学者加以实践的参与性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被介绍到中国, 并在云南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PRA工作网。目前,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资助之下, 在云南省,PRA已经被应用于自然资源、水土保持、林业、渔业、 野生动物保护、村落规划、农业生产、扶贫项目、卫生保健等不同领域。PRA 方法的研究带有较多的人类学、民族学色彩,来自云南一些研究机构的青年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参与了该项工作,已经进行了“禄劝县苗族、彝族妇女传统知识调查”等项目的调查、培训,并撰写了部分实地调查报告。在国内其他许多地方,这种人类学家参与的调查研究模式也得到了开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开拓了开发性应用研究的新途径。(注:参见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368页。)

  9.某些分支领域的发展 社会文化人类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近年来社会文化被人们日益重视的情况下,人类学和与此相关的一些分支学科有了较好的发展。族群理论研究脱颖而出,有更新多年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的态势。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已经成为具有深远寓意的学术课题和重要实践意义的社会现象。“原生论”认为族群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符号论”认为族群的本质是符号性集中体现在神话传说之上,其生命力在于对文化意义的解释和理解。格尔纳(E.Gellner)等坚持的“现代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民族,但和族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和族群不分的中国,他们的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民族和族群关系及其文化和政治格局的一个视角。在格尔纳看来,民族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安德森(B.Anderson)甚至认为它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有56个民族,学术界也有人将他们或者他们的支系称作族群。然而,中国的民族是要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共同体,具有稳定的政治地位,并不随着民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族群则主要强调“自识”,即当事人自己如何看自己,不一定强调政府承认,因而极具变化和多样性。目前学者和政府官员对于族群的理解并不一致,因而需要深入研究,加强对话。(注:参见纳日碧力戈:《“民族”百年回眸》,《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都市人类学方面出版了概论性的著作。(注:如周大鸣:《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召开过几次全国性讨论会,并且还派代表参加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等活动。经过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积极申办,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性的事件。会议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为主题,对中国都市人类学乃至人类学、民族学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参见此次大会编印的《会议日程和论文摘要》,北京, 2000年。)

  随着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和观众对跨文化交流及对文化纪录影视作品的兴趣日益增长,影视人类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注:参见杜荣坤、肖峰主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在北京召开了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交流。同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正式成立,并编印不定期刊物《影视人类学通讯》,提供了同行间互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的渠道。目前该学会除个人会员外,有13个省级电视台国际部和影视公司、音像出版机构等15个团体会员。云南大学建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并以此作为他们发展人类学的重要阵地。(注:参见郭净:《影视人类学在云南的实践》,《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 )中央民族大学招收了人类学专业影视人类学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社科基金项目“影视人类学概论”已经结题并出版了《影视人类学概论》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另有多篇文章发表。(注:如张江华:《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陈景源:《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庞涛:《论现代视听科技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国内人类学有关机构的经费普遍较为拮据,在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国外有关机构和国内影视制作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往往成为是否能够完成拍摄计划及影视作品质量高下的关键因素。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诠释有了新的角度和手段,同时也带来了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传播方式。通过现代传媒,人类学影视作品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为人们更直观、更轻松地了解人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学的知识能够更容易地被大众接受。

  家族研究历来是本学科传统关注重点之一,如今又有了新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家族研究,20年来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使其研究从平面的、较为单一的视角,逐渐进入到立体的、多维视野之中,由开始时纯粹以问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转向与具体的社区研究相结合。

  对于“家”的观念的研究,如果脱离农村社会结构这一基础,研究便很难有深度。9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者进入农村,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家”的观念在农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个时期,来自国外以及港台有关汉族社会的家族的研究理论与田野工作,也更加激活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农村社会的集团组织——宗族——的研究,成为重要的领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的复兴与社区重构等方面。比如钱杭等人在江西、浙江等地对联宗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就非常有意思。钱杭指出,联宗现象是计划生育后家庭小型化、男儿减少情况下宗族为了自保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并没有导致宗族走向消亡,反而推动了宗族的转型。(注:参见钱杭:《家庭结构变动与宗族转型》,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09—121页。 )近几年来的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博士论文,开始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家族的研究,如从“家—家庭—宗族—姓”这一内在结构上,以分家为嵌入点来分析“家”的运行机制及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从家族成员的理性行动与家族群体的自觉生长的视角,展开对村落家族群体的研究等。

  这些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田野材料,能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见。如果将当代的此类分析与30年代以《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为代表的一些堪称经典的“家”的研究作一对比的话,就不难看出学术兴奋点的时代转移。

  汉族的家族研究,如单单从汉族自身内部进行研究的话,可能存在很多缺陷。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汉族只是文化凝聚的中心;同时,汉文化圈中的东亚社会,也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果以认识这些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家”为嵌入点,以一种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建立比较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便可望能更深入地认识汉人家族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家族体系。(注: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近年来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在学术结构调整等条件作用下,与民族学、社会学等兄弟学科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第二,更多地强调专业学术规范,从业者认识到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规范是把应用研究引向深入的前提,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必要条件;田野研究在操作上逐渐走向规范化,减少了随意性。第三,学科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意识加强,利用专业优势进行现实问题研究正在成为学者们努力的共同目标。第四,学术队伍对专业理论研究的兴趣和消化能力正在提高;中青年学者队伍开始形成并逐步具备将社会文化人类学推向国际水准的潜力。

  但是,从总体来看,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依然相对薄弱,学科规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经费不足使田野作业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广泛、深入、足时地进行,课题的完成多半依赖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计划常常不能充分实现。

  人类学是一门注重文化多元的国际性学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此国际性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大陆人类学家的学科认同正在逐渐加强,今后人们会更加注意用学科的规范语言来研究和叙述问题,新的学术梯队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的理论模式得以不断引进和发展。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由此看来,在新世纪中,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尽管不可能也没必要取代民族学,不过它独树一帜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光明的。

  鸣谢:本文的写作曾得到纳日碧力戈、张江华、张海洋、麻国庆等各位师友大力襄助,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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