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CD到DVD:当代中国数字音像文化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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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From VCD to DVD: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udio-and Visual-Culture

内容摘要:在1994年至2010年间,中国经历一场从VCD到DVD的消费热潮。它先由中国民营企业通过购买海外新兴数字影像技术而发起,后又由民营、国营及合资企业共同参与,通过与传统模拟电视的技术与文化迭代,开创出当代中国数字音像文化的独特起源。在这一时期,当代中国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数字媒介设备制造产业,海外影像源源不断地涌入,各种社会力量纷纷介入形式多样的影碟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促使影碟机及音像碟片迅速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其中,色情影像与新近海外大片,分别从欲望与时尚两个方面,成为新兴中产群体娱乐文化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造就出全球化电子信息浪潮与中国民众生活相互结合的独特现象,为此后中国全面进入数字信息社会打下重要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从VCD到DVD:当代中国数字音像文化的源起.[J]或者报纸[N].文艺研究,(201711):103-112

正文内容

   据一项统计,在1994年至2010年间,中国本土与中外合资的相关企业,一共在中国生产了至少7亿台LD、CD、VCD和DVD播放器①,它们被统称为激光音视盘机,其中的绝大多数被中国民众所购买,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除LD机外,这些电子产品都属于新兴的数字音像技术体系,与此一时期先后通行的模拟及数字电视机相匹配。在2010年前后,随着数字高清电视机、家用电脑、互联网、手机等的广泛使用,中国家庭所拥有的巨量VCD与DVD影碟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逐渐被淘汰,它们在民众文化娱乐生活中几乎不再发挥作用,VCD与DVD的时代就此宣告结束。VCD与DVD所经历的迅速的兴盛与衰败,似乎已经被人彻底遗忘,这也是人文学界少有对曾经红极一时的VCD与DVD产业和文化现象进行严肃理论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把VCD与DVD置放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技术、产品及与之相关联的长期社会与文化演化进程之中,那么作为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电子消费热潮,我们不禁要问:它们曾经造成的社会文化意义是什么?它们到底是如何介入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的?它们的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们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真的会随着电子技术的代际更替而消失殆尽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

   一、以电视机为中心的技术迭代与路径依赖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基本完成,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在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计划经济体制与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国家化之间构成了一种全面的整合关系。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社会化运用,对此一社会整合具有高度的粘合作用。从1957年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线广播体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1980年前后,中国有线广播体系的普及率与覆盖面达到了最高峰②,全国城乡民众几乎都处于这一电子技术体系强制性的影响范围之内。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先进的电子媒介技术的引进、电子媒介产品的消费品化以及人们对于更加丰富信息的需求,导致了收音机、录音机与电视机的广泛运用,并在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电视机为主体、以录音机及收音机为辅助的电子社会形态,也由此造成了对此前有线广播体系的技术性乃至社会性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使得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拥有者开始有了自主的接收活动,媒介信息也逐步摆脱了单一的政治化倾向,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与生活功能。民众通过主动的电子媒介消费与自主的信息接收方式,积极应和了电子信息技术的演化路径,并成为这一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与商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家用电视机为主体的技术体系,一直持续到现在。21世纪初,电脑体系与手机体系分别开始了社会普及化进程,它们以数字化互联网的有线与无线的接入方式,从接收端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个体化自主消费与自由接收特征。这样一来,自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大约六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分别以有线广播、电视、电脑、手机为主体的四个电子技术发展阶段,中国民众则先后被纳入有线广播网、无线电台、无线及有线电视台、有线及无线通信网和互联网等技术体系及其演进之中。许多时候,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同时处于有线广播、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的影响范围之内。今天,人们又同时面对电视机、电脑、移动电话的信息世界。不同的信息传输体系,尽管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更迭关系,但也在特定时期相互叠加或挤压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与社会及其文化产生的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有意味的是,在电子技术的淘汰与更新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连接前后两个代际之间的过渡性技术方式,同时运用在即将被淘汰的旧产品和将要来临的新产品之上,这一现象可称之为技术或产品的“迭代”。这种迭代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代电子技术处于加速发展状态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当前技术的条件下,总会着手研发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技术。而自80年代开始,当互联网刚刚在美国出现之时,中国突然置身于这种已在西方有着数十年积累与发展的信息技术环境之中,这一环境无疑使中国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技术发展与更新的进程,也由此呈现出更快的替代速度和更大的叠加密度。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要同时面对不同的技术体系与不同技术阶段的电子媒介产品。因此,这样一种迭代环境使得当时的中国既要从有线广播体系之中解脱出来,又要选择适当的切入点与路径跟上信息技术及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这必然会在电子信息技术及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的社会化运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介入与结合方式。

   当代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迭代现象,对社会变迁及民众日常文化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并一再呈现于当代中国的电子音像文化的发展流变中。比如,正是由于当代中国民众在20世纪80年前后普遍处于当代电子媒介技术和文化的匮乏状态之中,才会在国家的有线广播体系发展到最强盛时,以邓丽君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却能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民众中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并引发了录音机及录音磁带的大规模走私与盗版行为③。在这里,录音机就是一种同时与上一代有线广播体系和下一代电子媒介体系都相关的迭代产品。除此之外,迭代现象还发生于与电子媒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电视机在西方一开始主要是作为家庭媒介而推广的,但由于80年代中国民众的消费水平极为低下,而中国在社会集团消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当代中国电视机的兴盛首先来自各级国家单位的购买行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众又创建出了一种以单位电视机为中心的群体性观看方式,即让原本是家庭媒介的电视机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获得了一种公共特征,与西方电视机的家庭化起源形成了显著差异④。这使得特定电子媒介产生了一种社会化运用的迭代现象。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政府电视台的节目内容时,营业性录像厅的放映活动得以发展,也让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录像机文化转换成中国的一种公共文化形式,让人们能在录像厅中看到电视与电影院里所看不到的影像⑤,从而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迭代现象。这些都说明,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子媒介技术与文化产品,在来到中国之后,会面对一个并非存在于这些技术开发设计预想的理念之中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环境,它们需要重新与中国的社会形态、消费水平及民众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由此构成迭代性的电子媒介及文化形态,让电子信息的技术进程呈现出一种差异化的全球化分布。正因为如此,只有从当代本土语境出发,尤其是从电子媒介技术与文化产品的接受者、使用者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条件出发,才能厘清电子媒介在中国的拓展与演化路径,以及它们所催生出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意义。

   一般而言,当代中国切入全球化信息技术及文化的独特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以国有资本及中外合资资本为主体,通过率先引进技术,在电视机、录音机等媒介硬件制品的生产上获得切入口,并形成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持续发展,在技术和市场领域大致构建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关领域的同步性。这也导致了自1980年以来,作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电子媒介的电视机,以其不断演进的技术性能,先后与电子游戏机、录像机、VCD或DVD、家庭影院、数码摄像机及互联网等组成了不同的技术配置。二是以私营或民营资本为主体,主要通过引进与特定媒介信息技术相关联的文化制品,如录音带、录像带等,形成了其特定的自由市场的流通体制,如走私或盗版,甚至构建出特定的社会公共空间,如录像厅或网吧等。尽管这种民营切入点与发展路径经常受到国家的严厉监管,但它一直存在,并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子音像文化的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既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全新事物,即私营资本在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之外能够较大范围地介入特定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又与这一时期国营资本的技术引进构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一台80年代由国营或合资工厂生产的电视机,搭配一台民营企业生产的VCD影碟机,播放着盗版的碟片;或者是在90年代中前期的民营录像厅里,一台民众家庭中少见的大尺寸投影电视机,播放着盗版录像带。这些都是当时的常见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电视机为中心的产品及信号技术体系出现重大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数字激光CD及其VCD与DVD所依赖的影像数字化的压缩、存储与解码的技术已经成熟⑥,这意味着一个以数字技术替代模拟技术的商业浪潮具备了开启的可能。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达到更大数据的音像信息存储、更高音质与画质的呈现、更快捷的音像信息传输,还可以构建观众与电视节目的交互关系,并进一步融入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更大数字技术体系之中。1994年,美国电视台开始发送数字电视信号。1997年,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完成了在大部分时段发送数字电视信号的业务⑦。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99年共和国五十年国庆庆典电视直播中实施了首次数字信号的传输。这一技术的使用与西方发达国家仅相差数年时间。在此时,接收数字信号的电视机仍然处于模拟技术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中、西此时的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构成了迭代关系。同样是在1999年,日本的松下、索尼、飞利浦等以及中国的康佳都生产出了第一代数字化电视机。在90年代中晚期,中国与西方几乎是同步置身于电视模拟技术体系向数字技术体系的转型过程之中,但这种同步性主要是以中国快速引进与吸收西方先进数字影像技术为前提的。

   在电视的社会使用方面,此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地区刚刚达到家庭电视机普及率的相对饱和⑧,由此开启了从小尺寸彩色电视机(20时及以下)和黑白电视机向大尺寸彩色电视机(25、29、32时)的更新过程⑨。在中国城乡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阶层那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黑白电视、小尺寸彩色电视与大尺寸彩色电视处于多样化的并存形态。同一技术体系之下不同产品的迭代形态说明,一方面中、西在数字电视技术的研发与数字电视信号的传输领域处于同步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电视机用户则仍然普遍处于模拟电视技术体系的产品升级而非技术换代之中。这样一来,在当时的中国,如何在现有的模拟电视技术体系下让开始普及的大尺寸模拟彩电,通过新的辅助性电子媒介配置,获得更为丰富的电视影像节目,成为中国走入数字音像时代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一些跨国电子巨头开发出VCD机及其数字解码芯片技术,这只是数字技术的一种初级产品,它所能存储的音像信息还较少,呈现的图像质量还无法达到数字电视的技术规划要求。然而,中国人却利用这种初级的VCD技术,意想不到地开拓出中国数字影像文化的一个巨大市场。

   二、民营资本与初期数字音像技术

   1992年,早先任职于安徽电视台、此时创办有民营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姜万劲,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在展会上,他看到一家美国公司展出一项MPEG解压缩技术,能对一定数量的音像信息进行数字化压缩与解压缩,初步实现数字音像信息的存储与传输。他马上意识到国际电视产业正处于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之中。他购买了这项技术,并于1993年在国内生产出第一批VCD影碟机。这首批的一千台几乎都被国内各电子企业当作样机购买去了。第二年,他卖出了两万台。不过,由于单机价格昂贵,且只有种类不多的卡拉OK碟片作为配套,很难吸引更多民众的关注和购买欲望。就在姜万劲个人的VCD事业难以为继之时,一场VCD热潮却在悄然兴起⑩。转眼到了1995年,国内VCD影碟机爆发性地销售到60万台,生产厂商也增加到了十余家。1996年销售量达到三百万台,1997年则超过了一千万台(11),这种销售的爆发性增长令人意想不到。一个以VCD数字解码芯片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制造行业迅速形成,而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浪潮及其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突然降临了。

   在西方,VCD只是一种初期产品,而这一特点恰好能让中国企业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大量购买VCD的解码芯片(12),既省去了前期研发费用,也能在市场上避免与跨国电子巨头正面竞争的风险。到1998年,中国市场云集了超过600家从事VCD影碟机生产的企业。这一年,爱多、新科、万利达等主流厂商,光是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投放的广告费用,总计就超过了九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都是在1992年中国第二轮改革开启之后新组建的民营企业,它们大都聚集于已有十余年的电子产业生产经验与体系积累的珠三角地区。它们在这里租赁厂房,雇佣廉价的国内工人,组建生产流水线,以较为简单的制造工艺生产与装配VCD影碟机。在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又迅速降价,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让VCD影碟机的单价从五千元迅速下降到一千多元,以此打压竞争对手,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大约自2000年开始,这些企业又打入DVD的生产领域。不过,由于技术成熟的国际电子巨头欲让中国DVD厂商支付巨额专利费用,而它们自身也在不断推出价格较低的DVD产品,这让中国企业不能再像VCD时期那样轻松获得市场的主导地位。即便如此,在VCD与DVD的高产年度,即从2005年到2008年的连续四年时间里,中国每年都生产了一亿台以上的激光音视盘播放器,均超过了同一时期中国电视机的生产总量。

   直到2007年,激光音视盘机的产量才被迅速崛起的台式电脑所超过(13)。但即便是在已有台式电脑配装CD-ROM的情况下,VCD与DVD并没有马上退出历史舞台。粗略统计,以VCD、DVD为主体的激光音视盘播放器共计生产了约七亿台。显然,中国的第一种或第一代数字电子媒介产品已经是一种得到较高普及率的耐用消费品,这让来自西方的数字信息资本主义,在中国主要呈现为工业资本主义,即一种设备制造业。这种媒介设备制造业之所以由一大批民营企业担任主角,是因为此领域具有强烈的后工业生产方式的灵活性,并不强调工业生产方式的规范和产业积累,而是更注重致力于迭代技术与产品的研发,以一种丛林游击战的方式,迅速赢得短期的市场优势,既打破跨国电子巨头企业的技术规划与全球市场推广布置,也对此时国产电视机生产企业的集中化进程产生冲击,使得整个电子信息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生产结构被颠覆”(14)。与此同时,在原本是由政府电视台、国营及合资电视机生产企业、国营电视节目生产企业这三者共同构建起来的,由国家高度管控且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域,开创了民营电子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正是初期数字信息技术的迭代性特征,才让民营企业有机会成为电子信息媒介设备的制造商与供应商,从而改变了此前它们只是各种文化产品的流通商与经销商,只有借助于VCD这种迭代性电子信息技术,才能进入初期数字信息技术的媒介制品生产领域。这个领域,既包括VCD及DVD影碟机的制造,也包括盗版影碟的巨量生产,并使后者的生产达到了更高的技术阶段,让更多的民众能迅速得到初期数字音像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文化体验。显然,国家资本难以在这个生产领域做出迅速的反应,也无法如民营企业的VCD机那样敢于极力宣传“超强纠错能力”之类的产品卖点,也就是无法在产品技术上与当时的盗版影碟构成一种不言自明的紧密关系,从而失去了它们曾经在电视机生产领域所拥有的那种主导权。

   共计七亿台激光音视盘机的生产量,不完全是社会的总体拥有量,其中还包括了VCD的多次技术升级和DVD对于VCD的替代与淘汰。这说明,有一个千万级的巨量用户群存在,他们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先是购买了VCD,然后出于对更高质量的音质、画质及更多交互性的需要,抛弃掉刚刚使用了几年的VCD,再次去购买DVD。这意味着,到2005年前后,大量中国消费者经由VCD而提前进入到了初期数字信息时代,并在购买了DVD之后,正式跨入到了数字信息体系之中。加上此后到来的台式电脑所携带的光盘驱动器,以及各种规格的高清及数字高清电视机,中国民众经历了一个产品及技术加速更替的数字化媒介消费周期,并为此花费了更多的金钱。中国消费者在无法一次跨入高清晰度数字影像时代的情况下的这种积极而又略带盲目的购买行为,与此一时期模拟电视机与数字电视机的产品更迭及技术换代有着密切的协同性与互动性,其原因在于,民众对于尽早观看更多海外影像内容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些共同性创建了此一时期影像技术、市场与文化的兴盛局面,从而也让更为广泛的迭代现象存在于当代电子媒介的演进过程之中。

   三、作为快速消费品的盗版光盘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台家庭电视机可收到的电视频道的数量及各频道电视节目的数量,相比于今天要少得多。除了新闻时事、生活、体育及文娱节目外,电视剧已经成为电视播放的主导节目。在经历了80年代的港台电视剧、90年代初期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国产电视剧之后,90年代中期,每天观看长篇电视连续剧已经成为人们晚间休闲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电视剧在题材、主题、画面展示、拍摄技术等方面尚有各种局限和不足,电视剧生产量、译制及引进量、日均播出量还比较有限,甚至电视剧内容上更多停留在个人或家庭伦理生活方面的表达,而这一时期的电影,包括国产电影与译制片,已出现非日常化的奇观影像。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兴起的录像厅,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大量在国内电视台和电影院无法看到的海外影视作品。总体来说,从电视到电影院再到录像厅,影像的题材及主题范围在扩大,影像内容的道德控制在缩小,非官方性的信息在增加。这样一来,它们共同构造了一种90年代中国民众影像生活的互补性关联,人们摆脱了此前影像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状态。通过录像厅里播放的港台武打片、艳情片与好莱坞大制作影片(15),人们越发了解到,存在着一个巨大数量的海外影像信息源,这一信息源还有人们尚未看到的更丰富、新鲜与刺激的内容。一旦有了可靠的传输技术、播放媒介和便利的买卖途径,人们就有可能大量观看这些海外影像。可以说,这就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热衷于购买VCD、DVD及其碟片的最重要的文化动因。

   应该说,在短短的十余年间,VCD及DVD影碟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总体销售数量,几乎没法统计。有文章指出,在1997年,全国的296家音像出版单位共出版正版数码激光视盘6281种,5311万张。按1997年中国VCD机产量1500万台计算,平均每台VCD机的正版光盘数只有四种左右。显然,已经花费上千元购买了VCD或DVD影碟机的人们,不会满足于一年只观看四张光盘。这意味着,正版数量不足是导致盗版光盘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16)。若按VCD及DVD影碟机的总体销售数量七亿台推测,如果每台影碟机的用户购买了10张碟片,则至少大约需要70亿张。而在2003年,正版VCD、DVD影碟发行量共计四亿张(17)。无论在中国曾经流通过多少张影碟,可以确认的是,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盗版。一份来自国际唱片工业联合会(IFPI)的统计表明,在2002年,中国以DVD影碟为主的音像制品市场上的盗版率为91%,金额约为5亿3千万美元,正版金额却只有一亿一千万美元。另外,“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至2003年,全国共查获各种侵权盗版走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六亿多张,平均每年约为六千万张。在这几年里,盗版音像制品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中国成为了此一时期全球盗版最严重的国家(18)。另有论者指出:“盗版影碟是我国VCD及DVD影碟市场的主力。”(19)

   盗版影碟从海外引进原版LD、录像带、DVD片源,或是直接在电影院放映时进行拍摄,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生产制作。盗版影碟生产商中,既有国家认可的音像制品生产企业,如潮州的新乐、珠海的金镭联、广州的彩翎等,也有大量的地下盗版工厂。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间广东发起了冬季“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共挖出26条非法光盘生产线”(20)。这些价值至少三亿元的生产线被关停后,每年影碟市场上将减少上亿张盗版光盘。1997年,全国各地被政府关闭与没收的地下VCD碟片生产线共有40条,比当时的正版生产线还要多(21),而没有被查禁的地下影碟生产线则可能更多。2004、2005两年,各地共查获盗版光盘约一亿张和6300多万张(22)。尽管各级政府都制订有打击非法音像制品的法律法规,设立有专门的执行机构,如“全国扫黄打非领导小组”(2000年成立),也经常展开行政查抄与法律惩处,但由于盗版音像制品利益回报巨大,各种社会资本仍然不断投入到这一领域,造成了海量盗版影碟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VCD与DVD的产业发展(23)。

   当然,也只有到了VCD时期,盗版才真正形成大规模的快速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在不考虑被处罚风险的前提下,一张盗版影碟的综合生产成本约为两元,批发价一般为五元,终端销售价为10到15元。不同影碟的类型、内容、是否与海外同步上市等因素,都会影响终端销售价格。许多盗版碟的生产制作水平及音画质量,甚至要优于正版,一般不会有删节,上市时间经常要快于正版(24)。一些盗版商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25)。可以说,盗版音像制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的各个环节,都有较高的经济回报,且构造了独有的市场流通形态(26),其中包括怀抱婴幼儿在城市街头巷尾兜售色情影碟的农村妇女;定期把盗版制品直接送到固定用户的家里或单位的比较专业化的个体销售者;在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地方如住宅区大门外、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或公共交通站点等处设置的摊点;还有常设于城市闹市区的小型固定影碟店,店内至少有1千种以上不同规格与内容的音像制品陈列于货架上,甚至还配有电视机和影碟机供人观看挑选;再就是综合性的中型音像制品店,其中一部分是连锁店,一部分设于书店或商场之内,其中有更多的音像制品,也能形成更大的购买人群。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各城市中普遍出现过的音像器材一条街、电脑城、电子器材市场以及各种小商品市场,都会有盗版影碟批发、销售现象存在。在2005年前后,网络上还出现了各种比较专业的“碟报”,为购买者提供丰富的资讯。总体来说,各种类型的经营主体与经营形态,甚至包括国营单位在内,都程度不同地涉足于盗版销售活动,组成了一种数字音像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形式,吸引了各种类型的从业人员,他们共同使之迅速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种新型的快速消费品类别。这种种影像销售方式为人们轻松、大量地购买及观看影碟提供了极大便利,也进一步加剧了此一时期电影公共放映的衰落。

   四、色情片、大片与跨国化受众

   影碟机及影碟,为电视开辟了新的播放时间与观看方式。在观看影碟的过程中,如果是一套港台武侠连续剧或最新好莱坞大片,可以形成一种如同普通电视节目那样的家庭化群体观看。当影碟是少儿动画片或戏曲节目时,则可能只是家里的小孩或老人观看。播放这些节目,可以选择适当的时候,这就摆脱了电视节目在时间流程上的固定性。影碟机比电视更具有及时性与私人化的特征,难以统计类型与数量的盗版影碟,无特定时间限制的播放活动,让影碟机观众更为分散,更为匿名,更具个体化,也更脱离中心信息源的主导。可以肯定的是,影碟机是中国当代影像受众走向类型化的一个有力建构者。

   在VCD及DVD影碟中,有两种导致了巨量观看的特殊类型,是此前很少存在的。第一种是色情片,俗称“毛片”,在更广义范围内,也包括香港三级片或好莱坞限制级影片。影碟机让人们在家里看到了真正的色情影像,这是VCD及DVD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在2000年北京查获的近120万张非法光盘中,就有20多万张淫秽光盘,占被查获非法光盘的1/6强(27)。在2007年全国性的“扫黄打非”行动中,郑州一次性查获淫秽光盘八万张,徐州则查获了5.8万余张(28)。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的2011年,北京还曾查获盗版光盘19万余张,其中淫秽光盘三万多张。这次抓捕的五个盗版光盘销售团伙,在三个月时间里共计销售了500万张盗版及淫秽光盘(29)。这已是影碟机时代的末期。上述案件表明,在所有盗版影碟中,淫秽制品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一现象让淫秽、色情、黄色影像几乎是唾手可得。可以确定,或多或少观看过色情影像在中国成人男性中的比例较高。这也是自电影进入中国后的第一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影碟机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色情影像。

   色情影像,即主要由真人直接表演的性行为影像。其文本形态基本都是短片形式,较少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社会关系,在简单的场景中展示纯粹的性行为、性器官及由性行为所导致的表情反映。有大量的近景与特写,肢体、器官与动作在大尺寸电视上清晰呈现得如在眼前,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从理论上说,性爱行为是最基本的戏剧形式,是叙事本身的象征。观看色情影像,作为一件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最隐秘的事件,甚至比家庭中真实的性关系和性行为还要隐秘,一般只属于一个人,偶尔也会与最亲近的同辈或朋友共享。在观看时,观看者退行到社会化最小的本能领域之中,呈现出一种纯身体与生理的自我。观看活动只有最低限度的道德介入,无需过多的情感价值判断和理性反思,也尽可能地去除了理应与性有关的社会背景、人物性格及日常生活本身的流程。色情片常常是纯粹表演化的再现,让观看者能体验到表演者的快感,也经常会导致观者身体的随动反应,一种类似于皮下注射或魔弹效应的刺激—反应过程,观看者全然陷入被动之中。对于初次观看者来说,色情影像所产生的身体反应与电影初次问世时对人产生的震撼效果非常类似。色情影像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爱情、生育等所有社会意义的纯粹性快感,它让性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感,更不是视觉领域的禁区,变成一种日常平凡事物。这全然拓展了“欲望”的范围。由于色情影像为海外制作,只有经由数字音像技术才能以如此大的规模进入中国,这是数字技术及其信息内容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电子媒介文化的一个全新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距离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与电影只是象征性地表达性爱(一般只展示拥抱与接吻的场景)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色情影像的流行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色情业的萌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影像化情欲的传播,后者则是真实身体情欲的交易。甚至说,色情影像的潜流让90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体现出更有原始欲望能量的特征。作为一种外源性信息传播,色情影像对当代本土文化形态起到了一种颠覆性与结构重组式的作用。

   由影碟机及盗版光盘所带来的第二种重要的类型化观看行为,则主要是针对最新大片。如果说色情影像是与观看者最隐秘的心理与生理相关联的话,那么最新大片则是由VCD或DVD打开的一个在空间上最遥远与最广阔的世界。所谓最新大片,包括最新好莱坞大片、港台影片与内地电影及一部分电视剧,它们都是新近制作与上映的作品,一般由明星主演,投资较大,既具有明显的类型片特征,又会在特定的主题、情节、影像语言及拍摄方式等方面较以往同类型的影片有所发展或创新,能引发广泛的媒体关注与观看热潮,但又在国内正规影院或电视台尚未播出。此一时期,国内已有许多的专业电影杂志、报纸、电视台、大量的互联网门户及专业网站,它们开设了专门的电影资讯节目,迅速报道海内外各大制片公司及明星们的最新动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中国内地对于好莱坞大片的译制与放映仍然有数额限制,这就为盗版商提供了较大的市场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市场化,以较快的速度提升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发达地区及城市民众的收入水平。他们在日常用品、耐用品及奢侈品消费方面开始追求跨国品牌,又在娱乐领域期待体验更多的跨国流行文化时尚。购买跨国品牌的电器产品,穿戴跨国品牌的服装,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收听欧美的流行音乐,观看新近的港台影视节目,定期参加卡拉OK、酒吧、迪厅等娱乐活动,这些都是跨国流行文化时尚在中国的独特表现方式。与此同时,各种跨国商品也开始把中国当作生产制造基地和新兴市场,这导致了一个在物质与文化生活领域同时追求国际化潮流的年轻群体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出现。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跨国特征的消费群体,他们以消费的方式来尽办消除与西方发达国家年轻人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观看大片只是他们这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已。这种跨国生活与文化时尚的形成,也得力于此一时期大量涌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及资本的广告传播与市场营销行为。可以说,跨国化与中产化的年轻消费群体确定了跨国品牌及国际化生活与文化时尚的主导性,这是一种去地方化或去本地化的全新生活方式。最新好莱坞大片以及其他类型的大片刚好给他们展示出了那些跨国品牌得以诞生与存在的原生地景观,通过观看这些电影,不仅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同步于国际化的文化时尚潮流,也能象征性地把自己置入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像化现实世界之中。在这里,恰恰是经由盗版,那些迅速抵达中国民众家庭影碟机的最新大片,不仅是以其明星表演、故事情节与影像奇观吸引人们观看,更是以跨国化的生活世界影像给予中国观影者以一种整体性体验,即观影者们在文化想象领域已经国际化或跨国化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都市景观也开始出现跨国化特征。因此,大量盗版现象的发生看似直接损害好莱坞的经济利益(30),减少了好莱坞为实施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却滋养了从盗版商到盗版销售者的所有领域。而对于那些渴望最为快速地观看好莱坞大片的人来说,又在消费端迎合与强化了由跨国资本所主导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消费逻辑。

   一方面是色情影像让人们突进到了观影的最隐秘区域,另一方面是通过好莱坞大片,新生的中产群体要尽力保持与海外娱乐时尚的一种同型和同步关系。就这样,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民众,以这两个端点,把这两种海外影像界定为自己精神体验领域的最大范围,中间包容起了以电视机为中心的卡拉OK、电子游戏及各种电视节目等的其他信息接收与互动参与功能,从而培育出了自己日渐丰富的精神世界,确定了电脑及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的主要娱乐生活形态,并由此构造出了初期数字信息时期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主体。这是把基于消费的本土个体化主体,这一个体化主体已初具电子化特征,此特征将会在更大规模与更大强度的互联信息时代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光大。

   从VCD到DVD,当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通过购买海外数字技术、采用一种过渡性的电子信息迭代技术、基于人们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民营数字媒介生产企业,还有一批地下工厂所生产出来的数量巨大的盗版影碟,以及经营与销售这些盗版影碟的各种商业形式及其各类参与者,再加上期待观看各种海外影像奇观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群体,这些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共同创建了VCD与DVD一段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时代”,这是中国数字音像技术及其文化的一个以社会“民间”为主导的开端,它让全球化信息浪潮与中国特定的社会需求相互结合起来,使得来自于西方的电子技术与影像文化,为当代中国民众从视觉短缺快速迈入视觉丰盛甚至是过剩状态,为利用、摆脱、甚至对抗电视机的文化霸权,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可以说,电子媒介消费和使用,是当代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构建精神生活方式和塑造个体化主体身份的主要途径。在此之后,他们将会更深度地被卷入于数字信息技术的社会进程之中。

   注释:

   ①有关中国本土与合资电子企业1992年至2009年间生产的LD、CD、VCD 与DVD 播放机分年数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1949—2009)》第1卷,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②1980年,全国有线广播喇叭数量达一亿只(参见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版,第583页)。

   ③参见拙文《消费、电子媒介与文化变迁——1980年前后中国内地走私录音机与日常生活》,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

   ④参见拙文《电视的兴起:1980年之际中国内地电子媒介与日常生活》,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12期。

   ⑤参见拙文《录像厅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文化》,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⑥陈小东:《1998年,VCD市场三问》,载《经济世界》1998年第8期。

   ⑦黄柏:《数字电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载《电子产品世界》1997年第12期。

   ⑧1995年中国内地电视机拥有量,总计为25000万台(参见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583页)。

   ⑨到1996年,国内彩色电视机产量超过2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产量不到800万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1949-2009)》第1卷,第111页)。

   ⑩于国安:《万燕开创VCD成败》,载《创新科技》2006年第2期。

   (11)詹金平:《中国影碟机(VCD)市场分析》,载《中国流通经济》1998第1期。

   (12)1996年,VCD解码芯片的单价,从过去的75美元降至15美元(参见詹金平《中国影碟机(VCD)市场分析》)。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1949-2009)》第一卷,第111页。

   (14)黄韦华:《VCD产业的破坏性创新对山寨手机产业的启示》,载《开放导报》2011第4期。

   (15)有关录像厅问题的研究,参见拙文《录像厅与当代中国电子媒介文化》。

   (16)参见张志强《制度变迁与盗版泛滥——转型期盗版问题研究之一》(载《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5年第1期)一文中的介绍。

   (17)该数据转引自周星《中国音像产业现状与发展分析》,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

   (18)瞿磊、颜彦:《盗版影碟市场产业链条上的畸形物》,载《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3月25日。

   (19)寒宵:《关于盗版影碟的思考》,载《家庭影院技术》2000年第8期。有关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各类盗版影碟在技术及质量方面的特征,可参见此文的分析。

   (20)(21)方敏、袁池:《“特强纠错”对吗?——影碟光盘市场纵览纪实》,载《中国质量万里行》1998年第3期。

   (22)参见周星《中国音像产业现状与发展分析》一文中的介绍。

   (23)张云:《盗版光盘的另类思考》,载《商业时代》2000第10期。

   (24)有关盗版影碟技术特征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寒宵《关于盗版影碟的思考》。

   (25)(26)参见瞿磊、颜彦《盗版影碟市场产业链条上的畸形物》一文中的介绍。

   (27)海剑:《警惕都市游商中的黄色幽灵》,载《北京观察》2001年第11期。

   (28)百欣:《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近期破获的淫秽光盘重点案件》,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10月12日。

   (29)骆傅雯:《5团伙仨月贩光盘500万张》,载《北京日报》2011年11月18日。

   (30)“美国电影协会认为(20)04年中国盗版让美国电影业损失了2.8亿美元”(参见周星《中国音像产业现状与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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