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与(多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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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对跨文化主义和非洲“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文化”全球主义叙事的批评

英文标题:Globalism vs Culture(s):A Critique of Transculturalism and the One World,One Culture Globalist Narrative in Africa

内容摘要:在21世纪,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无数的全球化例子。不管这些例子以流行文化、食品、服装、信仰、实践、技术的形式还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所谓的地球村都已经是一种现实,并将继续如此。所有这些反映全球化的例子,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市民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全球主义与(多种)文化.[J]或者报纸[N].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82):46-56

正文内容

  在21世纪,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无数的全球化例子。不管这些例子以流行文化、食品、服装、信仰、实践、技术的形式还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所谓的地球村都已经是一种现实,并将继续如此。所有这些反映全球化的例子,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市民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例子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它们,生活将变得不可想象。我们只需要想想手机或互联网等通讯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就能明白,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对人类已经取得的技术和通讯方面进步的依赖,已经导致这些以及另外一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标志大规模、快速地传播到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从表面上看,很少有人会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医疗保健、交往、信息传播方面的进步,以及人们感觉到的生活质量普遍改善,都被视为好处。然而,在表面之下,还有全球化的支持者想要回避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试图考察全球化的深层过程之一,即跨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及其与可以称之为全球控制体系(global system of control)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跨文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主义精英强化全球控制体系的有用工具(或武器),而这种全球控制体系实质上是殖民框架的延伸。虽然人们普遍承认,西方推动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对全球人口有一定的好处,但这些过程也起到了推广“一个世界文化”(one world culture)观念的作用。虽然表面上看,一个世界文化的观念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统一和团结内涵似乎也是一种积极的观念,但本文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宣传推广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世界大多数人口被系统、巧妙地置于以跨国公司、大银行,甚至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全球主义精英的控制之下。特别是,本文试图确定这些对非洲大陆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主义:一个硬币的两面

  2017年4月,南非西开普省省长海伦·齐勒(Helen Zille)在社交媒体上称,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当地新闻和社交媒体对这一“有争议”言论议论纷纷。据德·维利耶(De Villiers 2017)说,齐勒从新加坡回国的时候发了一则推文:“那些声称殖民主义的遗产只是消极的人,请想想我们的独立司法、交通基础设施、自来水等等吧!”这则推文不仅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引起了激烈反应,而且还在齐勒自己的政党民主联盟(DA)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推文造成的结果是,南非人权委员会(SAHRC)向齐勒提出抗议,而她自己所在的政党对其采取了纪律措施。在为自己辩护时,齐勒道歉说,自己“当时并不是为殖民主义辩护并证明其正当,只是强调其后果并不完全是消极的”(De Villiers 2017)。

  以上是在南非背景下正在进行的有关殖民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辩论的最新表现。自“罗兹像必须倒掉”运动①以来,殖民主义再次被推上了国家舞台。然而,在围绕殖民主义进行的所有辩论当中,很少有人不怕麻烦去关注全球化问题,而笔者认为全球化正是殖民主义的延伸(参见Devet 1993;Ibrahim 2013,p.86)。抛开社交媒体的伪善不谈,平衡地看待齐勒言论的观点将会揭示,殖民主义(以及延伸出去的全球化)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并且体现了走向现代化的可能不可避免的运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反殖民主义者对那些被视为赞成殖民主义好处的人感到愤怒而指责反殖民主义者,尤其是这些利益是以牺牲原住居民及其文化为代价而产生的。可是,就在反殖民主义者继续纠缠于过去并为殖民主义遗产感到悲哀的同时,殖民主义却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继续有增无减,尽管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形式。

  正如加拉蒂努(Galateanu 2012,p.1035)等人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因为它“包含了发生在当代社会不同领域的各种复杂过程”。此外,全球化描述了“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带来的各个社会和世界经济中发生的变化”(Galateanu 2012,p.1036)。另外一些定义则力求尽可能广泛,以涵盖全球化概念的复杂性(例如,参见Ibrahim 2013,p.86;Scupin and DeCorse 2012,p.433)。定义全球化之所以如此复杂,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是一个至少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的多维度过程。因此,我们会听到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说法。尽管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作为文化全球化的表现的跨文化主义,但考虑到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也有必要简略提及政治和经济层面。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涉及由跨国贸易和技术的快速运用、更新等因素带来的世界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增强。根据高尚全(Shangquan 2000,p.1)的说法,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商品和服务跨境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资本的流动以及技术的广泛和迅速普及,世界经济体之间日益相互依存”。进而,高尚全(Shangquan 2000,p.1)将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并认为“信息在各种生产活动和市场化当中的重要性迅速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动力”。

  就像上面提到的经济维度一样,政治全球化的特征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指经济因素)的全球相互联系不断增强。在奠加达姆(Moghadam 2005,p.35)看来,政治全球化:

  指的是多边主义日益增长(联合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跨国性政府机构”崛起、国内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兴起的趋势,这些非政府组织扮演政府监督者的角色,其活动正在变得更活跃,影响也在增大。

  换句话说,虽然单个国家可能有自己的政府和政治体系,但这些体系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超国家性的区域或全球政治实体。欧盟、联合国、非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就是这种区域和全球政治一体化的例子。

  最后,文化全球化是指:

  世界范围的文化标准化……以及后殖民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和“杂合”。[它还包括]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不断接触的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部分带来了更多的理解与合作,部分导致了跨国性社群和混合性身份认同的出现。

  (Moghadam 2005,p.35)

  上文提到了全球化对文化层面的双重影响。首先,出现了文化同质化增强的趋势(参见Ibrahim 2013,p.85;Oguejiofor 2015,pp.1-2),各种世界文化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其次,正如各种振兴运动(Petrus 2016,pp.104-105;Scupin and DeCorse 2012,p.451)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存在伸张文化自信的动向,尤其在原住民文化当中;或者,出现了走向汇合(syncretism)的动向,即将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特征混合,产生一种杂合文化。这些文化动态导致了另一个过程的出现,即跨文化主义,它似乎发挥着某种旨在促进文化同质化的工具的作用。

  古巴人类学家奥尔蒂斯(Ortíz 1940)提出了跨文化主义或跨文化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他将跨文化主义定义为两个同时发生的阶段的综合。这种综合首先包含对一个群体的历史的去文化化(deculturalisation);其次,它涉及一种基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互动的共同文化的重建。这个过程与上面概述的汇合过程密切相关。然而,跨文化主义似乎意味着一个更激烈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各群体内原有文化特征与外来文化特征的共存。一些学者,如库奇欧勒塔(Cuccioletta 2001/2002)将跨文化主义视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对公民身份发生影响的情境之下尤其如此。因此,库奇欧勒塔(Cuccioletta 2001/2002,p.8)以加拿大为例论证说: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为建立加拿大的不同文化社区做出了贡献……它保存了加拿大不同文化的活力,从中可以设想一种世界公民身份。正是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第一个层面……下一步……是跨文化主义。

  库奇欧勒塔(Cuccioletta 2001/2002)实际上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创造真正世界公民的障碍。正如他所说,“多元文化主义……重新强化依据过去的文化遗产建立的边界,而与之相反,跨文化主义是建立在打破边界的基础之上的”(Cuccioletta 2001/2002,p.8)。他在此提出的论点是,现存的文化边界需要打破,以便使去文化化和新的共同文化的重新构建得以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主义似乎是建立同质性全球文化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奥尔蒂斯的跨文化化概念和理解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也不是研究这一现象的所有学者都接受。替代这一概念的另外一些研究进路引入了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将跨文化主义置于相互作用的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动态之内。此外,这些研究进路还试图强调文化不是稳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不协调,紧张和不稳定”等特征的观念,从而将跨文化主义的焦点放在“当代文化问题”之上(Lewis 2002)。这些当代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关系的形成、意义的创造和权力形态。在这种语境下,跨文化主义集中关注的是围绕意义和权力展开的竞争。换句话说,跨文化主义并不一定按奥尔蒂斯所说,是一个汇合过程,因为围绕意义和权力的竞争不仅发生在文化群体之间,而且发生在文化群体内部,因此引起了对文化概念本身的质疑。所以,文化由什么构成,本身就受到争议,并受到霸权的影响。

  奥尔蒂斯和库奇欧勒塔都认同这一点:跨文化主义涉及消除群体之间的界限,无论这些界限是物理的、象征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去文化化是发生跨文化化、最终发生跨文化主义的必要前提。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概念,即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可以从人类学上将文化适应理解为文化借用或文化同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因参与交流的文化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性质和动态而各异(Scupin and DeCorse 2012,p.522)。因此,如果互动群体的权力大致相等,那么文化相互借用就会以一种或多或少自愿、平等的方式发生,受影响的群体对文化借用的速度和范围有着某种控制。但是,在文化接触包含着主流文化和从属文化的情境下,文化借用就会出现偏向。事实上,虽然主流文化可能从从属群体那里获得一些特征,但从属群体几乎不能控制主流文化特征的大规模扩散。因此,主流文化会以某种速度和强度对具有各种特征的从属文化狂轰滥炸,最终威胁到从属文化的存在。这一过程被称为“强迫文化同化”,并且在历史上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种族灭绝或特定群体文化被完全破坏的例子(Scupin and DeCorse 2012,p.522)。

  可以将文化全球化理解为一个文化适应的全球性范例,跨文化主义是这种文化适应过程的实施机制。然而,由于这个过程发生在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从整体上看,它们领导和推动着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其他地区(它们几乎无法控制自身受支配而吸收西方文化特征的速度和强度)之间的权力动态不平衡的情境之下,界限的打破可以说是以不自愿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在来自居主导地位西方大国政府或者甚至是跨国公司的压力之下,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会发现自己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和吸收西方的文化特征。那些试图抵制的人,会被视为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有一种论点认为,为促进一种新的共同的世界文化,需要消灭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论点使人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旧现代化理论思想产生很多的联想。那个时期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提倡者罗斯托(Rostow 1978)就认为,“传统主义”是现代化要消除的障碍,以便为成功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另参见Oguejiofor 2015,p.2)。在20世纪以后的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类似的观点似乎再次流行起来了:传统主义和个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观念被视为障碍,影响了全球化似乎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发生,包括阻碍了创造世界文化的可能性。因此,虽然跨文化主义提倡患难与共、团结统一和更强烈的“他者”意识,有人将其作为一种崇高理想来兜售,但关于这一过程应当如何展开,却出现了一些关键性的疑问。首先,谁来推动这个进程?众所周知,全球化是西方驱动的过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应当决定跨文化主义发生的方向?其次,传统社会在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个过程上是否有自主权?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压倒性的观点是: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因此任何拒绝融入全球体系的社会都将被落在后面。再次,试图抵制跨文化主义同质化影响的社会会有什么后果?可以说,近来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战争,既可以说是关系到获取那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可以说是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另一个群体。美国、英国等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选择性地决定哪些国家应当从压制性政权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最清楚地证明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那些逆全球化而行、抵制全球化影响,或者至少试图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控制全球化的影响,而不是对随之而来的文化变化完全不知所措、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国家来说,这种抵制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一个世界”的全球秩序体系:重新想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一体化全球体系的概念并不新奇,它当然也不是从现代全球化开始才有的。自古以来,像古埃及、罗马、波斯、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帝国文明就曾试图将被统治的社会改造成多个虚拟的副本,以此统一其广阔的领土。在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这种趋势一直在持续,很明显,殖民大国曾试图使其殖民领地形成与母国相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在南非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关于殖民主义的争论仍然在人们口中留下苦涩的味道,对于以前曾被殖民的民族而言尤其如此。这些群体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吸收殖民者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往往导致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文化被消灭。对某些人来说,这也提供了一种解释,说明为什么基本上欧洲或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在前殖民地国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其原因在于,这些模式是被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殖民地人民原本有着自己的模式。如前所述,现代地球村有着历史背景,因此我们今天体验到的文化全球化的同质化影响,是一种数千年前就已开始的趋势的延续。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1979,1980)的世界体系模型被认为是理解全球化的三种经典进路之一。简要地说,作为对现代化和依附理论的回应,世界体系理论试图将世界各个社会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解释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沃勒斯坦对核心、外围和半外围社会的区分表明了这三类社会相互联系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全球经济和政治网络”,其中任何社会都不能与之隔绝(Scupin and DeCorse 2012,p.440)。换句话说,地球村实质上建立在一个全球性的联系网络之上,任何社会实际上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这个全球网络越是一体化,全球化的同质化影响就会越明显。因此,最终的结果是瑞泽尔(Ritzer 1993)所说的“社会的麦当劳化”,这是一个地方文化和全球文化越来越同质化的过程。

  在其最初的概念中,沃勒斯坦的模型旨在成为替代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极端版本的积极方案。尽管该模型也像依附理论一样认为核心国家(工业化富裕国家)通过对外围(非工业化)社会的剥削而获得富裕地位,但认为外围社会有机会超越其外围地位,尽管这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这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全球体系的相互关联性。不过,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者强调,这个模型完全专注于“世界市场,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Pieterse 1988,p.251)。换句话说,世界体系理论从等式中排除了政治或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全球化是一个三维过程,不仅涉及经济全球化,而且涉及政治和文化全球化。所有三个维度都可以独立运行,也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不能单独抽出一个不受其他方面影响的维度。

  单一世界体系的想法,设想了一个由各种社会组成的地球村,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总是可以在有权势的社会与无权势或者说从属的社会这二者之间作出某种区分,这种观念表明,地球村是由“酋长”们统治的,他们有权决定村庄的运作方式。佩特鲁斯(Petrus 2016,p.100)提出了以下想法:现代全球体系是由信奉“全球主义哲学”的“全球主义者”推动的。这一哲学的依据似乎是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全球化三个维度的方向和速度,以达成某种特定的结果,即“全球人口的世界同质化”(Petrus 2016,p.101;另见Ibrahim 2013,pp.85-86)。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情况属实,那么相互联系的地球村的设计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建立一个控制体系。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使得对日益同质化的世界人口进行隐性控制成为可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大多数主流人士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这种观点视为阴谋论(人们给这种观点贴上一种流行的可耻标签)。说拥有自己的边界、政府、经济和人口的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这些国家是独立、自主、拥有主权的,这说得很对。但是,政府肯定能控制自己的国家和经济,并且拥有制定自己政策的自主权吗?表面上看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世界体系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真理,这个真理与外表上的自主幻觉是矛盾的。

  主流的看法认为,任何关于全球控制体系的概念都不可信,这才是可以接受的、科学的观点。如果我们选择超越主流的看法,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各种另类的观点。例如,科格伦和麦肯齐(Coghlan and MacKenzie 2011)强调了一项科学研究的结果,该项研究显示“一小部分公司,主要是银行”“对全球经济拥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权力”。通过运用数学分析法,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复杂系统理论家小组揭示了超过4.3万家跨国公司之间的所有权共享和联系情况。在这个网络中,一个由1318家公司组成的较小规模网络“似乎通过他们的股份共同拥有全球大部分蓝筹和制造企业——‘真正的’经济——这些企业占全球收入的60%”(Coghlan and MacKenzie 2011)。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个所有权网络可以追溯得更深,直至一个“由147家联系甚至更紧密的公司组成的超级实体……它们控制着这个网络中的总财富的40%”(Coghlan and MacKenzie 2011;另见Snyder 2015)。

  另一个例子来自克劳斯(Clowes 2017),显示了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是可以如何被操控,以牺牲弱势国家的代价使强大的国家受益的。联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也称为“基辛格报告”),克劳斯(Clowes 2017)认为,“美国资助的人口控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对欠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的获取……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供应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然而,在欠发达国家与美国之间会有某些“阻断物资顺畅流通”的因素,比如“大量的反帝国主义的青年”,可能将使这样一个国家成为美国针对的目标。因此,这份文件特别确定了13个将成为“美国资助人口控制工作主要目标”的国家(Clowes 2017)。因此,这是一个政府文件的例子,它似乎提出了一项详细的战略,凭借这种战略,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人口控制措施来获得另一个政府所代表的国家的自然资源。

  现在,一个可以追问的合理问题是:如果跨文化主义旨在造成同质的世界人口,那么所有各种形式的多样性怎么办呢?从全球来看,人们已经作出许多努力来促进各个层面的多样性,包括种族/民族、性别、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以下情况的原因:各种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政府倡导和支持的旨在促进多样性的节假日来庆祝它们的多样性。此外,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似乎是传统主义通过文化自信伸张和文化复兴等方式抵制外来文化影响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尝试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例子(例如,参见Petrus 2016,pp.104-105;Scupin and DeCorse 2012,pp.451-455,458)。然而,以各个社会之间相互联系为基础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似乎与文化自信的伸张是对立的。因此,问题很可能变成这样:如果说文化多样性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是全球体系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个体系又允许表达这种多样性呢?答案是,多样性并不像人们经常证明的那样,是一种积极因素。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体系利用多样性来实现其同质性的目标。在布鲁克斯(Brooks 2012,p.17)看来,“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理智的人不应该进入的丛林。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复杂主题,常常被政治姿态所腐蚀,而且如果你深入挖掘,会使你智力枯竭……”布鲁克斯(Brooks 2012,p.17)通过以下提问的形式进一步总结了文化多样性的这种两难困境:“当这些价值观或观点发生冲突时,在被投入到这种文化多样性大混合的各种群体的价值观和观点当中……哪些价值观和观点应当支配主流社会呢?”那些控制和指导全球化并且从暗含意义上也控制和指导世界体系的人之所以允许多样性发生,目的就在这里。

  在凯撒时代征服高卢人之后,divide et impera(拉丁语“分而治之”)这个词组就一直被用作一种故意的策略,势力强大者用以制造从属者之间的冲突和分裂,让他们居于从属地位,同时让势力强大的精英保持住主导地位。有很多历史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但为了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相关,此处仅强调少数几个例子。在现代全球化的前身即殖民主义当中,欧洲殖民大国经常在其殖民地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防止从属群体或派系联手形成共同力量反对殖民者。哈戈皮安(Hagopian 2015)提到非洲殖民地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例子,在那里,“德国和比利时在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制造冲突,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种族大屠杀时期”。南非则是另一个例子。英国人成功地在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与原住民群体之间制造仇恨,而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执政的南非白人政府故意提高(虽然只是表面上)有色人种的地位,使之超过非洲黑人,以此成功阻止了(混合种族和民族的)有色人种与非洲黑人之间形成任何有意义的联合(Petrus and Isaacs-Martin 2012,p.92)。这些只是少数几个的例子,显示了非洲殖民地的多样性如何被利用来对付原住民,使他们处于被征服的地位。

  在当代,尽管全球性的宣传在推动多样性,但事实是全球主义精英继续利用多样性来进行分化和征服。布鲁克斯(Brooks 2012)指出了多样性存在的实际问题,看来他是正确的。多数情况下,人口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会让他们分心的时间足够长,于是精英们可以利用这种注意力分散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权力。在这方面,南非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治人物和主流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利用种族和阶级冲突来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去关注统治精英的阴谋诡计(参见Lehulere 2017)。不论种族隔离时代的精英集团,还是现在的精英集团,无不如此。尽管如此,在流行媒体和其他媒体上,有关多样性的信息也几乎每天都是要人们克制忍耐。关键是,尽管在宣传上推广多样性,但多样性经常还是冲突的焦点。不如说,这些冲突起到了将人们分化的作用,而不是让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符合精英集团的目的,因为保持人民的分裂,意味着形成反精英的统一战线、从而威胁到精英权力和统治的可能性较小。

  跨文化主义与非洲

  前面提及殖民主义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跨文化主义与非洲之间关系当中所包含的动态。不过,有必要在此简要重申一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影响的延伸。尽管人们广泛持有并有文献记录的论点是,这个大陆和其他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现在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经过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一种不同的现实。是的,前殖民地国家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拥有自己的政府,并且这些政府制定了似乎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是,一体化的全球体系已经使得某种情景成为可能:这些政府实际上处于那些居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控制或影响之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那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的控制或影响之下。

  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如易卜拉欣(Ibrahim 2013)、卡贝姆巴(Kabemba 2014)、科纳特(Kohnert 2008)、欧格基奥佛(Oguejiofor 2015),以及塔尔等人(Tar et al.2016)发表了有关全球化在非洲的影响的论著。限于篇幅,本文甚至不可能提供简单列举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名单,因为这样的名单太长了。这些学者持续研究和发表有关非洲全球化的著作,因为除其他因素外,人们认识到“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北方与贫困的南方之间的寄生性不对称关系的得利一端,这种关系今天以帝国主义闻名”(Oguejiofor 2015,p.1)。事实上,全球化通过承认“欧洲(读作西方,现在也包括东方)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继续维持”,尤其是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控制,它也已经被称为“新殖民主义”(Oguejiofor 2015,p.1;另见Nkrumah 1965)。如果支持克劳斯(Clowes 2017)早些时候关于美国等大国如何寻求利用弱势国家的矿产资源的论点,那么非洲国家完全可以归入典型的被剥削国家范畴。据卡贝姆巴(Kabemba 2014年)的说法,自19世纪以来,“非洲的大量资源被掠夺,以支持欧洲大国……的发展——[而后者]为非洲大陆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极小。事实上,非洲人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从他们的矿产资源开采中得到什么。”科纳特(Kohnert 2008,p.3)支持这一论点,断言即使在当代背景下,虽然人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各种有利条件,但许多非洲国家仍忍受着不发达之苦,原因不仅有欧盟政策的影响,还因为一些新兴国家加入对非洲资源的竞争而使得“冷战时期就已经众所周知的拉锯政治”似乎已经回归。科纳特(Kohnert 2008,p.3)指出,事实上,唯一能从这种情况中受益的非洲人是非洲精英,而大多数穷人将继续受苦受难(另见Kabemba 2014)。

  在非洲继续被系统地融入全球世界体系的同时,被嵌入非洲全球化过程的是壁垒的打破与非洲大陆日益同质化之间的关系。易卜拉欣(Ibrahim 2013,p.85)认为,非洲的全球化因“打破文化、商业、传播和其他几个领域的障碍”的影响而具有显著的特征。换句话说,全球化的三个维度都对打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壁垒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殖民时代以来,这种侵蚀已有文化壁垒和其他障碍的过程就一直在发生。因此,欧格基奥佛(Oguejiofor 2015,pp.1-2)认为:

  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创造了结构薄弱的国家,而且还剥削利用原住人民,从而打破了这些社会的物质构成,并在文化上破坏了它们的稳定。这种威胁的政治方面非常使人窒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些软弱的政治结构在独立时获得了政治经济功能,而又没有发展到足以应付这些功能的程度。

  打破文化、政治和经济壁垒的想法,与有人已经做出的一个断言有关,即全球化寻求使世界上的社会均质化,非洲也不能豁免。易卜拉欣(Ibrahim 2013,p.85)认为,全球化“的首要目的是思想、文化、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普遍同质化……以及世界的村庄化[加粗强调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以此对欧赫努安(Ohiorhenuan 1998,p.6)作了呼应。因此,虽然有人认为非洲国家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权,但事实上,这些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体系由西方(现在是东方)国家主导,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国家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同质化影响。实质上,非洲的发展与其融入世界体系的能力密切相关。不幸的是,这种融合的代价,是由那些对于融合所采取的步伐、程度和形式拥有决定权的精英来决定的。

  众所周知,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已经一再被乌托邦式的发展承诺所误导。通常情况下,这些承诺都附有显著的价格标签,要求非洲国家政府作出一些决定并采取有损于本国人民的政策。随所谓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受到了这种发展的影响。因此,跨文化主义可以被看作一个过程,旨在尽可能地消除对西方掌控的发展政策的现存文化壁垒和阻碍,并为更容易地达成文化同质化创造必要条件。科纳特认为,所谓的“发展专家”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传统的非洲社会文化体系是“经济增长和良政善治的障碍”(Kohnert 2008,p.6)。这种观点与二战后一段时期罗斯托所阐述的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表明这种思想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开发发展圈子当中仍然非常活跃。正是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产生了科纳特所称的“援助综合症”(Kohnert 2008,pp.6-7),他认为,“对于引进外国文化创新尤其如此”。

  西方推动的跨文化主义已对不同的非洲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有人认为非洲人民享有文化自主权。全球主义者控制的大众传媒以及教育在非洲大陆各地传播西方强加的跨文化主义方面特别有效。在欧格基奥佛(Oguejiofor 2015,p.3)看来,全球主义者对大众媒体的利用“在维持一种不对称的国际秩序方面非常有效。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美国之音(VOA)和德国国家电视台(DW)等全球大众媒体,帝国主义的西方传播着那些从心理上[让]他们在非洲的活动[正当化]的信息”。这表明,全球主要的新闻网络正在利用宣传鼓动来操纵非洲人民,让他们不仅接受西方公司和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活动,而且切实支持这些活动。此外,教育也成了目标。欧格基奥佛在这方面再次指出,“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已经建立了一套教育体系,这套体系依据的不是创造力、生产力和寻找解决方案,而是文字作业和理论解释”(Oguejiofor 2015,p.3)。而且,这套教育体系旨在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框架和价值观,其中许多与传统的非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对立的。因此,大众媒体和教育已被全球主义者有效地用来灌输“文化教条”,非洲人被操纵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从而为西方公司企业提供新的市场(Oguejiofor 2015,pp.3-4)。

  由于涉及无数错综复杂的因素,全面探讨全球化与全球控制体系之间的关系超出了本次讨论的范围。因此,本文从非洲角度努力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特别的视角。当然,以跨文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全球化带来了更好的技术、通讯、创新和其他一系列已经被感知到的益处。然而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尽管有这些设想的好处,非洲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如宣传和全球大众媒体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融入全球世界体系如此有利,那么为什么大多数非洲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些好处?公平地说,许多非洲政府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他们为了维持权力,已经被腐败侵蚀(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另外一些政府则寻求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保护本国富裕的精英。然而,这些动态当中,有很多变动是发达国家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在现代全球化时代,这种干涉构成了全球主义精英制定的议程的基础,这种议程将全球主义精英理想中全球世界体系的样子以及(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由谁来控制这个体系等设想强加给他人。这个议程很可能是在百多年前就已经设定了,当时欧洲列强在柏林会议(1884-1885)中围绕一张桌子坐下来,为非洲做决定,这些决定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非洲人。但是,对另类研究和文献更深入的研究将揭示,这个全球主义议程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没有无辜的人。要让全球控制体系可行并运行,就需要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精英的参与。一个世界文化需要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管理。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散现有的国家及其政府。因此,我们具体观察跨文化主义和从总体上观察全球化时要特别小心谨慎,警惕国外和国内有人侵蚀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以免有一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处于并非出于自己选择的精英全球秩序之中。

  ①“罗兹像必须倒掉”(Rhodes Must Fall)运动是南非2015年3月9日开始的一场抗议运动,针对的是开普敦大学设立的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英国商人,矿业大亨,1890-1896年曾任开普敦省长)雕像。这场运动引起了全球关注,导致南非各地发生更广泛的教育“去殖民化”运动。当年4月9日,开普敦大学学校理事会决策拆除雕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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