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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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英文标题:Type Classification,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A Case Study of Jin

内容摘要: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载体的研究对于乡村文化的展示、恢复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界定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概念和空间类型划分,以苏州市金庭镇(原西山镇)为例,结合地方志文献和GIS空间分析法进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类型可依据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记忆场的构成,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类型。②在时间格局方面,生活生产类空间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③在空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自明清时期开始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主导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④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这些都影响着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关键词: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类型,时空格局,影响因素,金庭镇  rural cultural memory,space type,pattern characterist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J]或者报纸[N].地理研究,(20186):1142-1158

正文内容

  修订日期:2018-03-12

  DOI:10.11821/dlyj201806007

  1 引言

  记忆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并对地方的认同产生重要影响[1]。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城乡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2]。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地区的发展深受周边邻近城市建设的影响,乡村的人地关系随之发生变迁,最终导致乡村文化的日益衰退和乡村记忆的日渐模糊。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记忆,也就没有了文化的根源和变迁的脉络。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引导下,建设重点从城市转向镇村,不同类型乡村地区的文化保护和利用需要不同的途径。作为一种重要旅游地类型的乡村地区,乡村文化就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根基和特色所在,文化的兴衰、传承及挽救等历史重任已迫在眉睫。因此,基于记忆视角下研究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保护、恢复与重构已成为当下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回顾有关记忆理论的发展,从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具有社会建构的集体记忆,康纳顿通过体化实践来传递记忆的社会记忆,再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均以集体记忆为奠基石,从具体的群体层面逐步扩展至文化范畴,使得记忆不会随着参与代际交流群体的消失而消亡。其中,文化记忆作为对集体记忆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是从集体记忆的具体事件中进一步凝练而来,通过规范性和秩序性表达了记忆的跨代际延续和共享的可能性,成为一个国家或地方或种族等群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循的准则,从而更加体现了记忆的文化属性。不同地方有各自不同的记忆,乡村也不例外,通过乡村文化记忆形成的过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乡村文化的特征与变迁,解读乡村社会的演变,成为新型城镇化语境中研究旅游型乡村文化的重要概念和新视角。

  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关记忆、旅游及乡村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围绕集体记忆研究旅游与记忆的关系,表现为旅游是唤醒记忆的主要动机。Maccannell运用记忆符号系统思想,阐释旅游吸引物的标志(符号)、景象(被符号化意义)、游客(解读者)构成,认为旅游过程能唤起往事记忆形成集体回忆[3]。有些学者将集体记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或旅游动机,认为记忆场所能够在旅游中起到文化认同与重建的目的[4]。Seaton研究了滑铁卢为吸引游客恢复和重构战地景观及集体记忆的途径[5]。Lloyd等关注战争纪念物的游客类型,认为朝圣者是战后记忆载体建设的主要受众[6,7]。Dydia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据著名小说雷蒙娜建设的各类旅游景点为例,研究了虚构的集体记忆[8]。Winter认为旅游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体记忆的选择、解读和重构,每个游客都可以建构和影响群体关于景观的解读[9]。Sabine研究了迪士尼乐园的游客群体,认为儿时美好的集体记忆是此类旅游的动机,主题乐园有利于唤起游客儿时快乐记忆[10]。此外,基于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较少,部分学者通过对思乡旅游者旅游报告的内容分析,认为旅游可视为记忆过程的延伸[11],同时认为当代旅游媒介在旅游推广中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12]。二是,围绕乡愁(怀旧)旅游的研究成果包括乡愁(怀旧)旅游动机及怀旧倾向测量[13-15]、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乡愁旅游现象背后的驱动力[16]等。Sabine Marschall针对旅游与记忆之间关系开展了系统研究[17],认为记忆是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会影响到目的地的旅游体验,以及旅行后通过叙述、摄影和记忆物品等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二者均与身份形成的过程相关联,不仅是回忆与快乐记忆有关的地方,还包括回到个人创伤和痛苦寻求疗愈的地方。三是,国内学者多以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研究为主,但数量有限。程豪等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了旅游和淮南煤炭记忆的关系[18]。李彦辉等以黄埔军校旧址参观为例,研究了游客对地方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19]。唐弘久等以九寨沟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0]。徐克帅基于符号系统和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理论,建构了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的理论框架,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验形塑红色记忆,从而构建其社会身份认同[21]。此外,有些学者围绕旅游型乡村的文化与记忆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表达[22]、影响[23]与认同[24]。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25]以及在旅游场域下基于地方节日的文化重构[26]。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围绕集体记忆展开并逐步形成了个人或集体记忆与旅游呈现互动影响的共识,不仅体现了记忆对旅游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旅游对记忆的唤醒、加深和延续的功能。记忆能够作为旅游地文化与认同、旅游景观建设和旅游者行为等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始终是关注的热点,围绕城市文化保护发展以及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作为乡村地区的记忆研究相对匮乏。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旅游的灵魂[27],旅游可以成为唤醒乡村记忆、传承乡村文化和铭记乡愁的重要载体。那么,选择在何种记忆的视角开展有关乡村文化与记忆的研究?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如何彼此影响和建构?传承过程的载体又是什么,空间特征怎样?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分析乡村文化记忆的构成、时空表达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在界定乡村文化记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识别与分类方案。选取苏州市金庭镇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度量地理空间分布判读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并探讨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类型及格局等基础性问题提供参考,为乡村文化的展示、延续和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区概况

  苏州金庭镇,古时称为包山、西洞庭、林屋山,是坐落于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其主峰缥缈峰,海拔336.6 m,为太湖七十二峰之首。距离苏州古城区45 km,镇域陆地总面积82.36,范围内拥有古村、古街、古宅、古桥、古巷、古寺、民俗等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图1)。1985年4月,金庭镇的旅游业发展正式拉开序幕,从此成为太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在旅游引导下部分历史文化资源逐步转变成旅游景区、景点向游人开放,众多的古村落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发展。

  选取此案例地的理由如下:①该镇于1983年被批准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之西山景区,1992年又成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兼顾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双重作用;②2001年被公布为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明月湾村和东村分别成为第三批、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还拥有植里、涵村、堂里、甪里、东西蔡村、后埠等古村落,历史文化遗存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保存较好,可以充分展示该地乡村文化记忆的印迹。③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该地发展中基本保持了地域单元的相对稳定性和完整性,避免了行政区划的变迁产生的影响。在文化上属于江南文化区中太湖水乡文化区之苏南浙北文化亚区,是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之地[28]。

  

  图1 研究区的文化区位示意及村落分布

  Fig.1 The cultural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资料源于对金庭镇历史文献及古地图的解读和梳理。地方志主要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吴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和《西山镇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古地图资料主要有“(清)吴县·长洲·元和图”“吴县市·乡图(民国元年)”等方志地图。通过古地图可以发现古时西山的村落、标志性地貌以及主要人类活动等空间有明确的标注,结合对地方志记载的重要历史文化大事件的解读,可以做到这些空间相对位置的精确性。由于金庭镇是典型的内湖岛屿,天然的岛屿界线较为明晰,行政区划调整对研究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乡村文化记忆的挖掘和映射空间的标记,均出自地方志中的记载。由于《西山镇志》的上限不定,大事记延至2001年初,这一时段基本记载了金庭镇历史发展的古往今来,能够反映地方文化记忆的变迁,故历史发掘的时间尺度确定为从古时西山有人类活动至2001年。为了与史料记载时间相互匹配,选取2001年遥感影像和DEM数据作为底图,而行政边界也以同年边界作为依据确定研究的空间范围。

  数据处理方面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首先,在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下载LANDSAT和DEM的相关数据,基于ArcGIS 10.3平台对行政边界的CAD数据进行校正、配准后形成研究底图。其次,在底图上对史料分析中获得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应空间进行标注,主要以点数据类型表示。对于史料中记载但缺乏明确位置的空间点,根据遗迹留存情况、文字表述的大概位置,结合现场调研,最大程度地反映其原始位置信息。空间数据库建立后,构建每个空间点相对应的属性表,包括名称、初建和留存的历史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类型、空间坐标等信息。最后,根据已建立的GIS数据库,以空间点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不同阶段金庭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变迁特征。

  2.3 研究方法

  时间格局的研究利用相对变化率判断某一类型乡村文化记忆空间与整体相比的变化幅度,并构建空间累积变化率来判断连续两个时期的文化记忆空间的留存和延续程度。

  通过相对变化率公式计算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的相对变化率[29],公式为:

  

  式中:代表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初期和末期的空间数量;代表研究区域范围内所有的研究初期和末期的空间数量。具体判断标准:当R>l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快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当R<1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慢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当R=l时,表示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幅度与全域文化记忆空间变化幅度相同。

  为了进一步研究文化记忆空间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延续程度,构建文化记忆空间的累积变化率来判断随着时间变化,其空间数量的增减程度,仅以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前后相邻时期的变化为主,公式为:

  

  式中:表示第i+l期留存的第i期的j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表示第i期j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表示第i期文化记忆空间总数;i和n分别表示某一时间阶段和时间阶段总数;j和m分别表示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和类型总数;CR表示文化记忆空间的累计变化率。当CR=0时,表示在第i+l时期留存的第i时期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与第i时期文化记忆空间总量保持一致,即说明文化记忆空间全部保留延续;当CR≠0时,表示在第i+l时期留存的第i时期某一类型文化记忆空间数量比第i时期相应的文化记忆空间总量有所减少,说明文化记忆空间部分消亡,数值越大则留存的空间数量越少。

  空间格局的判读采用点模式的地理分布格局测算,从点分布形态和聚集程度的动态变化来探讨空间点格局特征。首先,利用ArcGIS 10.3空间统计模块中平均最邻近工具计算最邻近距离统计(NNI)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是集聚还是扩散[30]。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随机分布;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聚集分布;当NNI>1时,表示样点格局发散分布,以此探讨空间点模式的聚散特征是否明显。其次,利用标准差椭圆判断点的方向分布及变化特征。最后,利用核密度估计(KDE)判断点对象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测度空间点对象的分布密度,用于识别其分布的聚集区域,其密度值越高,表示点对象的分布密度越大。其公式表达如下[31]:

  

  3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与类型

  3.1 概念界定

  乡村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赋存于乡村地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7]。乡村的文化与记忆的形成均以乡村地域空间为基底,经历产生、解构、建构和重构的变迁,体现了乡村性的本质属性,但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概念与内涵讨论较少。本文尝试从文化记忆视角入手,认为文化记忆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和精神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文化记忆的空间化就是将文化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与实体空间进行联系的文化过程,从而达到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媒介作为物质的支撑对文化记忆起到基本的扶持作用,并与人的记忆互动,并且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的通道[32]。考虑到文化记忆及其媒介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融合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去理解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内涵,吕龙等[33]提出乡村文化记忆是在一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以特定的社会框架为基础,地方专职负责文化记忆的人员通过参照过去并根据当下诉求而塑造的能够反映社会倾向、地方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识别符号的总和,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则是具体的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特定场所。这类空间往往根植于地方,提供了回忆往日记忆的空间建构途径,承载了乡村文化的古往今来和多种展现方式。

  进一步分析研究旅游型乡村的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应关注相关的乡村地理环境的“地”、与活动相关的“人”,更应关注二者相互包容和制约的“人地关系”[34]。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乡村文化记忆及空间的关键在于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等维度去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地方识别、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图2)。①记忆的空间维度关注重点在于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构成要素、格局与过程,即空间载体和空间坐标。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不仅是具有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物质性空间,也是能表达乡村文化完整性和典型性的象征空间,承担了保存地方记忆、乡村身份认同、乡村文化建构和重构的作用。②记忆的时间维度关注重点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形式变化、特征变化和功能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可以理解和传递的记忆空间。这类空间承载的都是对过去的见证和重现,具备了一定的记忆存储功能,都伴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有选择性地被遗忘、被储存、被生产和被重构,这种文化记忆在乡村地域呈现出时间上的记忆“碎片”拼贴并通过其内在规律映射在不同空间中,以此向我们展示独特的乡村记忆。③记忆社会维度关注重点在于记忆的文化和情感表达,重点体现了参与乡村发展的居民、企业、政府甚至游客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构成的社会框架,彼此之间关系的形成都会影响到乡村文化记忆的初创、发展、成型,以及后续的储存、提取、延续和表达。通过这些空间能够促使后人回忆、感受、理解附着在其间的乡村文化记忆,进而可以让当地生活者、外来旅游者甚至其他参与者意识到自我与地方的关系、认同并完成地方文化及身份的建构。

  

  图2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内涵的解释框架

  Fig.2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3.2 识别原则及过程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识别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提取是较为成熟的方法之一,通过元素提取、结构提取、文本提取、图案提取等方式对景观基因进行提取和确认,识别传统聚落的景观特征基因和文化特征[22,35],主要围绕传统聚落的建筑特征、文化特征、环境特征和布局特征来挖掘民居特征、图腾标志、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和布局形态等表现传统聚落景观的文化要素。这些景观基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乡村聚落中可以世代传承的文化因子和当下存留的典型文化特质,其方法可供乡村文化记忆的研究提供借鉴。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下展开乡村文化变迁和记忆更替的研究,提取和挖掘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尚需构建相关的原则和方法。这一过程不是对乡村历史过程或事件的简单重述,而是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提炼出具有周期性特征的文化记忆要素,这才是传承地方记忆和体现身份认同的关键。

  乡村文化记忆及空间的识别和提取就是依据文化记忆理论框架辨识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和特征要素的过程。围绕乡村文化记忆的表征、变迁和建构确定相关原则:①文化记忆形式的成型性。在乡村文化记忆形成过程中将文化意义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形式包裹于客观外化物。②文化记忆传达的稳定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乡村社会发展的变迁,体现了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承载空间的反复使用和促进地方性形象的稳定传播。③文化记忆形构的多样性。随着文化记忆媒介的变迁,通过非语言的、语言的、图像的和仪式的等多种形式进行承载和传承。④文化记忆空间的多元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乡村文化记忆对应的地理空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即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均存在而形态、功能未变,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均存在但形态、功能已变,历史空间存在但现实空间仅有遗迹,历史空间不存在但仅有史料记载等。

  根据上述原则,通过“初创—共享”的识别模式判断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结合西山地方志和实地走访调查掌握有关的现状资料,依据文化记忆发展中呈现出的阶段性和延续性特征梳理文化记忆脉络,通过景观基因理论的基因提取方式与记忆场分类的结合提取反映文化记忆的主体内容,构成展现文化记忆脉络的记忆素材库,包括具体的事件、人物、文化、环境及承载空间等内容。记忆初创表现了乡村文化记忆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是在某一社会框架下从某一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形成的集体记忆开始,此时对于过去和当下的认知在群体意识中不分彼此。记忆共享是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和发展,面临不同发展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必然会出现记忆的不断积累、遗忘甚至重新阐释,从而形成集体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记忆共同点,在经历了总结和提炼后从代际之间的交往记忆转变成被广泛认知和社会共享的文化记忆。

  3.3 类型体系划分

  借鉴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是具体的物质性事物或具体的社会性场所,还可以是具有象征性的精神认知,即可以理解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36]。也正是这样一种“记忆场”成为记忆表达从无形转为有形,成为承载和展示记忆的有力载体,其内容显得更加具体和反映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体现也需要文化记忆的“载体”,即文化记忆场。文化记忆的表达同样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需要有相对固定的附着物或载体要素,以此为据将文化记忆场的不同表征形式与能够表达其内涵的空间相结合,根据文化记忆场的性质和影响确定文化记忆空间的划分方案,突出划分方案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不同特征的空间为乡村文化记忆的建构和延续提供了空间载体。

  在文化记忆可划分为硬记忆和软记忆的基础上,确定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7类文化记忆场,这些记忆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乡村文化记忆场体系,它们承载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内容。继而根据空间承载的内容和功能,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层面找寻映射的地理空间,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4种类型(图3)。从硬记忆(hard memory)角度来看,文化记忆场映射的空间指涉能够体现出具有物质性并可以被人们直接感知体验的乡村整体形态格局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观等空间。这类空间多由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具有典型标志性景观点,甚至是地方精神表达空间等构成,往往是乡村文化记忆中相对固定的要素,并占有一定的实际物质空间。从软记忆(soft memory)角度来看,文化记忆场映射的空间是能够承载并体现出乡村文化氛围、群体意识和地方精神等内容,属于人们经过文化记录、加工,进行文化传承与展示的空间。该类记忆空间根据指向重点的不同,表达需与不同的文化记忆空间类型相关联,以此为软记忆的表达奠定基础并通过直接或间接融入、渗透到地理空间中并赋予该空间相应的文化意义与内涵。在乡村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类型丰富多样的文化记忆,不同的文化记忆场及其空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且彼此印证的局面,由此构成具有复杂性和依赖性的文化记忆空间体系。这些空间不断重新激活记忆,还能使得空间重获活力,成为唤醒记忆的“引爆器”,通过与文化记忆场的互动表达,周而复始地重复出现或重新建构,反映出乡村文化发展的整体形态、获得乡村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

  4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

  4.1 文化记忆空间提取

  为了准确把握金庭镇的历史发展,通过解读地方志详细记载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历史文化大事记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以及村落、寺庙、道观、军事遗迹、历史传说、诗词碑文、名人名仕等信息资料,作为研究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时空格局的基础。经过对史料中历史文化大事记的解读,将不同发展阶段影响金庭镇社会和文化变迁,重复再现的时间、事件、人物和地方等作为文化记忆形成与发展的线索进行梳理汇总。通过对史志记载的历史时间断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揭示案例地文化记忆的时空动态变迁(表1),从识别和提炼结果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根据记忆初创和记忆共享的标志事件分析,通过洞庭西山的山水风貌、民俗文风、名人隐居、民间信仰及身份象征等方面进行呈现。二是分析影响地方的重大历史事件,将能够反映洞庭西山的文化记忆起源和变迁的历程划分为:在明清之前是洞庭西山文化记忆的初成阶段,进入明清时期后呈现了鼎盛阶段,民国后进入平稳阶段,1949年以后伴随地方经济社会的重建,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保护利用和重新建构,进入再生阶段。三是根据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标志性事件,结合史料的文本和古地图的记载,确定文化记忆场的类型及映射空间类型,作为反映文化记忆的载体。

  

  图3 乡村文化记忆形式、文化记忆场及空间类型

  Fig.3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4.2 时间格局特征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的数量分析其时间格局特征(图4、表2)。结果显示:①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发展在达到明清鼎盛后基本保持平稳态势,承载文化的传承和空间的延续性极好,自形成后仅有明清时期的相对变化率R>1,表明此阶段新增速率快于全镇域的平均水平,累积变化率基本保持为0,在明清时期新增多处空间并保留至今,为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其中,前者在鼎盛阶段之后的相对变化率R>1,表明了在明清时期之后的新增速率快于全镇域平均水平,但是相比其他类型,这类空间的累积变化率自明清时期后缩减程度增大,留存的空间大幅度减少;后者仅在重生阶段的相对变化率R>1,明清时期后保留的文化记忆空间呈现大幅度的递增。③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这类空间的相对变化率均R<1,表明新增速率均慢于全镇域的平均水平,而空间累积变化率维持在0,也说明了这类空间作为地方的精神象征,它们的延续性较强且变化较少。

  

  

  图4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数量变化

  Fig.4 The number varia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4.3 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前文划分的4个发展阶段,运用ArcGIS软件进行文化记忆空间的地貌格局、空间集聚、分布方向等格局特征分析,结果显示:

  从地貌分布来看,初成阶段、鼎盛阶段、平稳阶段到再生阶段的93处、148处、141处、102处文化记忆空间,仅有代表洞庭西山神话、标志性地点的缥缈峰和包山寺等处于山地外,其余均位于高程50 m以下的环山谷地或临湖地带(图5)。这表明占据绝对优势的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初建和发展,多分散布局于环山临湖地带,从地形、耕作捕鱼及对外交通等都极大方便了内湖岛屿上人们的生活,特别自明清时期初建或新增的文化记忆空间多围绕已有村落进行拓展。进一步通过核密度估计(KDE)生成不同阶段文化记忆空间的核密度图来分析其空间分布状况(图6),经过多次比对试验后确定1.5 km作为搜索半径反映空间点对象的整体分布特征。初成阶段核密度的最高值为2.62个/,鼎盛阶段为3.99个/,平稳阶段为3.67个/,再生阶段为3.22个/G0ACA25.jpg{,说明了文化记忆空间在不同时期集聚程度显著增加,在明清时达到峰值后随之略减,但核密度较高的集中区域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从空间上体现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和展示金庭镇的乡村文化记忆。

  

  图5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6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核密度分布

  Fig.6 The KDE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从空间的集聚来看,文化记忆空间自初成一直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这与案例地为内湖岛屿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有直接关系。通过最邻近距离统计(NNI)的计算结果表明,初成阶段NNI=0.714(Z=-4.809,P=0.000),鼎盛阶段NNI=0.471(Z=11.047,P=0.000),平稳阶段NNI=0.464(Z=-10.758,P=0.000),再生阶段NNI=0.609(Z=-6.513,P=0.000),可见,不同阶段的NNI指数均小于1,表示样点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地集聚,在明清时期之后便显示出更为明显的聚集特征,且在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聚集程度最大,从Z得分和P值来看也说明点对象呈现了明显的聚类特征。

  从空间分布方向来看,文化记忆空间的变化的轨迹主导方向是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标准差椭圆计算结果表明(图7),椭圆的扁率(长短半轴的值差距)从明清之前至新中国成立其值分别为1035.20、845.90、775.07、981.94,表示其扁率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其方向性变得明显,在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空间分布的主导方向呈现西南-东北向,这也与研究区的地貌特点有一定关系,南北腹地较东西的宽阔,是临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空间。自初成阶段后标准差椭圆极为相似,不仅体现在椭圆中心分布相对集中且位移偏移较小,还表现出椭圆方向角度近似于北偏东30°~60°之间摆动,这说明了文化记忆空间自初建至形成的发展中逐步偏向于北部,主要受东村、植里、后埠、前湾、元山等村的发展影响。

  

  图7 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的标准差椭圆

  Fig.7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4.4 影响因素分析

  人地关系的变化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前提条件。①明清之前人少地多,人地和谐,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交融。这一时期西山居民多以渔民、士兵、隐士、僧尼等为主,其人口不多,亦少有规模较大的村庄,从南宋南渡直至明初以原北方名门望族为首的居民急剧增多,出于对生存需要、精神寄托和思乡之情,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由初建于秦汉之前位于岛屿南部的甪里、震建、震星、明月湾等生活生产类空间,六朝时期位于西部的墨佐君坛、水月寺、西湖寺,东部包山寺、毛公坛、报忠寺、文化寺等功能象征类空间,唐宋元时期南部的西蔡、东蔡等和东部的林屋洞等宗教信仰场所的建设成为主导,二者共占该阶段总量的69.9%。②明清时期人地失和,人口外流内迁导致了多元文化的融汇。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因人多地少加上湖匪战乱等,大批居民外出经商,人口骤减。正是由于经商足迹遍布江浙沪及湖南、湖北,致富后建造了大批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宅第,并在清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达到顶点,体现在南部东蔡、西蔡、明月湾和北部东村、植里等村落,形成了众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生活生产类空间,同时宗教信仰场所的建设也遍布全岛,二者共占当期总量的73.0%。③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人口外流,地方文化发展进入停滞。在明清达到了鼎盛之后,由于纷争袭扰不断,大批居民外出,虽然西山的蚕桑、柿漆、采矿(煤)业有较大发展,但因战乱及匪患严重,人口大量外移,直接导致地方经济萧条,文化发展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并未遭受过多的破坏故新增代表地方文化记忆的场所极少,基本以留存点为主,二者比例基本维持在70.0%。1949年以后,人口逐年增加,社会经济百废待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得以重视,众多承载不同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均得以保留和延续。

  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重要条件。自从古时西山有人类活动以来,人口的迁入、迁出为不同文化的彼此交融提供了机会,这直接影响地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风的延续和更新。首先,民间信仰是功能象征类文化记忆空间的重要支柱。史料记载古时西山“是仙境,亦寿域”,在南北朝以前,古时西山宗教一直以道教为主,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大兴,西山寺院大增,有十八寺之称。在历朝历代这些信仰场所经历被废、被毁、重建等事件时有发生,并一直持续到近代,目前仍有林屋洞、禹王庙、罗汉寺、包山寺等历经多次重建而留存,更因旅游业的发展而获得重生而体现文化记忆的延续。其次,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充分记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认知和情感。自唐代以来有多位知名文人到此游历,对洞庭西山进行了相关文字记载,唐、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诗词、金石、散文等分别是70篇、325篇、24篇,共描写村落、祠堂、建筑及民风、特产等生活生产类空间39处、89篇,寺庙、道观、军事遗迹等38处、208篇,还有与历史大事件相关的典型自然湖山景观等9处,122篇。根据这些文学文本记载的地点,缥缈峰、消夏湾、石公山、林屋洞、包山寺以及甪里、东村等村落是承载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此外,由于历史上人口迁移导致的文化交融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地方特色的生活习俗、时令习俗、传统节日、庙会等多种民间文化,也为形成社会表征类和精神仪式类空间奠定基础。

  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保障条件。根据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的传承应有专职的承载者进行传承,洞庭西山文化记忆的初创和共享主要由地方官员、宗族族长及名人名仕等专职承载者承担。首先,代表地方民间信仰活动和场所建设多由地方官员承担。自禹治水过西山留下禹王庙之后,历朝历代均有民间信仰场所的初建和重建等活动,如宋代包山寺重兴、清朝顺治帝赐“敬佛”、1999年包山寺举行佛像开光仪式等。1949年以后,西山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文革”时期阻断了部分记忆的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旅游业,典型文化记忆空间逐步整修建设和开发了部分景点,同时伴随着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等保护工作的开展,加大了对资源的利用和挖掘。其次,地方氏族和名人名仕则承担生活生产、社会表征、精神意识类等记忆的传承。按照史料记载各宗族在西山定居后,依传统都要建宗祠,修宗谱,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凡大族,家家都有谱,这一风气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目前,氏族宗祠尚存的非常少,但足以看出从汉代商山四皓隐居而建的甪里、东村等村落开始,宗族在地方文化记忆及空间的初建和传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空间整体保持集聚分布特征且呈现环山临湖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明显,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导,辅以功能象征类空间。这说明了古时由于外来人口的隐居或定居初创的甪里、东村、东西蔡、植里、后埠、涵村、堂里、明月湾等村落是构成了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主体,并兼容了大量反映地方发展中典型的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等空间的功能,代表了地方精神的指向和象征。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本文认为文化记忆对生产、生活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文化记忆的空间化就是将文化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等与具体场所进行联系的文化过程,从而到达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在文化记忆硬记忆和软记忆的表征形式基础上,确定对应的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7类乡村文化记忆场,进一步提炼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仪式类等四类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划分方案。

  (2)在时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总体上自明清之前的初建至今,生活生产类空间自初建时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之后发展平稳,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自民国时期后大幅度减少;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

  (3)在空间格局方面,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文化记忆空间自初建后NNI指数均小于1,并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分布方向的主导是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上整体保持集聚分布特征且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从明清之前的2.62个/,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变迁后成为当前的3.22个/km[2],而且密度核心区域明显集中在东侧和北侧,其他的局部分布变化较小。

  (4)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洞庭西山从古至今,人口的迁移变化态势直接影响着人地关系的变化,从基本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到追求精神层面寄托,都刻画出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变迁痕迹。此外,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撑和地方集体认同都影响着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5.2 讨论

  基于文化记忆视角,通过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化的研究,不仅代表了时间意识上的发现过去,更是一种空间表达上的记忆追溯和再现,突破交往记忆的时间跨度,将研究视野纳入到历史时间轴上,旨在了解乡村文化记忆形成的来龙去脉,为新时期乡村文化及其记忆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今后的研究仍需要探讨以下问题:①在文化记忆和记忆场等理论的指导下,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分类进行了初步尝试,但在文化记忆的提取方法及指标体系方面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优化。②影响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变迁的驱动机制研究方面,除了根据历史发展梳理出宏观层面的部分主导因素外,应进一步从微观层面人的视角入手,分析这些记忆空间在当下环境中的主观感知、认同程度以及在集体记忆中的变迁。③对于典型的乡村旅游地,从游客和居民的主客视角入手,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变迁呈现何种规律?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经历剧变后依然保持文化记忆及其承载空间的连续性?基于旅游载体的文化重构模式有何区别?[37]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需要尊重乡村地区文化的发展规律,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分析乡村文化记忆挖掘、保护与利用的研究框架,旨在为乡村文化振兴、文化繁荣和记忆延续提供指导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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