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与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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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基于高中校长的访谈

英文标题: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Shanghai Ci

内容摘要:高中校长对于新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高中教育教学以及管理等问题了解最为全面、最为系统,访谈高中校长是认识高考试点改革背景下高中教育教学实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文章从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积极意义、高中生学业负担、走班教学实践、师资需求、学考与选考考试时间、选考科目分值设置及跨级赋分等角度,介绍浙江与上海两地高中校长们关于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认识与基本看法,希望可以借此增加人们对有关两地新高考试点改革的了解。

关键词:新高考,试点,高中校长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浙江与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调查分析.[J]或者报纸[N].教育与考试,(20184):5-12

正文内容

  2016年10月下旬与2017年8月底、9月初,笔者两次跟随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和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联合调研组,分别对浙江、上海两地新高考综合改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即是与高中校长进行座谈,由此而获得了两地高中校长们关于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认识。

  一、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积极意义

  在新高考改革的积极意义方面,特别是有关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创新价值,应该说浙江、上海两地绝大多数高中校长、地方教育局负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主要在于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有助于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并且在消除高考“一考定终身”“唯分数主义录取”等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意义。

  二、两地学生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状况

  关于学生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状况,无论浙江还是上海均普遍认为高三学年确实比以前有所降低。但与此同时,高一、高二学年学生的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却明显增加了。也就是说,高三学年减少的负担与压力,其实是转移到了高一、高二学年。当然,这也正是当初“分散性”考试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初衷。

  浙江省金华市某“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校长H称:

  目前的高三(负担)是没有原来重,但是高一、高二的负担要比原来重得多。总的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负担,学习时间的量没有太大变化。

  浙江省杭州市某“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C校长称:

  整体上说,学习负担下降了,毕竟整体难度是下降了。原来负担重,主要是一些人选考抢跑。现在时间调整到高三①,可以有助于解决人为制造负担过重的问题。第一届学生的负担重,除了课业和考试次数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与压力。他(学生)不知道三年以后的情况。现在的新高二,心理上的负担有没有减轻?从电话咨询来看,家长们的焦虑明显减少了。其实,从教材难度上看,明显是比过去老高考下降了。总体上看,学生的学业负担是明显下降了。

  上海市黄浦区某“区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校长Z指出,高一、高二学生的课业负担并没有减少:

  学生的学业负担是不是减轻了?学生的“分分计较”是不是避免了?还有,学生的兴趣、爱好,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在走下来,我觉得这三点都是没有实现。为什么?学生不能摆脱趋利。拿我们这届(2017届)学生来讲,说,“哦,慢慢考可以啊”。但是,我们后面的学生就觉得不对了。为什么?地理学考完,70%多的孩子都选地理,因为它内容比较简单,一年教完以后,可以和示范性实验高中学校的孩子(相比拼),大家起点一致,学了一年以后,就可以竞争一下。大家都选地理了,地理考完以后就可以扔掉啦。重点学校的孩子说,考一门结束了,第二年两门都要考掉了,生物和地理我也要考掉。那么对我们的孩子说,必须缩短学制,“甩掉一门算一门”。这对于一个学习基础已经比较困难的孩子,他(她)能不分分计较吗?它的学业的压力、重担能减少吗?能不能减负?我们都打问号。

  浙江与上海两地高一、高二学生学业负担与考试压力之所以增大,一个主要制度根源在于高考选考科目考试时间的前置。根据浙江省新高考综合改革制度设计,选考科目最早可以在高二学年上学期进行考试,这样在试点改革之初便有部分考生选择在这一时间参加选考科目的考试。如此,高一学年包括高一暑假,这些考生必然是全力学习、备考,其结果必然是加重学业负担与考试压力。同样,假如浙江考生选择在高二学年下学期或高三学年上学期参加选考科目的考试,结果也必然都是增加高一、高二学年的学业负担与考试压力。再者,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与压力。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考生最早可以在高二学年下学期参加地理和生命科学科目的学考等级性考试。部分选考了这两门或其中一门等级性考试的考生,在高一、高二期间的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自然也就比较大。

  对于浙江而言,随着高二与高三学生共同考试、跨级赋分现象的出现,多数学生将选择在高三参加选考科目的考试,考生的这种选择有可能减少高一、高二学年的学业负担。但由于多数考生将在高二参加学考考试,而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等对学考成绩A等有着较高的要求,因而不少学生也十分重视学考考试。这又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以及心理压力。

  从上海来看,高二、高三学生共同参加地理和生命科学两门学考等级性考试并且跨级赋分现象的出现,有可能引导选择这两门学考等级性考试科目的学生在高三学年参加考试。从这一意义上说,其将有助于减少高一、高二学年的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但上海之前实行“3+1”模式,考生相对轻松;现在改为“3+3”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增加课业负担总量,同时也增大了考试压力。而这种课业负担与考试压力,也将弥漫、传导至高二甚至是高一学年。所以,对于上海来说,“3+3”高考模式较之“3+1”模式,必然增加学生的负担与压力。

  三、关于两地走班教学状况

  (一)走班教学适应性方面

  在新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浙江与上海两地绝大多数高中校都对走班教学经历了一个从不适应到相对适应的过程。

  关于这一方面,浙江省杭州市某“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C校长所反映该校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走班教学对于教学设施的影响,主要是对于场地的要求,与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有35种(选考)组合,只要有学生选择,我们就要满足,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第一年,很不习惯,特别是管理上。我们原来十个学科有十个课代表,现在有四十多个课代表。走班开始(我们)很担心,也很忧虑,包括家长会怎么开?作业怎么收?怎么样讲评作业?我们借助于信息化手段解决了包括排课、管理等方面的困难。每个年级都配备了教学秘书,以便于课堂管理,同时在作业管理方面也起到了很好作用。在学生自由选择度提高的情况下,(走班教学)对于学生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反而我觉得学生也很适应。我们也问过学生,这一节课在这个教室,下节课在自修课,再下节课又到别的教室,发现他们比过去的学生更喜欢这种形式。而且,我们的学生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去教室整理学习内容。三年下来,走班制对现在的学校管理和学生心理来说都不成问题,都很适应。

  当然,所谓“适应”,也只能说是一种“相对适应”。走班教学对于传统教学组织形式而言终究是一种颠覆,应该看到仍有不少高中校,包括校长和教师对于走班教学还不是特别适应。笔者认为,再经过几年的走班教学实践,高中教师应该会更加适应这种教学组织形式。

  (二)走班教学下的排课工作

  传统以行政班为基础的班级授课制,“一班一课表”,排课比较简单。新高考自由选考制度下,走班教学的排课成为一项十分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一点,浙江高中校的反映尤为突出。根据浙江“7选3”选考制度,科目组合达35种之多,“一生一课表”直接加剧了学校排课工作的复杂性,甚至一度造成软件公司都束手无策。

  从笔者对于浙江进行的调研来看,计算机排课基本上解决大约90%左右的工作,剩余部分仍需借助人工完成。随着走班教学实践的推进,特别是排课经验的累积,现在高中校应该说基本上都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排课问题。

  上海“6选3”选考组合数为20种,不及浙江复杂。从上海调研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反映不多。当然,“6选3”下的排课工作较之传统以行政班为基础的班级授课制也是要复杂得多。

  (三)学校规模大小对于走班教学的影响

  从浙江、上海两地的调研来看,高中校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对走班教学造成很大的困难。高中校规模过大,直接增加了走班教学的复杂性。这一点,两地不少高中校都曾反映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一所高中规模过小的话,那么其实行走班教学将存在“成本”问题,即需要增加一定成本。

  上海市普陀区某中学校长X反映该校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规模大的学校,可能觉得规模小一点比较好走班。但是,我们这一类学校,120人的学校,就有第二个问题,比如说成本问题。你要满足不同需求,班额就得比较小,比如我一个班可能是十几个人,或者是二十几个人。我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话,班级人数就要减少,所以成本就增加了。本来在以前“3+1”(模式)时,我(们)可以30-40个人一个班。现在,我(们)开不同的历史(课)的话,可能是十几个学生就要开一个班。我们现在学校有18种组合,18种组合意味着班级(班额)是肯定比较小的。

  四、关于两地高中校的师资需求变化

  浙江与上海两地新高考综合改革,带来了高中校不同科目的师资需求变化。以浙江为例,一方面走班教学要求增加教师总量;另一方面不同科目随着选考人数的变化,其师资需求也不断变动。比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物理选考人数下降、技术选考人数增加,结果造成大量高中校的物理教师出现相对剩余,而技术教师则相对比较缺乏。再者,浙江由于实行学段制,即一学年、两学期、四学段,因而又出现了教师工作的“潮汐性”现象。不少参与调研座谈的浙江高中校长以及地方教育局负责人都反映了这类问题。

  上海市的高中校,师资需求变化情况也比较复杂。同样,一方面走班教学总体上要求增加教师总量,另一方面不同科目选考人数不同及其变化造成师资需求变化不定。与浙江类似,上海考生选考物理的人数也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部分高中校的物理教师出现了相对剩余。在此之外,上海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是在于其之前实行“3+1”模式,现在则是“3+3”模式,这种科目变革直接造成了高中教师总需求的增加。二是在于地理和生命科学可以在高二学年下学期参加学考等级性考试,不少学校出现这两个科目“选考热”现象,结果造成这些学校这两科师资需求急剧增加。

  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中学校长X所反映的结构性师资短缺现象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为我们学校呢,在浦东新区招生的分数也不高,本科上线率在60%-70%之间。我们浦东新区呢,还有二十几所普通高中。××中学,我们在浦东新区的完中里面,高一录取分数线一般在前三,也能超过五、六所所谓的“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因为浦东比较大,有些高中录取线比较低。“3+1”模式时,我们学校不开地理和生物,现在则不得不开。那么,学生和家长是不是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原来为什么我们不开地理和生物呢?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地理和生物招生对学生(高考)招生(录取)来说可能不是特别有利。我觉得我们的生源还可以,学生(高考)考得也还不错,虽然不太好,但每年包括考上同济(大学)呀,华师大(华东师范大学)呀,多多少少,几个还是有的。为了学生的发展,地理和生物是不开的,只开剩下的科目。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不开。我们这一届的高三,地理去年全部考掉了。百分之百,等级考全部考掉了。那么,这一届,高二,现在大概三分之一多一点。除了选地理,还有生物。对我们而言,第一就是师资问题。

  再如,上海市虹口区某“市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校长X,也表示该校地理和生物教师比较缺乏:

  师资很紧张,特别是“小部分”学科。我们学校地理教师很紧张,我们采用了什么办法?只能增大班额,本来是30个人一个班,现在是四十几个人一个班。像生物呢,我们是高一开合格考。所以过去三年,我们高一、高二、高三都有生物课。我们将已经退休的老教师重新聘请回来,让他们上合格考的课。

  五、关于浙江学考与选考、上海学考等级考的考试时间

  (一)浙江学考与选考考试时间

  浙江高中校对于现行学考、选考时间存在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也比较普遍。根据浙江新高考综合改革制度设计,其学考与选考安排在每年的10月份与4月份。这样,学段制成为浙江高中教育阶段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一个学期,包括两个学段。从调研来看,绝大多数校长认为,考试时间安排在每年的10月和4月,对学校教学秩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与影响,因而普遍建议调整至每年的1月和6月。

  比如,浙江省金华市某“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校长H称:

  我完全同意将考试放在期末而不是期中,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像现在高三,是14号到16号考完。等分数发布出来后,有些人不考了,有些人还要考,把学生意思了解(清楚),再重新进行教学评估。听说成绩公布是11月中旬,中间跨了一个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师资调配问题。我(们)三个年级的师资多少,比如说高一7门课的师资是完全不够的,而高二有一半的师资是多出来的。像政治和技术,学生选的少一点,其他课基本围绕百分之五在波动。那就是说高二以后,10月份7门课一半的师资是不需要的。第三,高三有些(科目)考完以后,师资又多出来了,我要将高二、高三的师资(调)回到高一,中间只给了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中间(期间)教师还没定,我能干什么事情?怎么办?比方说数学,我们所有数学老师都3个班,你不能说等到11月15号成绩公布后再调一次。如果考试时间放在寒暑假,那我有的是时间,考试院成绩慢慢公布,我再接着做预案和方案,教育秩序也不会乱。考试时间是一个大问题,严重影响了整个教育秩序。

  再如,浙江省杭州市某高中校长Z,主要从学生视角谈了学考、选考考试时间安排在10月和4月带来的若干弊端:

  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的考试时间放在10月和4月,我觉得会有几个影响,一是对于学生的寒暑假影响很大。因为开学一个月就要开始考试了,学生为了追求一个好的成绩,肯定是玩命地去准备。这个影响很严重。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0月和4月考试以后,到成绩出来,中间有一个改卷过程,那么学生就要决定要不要参加“二考”(即同一科目的第二次考试机会)呢?这个观望期,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第三,4月考试之后,6月份紧跟着又要高考了。4月成绩出来,还没回过神来。等把心理状态调整好了以后,马上就5月,又要高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比较紧。我觉得如果省厅、考试院把时间调整到1月和6月,可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上海学考等级性考试的时间

  从调研来看,上海高中校长关于这一方面的反映不是特别强烈,也不普遍。仅有少数校长,建议将学考等级性考试统一安排在高三学年下学期。

  比如,上海市虹口区某“市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校长Z称:

  现在,有的等级考安排在高二,有的安排在高三,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希望能够全部安排到高三。上海的方案导向是很清楚的,但是家长的考虑却很实际,有的学生不太喜欢地理,也不想把地理作为将来的一个专业方向或选考科目,但是家长们看到有人在高二把地理等级考考了,这样高三压力就小了,而他们的孩子却要在高三考三门等级考,因而感觉不公平。而如果把所有的等级考全部放在高三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并且,如果等级考全部放在高三的话,也便于一些校本特色课程的开设。

  此外,在调研中曾有个别高中校长(或副校长)认为,外语两次考试的制度设计没有必要。其主要理由是,从1月份到6月份期间,考生的英语水准必定有一个大的提升,也就是肯定第二次考试成绩更高。不过,绝大多数高中校长都没有质疑外语两次考试的制度设计。

  六、两地不同年级考生之间的“跨级赋分”

  (一)浙江省高二、高三考生之间的跨级赋分

  在浙江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下,至2016年10月份首次出现高二、高三学生学考、选考跨级赋分现象。同时,由于浙江同一科目学考与选考的“合卷”设计,其跨级赋分事实上不仅仅是高二、高三学生在某一科目的学考之间、选考之间共同赋分,而且还包括高二学生某一学考科目与高三学生某一选考科目的学考成绩之间一体赋分的问题。对于这种不同年级学生共同考试、跨级赋分的制度安排,不少高中校长、地方教育局负责人都普遍表示“不理解”,并且建议分开赋分。

  例如,浙江省金华市某“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校长H表示:

  尽管从道理上来讲,你也有高三的时候,但是到了高三,有的就不愿意再去考了。高三4月份的时候忙着高考了,不愿意再来考这个(学考)A(等)了。因此,不要将两个年级合在一起。

  浙江省海宁市某高中副校长S也认为:

  现在我们两个年级的学生共同参加考试,然后放在同一个模型当中去评价。(我)觉得这没有必要。这样无论对高二还是高三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大家认为考试时间可以(放在)一起,但是考试的评价、评级赋分应该一级一级来。

  实际上,调整“跨级赋分”制度是一项系统改革。以上所列若干高中校长关于不同年级考生分开赋分的建议,必须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之所以比较复杂,一是在于浙江同一科目学考、选考“合卷”的制度设计;二是需要考虑预防不同年级考生分开赋分所可能引发的部分考生“抢跑”或说“赶考”行为,也就是说需要考虑避免再度出现考试竞争不充分问题,以及其他诸如学校违规“赶进度”、考生分数不等值等风险。

  (二)上海市高二、高三考生之间的跨级赋分

  如前文所言,当上海市2015级高中生进入高二学年下学期时,地理和生命科学两科目也出现高二、高三学生共同考试、跨级赋分的现象。基于上海市高中校长的调研座谈表明,部分校长反映不少家长希望取消不同年级考生一体赋分的机制,相应调整为分开赋分。

  七、上海学考等级性考试科目的分值设置

  根据上海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语、数、外每门分值区间为0-150分,而每门学考等级性考试科目分值区间为40-70分(学考合格即为40分)。从分值来看,学考等级性考试科目应该说比较低。上海部分高中校长,认为这样的分值设置是存在问题的。

  比如,上海市某“市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校长W指出:

  在物理和化学内容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也只是在高一和高二作了适当的分类。也就是说,高一的时候,我们全部是开设一样的基础课,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把打算进行参加等考的同学分出来,但是也没有分层。我们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分层制。另外,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因为按照现在的招考制度,语、数、外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讲,原来的“+1”课,大概应该是在120分左右,150分的嘛,那么达到的成绩应该是百分之八十,就是正好0.8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我们同学获得的等考分数“被压扁”了,他在这里面要再去通过竞争形成一个优势的话就很难,他会把精力投到语、数、外的考试上。那么,这样的话,从语、数、外的利益追求来讲,我们校长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任课老师说“你要给我加课”;学生感觉“我学不上,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课时”;家长也会跟你比较各个学校,其他学校几节课、几节课,所以导致我们很头大。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人家在路肩上跑车跑到前面去了,而我们却堵在了正道上面。多方都很焦虑,也很难。

  再如上海市宝山区某中学校长L称:

  新的高考可能不利于理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简单讲,语文加外语,300分。外语可能是语、数、外最重视的一科,因为外语是两考,两考设计是很好,但大家可能每一次考试都很重视,因此花的时间可能很多。而数、理、化全考,也才就是150分加30分,再加30分,共210分(注:这里是指理、化两科与外语之间的最大区分度)。210分对300分,从顶层设计来讲,可能将来学物理、理科见长的孩子会有减少趋势,值得重视。

  可以看出,两位校长都认为上海高考选考科目分值设置偏低,结果是造成学生高度重视语、数、外三科目。尤其是校长L,更是直接指出这种分值设置可能会对未来基础理科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带来不利影响。

  以上所呈现的,主要是高中校长对于新高考综合改革实践的基本看法,个别意见来自地方教育局负责人。应该说,像走班教学的排课工作尽管比较复杂,但经过几年试点基本上可以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在学生课业负担及考试压力方面,整体上是高三学年有所减轻,这一点在浙江尤其明显。当然,其实际上是转移到了高二甚至高一学年,所以现在浙江高一、高二学生的学业负担比之以往,应该是明显增加了。而这本身也正是新高考综合改革“分散性”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初衷。

  关于浙江学考、选考时间安排在每年10月、4月对于教学秩序带来的影响,浙江省教育厅、教育考试院于2017年暑期启动了调研,全面征询高中校包括校长、教师、学生的意见与建议。从调研反馈看,校长和教师普遍希望安排在1月和6月,而学生则普遍希望不要进行调整。2017年11月28日,浙江省发布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深化与调整方案。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其学考、选考考试时间已经正式确定调整至每年的1月和6月。

  与此同时,浙江省“新高考调整方案”还实行学考与选考“分卷考试”,规定选考统一安排至高三。这样,其在选考方面也就不再存在跨级赋分问题。但在学考方面,仍可能存在这种不同年级考生共同考试、跨级赋分的问题。上海在“跨级赋分”这一方面,目前暂未有调整计划,而是“将选择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选择考试时间。以后再根据考生的实际选择情况,综合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方案调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浙江、上海两地高中校长、地方教育局负责人、普通任课教师进行的访谈调查,还涉及诸如高中走班教学软硬件需求、新高考综合改革中的功利性选择行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及纳入高校招生评价的利弊等内容。对于这几方面问题,笔者将另文介绍。

  ①调研座谈时间为2017年8月底,当时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已经针对高中校做了关于调整选考时间的调查,考虑将选考时间统一安排在高三学年。此处,该校长所言,系指方案调整之后选考考试将统一安排在高三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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