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儿童学校精准帮扶的审视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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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Exa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Precision Assistance of the Schools for Children in Distress

内容摘要:精准帮扶是人们对困境儿童学校援助的现实期待。儿童之困各有不同但有类型可循,学校保护呼声背后亦有制度回应:以经济资助应对家庭贫困,以替代性监护补充家庭监护,以发展的态度应对儿童行为问题。然而审视现状,薄弱学校的保障资源捉襟见肘,负重教师教育方式不当诱发二次伤害,困境儿童群体内习得性无助。这样的“困境叠加”迫切需要探寻助人自助的推进路径:“一校一对标”,展现薄弱学校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的亮点;“赋权于教师”,激发教师的育人效能感;“一生一导师”,让希望之光照进困顿儿童之心灵。

关键词:困境儿童,学校保护,精准帮扶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困境儿童学校精准帮扶的审视与推进.[J]或者报纸[N].中国教育学刊,(201811):70-73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8)11-0070-04

   一、精准帮扶:困境儿童学校援助的现实期待

   困境儿童源于三个方面的不利:不能令人满意的家庭关系、丧失方向和规则以及缺乏供给。[1]依据困境产生的原因,可以把儿童的困境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因家庭贫困陷入困境的儿童,家庭经济困难直接导致其营养和健康问题,健康权得不到保障,国家正在通过精准扶贫、城市低保补助等政策对其本人及家庭进行救助;在学校和社区中,他们是“助学金”的主要受益者,但是在救助过程中,家庭“贫困”的隐私被公开,使得他们“抬不起头”,名誉感降低。[2]其二是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侵害陷入困境的儿童。留守儿童是因监护缺失陷入困境的儿童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务工,把他们留在监护能力较差的祖辈或亲属身边,或者干脆让他们独自居住,安全得不到保障,生活和学习陷入困境。监护侵害是对儿童最深刻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来自父母或监护人。除了身体虐待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通常无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情绪虐待,使儿童的身心受到巨大损害。其三是因自身行为或身体障碍陷入困境的儿童,这类儿童中也包括因年幼过失导致留有违法犯罪记录的儿童,他们因为之前的“犯罪记录”被曝光,遭遇学校的“不接收”以及同学和教师的排斥陷入困境。

   尽管困境儿童的来源不同,但是在学校中却有区别于一般儿童的类型化的表现,为学校精准识别困境儿童提供了依据。从表象上看,困境儿童来源于放任型家庭,这些家庭或因贫困、或因关系紧张等缘故对儿童疏于照料,孩子们盲目地“自由”,缺乏来自父母的指导和约束。这些儿童通常表现为学业不良、问题行为多。通过表象我们发现困境儿童有着共同的心理特点,即自卑、自律性差、责任感和义务感不足;对成人不信任、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情绪不稳定、悲观、待人处事具有攻击性、易受诱惑。针对困境儿童的类型化表现和心理特点,学校帮扶必须精准,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加强精神层面的帮扶,从心灵深处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二、困境叠加:困境儿童学校帮扶的现实审视

   国家通过为家庭贫困儿童开设绿色通道等方式,使贫困家庭学生的就学问题得以改善;为提高学校的替代监护力度,加强了寄宿制学校的管理。但是体罚、欺凌、厌学、辍学等问题仍然存在,问题出在困境儿童学校帮扶的“最后一公里”上。

   (一)薄弱学校的保障资源捉襟见肘

   义务教育学校间的资源均衡还没能实现。农村薄弱学校、城乡接合部薄弱学校是接收困境儿童最多的义务教育学校。但是,薄弱学校“人”“财”“物”等保障资源捉襟见肘。薄弱学校中学生家庭的同质性非常明显,学生父母大多来自低收入阶层,拥有相似的底层文化,他们的孩子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学前教育,卫生习惯和文明行为养成都较为缺乏,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很难有新文化的生成,往往再生产着家庭的“工厂—地板文化”。教职工人数少、流动大,部分学校还存在教师年龄偏大等问题。日常办公经费不足,校舍、宿舍陈旧,部分还存在安全隐患。同时,由于政府负责雇佣的保安工资较低,素质难以得到保障,寝室安全存在隐患。学校作为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社会子系统,必须得到学生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但是,薄弱学校中的困境儿童大多来自贫苦、监护不力家庭,家庭教育形同虚设、雪上加霜,社区人员复杂、环境不良。薄弱学校在保障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完成日常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又要承担对困境儿童的替代性监护任务,属于超负荷运行。

   (二)负重教师教育方式不当诱发二次伤害

   学校的工作落到实处就演变为教师的工作。“教师是直接接受家庭和国家的委托,为儿童积极能动地实现其受教育权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具体运作者,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3]然而,薄弱学校教师人数少、待遇低、负担重,更关键的是教育教学成就感低,在以“优秀率”“升学率”为指标的评价体系中,薄弱学校教师的工作被轻视和漠视。当教育工作不再有“信仰”,而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时,教师不可能摆脱职业倦怠。困境儿童由于家庭支持力不足,他们对教师和同学的依赖和重视程度更强,为学校添的“麻烦”更多,这就需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爱心和耐心。然而,教师常常因为“怒其不争”或“哀其不幸”而使用不当言行侵害到困境儿童的人格权益,诱发二次伤害。

   遭遇家庭变故的儿童更可能出现学业成就低和其他问题行为。教师了解到家庭变故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贫困家庭或离异家庭的儿童产生较低期待,并时常提醒儿童要“自立自强”。但是,儿童由于年龄小,他们认为家庭贫困、父母离异等情况是不光彩的,他们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自己的情况,当教师把这些“不光彩”公之于众后,他们的名誉感受到了影响。困境儿童家庭状况的公开,有时又使得这些孩子陷入校园欺凌的困境,这是教师始料未及的。“犯罪记录封存”是少年司法中为保护过失儿童顺利回归正常成长世界的重要保护措施,体现了法律对儿童隐私权的保护。学校有保护过失儿童正常学习生活的义务,教师应当严格遵守对学生以往过错的“保密”原则,不能因为该生在学校生活中犯错,就“揭伤疤”“贴标签”。但是,在学校生活中教师常常揭露学生的“不良记录”,使他们进一步被同伴疏离,厌倦和恐惧学校生活,使困境难以逆转。

   (三)困境儿童群体内习得性无助

   来自贫困家庭或非原生家庭的孩子其父母缺乏养育能力和教育能力,往往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部分家庭母爱缺失,只有父亲粗犷的养育,孩子们常常缺乏“感情依恋”。他们在家里受父亲的“气”,在学校就欺负比他们更弱小的同学,于是,他们有的成了校园中的“小霸王”,有的继续在学校“受气”,心理和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困境儿童间并没有因为共同的遭遇而相互帮助,相反,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同学时有发生。儿童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更多来自重要他人的评价,当教师和同伴给他们贴上“贫困生”“差生”“坏孩子”的标签后,困境儿童在自我认知中会出现“简单抵制和过度接纳两种偏差”[4],无论是试图把自己“边缘”来尽力掩饰自己的困境,抑或是依赖其所处困境而受到“特别优待”,他们都失去了效能感和控制感,陷入“习得性无助”。被教师和同学们忽视和贴过标签的学生成绩或表现会更差,当其真正失学、辍学时,只会归咎于自己不适合读书。而这部分学生学业失败的结果又被相同境遇中的其他儿童习得,对学业成功不抱希望,放弃努力,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三、助人自助:困境儿童学校精准帮扶的推进思路

   (一)“一校一对标”:展现薄弱学校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的亮点

   困境儿童学校精准帮扶的重点是薄弱学校,关键是落实。为此,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考核中,教育行政部门应“树立公平的教育观和正确的质量观”,重视薄弱学校在“切实保障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中的贡献,展现薄弱学校在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中的亮点。摒弃以“出新、出特、出成绩”为考核重点,坚持把促进学生“学业增值”作为考核标准之一。以“学生原有水平”为基础,评价学校是否创造了支持学生有效学习、健康发展的条件。对于城乡薄弱学校,“一校一对标”应着重考察困境儿童帮扶工作是否落实到位。

   围绕“控辍保学”这一基础工作,考察学校是否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将辍学学生劝返复学。在家校联系中,如何在家长“请而不来”的情况下,以“家访”的形式做工作等。学校如何为学生“量体裁衣”帮助其对学习产生兴趣和信心。针对贫困家庭儿童的精准帮扶,对薄弱学校的考核点应放在是否落实了国家关于义务教育免费的规定,对家庭贫困儿童的政府资助、奖助学金是否发放到位,以及是否推行了书本循环使用等。考核薄弱学校对监护缺失、监护不利以及监护侵害儿童生活状况的了解情况、调节情况和替代监护情况,具体落实到寄宿生的安全保障情况和行为不良学生的教育和矫正情况等。这些对困境儿童进行的精准帮扶工作成绩应当被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为薄弱学校的工作亮点,而不应当去苛责这些学校在各级各类“竞赛”中的成绩落后。如果薄弱学校在“控辍保学”的基础上还能够积极主动开展以防治学生欺凌为主题的法治教育,落实各项预防和处置学生欺凌措施,并且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定期开展学生体检和体质健康监测,落实人防、物防和技防等相关要求,关注和改善学生的视力、营养状况和体质健康达标状况,就应当得到主管部门的表彰。这样的安全和健康的校园就基本达到了“和谐美丽、充满活力”的环境美好校园的考核要求。

   (二)“赋权于教师”:激发教师的育人效能感

   工作压力仅仅是薄弱学校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诱因,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教师们缺乏应对这一压力的资源,即责权不对等。教师的育人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影响学生的学业和成长结果的能力的主观判断。部分薄弱学校教师育人效能感低,他们认为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自己教育工作对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影响,即育人效果的“控制点”在外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为薄弱学校的教师提供更多的、层次更高的培训机会,不仅仅培训教学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其教育信念。这种教育信念就是,学生不论处在何种家庭背景、智力水平和社会环境中,都是可以被培养、教育的,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知识能影响和帮助学生走出困境。在薄弱学校的调研中,可以看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亲情”远远高于其他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班主任对学生生活的关心远远高于对学业的要求。教师们对“升学率”不看重,对孩子们“别学坏”更上心。对学生们毕业后的规划,教师们通常会帮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手艺”,对于升学的预期不具有普遍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提升薄弱学校的专业认可度,在评奖、评优及职称晋升中向薄弱学校教师倾斜;为薄弱学校教师配备心理咨询顾问,关注其心理健康;鼓励困境儿童帮扶校本研究,鼓励薄弱学校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帮助教师总结和完善困境儿童帮扶案例,鼓励教师成为困境儿童成长指导专家,为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计划献计献策。积极宣传奋斗在困境儿童教育教学工作一线的“四有”好老师,提升薄弱学校教师的职业崇高感,激励其创造性地开展困境儿童学校精准帮扶工作。

   (三)“一生一导师”:希望之光照进困顿之心灵

   学校精准帮扶的目标是“增能”。当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可以通过努力走出困境时,其行动就会取向合理。依据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公式“行动=价值×概率”,学生的学习价值恒定,成功的概率大小就决定了其努力的强度。贫穷、缺乏资源的情形不必然导致儿童的自我放弃,教师的关注和支持是其转化的权变变量,满足困境儿童“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激发困境儿童自我奋斗的意识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斗志。教师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情感抚慰,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贫困的根源,正确看待困境,并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关心他们的过程中,不侵犯儿童的隐私,对他们的经历“保密”,防止他们在学校再次受到网络暴力、校园欺凌等侵害。

   教师对困境儿童精准帮扶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儿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不仅需要儿童具有健康的体魄、扎实的知识和技能,而且需要儿童拥有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学校需要为每一位困境儿童配备“心灵导师”,在远离父母、遭遇监护侵害以及被贫困和自卑侵扰时,获得及时和积极的帮助。学业失败是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学业倦怠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课业压力,其二是缺乏应对压力的资源,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拥有应对压力的资源,压力就会变为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学习者获得胜任感和成就感,教师应把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作为“控辍保学”的重点,与学业优异的学生一道组成学习帮扶小组,为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精准帮扶,使他们对摆脱暂时的困境充满信心,使“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照进困顿之心灵。

参考文献

[1]克拉普曼.促进弱势儿童的权利保护[G]//柳华文.儿童权利与法律保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2]李洪波.困境儿童人格权益的法律保护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

[3]申素平.教育法学:原理、规范与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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