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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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会大学实行单独考试,就近招生;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相衔接;招生形式多样,重视短期培训。这些招生特点既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存在某些共性,也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教会办学的特殊要求与独立性。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招生特点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J]或者报纸[N].大学教育科学,(05):70-74

正文内容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兴起于19世纪末,并适应西方殖民者在华“传教”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在招考模式、生源结构与分布、招生规模与质量等方面,既有某些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探析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是研究教会大学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不仅能深入认识教会大学的性质与办学特色,而且有助于全面总结近代以来大学招生考试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高校招生改革提供借鉴。

  一、自主招生与单独考试

  与清末民初国内其他类型高校一样,教会大学实行单独招生考试。这一招生方式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伸,也是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1]。其招生程序主要包括发布招生广告与招生简章、审核考生报考资格、举行入学考试、择优录取等环节,形成一套招生流程。

  教会大学创办初期,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以便考生了解情况。其后形成固定的制度,每年4、5月份,在全国报纸上刊发招生信息。1883年7月9日,圣约翰书院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规定:“凡入学学生须签定为期8年的契约, 学生在校头4年每月交纳学费两元,后四年一概免交,饭食铺陈亦有学校负责提供。”[2] 这是在华教会大学最早的招生广告之一。后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岭南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上海、广州、北京、汉口、香港等地报刊发布招生信息,广开生源。此外,考生也可直接向各校索要招生章程。

  在招生中,教会大学比较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对报考资格做了详细规定。不仅要求考生具有中等教育程度以上,而且延续西方高等教育传统,要提供原毕业学校校长或教师的保证书。沪江大学“新生入学通则”规定:报考者须修完新制中学六年课程,或修满高中课程而程度稍逊者,可投考大学预科;须亲自或致函向学校索要报名书,包括填写志愿书,交相片、报名费,并附交中学毕业证书或毕业证明、学业成绩、校长介绍信与保证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招生正科生、专科与短期科生。“未在大学毕业而有同等学力者,得入院作专科生;短期科生的入学资格为:学生须曾在教会内服务,有工作上的经验,此外,须有下列资格中的一项:(甲)能修燕大课程的程度;(乙)曾有与中学毕业程度相等的教育或经验,程度当否,由本短期科主任分别核定;(丙)了解国语,中文通顺,有能以中文发表思想的程度”[3]。需要校长或教师出具保证信、规定学生具有相当的工作经验, 这些都是对学生能力的考察。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有的每年举办多次招考。例如,岭南大学1934年的招生考试:夏季第一次为7月16~19日,第二次为9月3~6日;春季为1935年1月28~31日。燕京大学主要在北平、天津、上海招生,每年至少举行5次入学考试:“春季研究院入学试验;承认中学5月保荐入学试验;外国学生入学试验;7月普通入学试验,其中包括投考本科一年级新生、转学生及投考研究院新生;研究院第二次入学试验”[3]。金陵大学1938年9月7、8、9三日在成都、万县、长江、桂林、香港、上海举行入学考试,名额定为60~90人。

  在考试科目上,教会大学向政府注册后,三民主义、国文、英文这三门为必考科目;另有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科目按各校不同规定分别予以考核。例如,沪江大学规定:“曾在中学选修商业课程而未习理科者得以生物学代理科。”[4] 燕京大学一项特有的考试科目是智力测验,其内容十分广泛,目的在于测试考生的智商和知识面。

  二、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

  教会大学在创办初期,由于风气未开,当地居民抵触情绪严重,更不愿将孩子送入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念书。在缺乏生源的情况下,主要招收贫困子女,免费入学。登州文会馆规定:“凡入校学习者免除其修业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等皆出自学校。”[5] 由家长与学校签定合同契约,规定学生必须在校学习的期限。此外,也招收流浪儿、孤儿。

  伴随清末科举与教育改革的兴起,教会大学的生源逐渐扩大。其招生对象开始向上层社会发展,以培养领导中国之优秀人才为目标。这种招生转向的第一步是:修改贫家子弟全部免费读书的条款,规定学生的服装、被褥、学习用品自理,并缴纳食宿费。第二步是:开始收取学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如东吴大学1924~1925年学费为每期80元,住宿费为每期20元;华中大学通常每生每学期缴纳学费及食宿费各45元;圣约翰从1880年建立收费制后,逐渐增加学费。校长卜舫济在1919年年度报告中称:“圣约翰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费维持的,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所美国大学达到圣约翰这样基本自给的程度。”[2] 1934年伍德亦承认,圣约翰的学费高于中美任何同类学校。

  随着食宿费和学费的提高,普通家庭日渐无力承担昂贵收费。虽然许多学校曾采取措施帮助家境贫穷的出色学生完成学业,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们发现教会大学已对贫困学生关上了大门,其招生呈现贵族化趋向,多数来自富裕家庭。对当时学生家庭的调查表明,燕京大学60%以上的学生来自工、商、军、政或其他专业人员家庭,而出身工农等劳动家庭的学生不到1/10。1938年燕大学生家长职业分布的情况是:商,28.5%;闲,26.8%;教育,11.1%;农,7.1%;政治,16.3%;医,4.9%;交通,3.3%;银行,2.9%;实业,2.2%;教会,2.1%;工程,1.9%;律师,1.4%。燕京大学成为银行家、企业家、大商人之子弟的乐园[5]。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有前国务总理的侄子、总督的孙女、部长的女儿、旧式儒教家庭的女孩,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小康的商人阶层,另一部分则来自在政府部门服务的职业人员家庭,其父亲或是医生,或是教师,或是工程师。由此可见教会大学招生之一斑。

  教会大学的生源之二是教会中学。因教育资源短缺与经费困难,教会大学往往以一个或几个中学为基础合并升格而来,原有的中学生成为大学预科生,继而通过考试转为本科生。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由各差会组织创办,并将其与所办的许多教会中小学衔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教会教育系统,采取相应的招生优惠政策。例如,华中大学主要依赖文华中学输送毕业生,1924年9月,华中大学34名新生中,有32 名来自文华中学或长江沿岸由美国圣公会资助的其他教会中学。之江大学的新生大部分来自苏州、上海、宁波教会中学的毕业生。“燕京大学一直保持优先录取教会中学的毕业生,1926年,在燕大男校的392名学生中,318名来自教会中学,占学生总数的81%;1929年的新生100%来自教会中学。30年代来自公立、 非教会私立中学的学生数量虽然一直在增加,但从教会中学录取的新生比例一直未低于50%”[9]。沪江大学规定,教会中学成绩优秀者经校长出函保证可以免试入学。它所认定的具有保送资格的中学有上海明强中学、宁波甬江女子中学、广州培正中学等,均属教会中学。

  教会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生源是基督徒子女,包括牧师子女和外国传教士子女。东吴大学早期通告称,传教士子弟可免费就读中学与大学。1920年东吴大学招收2 名女生,其中之一葛美丽就是校长葛赉恩的女儿,教师谢洪赉的4 个儿子都在东吴大学学习。其他教派传教士的子弟也可入学。之江大学1911年招收的117名新生中,85人是基督徒;1925年的148名学生中,116人是基督徒,占78%;21名孩子是牧师的子女,占14%。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第一批86名新生中,72名是基督徒。

  上述教会大学生源的演变及阶层分布,反映了其招生和办学的局限性。

  三、招生规模逐渐扩大

  教会大学招生规模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世纪末,登州文会馆等5 所教会大学只有学生100多名。1910年,各教会大学学生数增至1 000 人; 1920年增至1600人[10]。以向中国政府立案为分界,此前每年入学人数较少;此后招生增幅较大。之江大学在1920~1925年间,入学人数从68人增加到148人,五年间仅增80人,而立案后每年稳定增长,1940年注册人数升至4 500人。 东吴大学初期招生增速极缓(参见表1),但1929年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后骤增至1 044人。其他教会大学也出现类似情形(参见表2)。

  表1 东吴大学创办初期学生人数统计表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64

  103 115 118 128 156 233 /203 309

  资料来源:王国平:《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表2 基督教大学(含学院)学生人数统计表

   民国十九年 民国二十年 民国二十一年 民国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三年

  校名

  立案年代 (1930年)

  (1931年)(1932年) (1933年) (1934年)

  齐鲁大学

  1931 220365 420 471

  480

  华中大学

  1931 41 63 101 126

  138

  岭南大学

  1930 263244 361 379

  462

  金陵大学

  1928 422539 582 586

  761

  沪江大学

  1929 531566 509 564

  566

  圣约翰大学

  289371 403 461

  535

  城区商学院 431 483

  483

  东吴大学

  1929 1044

  713 633 666

  618

  华西协和大学

  1934 201164 355 347

  375

  燕京大学

  1929 798803 783 779

  779

  福建协和学院

  1931 126174 185 175

  155

  金陵女子学院

  1930 164192 174 212

  213

  之江文理学院

  1931 139215 356 397

  438

  华南女子学院

  1933 97 84 72

  7288

  广州夏葛医学院 1932 56 50 44

  4953

  辽宁医科专门学院

  1917 96 90 97

  107

  107

  上海女子医学院 1934 29 23 25

  2625

  信义神学院 32 35

  3438

  齐鲁神学院

  3235

  金陵神院54

  6067

  沪江神学院

  3 12

  广东协和神学院 22 22

  2927

  华西协和神学院

  3 9

  燕京宗教学院 2721

  总计 4516 47105642 6088 6475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2页。

  教会大学虽因战争、资金、住宿设施等客观条件影响,招生数有所浮动,但总体规模不断扩展。究其原因,一是学校自身不断发展,师资力量、各项设备等软硬件建设趋向齐全,系科设置逐步完善,从单一学科发展为综合性、多学科大学,各院系全面招生,促使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二是教会大学坚持严格的教学管理和考试淘汰制度,培养出一大批专业素质高、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有的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给教会大学带来良好的声誉,吸引了不少求学者。三是国内政策的影响。教会大学向政府注册立案,无论是对于教会大学本身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都是意义重大的事件,成为中国教育系统内的“私立大学”,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认可,学生踊跃投考,达官贵人竞相送子女入读教会大学。

  四、严把招生质量关

  保证招生质量是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环节,教会大学在招生中注重考生的资格与学习基础,严格把握考生质量。从教会大学的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例来看,竞争程度逐年提高;就考试方式而言,教会大学一般要举行笔试、口试,并举办二次考试,甄别学生。以辅仁大学为例,1927年8月1日至9月底招考新生,报名本科、预科学生逾300人,经过二次考试,层层筛选,共录取新生155人,其中本科招生34人。其他各学年度招考比例参见表3。

  表3 辅仁大学1927~1936年本科招生报名数与录取数比例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报名人数 5053140437

  7881020

  5715947491048

  招生人数 343579 197

  301233235293291331

  录取率

  68%

  66%

  56.4% 45%

  38.2% 22.8% 41.2% 49.3% 38.9% 31.6%

  资料来源:根据孙邦华:《辅仁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统计表测算。

  之江大学即便在战争年代迁到邵武,也仍然坚持严格招生。 第一学年招生, 在150名申请者中只录取了69名。燕京大学1938年举行新生入学考试,从1 594人中录取605人;1942年考生逾3 000人,只招收了100名新生。

  由于报考人数多,教会大学按照分数高低来录取,竞争激烈。各教会大学录取率差异较大,即使报考人数急剧增长,仍以保证质量为原则,坚持严格考试录取,并进行二次考试,层层筛选。举办这些考试虽增加招生难度,但同时保证了优秀生源进入学校。教会大学后期,处于同国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竞争中,更为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严把考试质量关。除认定著名中学的优秀学生可保送外,在各地举办招考,择优选取学生,淡化其宗教、出身条件的限制。

  五、就近招生,具有地缘性

  教会大学分布于沿海城市与内地通商要地,为便于办学和节省成本,一般遵循就近招生原则,招收本地区、本省的学生,并随学校的迁移,所招收学生的省籍也发生变化。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2月16日招收的第一届学生(86名)中,70 名是福州人,9名来自厦门。1932年秋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 男女合校教育开始,第一个班级的学生来自省内各高级中学。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主要招收文华中学的学生,其他省份的学生很少。1937年该校迁至云南后,其生源分别来自华中、广东、云南地区,华中籍学生降至一半以下。1946年华中大学迁返武昌,虽然为云南籍学生设立了一大笔奖学金,然而云南籍学生逐渐流失,而武汉地区生源大增。

  燕京女子大学招生侧重于京兆地区,其他各省报考与录取之数,“绝无及五名者”,“南人多不勇于投考者,以南京有金陵女大,上海有圣玛利亚之故”[7]。由表4可见,在京兆及附近地区,投考人数明显多于远离学校之福建、东北诸地。与此相似,东吴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苏州和周边城市。

  表4 燕大女校1924年入学考试各省入学人数比较

  省别 投考生数 录取生数

  京兆 2614

  直隶 204

  山东 8 3

  奉天 4 2

  湖北 4 0

  安徽 3 3

  广东 3 2

  江苏 3 1

  江西 3 1

  浙江 2 0

  湖南 2 0

  福建 1 1

  河南 1 1

  山西 1 1

  陕西 1 0

  云南 1 0

  吉林 1 0

  黑龙江1 0

  不详 113

  资料来源:《北京各大学入学调查录》,燕京大学1924年编印。

  教会大学招生具有地缘性特征,主要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政局动荡,学生舟车劳顿,甚至颠沛流离,而无法按时赶到学校。在家庭所在地附近投考学校,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寒暑假往返较为方便。此外,教会大学也有服务于本地区教育、经济的义务。如它所设的教育系主要是为当地培养中小学师资。

  六、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相衔接

  教会大学源于西方大学,又游离于中国教育系统之外,遂向国外注册获得学位证书颁发权利。这样,在教会大学学习的学生可直接获得国外承认的学历文凭,便于出国深造。例如,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名牌大学给予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以免考直升研究生院的优待。

  民国中后期,国内先后创办了多所国立大学,私人与海外华侨有识之士也纷纷捐资办学,教育救国。各教会大学为了在办学竞争中取得优势,办出特色,开始发展研究生教育。教会大学在本校设立研究生院,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入读。东吴法学院于1928年开设了第一期法学硕士班,成为中国第一家招收法学硕士生的学校,开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先河。1931年,东吴法学院将硕士班改为研究院,专门招收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学制两年。

  燕京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组织大纲》的第五条研究生院中明文规定:(甲)本院为研究高深学术而设,共分若干所,每所设教授、讲师、导师若干人。(乙)本院学生分两种(一)大学毕业生,入院为正式生,(二)有同等程度,研究特别问题者,得选课为特别生[3]。燕大历史系从1924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1931 年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专门负责研究生培养事宜。学制三年,参照国外名牌大学的经验。

  此后,我国高等教育正式引进了西方学位制度,有了研究生教育层次,并与本科教育相衔接;在办学模式、招生层次上获得较大发展,国内学生不必远渡重洋去深造。教会大学所创办的研究生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七、招生形式多样,招收短期培训生

  除了招收正规的大学本科生,教会大学还采取多种灵活方式招收短期培训生。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为尽快适应环境,克服生活困难,也为了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化素质,尽快开展工作,遂开办成人教育性质的短期培训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招收教会教师或学员等实际工作者前来进修。

  例如,1919年卫斯里宗教会庆祝传教一百周年,派大量传教士来华,尤其是赴苏、浙、沪一带。但无论在语音还是词汇、语法方面,吴语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北方官话,为了对新来传教人员进行吴语培训,东吴大学开办吴语科,招收大量的传教人员,使他们能够迅速适应吴语地区的语言环境[8]。金陵大学农林科早在1917年就开始举办桑蚕短期班和暑期学校,生源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师生。从1922年起招收一年制短训班,学员为教会送来的教师或布道员。其目的一是要培训乡村教师或推广员,使他们具有解决本地区农业问题的能力,成为当地社区的领袖;二是要培训其成为农场主、实验站的管理者、良种场的技术员和林场经理,他们毕业后大部分服务于农林机构。教会大学开办的这些短期培训班,虽是应急之策,却具有现代成人技术教育的性质,成为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教会大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招生与办学实践中独树一帜,既延续西方大学招生的某些特点,又结合实际有所变通,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效。这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克服高校单独招考所衍生的学科结构严重失调、区域入学机会不公平等弊端,国民政府开始试行高校计划与统一招生考试,显示近代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新趋向[9]。相比之下,教会大学仍保持单独招考的特色,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教会办学的特殊要求与独立性。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7.

  [2]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27,80.

  [3] 张玮英,等.燕京大学史稿[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363,368,1380.

  [4] 私立沪江大学一览[Z].上海:沪江大学,1929:31.

  [5]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52,195,180.

  [6]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45,48.

  [7] 北京各大学入学调查录[Z].北京:燕京大学编印,1924:11.

  [8] 王国平.东吴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63.

  [9] 张亚群.从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变革的启示[J].中国教师,200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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