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群体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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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以1912—1925年留学生群体为对象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ake the Group of Chinese Oversea

内容摘要: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继承了晚清时期的留学政策,大批中国学子出国留学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在民国初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日本和欧洲成为民初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地。然而在此三地的近代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学习科目、籍贯都各有偏重而不尽相同;民初十余年内在同样留学地的留学生群体情况也随着留学国的情况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1912—1925年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民初十余年中国留学生群体在美日欧三地数量、籍贯、学习科目的变化趋势并剖析其原因。

关键词:民国,留学生,教育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群体考析.[J]或者报纸[N].学术界,(3):195-205

正文内容

   我国近代留学教育肇始于晚清时期,在高等教育中属于一个特殊阶段。清朝末年,外患日亟,国人意识到必须引进西方新法,采用西方学术方能徐图自强。甲午战后,迫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清廷派遣出国留学者愈益增多,尤其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留学教育不仅代替当时我国之高等教育,而且是一种高等之补习教育。故当时之留学生数量虽然很多,但程度参差不齐”。①至民国初年,虽出国留学者数量已然不少,而此时新式学校制度的基础尚不牢固,基础设备落后,人力师资匮乏,对于当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高深学问的相关研究尤其感到缺乏。因此,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仍多有派遣人员出洋留学的措施,地方政府或迫于形势需求,或响应中央政府,亦有派遣学子出洋留学的举动,而当时还有不少自筹经费出洋留学的各地青年学子,他们同官费出洋留学人员共同组成了民初我国出洋留学的大军。

   近代我国留学生的留学地几乎全部集中于美国、欧洲、日本三地。早在洋务运动期间,美国和欧洲即成为清廷派遣官费留学生的留学之地,不少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后为我国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不乏詹天佑、林永升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留日教育虽自甲午以后方才起步,但发展最快,留日学生更是多如牛毛,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大都有过留日学习的经历,如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张闻天等,国民党人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等,文艺界名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抱石等。

   一、留学美国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在容闳、曾国藩等人的竭力筹划和斡旋之下,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1872—1875年间,清廷前后共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由于顽固势力的种种阻挠,清政府甚至一度于1881年6月作出了撤回留美幼童的决定。②美国距离遥远,自费留学各项开支费用又极其高昂,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教育并不顺利。

   直至晚清新政时期,清廷亟需近代人才,往年的留美学生以自己在美国所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清廷开始觉察到了留美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美国政府为了争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权,美国国会于1908年正式通过了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用于选送优秀青年赴美留学的法案。③至此,留学美国教育方才开始兴盛起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学美国的热潮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由于晚清时期遗留的政治影响,留学美国的热潮不减反增。根据相关资料,民国初年官费留学美国学生人数统计如下④:

  

   从上表可以看出,民初十余年,中国留美教育热潮高涨,留美学生人数总体上呈节节上升之势,这股热潮直到1924年以后才稍趋平缓,但留美人数依然不少。在此期间,自费留学美国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自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仕途之路断绝,而出洋留学归来者,待遇优厚,地位崇高,成为国人心目中出人头地的捷径,因此随着时间推进,出国留洋者人数愈益增多。民国初年,留美官费生以清华学校派遣为主,中央及各省派遣为辅,专业则以学习工科的人数为最多,在此时期的留美教育中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

   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留美毕业生的零碎存单,1919年毕业生存单的71名官费生中,湖南13人,广东10人,浙江8人,江西6人,云南6人,四川5人,吉林5人,江苏4人,山东2人,湖北2人,陕西2人,河南2人,上海1人,福建1人,直隶1人,广西1人,甘肃1人,贵州1人。其中工科26人,法科17人,文科11人,商科7人,理科6人,农科2人,体育专业1人,另1人不详。⑤

   由上面的资料统计和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学习工科和法科的人数占60%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处于谷底的时期,国人在同西方列强的多次血与火的碰撞交往中,普遍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深感自身国际地位的低下,因此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摆脱低下的国际地位成为国人最迫切的愿望。有此心理需求作引导,运用自然科学原理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工科自然受到北洋政府以及大批热血青年学子的青睐。除了追求技术进步,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建设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需求。当时的法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学,民国在建立伊始亟需相关的政治经济人才,因此学习法科的人数众多也就不足为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留美学习军事的官费生,多为海军部派遣,以学习海军为主。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国际军事形势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洋务运动时期,出洋学习海军者多以英国和德国为老师,当时清政府无论是购买船舰还是派遣学习海军的学生,都以这两个国家为主,而当时英德两国的海军正是引领世界海军发展的弄潮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国海军数次交手,从海战角度来说,并未分出胜负。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海军迎头而上,实力发展迅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正式确立起美国的海军霸主地位。直至今天,美国海军一直是引领世界海军发展的领头羊。因此民国建立以后,在美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主要学习海军,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海军发展蒸蒸日上的这一历史趋势。

   民国建立后的几年内,以籍贯来说,留美学生仍以广东一带为最多。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早在宋朝年间,广东民间就有出洋谋生的传统,近代以来,广东也是中国接受欧风美雨吹打最早的地区,因此民国初年广东籍的留美学生依旧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进入二十年代,出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多,其籍贯分布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将1921—1925年留学美国官费生籍贯人数统计如下⑥:

  

   由上表可以看出,留美学生的籍贯以江浙地区最多,其数量占全国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大大超越了闽粤地区,仅江苏一省留美学生数量占全国的比例就接近五分之一,可谓一枝独秀。究其原因,出洋留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江浙地区自唐宋以来便是全国富庶之地,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全国首富地区,有着雄厚财力支撑的江浙学子自然独占鳌头;另外,江浙地区在历史上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教育发达,尤其是江苏,自清代以来,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一直名列全国第一,清代状元几乎清一色来自江浙地区,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教育背景,江浙地区的学子在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中总是高居榜首,亦不显突兀了。

   二、留学日本

   近代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同留学欧美国家相比,虽起步较晚,但无论从留学人数的规模还是从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来看,留日教育影响远甚于留学欧美。继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留学政策开始逐渐放宽,而中国到日本的距离与到欧美国家相比,可谓咫尺邦邻,加上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以及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留学日本的发展势头迅猛。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为一衣带水的亚洲国家,人种、文字、文化有相同相通之处,又都曾经历过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几乎全盘西化的方式成功摆脱列强的侵扰成为亚洲强国,这让国人似乎看到了在本国同样可以复制的强国模式,因此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与留学欧美学生心理上的一点细微差别,就是抱着更为强烈的借鉴、探寻、学习复制的心态来观察日本。

   近代中国留学生自晚清以来就形成过留学日本的高潮,人数众多,民国以后留日人数始终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数量级上,根据相关资料,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学生人数统计如下:⑦

  

   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数目没有明显的增加,一方面是上述诱因导致日本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生心目中探寻求知的最适宜国度,而另一方面是近代日本长期积蓄的侵华野心在政治上不断暴露,遭到留日学生情绪上普遍抵触和反感,加之当时日本人对国人的普遍轻蔑、仇视的态度(像鲁迅文章里藤野先生这样在当时对中国学生友好的日本人可谓凤毛麟角),留日学生集体弃学回国之事也时有发生。两种矛盾的心理造成民国初年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对日本爱恨交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侵华野心急剧膨胀,留日学生倍感忧愤。因此,在保持着较大人员基数的同时,民国初年留日学生数量在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走势。

   留日学习、生活费用相比欧美国家低廉,又由于官费生的设置,使得赴日留学生群体较为复杂。我们以1914—1915年留日官费生为例:总数1107人,若将省官费生以籍贯划分,湖南123人,广东100人,浙江94人,四川89人,陕西84人,江西80人,云南59人,山东58人,江苏57人,福建53人,湖北52人,山西41人,吉林36人,奉天33人,直隶30人,安徽20人,贵州18人,广西15人,河南11人,甘肃7人,黑龙江1人;若以学习科目划分,工科290人,医科144人,师范137人,法科110人,商科62人,农科61人,军事23人(包括陆军22人和海军1人),理科17人,文科9人,预备254人。⑧

   从学习科目来看,工科是留日学生学习最多的科目,这一点与留学欧美国家的学生相同。但在欧美国家,法科是中国学子们除了工科外最为重视的科目,学习医科的中国学生并不是很多,而在日本,学习医科的人数则占据了很高比重。以1914—1915年统计来看,医科生占总人数的13.01%,仅次于工科生的26.20%,1917年医科生的比例达到15.69%,仅次于工科生的28.07%。这一点是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独有的特色。日本在古代以中国为学习对象,从政治到文化无一不以中国为师,因此在医学领域,中国的中医对日本古代医学的发展影响较大。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全盘西化,医学方面全面引进西医技术和理念,在日本学习医学和在欧美学习基本已无区别,同时在日本学习可以更好的观察一个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亚洲国家如何在医学方面成功转型,从而实现科学救国的历程。另外,日本国土面积、国内市场狭小,又无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又很注重军事扩张,因此在经济实业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够发达,日本的政治体制又是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天皇制和议会制的结合,不似欧美国家政治更为文明开化,因此在中国政府和留学生眼中,法科自然更应该向欧美国家学习。

   从籍贯上来看,留学日本的学生相对分散,江浙地区经济和教育的优势体现得并不明显,除一些边远省份外,全国各地均有为数不少的留日学生,实因留日学费、生活经费相对欧美国家低廉。上文籍贯统计为官费生,还不包括许多自费留日的学生。由于留日学生人数众多,情况复杂,相关资料遗漏在所难免,就全国的情况来说,可能会比统计中的情况更加集中于江浙闽粤地区,毕竟在当时出国留学开销巨大,即使是官费留学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民国初年,政治混乱,官方费用随时可能中断。江浙闽粤地区相对富庶,留日学生占据的比例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三、留学欧洲

   近代中国学生官费留学欧洲亦可追溯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洋务大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竭力运筹下,清廷派遣了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德三国,主要学习海军,此后在进入二十世纪前共派遣过留欧学生80余人,均以学习海军为主。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度废除,留学欧洲的事宜开始得到清廷重视,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欧留学始得兴起,之后端方、张百熙等人纷纷奏请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主要以实业学习为主。1908年到1911年,中国留学欧洲学生总数大约为500余人,其中留学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学生人数分别为124人、140人、77人和23人,其他欧洲国家留学人数不详。⑨

   清末民初,国内政治环境动荡,留欧学生的经费来源中断,生活、学业均无法继续维持,刚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救济留欧学生。由于新政府刚建立不久,财力有限,只得将一部分学生遣返回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火纷飞,此时国内政治秩序也极度紊乱,在此期间,留欧学生生活窘迫至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民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留欧学生受到客观环境的不利影响,中国留学欧洲事宜受到极大的限制,但留欧学子们通过勤工俭学、成立学生会组织等各种方法共渡难关,留欧学业并未完全中止。

   根据《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我们以1914—1915年留学欧洲官费生为例,专业人数统计如下:

  

   以学科划分,工科33.18%,法科18.43%,理科10.60%,军事16.13%,文科5.53%,农科5.07%,医科4.61%,商科2.30%,预备4.15%;以国别划分,留学法国103人,占总人数的47.47%,留学英国59人,占27.19%,留学德国27人,占12.44%,留学瑞士14人,占6.45%,留学比利时10人,占4.61%,留学意大利3人,占1.38%,留学奥匈帝国1人,占0.46%。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欧洲的工科、法科和理科是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学习科目,学习这三类学科的人数占到六成多,作为当时世界中心的欧洲,其理工技术和实业法规受到中国政府和青年学子的普遍重视。我们再以1917年留学欧洲官费生的专业为例,各科目学习人数和国别统计如下:⑩

  

   英、法、德三国始终是近代中国留欧学生的主要留学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三国的留学人数数量各有高低,在每个国家学习的科目也各自略有所偏重。我们仍以1914—1915年留学欧洲官费生为例,从统计表上看出,学习海军的15人清一色留学英国,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对学习英国海军的重视,这也说明直到一战前夕,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地位仍是数一数二的。在比较受重视的理工科和法科,以留学法国的人数为最多,这一方面是国内环境的影响,有一批仁人志士号召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人数众多,“自蔡元培吴稚晖等,提创赴法留学半工半读后,学生趋之若鹜”。(11)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认识,认为法国在实业和技术方面比较发达。这一时期留学德国的人数还不多,主要也以学习工科为主。此外,这一时期瑞士的工科和意大利的农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进入二十年代,世界形势相对稳定,留学欧洲的人数有所上升,中国学子们的主要留学地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根据相关资料,1921—1925年留学欧洲学生籍贯及留学国别分布如下:(12)

  

   从1921年到1925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留欧官费生来自江浙地区,仅江苏一省的留欧学生就超过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再次显示出江浙地区经济实力的雄厚和教育体系的发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安徽、四川、湖南三个内陆省份留学人数的大幅增加,三省留欧学生人数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民国初年,徽、川、湘三省所在地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青年学子苦无出路;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士子政治热情比较高昂,清末四川的保路运动、民初湖南的革命热情,都显示出这些省份相对较高的政治热情,青年学子各怀政治抱负,走出国门留学欧洲;三是勤工俭学的影响,不受经济实力的束缚,使得一批出身寒门的士子有了机会出国留学。

   还须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留学国。留学欧洲的学生仍主要集中于英、法、德三国,但在这一时期,德国和法国的留学生占到近九成之多,仅德国留学生就超过了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严重,马克大幅贬值,留学费用较战前大幅减少,因此留学德国的人数激增,尤其是自费生大量增加;战后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两国改订新约后,地位平等,使得中国学子们在心理上更愿意选择德国留学;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进入战后的重建阶段,尤其重视教育和科研的资金投入,对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部分学生也有借鉴德国在战后如何重建国家的心理,这些都对国人形成了强大的留学吸引力。

   反观此时的英国,虽然还是一战的战胜国,但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大不如前,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因此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政府执意要求中国继续支付庚子赔款,导致留学英国经费高昂,与美国政府退款兴学相比,英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显得目光短浅。“美国联邦议会刻正筹议退回第二批庚子赔款之议案,此案两院议员个人中均已有通过,只需加以共同表决即可成立……然则英国对于斯事其意见果如何乎……政府则坚持继续付款之态度……内阁则不主抛弃权利……奖励留学生一事遂莫由进行”(13)。如此一来,留学英国经费必然居高不下,北洋政府也自然更加倾向于美国。

   从学习专业来说,留欧学生在二十年代的学习方向与之前相比变化不大。现将1921—1925年留学欧洲学生(包括自费生)学习专业人数统计如下:(14)

  

   由统计表可以看出,工科和法科在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也成为了大部分留欧学子自发选择的主要学习科目。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期。相比于之后三十年代世界政治大局的暗流涌动和局部战争的爆发,这一时期世界整体局势的和平稳定弥足珍贵,为留欧学子们专心求学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各国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国家的休整期,对科学技术、实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为留欧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实业经济、法律法规等提供了现实的模范。现将这一时期1921—1925、1926年间留学欧美官费、自费学生人数及留学国别统计如下:(15)

  

   如表所示,德国和法国成为自费留学欧洲的学子们留学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生自欧战期间流传下来的勤工俭学的传统得以传承,也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青年学子,逐渐成长起来,在高昂的政治热情之下,还有一颗冷静思考的理智之心和一副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这些留欧学子们在回国后大多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论

   对近代中国的莘莘学子来说,美国、日本、欧洲始终是他们的三大主要留学地。从人数上来讲,基于地理优势、历史缘由、文化因素使得当时的日本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美国以一战后强势崛起的国家实力和其出色的外交智慧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优惠,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子远赴美国,其吸纳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仅次于日本;欧洲以其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同样吸引了一批中国热血青年前往学习探究。民初十余年,三大留学地的留学人数呈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变化:日本因其强烈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导致其丧失了中国留学生的“民心”,留日人数在依然保持着绝对数量的基础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美国则以较为隐蔽的侵略手段与巧妙的外交结合,收买了中国政府和学生的“民心”,留美学生人数持续上升,这种走势一直持续至二十年代;欧洲仍以英法德三国为中国学子们的主要留学国,在国内舆论的引导下,留法学子数量始终稳定,留学德国人数则属于后来居上,一战后的留德学生人数开始急剧上升并超过法国,英国则因其较为短视的外交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留英人数缓慢下降,总体上看留欧学生人数仍远不及美日。因此从留学吸引力来看,在民初十余年里,美国持续上升,日本缓慢下降,欧洲保持平稳。

   从学习专业来说,注重科学技术实践的工科始终是近代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学习科目。无论是留学美国、日本或是欧洲地区,工科生的数量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这和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进而被动挨打有着历史的渊源。排除工科之后,第二第三热门专业则根据留学地区的优势不同、留学国政策的偏重及本国留学政策的引导而有所区别:欧美地区的法科类专业较受青睐,而日本的医科类专业则较受重视;军事方面,海军多学习英美,陆军多学习德日。

   从近代留学生群体在国内的分布来看,民初十余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以江浙地区上升势头最为强劲,迅速取代之前广东福建地区独占鳌头的局面,并一直持续下去。这与江浙地区富庶的经济和发达的教育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而民国建立之后,风气渐开,闽粤地区最早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优势不复存在,这也是江浙地区得以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其他各省留学人数也因国内局势的演变而有所变化。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省虽地处内陆,但受到勤工俭学的舆论引导和内地军阀混战的袭扰,经济条件对出身寒门的青年学子束缚力相对下降,因此在个别时间段内会出现留学生数量井喷的现象。另外偏远省份因经济条件落后较多,出国留学的青年始终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民初十余年,国内留学人数分布大致上已经呈现出沿海、内陆、偏远三个层次,这正好和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相吻合。

   民国初年留学教育的发展虽步履蹒跚,但总体上还是在缓慢前进的。留学国国家实力是吸引近代中国留学生的第一要素,留学国和中国的国家关系以及双方的地位关系是能否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因素,同时民国初年的留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北洋政府的政策引导。民国初年留学教育的发展情形和民国初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是受到国内外多种合力影响的结果,也折射出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旅途进程。

   注释:

   ①⑤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3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987、1035-1043页。

   ②③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15页。

   ④⑥⑧⑩(12)(14)(15)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0-591、596、594、597、596、597、599页。

   ⑦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9页;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2页。

   ⑨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612-683页。

   (11)《最近一年间之留学生》,《申报》1923年10月10日。

   (13)《英人对华退款奖学之舆论》,《申报》192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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