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铁平与近年来关于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的讨论

全文总计 5526 字,阅读时间 14 分钟,快速浏览仅需 3 分钟。

内容摘要: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读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提高。在这场讨论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伍铁平与近年来关于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的讨论.[J]或者报纸[N].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01):80-83

正文内容

  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读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提高。在这场讨论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室的伍铁平教授摆事实、讲道理,立场鲜明,从维护学术、坚持真理出发,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为这场学术讨论的主角之一。本篇综述力求客观、公正、较全面地展示这场讨论的焦点,以飨读者。

  一、语言同文化的关系及文德和学风问题——与申小龙同志的讨论

  伍铁平《论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1]指出,申小龙将语言同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值得鼓励”,但他的著述存在下述缺点:(1)误以为文化语言学是从他那儿诞生的,并不恰当地将他的研究自封为“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转折”;(2)错误地将语言描写同文化语言学对立;(3)错误地提出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地方是汉语具有所谓“人文性”这一特点;文章指出:人文性通常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没有阶级性,汉语也无例外,它既可以表达人文性的思想,也可以表达奴隶主的思想、封建思想等一切反人文性的思想,因此说“汉语从形式到表达都浸润着浓厚的人文性”很不科学;申小龙有时将“人文性”解释为“主体意识很强”,伍文详尽地批评了申的这一观点;(4)在进行中外语言和文化的比较时,其大前提是必须澄清,究竟哪些是汉语和汉族文化的特点;伍文指出,申所谈的某些所谓的汉语特点,其实是别的某些语言所共有的。

  伍铁平、范俊军《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2]针对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述,提出了4点意见:(1)反对申“语言决定文化”的观点,认为:“在构成文化的诸要素中,语言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实践才是文化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因”;“从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要素的角度来看,文化和语言具有包容关系;从语言表现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不能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理解为单向的因果关系或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文章还批评了申的“汉语语流中单位实体的弹性,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毛笔的弹性,……中国筷子的弹性”,“贯通于(汉语)语词、毛笔、筷子的一种文化精神”等说法,指出这种生拉硬曳的论断带有庸俗社会学的性质;(2)申的“文化语言学”的另一缺点是无限制地夸大了中西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申把“具象思维”作为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性格”,同他所说的西方人的抽象思维的“思维性格”对立起来,是不对的;(3)反对申“几乎把所有语言学科乃至某些人文领域的学科和流派都统摄到他的文化语言学之下”;(4)指出申著“引用别人的材料有时不注明出处”,不严格区分语言和文字等缺点和错误;但文章仍“寄厚望于申”,希望他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伍铁平《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3]指出申《语言的文化阐释》(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中的严重抄袭行为和“他的不少著述大同小异,甚至整章、整节地从一本书搬到另一本书”;还指出申“肯定性地引用两个青年对他的吹捧:‘我们为拥有马建忠而骄傲,我们也必将为拥有申小龙而骄傲”。该文还批评申认为主题句是他提出来的,并指出,“主题句绝非汉语特有的句型”。

  伍铁平《要注意学术研究中的文德和学风问题》[4]根据大量实例,进一步指出《语言的文化阐释》的严重抄袭行为(连错误也照抄)和肆意窜改被他抄袭的著作的行为;文章呼吁“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要“对学术负责,对读者负责”。

  伍铁平、王化鹏《对读者要高度负责——再评申小龙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等著述》[5]列举大量事实,进一步批评申抄袭了38个人(包括伍)的著述和译作(均未注出处),还肆意窜改原作,而且对所引著作不求甚解,将他自己的语言决定论观点强加于他人。文章指出:“申所宣扬的语言决定论的观点完全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文章还批评了申写作态度极不严肃、乱下结论等错误。

  伍铁平《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6]用三万余字的长篇幅全面分析了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几本书的重新组装和剽窃行为,指出被剽窃者达40人之多,连被剽窃的著述中的错误也照抄不误。此文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重视。《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1996年6月20日加了小标题“学术界的‘文抄公’可以休矣!”,发表了伍文的摘要。

  二、21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与季羡林先生的商榷

  季羡林《再谈东方文化》[7]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文章“续补”部分引用了申小龙《关于中西语言句型文化差异的讨论》[8],认为“文中的一些意见颇符合我对中西文化分歧的看法”。

  伍铁平和范俊军在上引《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认为:“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申小龙的“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的”观点,“同国内有人说‘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一样,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万万不可因批判要将中国全盘西化的观点错误就提倡将世界全盘东化”。

  季羡林《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术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9]提出:“对于在某一学科内敢于提出新见解的人,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鼓励,而不是指责”。季并认为伍、范的文章中有扣帽子的现象:“轻轻的或者重重的一顶‘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帽子似乎就这样扣了下来!”

  伍铁平《21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与季羡林先生商榷》[10]和《再谈21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与季羡林等先生再商几个问题》[11]两文在声明“季老是我的老师辈,我从他的著述中学习到许多东西,我对他是很敬佩的”之后,与季老展开了民主的学术讨论,澄清并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文章中所说的‘大国或大东方沙文主义’绝非政治帽子”,“指的是盲目地、过份地、不恰当、不符合事实地夸大东方文化”(为此伍考证了多种语言中“沙文主义”一词的涵义);伍认为,整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而不是取代;今天和未来各国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应是相互学习、互为补充、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优秀成果,而不是西方文化让位于东方文化;伍还认为将思维方式看作东西方文化的特点或基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伍最后提到对申小龙部分著述的批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不能称之为“指责”。

  季羡林《国学、政治和21世纪的“匾”》[12]认为:“‘关于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这个题目极大”,“原来我也同别人争辩过,现在我的作法变了”,“不必争辩,争辩是徒劳的”,“21世纪是一个还没有挂出来的匾,匾上的字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季羡林《回顾有利于发展——21世纪应以东方文化为主》[13]的看法有些改变,他说“有人提出,世界文化终究是要融合的,我很赞同。但是世界文化到底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还是以东方文化为主,这是不能含糊的。我认为,21世纪世界文化应以东方文化为主流”。

  三、在语言学问题上不容信口开河——评鲁枢元《超越语言》一书

  伍铁平、孙逊《评鲁枢元著〈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14]批评鲁书在语言学方面所犯的下述知识性错误:(1)鲁错误地提出“欧美语系”这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语系,鲁说汉语“缺乏句段分析的标准化”,是大外行话;(2)鲁一再混淆字与词、文字与语言、语言与思维;(3)语言学并不像鲁所说是什么“过程”;鲁说“超越语言也是对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超越”,这种提法混淆了语言和对语言的研究;(4)鲁不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胡乱指责索绪尔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排斥“主体、内涵、心灵”等,这是牛头不对马嘴;(5)鲁说“汉语……也许不是一种十分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的语言”,是“阻滞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语言”。这种毫无根据的对汉语的错误断言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

  鲁枢元的《语言学与文学——答伍铁平、孙逊对〈超越语言〉的批评》[15]不正视伍、孙对他的批评,而是对伍进行人身攻击,说伍“妄自尊大,故步自封,随意猜测、乱加罪名”。

  伍铁平《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16]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其概念和术语不能像鲁那样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引号内是鲁的原文);鲁认为“句段分析的标准化意谓语法的明晰性与规范性”,这更是错上加错。文中还批评了徐德江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发表了错误的文章,说什么“40多年来,俄国的教育制度不仅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帮助,反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诬蔑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多理性而少人情,意境贫乏”。

  伍铁平《要运用语言学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答鲁枢元的反驳》[17]用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分七个问题进一步全面分析了鲁书《超越语言》的错误和鲁对批评的不虚心的态度。

  四、不应违背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本常识——对徐德江的批评

  伍铁平《讨论语言和文字问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18]的第7部分批评了徐德江等宣扬的谬论,如:汉字是智能型的文字,是国际型的文字等。文章还批评了徐德江《词结构新探》[19]中的谬论:“‘词=音+义’是个错误的公式,因为在这个公式里,没有语法的内容……也没有书面语言(文字)的内容”。伍指出徐经常违背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基本常识,词只有进入词组和句子才受语法的制约;徐还错误地将书面语等同于文字。徐说“以字组词”就是“以词组词”,也违背了语言学的常识。伍在上引《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等文章中还批评了徐把汉语看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错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逐渐形成的,汉语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该文还批评了徐自我吹嘘,将他的错误百出的观点吹捧为“徐德江学说”、“徐德江公式”。

  陈冬生、薛正谊、刘毅《树立科学的现代争鸣意识》[20]攻击伍铁平在学术争鸣中“有恶劣的文革遗风”。

  伍铁平在上引《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攻击进行了反驳,并批评了徐所说的“汉字是比拼音文字更高级的书面语言”、“普通语言学判处了汉字的死刑”等谬论。

  云林(王人龙的笔名)的《无题》[21]毫无根据地攻击伍铁平“反对汉字”“鞭挞汉字”,并错误地断言在学术界“真没听说过某某是‘骗子’的说法”。

  伍铁平《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的一些错误观点》[22]据理反驳了云林的攻击,并指出不是语言学家却要冒充语言学家,就是骗子。文章引用上海辞书社社长巢峰编审的话:应当“对当前的文德书德进行一次整顿,凡著书立说者,……必先修身正己,切不可成为文化骗子和掮客”。伍严肃指出:“精神领域同样有打假的任务”,批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德江的书违背语言学和文字学基础知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科学出版社和我国学术的声誉。

  伍铁平还著有《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23]等论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陈新仁、吴世雄在《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开展正确的学术批评的几点思考》[24],严厉批评上引陈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指出该文“对积极开展正确的学术批评的伍铁平教授进行诽谤和攻击,这种作法……不利于我国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并指出“像徐德江这种自封的所谓‘语言学家’信口开河,随意提出的违背语言学常识的‘新理论’只有算是伪科学”。

  据悉,上面提到的伍铁平的论文即将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注释:

  [1]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1989年第1辑(总第4辑),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1年10月第34期节录其中第一部分。

  [2]《北方论丛》1992年第2期;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6月第36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第5期收录。

  [3]《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3、4期连载。

  [4]《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5]《福建外语》1995年3、4期连载。

  [6]《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7]《群言》1991年第5期,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1年10月第34期转载。

  [8]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年12月第31期。

  [9]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9月第37期。

  [10]《争鸣》1994年第1期。

  [11]《北方论丛》1994年第5期。

  [12]《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13]199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14]《外语学刊》1993年第2期。

  [15]《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16]《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17]《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

  [18]《北方论丛》1993年3、4期连载。

  [19]《汉字文化》1990年第1期。

  [20]《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

  [21]《汉字文化》1994年第3期。

  [22]《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

  [23]《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

  [24]《福建外语》1995年第4期。

推荐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