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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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汉语语境里,需要对“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几个词语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研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产生它们的不同语境,以及与各种不同语境相联系的具体复杂的问题。身份研究和认同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立场。

关键词:身份,认同,同一性,文化研究,价值取向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或者报纸[N].江西社会科学,(9):62-66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2006)09—0062—05

  由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然而,在当今的不少研究成果中,还存在着概念模糊以及问题混淆的情况。本文拟对有关概念、研究的走向以及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做出界定、分析与评述。

  一、有关词语含义与界定的问题

  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 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语, 即identity。从词源上看,英语的identity源于晚期拉丁语的identitas和古法语的identite,其含义受到晚期拉丁词语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实体)的影响。今天的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即same,同一)。由此来看,identity的基本含义应当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从哲学上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哲学中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翻译中也使用identity(也可使用sameness或oneness),它被用来说明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中既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本质(sameness,oneness),也包含着差异;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在当代汉语文化研究领域里,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使用和界定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不同的人们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汉语词汇,却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在不同文本中造成了这些重要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例如,有学者在“identity认同”这个条目下写道:“‘认同’这个字眼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跨学门与跨科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实际上,‘认同’并不是一个极为晚出且新兴后起的概念,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中,从柏拉图到海德格等人,均将‘同一’(identity)和‘差异’(difference)相互对照。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因为多元文化的身份开始备受关注,且政治、文化与公民权也时常因为身份认同的差异,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组合,人们开始发现身份与‘认同’之间,存在着不固定性与复杂交混的多元性格,因此,‘认同’才从早期哲学与人类学式的固定单一想象,慢慢转移到对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属性认同的探讨。”[1](P135)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文中不加说明地同时使用了“同一”、“认同”、“身份”三个汉语词汇,而这三个词汇在英文中都是identity这个词。

  显然,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的汉语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对“同一”、“认同”和“身份”三个汉语概念的含义做出界定,对于避免在使用和研究中的混乱与误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首先应当把哲学上使用的identity区分开来。在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语境中,identity的翻译应当统一使用“同一性”这个词语,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同一”)、oneness (“一”)这两个概念相当。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我的理解而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identity这个词语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雷蒙德·威廉斯提出过“情感结构”[2], 爱德华·萨义德提出过“感觉与参照的体系”[3](P132),以此作为追寻与确定文化身份的内在尺度和参照系。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从词性上看,“身份”应当是名词,是依据某种尺度和参照系来确定的某些共同特征与标志。“认同”具有动词性质,在多数情况下指一种寻求文化“认同”的行为,例如,美洲黑人通过小说、表演等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寻根”活动,某种特殊的文化仪式,都是以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认同行为。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identity这个词语所具有的“身份”与“认同”这两种含义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也可以说,它们的基本内涵与“同一性”有关,即与某种事物原本固有的特质、本质等有关。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承认“特质”、“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么“身份”和“认同”就与寻求并确认特质、本质的途径、方法、过程密切相关。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以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身份”和“认同”的立场,已经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二、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语境与研究的走向

  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中说:“就文化研究要考察个体与群体在其中建构、解决和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而言,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4](P183) 这种看法不仅强调了文化研究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身份和认同问题与语境之间的重要联系。换言之,身份与认同问题之所以重要,与20世纪以来全世界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争、殖民地的解体、女性主义与亚文化的兴起等等语境的变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语境的变迁一方面使身份与认同问题日益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这些语境的变迁也构成了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必须研究的问题领域。

  概括地看,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与身份和认同问题有关的重要语境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长期对垒,以及一些地区持续不断的宗教矛盾和武装冲突,造成了一些民族和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移居。其中一些人是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强制流动和移居的,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我流动和移居,包括被流放国外者、被开除国籍者、政治避难者、侨居他国者,等等。

  其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市场和资本市场日益扩大,加剧了人口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和移居,也加剧了全球人口跨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流动和移居,以及各种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流动。例如,作为“契约劳工”而迁徙到美洲的“大西洋黑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菲律宾女佣、泰国和越南劳工,等等。

  其三,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所造成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自我放逐与迁徙,使他们集中到环境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某些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等。威廉斯在《现代主义是何时》中指出,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纽约这些新的大都市和“没有边界的艺术的跨国首都”,在20世纪前半叶吸引了来自各国的“不安定地流动的流亡者或放逐者”,“他们是国际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从阿波里奈和乔伊斯,到贝克特和艾奥内斯科,作家们不断地迁移到巴黎、维也纳和柏林,从发生革命的其他地方流亡到这些城市相聚,随身带来了革命后形成的各种宣言。”[5](P51)

  所有这些跨越疆界、国家、民族、地区的流动、移居、放逐和迁徙,形成了20世纪以来独特的、全球性的“散居”(Diaspora)现象,并且带来了空前突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认同危机”,从而也使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成为聚集了众多矛盾、论争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1991年,卡锡克·托洛彦等人创办了跨学科杂志《流散者》,专门研究“跨国时期典型共同体”的特殊“社会形式”的各种问题。[6](P346—362) 流散者们所关注的民族“集体性”及其特征等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今文化研究中身份问题与认同问题的特殊问题领域。例如,那些“居住在祖国之外的人们”从最初的“中心”(祖国)分散到国外地区后,如何在疏离和隔膜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祖国”的记忆、幻想或神话,如何在异己的语境里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如何与所在地区的文化交融并产生出新的文化习俗,这些都是今天的身份和认同问题研究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范围内的“流散者”现象不仅仍然在持续,而且还有逐渐加剧和扩大的趋势。对这些趋势的密切关注以及理论上的研究,始终都伴随着总体的社会演变过程,并且也在发展中不断为新的研究提供各种进行描述的词语和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上对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研究往往先从某种先验的“设想”出发,即把“自我”设想为某种固定的、独立的、自主的、自律的东西,认为身份与认同是对这种固定不变的“自我”的追寻和确认,并据此对某种不同于这种“自我”的、外在的“他者”做出回应。这种方法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哲学上对“主体”(自我)和“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影响。17世纪以来的西方主体性哲学,常常从一种预设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出发,进而研究本质、存在、主客体关系等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而这种预设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先验论和本质主义的理论色彩。从19世纪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的突破,本质主义和先验论的方法逐渐被经验论的、多元论的、社会学的方法所取代。例如,拉康、阿尔都塞、福柯等人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从不同的角度(镜象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介入身份与认同问题,并且最终都指向了文化研究中的身份政治学。这些进展为后来的族裔身份研究、性别身份研究、女性主义身份研究等等开拓了广大的理论空间,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色彩。

  现代动态的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的方法,如威廉斯所提出的“情感结构”,萨义德提出的“对位研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言说因素与主体关系的研究等,都提出了一些空前复杂并且有趣的文化问题。例如,通俗文化(电影、电视、流行歌曲、时装等)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机器、法律制度等)对文化身份的影响,日常生活方式(饮食起居、交往方式、消费习惯、习俗礼仪等)如何影响和改变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性别(异性交往、同性交往、社会性别、超性别等)在塑造身份和认同中的作用,等等。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研究,正在日益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至有学者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性质提出了质疑。[7](P217—235)

  三、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就确认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论上大体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加之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上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必定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上述复杂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意图的一个指向,正如英国学者亚当·库珀在《文化,差异,身份》一文中所说:“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8](P379) 因此,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和有色人种的身份问题研究,通常都与压迫、阶级、权力、解放等问题有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倾向性,与一般的纯理论研究很不相同。

  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9](P209—211) 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定位“真正的现在”。

  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10](P1),“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10](P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11](P223) 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12](P326—345) 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9](P208) 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

  与身份和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关注“我”与“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展开讨论的,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黑人与白人,等等。因此,身份与认同问题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追溯“我”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通过批判去颠覆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与偏见。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的“对位研究”的方式,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因为,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3](P69) 萨义德非常强调把这种对位性的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必须在其中去考察殖民与被殖民、“我”与“他”的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关系。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13](P319) “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起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殖民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13](P320) 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形成而非本质,强调变化着的参照系而非固定不变的陈规,已经成了当今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的主导趋势。在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经常成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的是“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这类批判始终是围绕着“权力”与“话语”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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