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诗创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与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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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清初遗民诗群的形成,完全以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为契机。以此为界, 清初明遗民诗的创作也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 风致。晚明社会的政治危机、世风堕落,以及文化领域中哲学的突破与 异端思潮的崛起;清代初年的民族高压政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经世致用学风的高扬,对于生存在这一时空背景中的遗民的人生态度、处世哲学,乃至诗歌创作均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以群体网络形式出现的清初遗民诗群,主要分布在北方、淮海、江南、岭南、西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而每个区域中都包含若干个遗民群落。

关键词:遗民诗群,社会文化,地域分布,群体心态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清初遗民诗创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与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J]或者报纸[N].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04):1-7

正文内容

  【中图法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1999)04-0001-07

  清初遗民诗群的形成,完全以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为契机。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现象或文化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因此,要真正把握清初遗民诗群的成因与结构特点,揭示遗民诗人的心路历程与人格特征,充分评价清初遗民诗创作的基本成就,必须将这个诗人群体置于明清之际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体认和考察。

  就时间背景而言,清初遗民诗人真正以遗民的身份而形成群体,构

  成一个遗民小社会,显然是在鼎革之后,但从生存时间和创作时间来看

  ,他们均身跨两朝,人格特征与创作倾向都呈现出极强的延续性。由于

  资料缺乏,我们虽已无法确切断定出生时间最早的明遗民的生卒年份,但是,我们如果以几位最有代表性的遗民的生卒年限为参照,再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状况来确定清初遗民诗人创作的时间背景,似乎更有意义。 就现有资料来看, 明遗民最长寿者当为孙奇逢(他生于1585年,时当明万历十三年,卒于1675年,享年92岁)。在孙奇逢出生以前,仅仅有王思任(1575年生)、林古度(1580年生)等寥寥可数的几位遗民降生。明遗民的第一个出生高峰是在1585年至1600年的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邢昉、李天植、谈迁、刘城、陈洪绶、万泰、徐孚远、朱之瑜等均生于这一时期。在1601年到1631年的30年时间里,是明遗民降生的第二个高峰期,万寿祺、阎尔梅、傅山、姜埰、查继佐、黄宗羲、函可、杜濬、黄周星、方以智、方文、钱秉镫、顾炎武、归庄、申涵光、王夫之、徐枋、王弘撰、顾景星、吴嘉纪、魏禧、冒襄、李颙、李柏、屈大均、陈恭尹等绝大多数遗民生于这一时期。明遗民大量降生的这两个高峰期为万历中后期和崇祯初年,正值朱明王朝急剧腐朽、逐步走向衰亡的重要时期,社会风俗与士人心态均有着明显的转化。不难看出,直至明朝灭亡,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遗民已经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少人还踏上了仕途,因此,晚明时代实际上也是遗民成长的关键时期。据此,我们将叙述时间的上限定在万寿祺、阎尔梅等人出生的1603年,即明遗民第二个降生高峰期开始的时间。 至于叙述的下限, 我们则确定在1683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因为自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开试之后,清廷与遗民的矛盾已渐趋缓和,遗民心理也渐趋平静;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二十二年台湾郑氏政权始绝,清朝的统治完全稳定,遗民恢复故国的希望已绝(诚然,不少遗民将恢复故国作为一种信念,至死不泯)。而此时,第一个高峰期出生的遗民已经下世,第二个高峰期出生的遗民也有一大部分离开了人间,如遗民中最具影响的顾炎武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去世。当然,有一部分年轻的和长寿的遗民一直生活到康熙中后期,如黄宗羲1695年去世,屈大均1696年去世,陈恭尹、李柏1700年去世,而王弘撰、李颙则分别于1702年和1705年去世,此时已是康熙四十四年了。但是,这些遗民的存在,已失去了当日遗民社会的那种感召力,不足以对当政者造成威胁,遗民心态开始淡化,遗民文化创造的高峰也已过去。这样,我们基本上以明朝灭亡的“甲申”之年为界,前取40年,后取40年,将80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作为我们叙述的时间背景。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界限,至于具体的叙述背景,则不免要依据叙述对象的实际生存时间,适当上伸或下延。

  再从空间环境来看,清初明遗民的分布极不均衡。大致而言,北方

  为少,岭南、西南次之,而大江南北为多。这种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

  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各地不同的人文积淀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明清之际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思想文化氛围

  曾令清初遗民无限眷恋而又极端痛心的晚明社会,其衰亡历程几乎

  与后来取代它的清王朝的兴起史同步。努尔哈赤即位称汗,建立大金国

  的公元1616年,正当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此时,明王朝的腐朽与衰颓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国势衰微的转折,晚明的历史或许还可

  以略向前追溯,但清初遗民大量降生的万历中后期却最令人瞩目。其时

  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曾说:“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注:《张太岳集》卷二十一《书牍十》、卷十二《论时政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他还将当时的积弊概括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注:《张太岳集》卷二十一《书牍十》、卷十二《论时政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张居正当政时曾锐意改革,但改革的失败不仅没有使五大积弊略加剔除,相反,社会矛盾更为激化,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政治的黑暗、朝政的昏乱、宰辅的专权、党派的林立、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得统治机构的解体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难怪傅山曾言:“追论朝事者,率谓天下之弊酿于万历间。”(注:《霜红龛集》卷十七《书神宗御书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影印山阳丁氏刊本。另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中也曾断言:“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史·光宗本纪》也载:“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云云。”那些从浩如烟海的经史书卷中谙熟盛衰之机的末世士子(不少人后来成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遗民),在这种山雨欲来、风声鹤唳之中,已明显嗅到了变局在即的气息,有人当时即惊呼“天崩地陷”(注:《明儒学案》卷一六《东林学案二·主事顾泾凡先生允成》。)。及至崇祯接位,农民起义的星火已经燃起,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出自藩王入嗣的地位,使他尚能面对现实,心存治平。但大厦将倾,积习难返,纵有治国之志,已无回天之力,加之末世君主的骄横猜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皇太极已在辽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族名为“满洲”,且不时率铁骑入关掠夺。

  与政治危机和世风堕落相伴而行的则是哲学的突破与异端思潮的崛

  起。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所确立的道德精神旨归,与人的自然欲

  求构成的永远难以消弭的冲突,愈是在人欲横流的末世愈为突出,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泰州学派传至颜钧、何心隐时,已不能为封建纲常礼教所羁络了,他们在承接王学传统的同时,又迎合并代表了禅、道、儒的世俗化、平民化,以及市民阶层的利益与要求,主张“百姓日用即道”(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注:李贽《焚书·答邓石阳》。),将自然人性论发挥到一种极致。自然人性的复苏、自我意识的觉醒、平等观念的推演又使贵我尊己的独立精神和矢志不悔的生命意志极度高扬。于是,晚明士人多恃才傲物、狂放豪迈、独立特行,即使在明遗民傅山、归庄、阎尔梅、张盖诸人身上,仍明显体现出这种人格特征;晚明文学也以崇尚性灵、注重自然情性为主调。然而,末世士人的浮躁心态又使晚明人文精神泥沙俱下,空谈心性、鼓荡流俗、醉生梦死,几成风尚,以致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后来曾一再予以严厉批判。

  晚明社会,一方面是人性的高张,空谈的风行,另一方面,实学思

  想也开始兴起。社会危机的加重使身怀忧患意识的士人时时以救世为己

  任。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顾宪成、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为标志而形

  成的东林党,在政治上与阉党相抗衡,学术上以救世相号召,如高攀龙即明确提出“学者以天下为任”(注:《高子遗书》卷八《与李肖甫》。)。黄宗羲曾评价道:“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注:《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而东林的后裔,明亡后不少人成了遗民,即黄宗羲所云:“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注:《南雷诗历》卷二《同晦木、高旦中、王双白、邹文江、文孙符、周子洁、徐昭法集灵岩寺》。)继东林而起,则有张溥、张采所创立的复社,时有“小东林”之称,其主张与东林一脉相承,所谓“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注:陆世仪《复社纪略》。)。自复社成立,明末社团以文会友、应付科举的目的开始淡化,拯时救国、砥砺名节成为风尚。复社成员,如万寿祺、阎尔梅、徐枋、姜埰、方以智、刘城等绝大多数后来成了遗民的中坚。章太炎曾说:“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注:《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谓“耽悦禅观之士”,即揭示了明遗民的逃禅现象;而“姚江学派之徒”则又说明理学对遗民节操的影响。事实上,明遗民之讲究气节,除理学的影响之外(关于理学对气节之影响,沈德潜《东林理学·气节等差》曾言:“夫理学者,气节之根本;气节者,理学之符验。”),明末党社运动的砥砺当不容忽视。而此时兴起的实学思潮,实为清初实学复兴的先兆。

  正当广大士人痛心、焦虑,积极寻求救世良方时,那曾被晚明士人

  形象地喻为一只在汹涌澎湃波涛中行驶的“漏舟”的明王朝(注:晚明

  士人多将明王朝喻为“漏舟”,如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言时政

  疏》即言:“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又如冯梦龙《甲申纪事·自

  序》云:“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却被风浪无情地掀翻了。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注:本文所记月、日均为旧历。),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顺政权在北京仅一个半月,清军于五月二日进占北京,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清朝定鼎北京的第二年,即麾师南下,进行收复江南的战争,抗清义军和广大江南民众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苟延残喘的南明诸政权虽奋力挽救残局,但均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抗清斗争的大势虽已失去,但不甘屈服的广大民众的反清斗争却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康熙三年(1664)前后才被镇压下去。统一了全国的清政权也并不宁静,于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的“三藩”之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平定下去,而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宣告结束,至此,清政府的统治才趋于稳定。

  清军南下之初,尚未遇到江南民众的拼死抵抗,但1645年6月15 日

  “薙(即今之剃)发令”发布之后,本来一些已经表示归顺和即将归顺的地方,又被迫起来反抗,苏州、常熟、太仓、昆山、江阴、金坛、武进、嘉兴、上海等地,义师纷起,江南形势为之一变。而这些义师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多为明末复社成员;义师被镇压后,他们或殉国,或为遗民。剃发,本是女真人的一种风俗习惯,满洲贵族凭借自己军事上的胜利,便强迫汉人在几天之内改变自己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服饰习惯,这完全是一种最野蛮的民族压迫与民族统治。广大汉族百姓本来就对“衣冠之旧”有着强烈的恋情,广大士人又素怀浓厚的“夷夏大防”之观念,所谓“衣冠文物”,其实包涵着民族的尊严与文化的传统。“剃发令”对广大民众的心理的确是莫大的刺激。江阴守城中的领袖陈明遇在拒绝清军的劝降时曾说:“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民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注:韩菼《江阴守城记》卷上。)另外,当时曾因剃发而备受心灵煎熬的一位士子也曾写道:“余此时留发初扎起,见人剃者,皆失形落色、秃顶光头,似乎惨状。甚有哭者,因怕剃头,连日不归。……自此而新朝管事矣,自此而国运鼎革矣,自此而辫发小袖矣……另自一番世界,非复旧态矣。”(注:姚廷遴《历年纪》上。)在一声声悲叹中,心理的痛楚表露无余。然而,抵抗愈烈,杀戮也就愈加残酷,屠城血案屡屡发生。清兵入关之后,广大民众本就备受战祸创伤,不少遗民家破人亡,而江南屠杀,更使绝大部分江南遗民都有一本血泪史。顾炎武、归庄、徐枋……国祸与家难使其身心备受摧残。若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王夫之何以在明亡之后每触及“夷狄”二字,即那样痛心疾首。所谓:“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注:分别见《读通鉴论》卷十四《哀帝》、卷四《汉昭帝》、《黄书·原极》。)。其中的大汉族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色彩显而易见,但其愤激的情绪确也是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反抗。

  清初近三十年时间里,不少士人对清王朝怀有抵触情绪,而明遗民

  与清王朝的对抗尤其突出。因此,清政府主要采取严酷的镇压措施。顺

  治四年(1647)的函可史案、十四年(1657)的“科场案”、十六年(

  1659)的“通海案”、十八年(1661)的“奏销案”,矛头所向,尤在

  士林。然而,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普通士人,尤其是明遗民的反抗从

  未停止过。这一时期,顾炎武、阎尔梅、屈大均诸人在北方,王弘撰等

  在南方都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反抗斗争。尤其是阎尔梅,因参与反清武装榆园军的活动,曾两次被清廷通缉,一次入狱,但斗志始终不减。以普通士子而言,其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亦不时流露。如顺治初年镇江(或作金华)岁试,有一少年生竟不作文,只于卷上题诗一绝云:“曼周医伏曼周投,谩面萎封谩面修。鳗衍和三鳗衍累,漫强钟异漫强绉。”(注:谈迁《枣林杂俎·和集》“逸诗”条及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镇江生赋诗”。)语多不解。实际上这里的“曼周”即“满洲”、“医伏”即“衣服”、“投”即“头”之谐音,全诗真意为:“满洲衣服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河山满眼泪,满腔忠义满腔愁。”即借以指斥满洲贵族强迫剃发易衣冠的民族高压政策。当时,不少遗民还强烈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严重危机,毅然以救亡扶衰为己任。天崩地坼般的巨变,使他们在惊愕、愤恨、悲怆、呼天抢地、扼腕叹息之余,痛定思痛,面对铁铸般的现实,不得不进行深沉的历史反思和富有理性的文化检讨。这种反思与检讨是在“亡天下”的悲凉心境支配下,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明为对象;而其时又当新的思想统治尚未稳固建立之时,因此,反思和检讨还涉及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审美机制等各个层面,又以百家争鸣的方式进行。这就使得遗民学术既呈现出总结性和多元化的总体特征,又具有前瞻性的特点。在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明末空疏学风的口诛笔伐中,明末略有抬头的实学思想极度高扬。在反思中,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严格区别(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黄宗羲对“君主”与“万民”的关系产生了新认识(注:《明夷待访录·原君》。),连民族思想极为浓厚的王夫之也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注:《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敬帝》。)义愤转化为责任,心胸也就开阔了。他们不仅仅思考了一些宋遗民没来得及或无法思考的问题,而且摆脱了宋遗民时常具有的那种对历史的迷惘,进而超越对一国一姓之兴亡的悲感,从根本上来把握历史的走向。这种经世致用学风的高扬,使清初遗民诗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理性精神:直面现实,以诗为史;慷慨言志,言必有物。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至康熙十年,清廷的统治政策略有

  改变。在熊赐履诸人的大力倡导下,理学被极度鼓扬;恩威并施、刚柔

  相兼开始取代先前的一味高压。经过近三十年的沉痛反思,遗民心态在

  环境改造与自我调整中也渐趋宁静、平和。从康熙十年开始,各地已逐渐向朝廷荐举“山林隐逸”(注:见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五“荐隐逸”条。);康熙十七年(1678),清王朝刚从三藩战争的危局中摆脱出来,玄烨便下令开博学鸿词科,此次被荐举者,“未仕”多于“已仕”,而“未仕”中又多为入清以来深怀故国之思者。至康熙十八年三月应试之时,除李颙、黄宗羲、顾炎武诸人拒征,傅山、杜越、王弘撰、孙枝蔚诸人尚能保持遗民节操外,李因笃、朱彝尊、陈维崧等人则因种种原因而入彀。时望所归的“遗贤”尚且如此,普通士子就更不用说了。王应奎《柳南随笔》曾写道:“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临按,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见武王。”(注:《柳南随笔》卷二“诸生就试”。《坚瓠集·戊集》卷三“一队夷齐”条所载,与此略有不同。)此类载述,清初野史笔记屡有所见。还是康熙十八年,清廷又诏开明史馆,以“遗贤”而修明史,意在迎合孤臣孽子之心,笼络之意甚明。第二年,黄宗羲即遣其子黄百家入明史馆,尽管吕留良等人曾写诗讽刺,但他还是那样做了。相较而言,黄宗羲对清廷的态度一直较为温和,这也许与其立身旨趣有关。即便如此,其态度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由拒斥、反对到认同、接受的转变过程。他在提到遗民时,也常常誉为“天地之元气”,如《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云:“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注:《南雷文定后集》卷二。)但“止于不仕”,足见其对新朝态度之温和。顺治末年,黄宗羲撰《留书》时,曾直斥清人为“虏”,清廷为“伪朝”;但康熙元年后著《明夷待访录》时,便取消了对清人的诟骂之词;至康熙十年,他已开始用清朝年号,并称清朝为“国朝”,称清帝为“圣天子”(注: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九《黄宗羲传》。)。以黄宗羲为代表的部分遗民对清王朝感情上的变化,还可从他们对三藩之乱的态度上看出来。在吴三桂以“故国衣冠”(注:见《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六《四王合传》。)相号召,挑起反清大旗时,不少遗民尽管对时局表现出热切的关注,但或保持沉默,或倾向于清朝,像屈大均那样奋身投入战斗者较少。如王夫之在三藩之乱初起时曾流露出对复明的热望和激情,但当吴三桂授之以官职时,却坚辞不就。这种心态的变化固然因其对吴三桂人格的卑视,但与清政权的渐趋稳定与清廷政策的变化也不无关系。当然,对于整个遗民社会而言,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确是遗民对这个“异族”王朝认识大为改观的一个契机。尽管此时多数遗民已离开了人世,或其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光阴荏苒,志气消磨,存世者的心理变化确也是事实。及至高唱“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尚有一人存”的顾炎武辞世,清初遗民社会便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遗民诗创作的高潮也就过去了。

  二、清初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与结构形态

  所谓“清初遗民诗群”,实即清初所有遗民诗人群体之泛称。事实

  上,这个诗人群体是以群体网络的形式出现的。网络的分割,主要以地

  域为界,而网络的联系,也以不同地域遗民的互动为纽带。由于各地差

  别甚大的人文积淀,再加清兵入关后对各地征服时间与戮掠程度的不同

  ,清初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均衡。这种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不

  仅在遗民人数的多寡悬殊上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且体现出遗民处世方式

  、人格特征,乃至遗民诗歌与遗民文化创造上的差异。大致而言,大江

  南北、西南、岭南一带遗民较多,江浙一带更为集中,而北方相对为少。这只是一个直观的感觉,若仔细考察,各地情况又不完全一致。我们在沿袭传统的地域概念的同时,主要参照清初遗民诗群分布的具体态势,试将这个大群体划分为北方、淮海、江南、岭南、西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进行讨论,当然,在每个区域中都有若干个遗民群落。对于遗民的群体归类,主要依据其生活空间及与某个群体的联系,再参之以创作特征与人格特点。这样,我们将云游各地,但在创作与个人气质上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遗民仍归其出生地,如孙枝蔚、王弘撰一居扬州、一云游江浙,仍归关中诗群;万寿祺、阎尔梅在家乡的时间均很少,仍归淮海诗群;他如顾炎武归吴中、方以智归皖中、黄周星归湖南、孙奇逢归畿辅、屈大均归岭南等,均依此例。而那些将生活与创作完全融入客居地的遗民,则归于其所生活的群体中。如四川的费密,湖北的杜濬、杜芥兄弟等分别归入泰州和金陵诗群。不可否认的是,遗民诗群的划分,除地域因素外,还往往带有家族文化的成分,如宁都三魏、金陵二杜、桐城方氏、山右傅山父子等;而不少遗民诗群还具有诗歌流派的性质,如河朔诗派、岭南诗派等。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清初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时必须予以考虑的。现就各群体的构成情况略加介绍,至于各诗群的特征与创作倾向,笔者有专文分别论及。

  北方遗民诗群主要包括山左、山右、畿辅、关中等几个遗民群体,

  与江南、岭南、西南等地相较而言,诗人数量为少。尤其是中州一地,

  莽莽中原,能诗之遗民则仅贾开宗、田兰芳、张镜心寥寥数人而已。中

  原之地,少屏障,历史上曾夹各大国之间,为寻依托,朝秦暮楚者间或

  有之;及明之亡,又多贰臣,王铎、宋权之辈不一而足。更为有趣的是

  ,清代初年北方之地普遍少遗民而多贰臣。据魏斐德统计,清代列入《

  贰臣传》的125位文武官僚中,有100 名出自长江以北, 占贰臣总数的80%。其中山东20名,河南7名,山西11名,陕西16名,甘肃1名(注:见《洪业——清朝开国史·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固然与明清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但不能说与当时北方士人气节观念的淡漠完全无关。如此形势,显然对北方遗民的处世方式与人格特征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山左、关中的遗民诗人中多隐士,处世方式上又略显变通,即与这种形势有关。

  淮海地区实际上是北方向南方的一个过渡地带,遗民群体的构成与人格特征都有不同于南、北方之处。遗民群体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临近黄海的部分地区,淮安、扬州、泰州等为其聚集点。与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有关,这里的遗民流动较频繁,与政府官吏来往也较密切。

  江南遗民诗群是清初遗民诗群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所说的“

  江南”,既非清初行政区划中的江南省,也非传统观念中的“南方”,

  而是把“淮海”之外的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依据

  遗民在各自生活空间中聚集成群的情况,我们主要以杜濬、邢昉为代表的金陵遗民诗群,顾炎武、归庄、徐枋为代表的吴中遗民诗群,方以智、方文、钱秉镫为代表的皖中遗民诗群,黄宗羲为代表的两浙遗民诗群,顾景星为代表的湖北遗民诗群,王夫之为代表的湖南遗民诗群及魏禧和易堂九子为研究对象。江南遗民诗群人数之多、群体特征之突出是显而易见的。以江苏为例,尽管我们以金陵、吴中两地遗民群体为审视对象,但其他各地遗民分布尚多。卓尔堪《明遗民诗》所录500余家遗民诗人中,江苏即有203家,占40%。再以浙江来说,遗民诗人强项不屈的人格特征尤为明显。这除去宋室南渡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影响外,还因这里是清初反清民族斗争支持得最久的“忠义之区”,而蕺山之学和东林气节的浸染尤为显著。从鲁王监国绍兴(1645)到张煌言抗清失败壮烈牺牲于杭州,“浙东之学士大夫以至军民,尚惓惓故国,山寨四起,皆以恢复为烽”(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华氏忠烈合状》,卷十二《七贤传》。),与清王朝先后进行了长达19年的殊死搏斗,牺牲惨重,亡国之痛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至全祖望出生的康熙后期,此地富于民族意识的清议力量仍很强大,以致一些因降清而显贵的贰臣子弟“遇故国忠义子弟则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曲折”(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华氏忠烈合状》,卷十二《七贤传》。)。生活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遗民志节自然特异独出,遗民诗歌亦自具特点。

  除江南之外,岭南、西南也是清初遗民较多、较集中的两个区域。

  仅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即得岭南遗民二百九十余人,秦光玉《明

  季滇南遗民录》又收云南遗民一百四十余人。这些遗民能诗者甚众,又

  形成岭南诗派,结有雪峰诗社,其中屈大均、陈恭尹、吴中蕃、陈佐才

  诸人均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另外,岭南、西南两地遗民逃禅风气甚浓,遗民中的僧诗创作甚为活跃。永历政权辗转岭南、西南两地长达18年的抗清斗争,是该地遗民众多、遗民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

  清初遗民诗群是一个结构形态极为复杂的社会阶层,若仅以地域为

  界将其归入某个流派或群体,尚不足以完全揭示其处世态度、生存方式

  与人格特征之差异。因此,若从遗民的生存方式入手考察遗民诗群的结

  构形态,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关于遗民的分类标准,向来不统一。标准不一,结果自然差别很大。

  归庄《历代遗民录序》将遗民归为“已仕”、“未仕”两种类型(注:

  见《归庄集》卷三。),显然着眼于遗民在故国的社会行为;后来,秦光玉的《明季滇南遗民录·自序》将滇南遗民分为六派,实际上也是依照这一标准,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另据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书籍》目所载朱子素《与友人论文书》可知,朱氏《历代遗民录》即有“孤臣”、“高义”、“全节”、“贞孝”、“知己”、“潜德”、“散逸”诸类。黄容《明遗民录》虽仿程敏政《宋遗民录》规则,分“已仕”、“未仕”两类,但其书前《自序》则又分“深潜岩穴,餐菊饮兰”、“蜗庐土室,偃仰啸歌”、“荷衣箨冠,甘作种瓜叟”、“韦布介士,负薪拾穗”(注: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类型,即着眼于遗民在新朝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这里,我们主要从考察遗民在清初的生活方式入手,参照钱穆于《明末遗民之志节》(注:《国史大纲》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的分类结果,试将清初遗民诗人分为六种类型:一为苦隐型,即明亡后栖于岩壑山林、江边湖畔或家居不出者,如徐枋、陈确、巢鸣盛、王夫之、李颙、张盖、徐夜、董樵、李柏、张岱、冒襄、申涵光等,避居日本之朱之瑜当属此类;二为僧道型,即明亡前后出家,为僧为道者,如董说、钱邦芑、熊开元、函可、金堡、方以智等;三为农隐型,即有时参加农耕生活的遗民,如魏禧与易堂九子、孙奇逢等;四为医商型,此多为凭一技之长而为生者,如傅山、孙枝蔚等;五为处馆讲学型,此类遗民或处馆授徒,或聚徒讲学,如归庄、黄宗羲、孙奇逢等;六为云游入幕型,此类遗民结构较复杂,或游走他乡,或入官僚幕中,如顾炎武、张养重、屈大均、万寿祺、阎尔梅、顾景星等。当然,以上六类,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其中身兼数任或一生数改生活方式者仍不乏其人。清初遗民的生存方式直接影响着清初遗民诗群的结构形态,也对遗民诗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

  收稿日期:199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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