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三谒龙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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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鹗继室郑安香夫人曾回忆刘鹗自述一生“三谒龙川”,但方宝川《 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提出,刘鹗谒见龙川不止三次,而有“六次” 之多。本文考订“六次”说在文献解读上有误,其考订方法及结论不能 成立,并考订刘鹗一生只见到乃师李龙川三次。

关键词:太谷学派,刘鹗,三谒龙川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刘鹗“三谒龙川”考.[J]或者报纸[N].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04):23-28

正文内容

  一、问题所在

  刘鹗与李龙川的关系,是他与太谷学派之关系的关键。他是李龙川

  晚年的拜门弟子,1882年正式拜门后三年,李龙川即于1885年去世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环节的事实需要查清,其中带有基础性而互相

  关联的,是刘鹗“三谒龙川”以及他向黄葆年提出的“二巳传道”问题

  。为解读刘鹗和现存太谷学派遗书,拙作旧文曾对之有所考订,希望能

  查清其中的基本事实及其联系,本无足挂齿。近得拜读方宝川先生大作

  《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注:方宝川、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日本]清末小说年刊(21).1998.12.),对拙作旧文予以提及并指教,感承不弃。这既促使区区对拙作旧文重新检点,也感觉这两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由于考证更兼辨证,文长繁琐,这里仅就刘鹗“三谒龙川”加以考订,故聊陈一得,以便就教于方宝川先生和学界同好。至于“二巳传道”问题则在另文续考。

  二、“三谒”或“六谒”

  刘鹗自述一生“三谒龙川”,本由刘鹗继室郑安香说出,见于刘蕙

  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下略称《长编》)(注: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8.)。《长编》光绪二年(1876)刘鹗二十岁条记载:

  继祖母郑说:“老祖自己说三谒龙川,第一次在扬州。”

  光绪六年(1880)刘鹗二十四岁条又记:

  继祖母郑说:“老祖自己说:‘曾经三次谒见龙川先生,第一次在

  扬州,第二次在泰州,二十四岁那年,即第三次,才在扬州拜从,同时

  拜门的有毛实君。在同门弟子中当时他年纪最小,因此曾刻了一方如来

  最小弟子的图章。’”

  “继祖母郑”即刘鹗继室郑安香,《长编》记载:“郑氏继祖母曾

  和我说:‘我是庚子年四月初二日(四月三十日)到你家来的,那年我三十岁,家住在上海。’……郑氏继祖母生于同治十年辛未十一月十四日(1871年12月25日),浙江乌程人,名安香,后拜从黄归群先生,又取名复履。铁云先生殁后,住在苏州望星桥下塘奉母几乎二十年。 1925年,母郑老太太死,才到天津依我家过活。年余又回苏。1935年, 又来北京我家。1940年底,又回南,住江北泰州。解放后,1952年死于淮安故宅,年83岁。她懂得音律,能吹笛度曲,又能写几句小诗,有《灵岩口号》等数首,擅长星命之学,算命时可以抡指掐算,不用书,自言出于家传。”

  刘鹗有《安香夫人名复履,为予同学友,□□四月初七日送之颖上

  。上船后,回寓,不寐,偶成二律,无所寄托而云也》二首(注:刘德

  隆,朱熹,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7.57—58.),可知她与刘鹗既是情笃之夫妻又兼“同学友”。

  当1900年她30岁嫁给刘鹗时,李龙川已去世15年了。她是能文之人,学

  派弟子,又“擅长星命之学”,也即“命理之学”——算命术。这原是

  太谷学派教义的基本内容,又称之为“至诚前知”之道。刘鹗《壬寅日记》八月二十六日:“纵谈命理。列公云:予以月上伤官为用神。其说甚符。”即属朋友间探讨“命理”。安香夫人与刘鹗夫妇相处,不免涉及学派教义和往事,刘鹗告诉她自己曾“三谒龙川”,亦不过夫妇间自由话旧。而“三谒龙川”一语极易记取。以她对刘鹗所独据的知情优势,在刘鹗的亲属中,其实连刘大绅也不及,遑论没有见过自己祖父的刘蕙孙先生。当刘蕙孙先生写刘鹗年谱时,不问自己的父亲,而问“继祖母郑”那些往事,也是情理中事,因为她是“活资料”。

  方宝川先生《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下略称《考辨》)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刘鹗谒见龙川,当至少有“六次”之多。《考辨》这么论道:

  王学钧先生《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刘鹗与太

  谷学派之关系》一文曾提出,“刘鹗一生只见到李龙川三次”。其所指

  三次即刘鹗《述怀》诗提及的光绪二年(1876)和《龙川夫子年谱》所

  载的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年(1884)。刘鹗一生仅见过李龙川三

  次吗?从现存的史料看当绝不止三次。如果将《龙川夫子年谱》和《铁

  云先生年谱长编》所载合并计算,刘鹗谒见龙川先生就有五次。

  另据《刘氏家谱·刘成忠传》说刘鹗父亲刘成忠“殁于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三日酉时”。次年(1884)刘鹗丁忧回淮安。光绪十一年年初,赴扬州,住其姑母卞氏家。一边挂牌行医,一边从龙川先生就学。王学钧《“二巳传道”考辨——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论考之一》说:“《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在光绪十一年乙酉条下记有:“去扬州,从李龙川受学”一语。此语所据材料是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七》,“新年后,先君遂去家之扬州,依戚卞氏。不得志,且无以为生,乃悬壶为人治疾,依然门可罗雀也。”这也就是说,刘大绅并未提到刘鹗在扬州“从龙川受学”。实际上,王学钧也只看到《关于老残游记·七》,而未注意到《关于老残游记·六》中:“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这段话。所以《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的有关记载并非没有根据。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加上上述五次,已知即有六次了。因此,刘鹗《述怀》诗中才会有“相从既已久,渐知叩两端”之语。否则,则难以理解。

  拙作旧文《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载北京图书

  馆《文献》双月刊1990年第3期)、 《“二巳传道”考辨》(载南京《

  明清小说研究》季刊1990年第3—4期合刊)两题本相关联,其中拙说实承“三谒龙川”说而来,不过参证《龙川夫子年谱》、刘鹗《忆丙子岁二十六韵》、《述怀》等资料,在时间、地点等细节上有所修正。《考辨》所据资料,与拙作所据资料并无不同,只是对资料的取舍、解读和考订方法很不同,故读后不由人不生为之一明之感。

  但刘鹗“三谒龙川”,而有《述怀》自述“相从既已久”,并非不

  好理解,非《考辨》所说“六次”才好理解的。比如,某人投师学艺,

  只去了一次,这一次相从的时间达五六个月之久;另一人去了十次,每

  次仅两三天。这“相从”之“时”间,谁“久”呢?若按《考辨》的算法和所谓可以“理解”者,恐怕只好说去了“十次”的那人时间“久”,因为其“次”数多。但这不合乎实际、常识和逻辑。缘故在于相从的“时”间之“久”暂和“次”数之多少,属不同概念,不好相比。将两个没有可比性的不同的概念相混淆,而欲考订人之经历,思考的前提即已不合理,所以难以“理解”了。

  三、如是三谒

  《考辨》所得出的“六”次之说能否成立,不妨先观察其考订的方

  《考辨》并没有实证考察刘鹗三次或六次谒见龙川的具体背景和具

  体情况,而是把《长编》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加以对比,认为《长编》所记刘鹗三次见龙川的情形,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拜从龙川和随侍上海的二次情形,有三处“未能相符”,而具总括性的不符在于:“《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所载三次谒见龙川先生之事,《龙川夫子年谱》皆无记载;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的拜从和随侍两事,《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亦未述及。”便据此把《长编》和《龙川夫子年谱》两书分别记载的次数相加,“合并计算”得“五次”。此外,以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所说“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为一次,相加共得“六次”。

  如果照这个方法来计算,刘鹗谒见龙川的次数,实也不止六次,此

  不具论。问题在于,《长编》所记三次、《龙川夫子年谱》所记二次和

  刘大绅所说者,果然可以这么简单相加的么?

  且看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所说“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

  州,受学龙川”这段话。照《考辨》的理解,“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

  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

  但《龙川夫子年谱》记李龙川去世的这一年的行踪却是这样:

  (光绪)十一年乙酉七十八岁。师在王锦明家。二月,王宅火,师

  家居。三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赵成、拱铨游上海,仍寓西中和里。五月,迁清和坊。毛庆藩自豫章来谒。中法和。秋七月,冥赈。先率逢源回泰州。八月,遣赵成回山东。十月二十三日,遗命。十一月初三日,寿终。十二月二十日,葬青山紫泥洼。(注:谢逢源编.龙川夫子年谱.江苏泰州图书馆藏抄本.)

  《龙川夫子年谱》由龙川弟子谢逢源编成,成书至迟在光绪十五年

  己丑(1889),此时距李龙川逝世仅四年。其跋文说:

  右先师《龙川夫子年谱》,起戊辰迄乙酉,凡七十有八年。编年为

  纲,纪事为目。人事有间,天时无间。道统之源流,学人之考绩,嘉言懿行,据事直书。己未以前事实闻诸夫子,丙寅至丙子十年,离群索居,仅得大略。丁卯而后,南北追随,未离左右。呜乎!逢源事夫子年最久,迹最亲,管窥蠡测,知不足知,特恐人往风微,传闻互异,不且久而愈失其真乎?言念及此,究不敢以不文辞而默焉无述也。……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门下溧阳谢逢源再拜言

  谢逢源是咸丰九年(1859)李龙川五十二岁时拜门。跋文中所说“

  丁卯”系同治六年丁卯(1867)。这之后,他“南北追随,未离左右”

  。从年谱的行文来看,这之后对李龙川行踪的记载颇详。本年这样的记载,在时间和行踪上显然是连续的。这年李龙川不在扬州。王锦明家和李龙川自己的家都在泰州。三月(下文具体记述经过时写作二月,原文如此),他率弟子去游上海。七月返家后,他病倒不起,十一月初三就死了。

  如果追究这年“年初”李龙川的详情,则《龙川夫子年谱》对上述

  各条都有具体记载,这也是《龙川夫子年谱》的一种体例。云:

  昼堂(按即王锦明)家后有小园,向南得精舍数椽,师常起居其中

  ,日与二、三子作叶子戏,曰:“花糊取河图,一六生成之数。参五错

  综变化无尽。”自庚午至乙酉十有五年无虚日,虽岁除元旦不间焉。晚或继烛一枝,师精神照察始终不少衰,胜负不累千万而较及锱珠,局终则弗计焉。入局诸子莫不小心将事,罔敢神驰於外。则信乎赌场亦道场也。

  昼堂院后有牡丹十数本,根下吉祥草暗长潜滋,自花自实。同人嫌

  其以莠乱苗,嘱昼堂芟之。次日,师见草去,询知其故,乃吟曰:

  “除我窗前草,天花迟不来。牡丹人尽爱,斗室为谁开?”为太息

  昼堂事师甚笃。夫人唐亦谙师食性,日率女治羹汤,无间寒暑。师

  每食必嘉其诚。以故先后十余年,安之若家人,父子无急言遽色。一日

  ,方为局戏,忽掷叶子怒曰:此后誓不在此。遂步归寓所。同人莫解其故。不三日室毁于火。

  二月(按,上文写为三月,原文如此)师率诸人游上海,意常不乐

  。命建安及逢源於风尘中访求人才。久亦弗得。

  时沪上有贾某以洋务起家,累赀二十万,尝以七千金买妓为妾,设

  立乩坛举行善事。因实圃介见愿受业焉。师曰:必以万金为贽,否则不

  许也。实圃以告贾,不果来。未几病殁。其妻与妾争讼累年,家产尽绝

  原来,这年年初,李龙川在弟子王锦明家天天和弟子们玩叶子戏赌

  博呢,据说“赌场亦道场”,而且连赌十五年无虚日,连除夕、春节也

  不间息。他定居泰州后,在王锦明家住了十余年。今年初他从王锦明家的赌桌上突然发怒离开,回自己家去了。不知何故,后来王家失火。这在太谷学派中有特别解释曰“至诚前知”。然后他率众弟子去了上海。这位“圣人”赌瘾不小,嫖瘾也大。他晚年爱去上海,甚至以“圣人”而“飞车拥妓”,招摇过市。今年初,他以七十八岁老翁,临死的这一年,到了上海还命自己的弟子为他在“风尘中访求人才”,也就是在妓女中为他找侍妾。至于钱,自然由弟子们付,这在太谷学派中叫做“辅翼圣功”。下文有记,后来竟没有找到他满意的妓女,他老人家还愤愤撒娇,大光其火。

  那么,刘鹗本年初在扬州如何能够“谒见”到在泰州赌叶子戏,在

  上海找妓女的李龙川,而且还“受学一次”呢?不但如此,刘鹗也没有

  去看望病中的李龙川和参加治丧,这在龙川弟子中惊天动地的大事。

  现在,不妨把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六》的那段话的前后多引一

  点,因为他是在这个场合下按这个宗旨提到刘鹗“受学龙川”的:

  迨先祖迄病解组,全家侨寓淮安,先君随侍归里,益肆力于学,家传

  者如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天文、医学、兵学,先君俱诣臻精绝。

  后纵览百家,学既恣放,言论自不同人。于时事观察犀利,识见亦远到,以是又有狂人之目。先祖既殁,先君以事赴扬州,受学龙川。后复穷力内典,归宗于《易》。至是先君之学又一化绚烂归于冲简。而先君任天下之心,亦一变为悲天悯人。故投效河工,实出于悲悯一念,初非家食不足也。

  刘大绅是在概述刘鹗一生的出身、经历、学问和信仰演变时提到“

  受学龙川”的。其中误记也很明显。刘鹗本先于乃父归淮安,刘大绅误

  记为“先君随侍归里”。而“受学龙川”,在刘大绅的行文语境中,只

  在表明刘鹗是在刘成忠去世后,去扬州办事,才在扬州开始受学龙川。

  然而这在时间上属误记。而其本意,不过说刘鹗曾是龙川弟子,因此在思想信仰上发生了变化,与《关于老残游记·附言》所说“盖吾先人自受学龙川以后,即届超凡入圣境地”同一用意。他并没有说到刘鹗一生中有几次谒见龙川,而且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一文,虽然是刘鹗研究的重要文献,但对于考订刘鹗几次谒见龙川,却没有什么作用。

  那么,刘大绅这样的语境和语义的说法,能算作《考辨》之所谓另

  外“一次”吗?再以此证诸《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一条所记李龙川的

  本年行踪,《考辨》所谓“这说明刘鹗在李龙川去世那年年初,尚在扬州谒见受学一次”,能否成立呢?

  刘鹗《述怀》有:“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弱冠”是虚龄二十岁,时在光绪二年丙子(1876)。但此说有时间,无地点。而安香夫人的回忆“第一次在扬州”,则又有地点、顺序而无时间。刘蕙孙先生将二说互补,在《长编》光绪二年(1876)二十岁条记载:“至扬州谒见太谷学派李龙川,执贽从龙川就学。”

  《考辨》在引用了刘鹗《述怀》后,写道:“该诗诗意明了,颇易

  理解。先师刘蕙孙教授据‘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推证,刘鹗是在光绪二年(1876)二十岁时,第一次谒见并拟拜李龙川的。”可知方宝川先生对《长编》也没有细读,一句话竟出现两处错误。《述怀》所云时间明确,无须“推证”,《长编》也并未“推证”。“执贽从龙川就学”是对“束脩事龙川”一语的翻译,有正式拜门之意。“执贽”即执“脩金”拜门,并不是“拟拜”。“拟拜”是打算拜而尚未拜,但《长编》和《述怀》都没有这个意思。《考辨》的这一误解,对以后的考订不利。

  参证刘鹗《述怀》和安香夫人所说,可以确定,刘鹗有初谒龙川一

  事。这事《龙川夫子年谱》无载,但可以在体例上得到解释。年谱对来谒而未拜门者,存在不载的现象。如王锦明的两位族弟王锦云、王锦春,于同治十二年拜门时才予记载,而前此已从李龙川“拜经十余年”,即属这种情形。

  安香夫人说“第二次在泰州”,则有地点、顺序而无时间。《长编

  》也许感到无法系年,便采取了“阙如”的办法,干脆不予落实,便直

  接跳到第三次谒见,于光绪六年二十四岁(1880)记:“赴扬州第三次

  谒见李龙川,与毛庆藩同时拜从。”根据便是上引安香夫人的“三谒龙

  川”之说的第三次。此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记有不符之处。《龙川夫子年谱》记载:

  (光绪)八年壬午七十五岁。秋,张国英请游上海。丹徒刘鹗来。

  泰州高尔庚来。命授泰阶、泰鼎读。鹗字云抟,尔庚字星仲,州禀生。

  按《龙川夫子年谱》体例,这表明本年刘鹗正式拜门,被接纳为门

  弟子。这一年刘鹗二十六岁而非二十四岁,且早于毛实君(庆藩)一年

  拜门,也不在扬州而在泰州。这都是与安香夫人所说的不符处。

  尽管安香夫人所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载有这些不符,但有一点

  相符,那就是两者指谓着同一事件,即刘鹗拜门这一事件。这个事件是

  唯一的。《考辨》据这些不符而将两者相加,加出的二次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刘鹗分别于二十四岁和二十八岁各拜门一次。

  可是刘鹗一生可能两次正式拜门吗?自然不可能。然而《考辨》没

  有意识到同一事件被自己加成两个事件,相加的结果导致了明显错误的

  结论,同时再一次表明这种简单加法的似是而非。

  《龙川夫子年谱》载刘鹗于1882年拜门,而安香夫人回忆在二十四

  岁1880年拜门,两者所记的拜门时间歧异,这可以得到解释。如果以《

  龙川夫子年谱》的文字记载为准,则可以说安香夫人的回忆存在时间的

  误记,刘鹗并非二十四岁,而应是二十六岁拜门。对于数十年后的回忆来说,此类细节上的误记是可能的。这与刘鹗所记“束脩事龙川”的误记一样,他并非二十岁时而是二十六岁时才正式拜门。

  在“三谒龙川”中,除了初谒龙川、正式拜门,还有一次谒见龙川

  ,即“第二次在泰州”。这意味着刘鹗在拜门之前曾第二次谒见李龙川

  ,但拜门后就没有去再见。但《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年条载:

  四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黄樨、刘梦熊、刘鹗、赵成、

  拱铨游上海,寓西中和里。四月,命陈士毅奉经诣芦台,黄葆年奉经诣

  遵化。五月,师长子汉章卒於扬。六月,中法失和。八月,师回海陵。

  樨字木犀。梦熊字渭卿,鹗之兄也。师命各写经一部。

  由此可知刘鹗是引见自己的兄长刘梦熊在泰州拜从李龙川,而后又

  一同随侍龙川游上海。这与安香夫人所说“第二次在泰州”,只有泰州

  一点相符,而顺序不符。

  《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谒见龙川,只有两次,这与“三谒龙川

  ”并不冲突。上文已证,“三谒龙川”说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载的次

  数在事实指谓上有包含性,在具体时间上存在误记,而《考辨》的那种

  加法却属似是而非,《龙川夫子年谱》所载二次尚不足以构成推翻安香

  夫人所说的“三次”的证据。因而可以存在一种解释:刘鹗自述曾“三谒龙川”,除初谒龙川、正式拜门外,还有一次,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这一次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即他在拜门之后的光绪十年随侍龙川由泰州去游上海。从而,《龙川夫子年谱》所记刘鹗两次谒见龙川,尽管与“三谒龙川”说的具体时间等细节有不符之处,但在次数上却包含在“三谒”之中。

  《考辨》欲推翻安香夫人回忆的刘鹗自述“三谒龙川”一说,其勇

  可佳,只是资料及对资料的解读和考订,至少在目前尚不足有为。不知

  方宝川先生以为如何?

  收稿日期:199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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