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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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Immigrant Characters in West-Lake Novels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HU Hai-yi (Chinese Language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有着深厚的怀旧情结与同乡情谊。其原因有:战争移民与经济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量文人(包括小说家)因宦游、谋生而寓居杭州。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西湖小说,明末清初,人物形象,外来移民,West-Lake novels,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char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J]或者报纸[N].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46-50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7)02-0046-05

  “西湖小说”一词最早为明清史学家谈迁提出。他在《北游录·纪邮上》中说杭州人周清源“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这里,“西湖小说”特指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此后,这一概念罕有人论及。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提“西湖小说”。[1]在此,笔者将“西湖小说”界定为:以西湖或杭州为主要的故事发生地,且出现西湖场景的小说。它包括“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相关白话短篇小说,《情史》等相关文言小说,以及《麴头陀传》、《集咏楼》等章回小说。它以鲜明浓郁的地域色彩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但主要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

  一、移民化倾向的具体表现

  西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这一独特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所占比例高,并且涌现出大量的光辉典型。在笔者研究的111篇 (部)西湖小说作品202位主要人物形象中,外地人多达110位,占54.5%,杭州本地人仅有72位,只占35.7%(另有20位的籍贯不详)。外来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宋代旧京汴梁人氏最多,上至宋高宗、黄杏春等帝王贵族,下至秦重、莘瑶琴等贩夫走卒与烟花妓女,共有14位。移民中有许多正面形象。地域特色颇浓的西湖小说并不歧视移民形象,反之,移民中涌现出的大量的光辉典型被小说作者热情讴歌,如“试鉴清池血欲丹”的岳州徐君宝夫妇、[2](P190)“如法了得,古佛出世”的太原人氏明悟禅师、[3](P90)“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魏鹏[2](P506)等等,可谓灿若群星。这些为小说作者所钟爱的移民形象,带着耀眼的光芒,大量地活跃在西湖小说当中。他们富有人格魅力,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被作者高度评价,热情赞美,并不惜笔墨地加以渲染衬托,形象丰满。

  其次,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寄托了外来移民浓厚的怀旧情结。一方面,外来移民深切地眷念故土旧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观念。“西湖流寓似飘篷”,故土永远是外来移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挥之不去的牵挂,他们因此而执著地保留着原有习俗。《清波别志》卷2载:“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在西湖小说中,宋高宗赵构无疑是最为显赫的移民。《西湖二集》、《麴头陀传》等篇章详细叙说了这位皇帝移民的流落经历和复杂心态。“靖康之变”时,赵构仓皇南逃,颠沛流离,几经周折后定都杭州。尽管西湖小说严厉批评了宋高宗作为“大宋皇帝”的身份无视国家的根本利益与自身的政治使命,“只是燕雀处堂,一味君臣纵逸,耽乐湖山”,但也真实细腻地刻画了赵构作为汴京移民的深切怀旧情结。“汴京遗制动天颜”,宋高宗在西湖畔建造宫殿,尽管与汴京地形迥异,但“仍与汴都一样”。另如:

  一日太上游湖,泊船苏堤之下,闻得有东京人语音。遣内官召来,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监认得他是汴京樊楼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鱼羹,奏知太上。太上提起旧事,凄然伤感,命制鱼羹来献。[3](P587)

  在烽火绵延千里之外的杭州能品尝到汴京宋五嫂的鱼羹,重新体验昔日京都旧俗,引发了这位战乱移民“凄然伤感”的思乡怀旧之情,“自此以后,每游湖上,必要宋五嫂的鱼羹”。偏安归偏安,军政大事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作为移民身份的赵构其时的内心世界是真切感人的。诸如“相随宝驾共南迁,往事能言旧汴”此类带有鲜明旧京遗风的商贩店铺在杭州数不胜数。据《都城纪胜·食店》载,临安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宋刊荣六郎本《抱朴子内篇》末有牌记:“旧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另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载,王家绒线铺、乐驻泊药铺、陆太丞儒医、李七儿羊肉与大瓦子水果子等“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者”均系汴京人南迁后重新开设,沿用汴京旧名,以招徕旧京的老顾客。北方移民带着思乡怀旧之情常来光顾,体验昔日的故土风情,使得这些店铺生意兴隆。在“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痛苦等待中,这里成了旧京移民遥忆故土家园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外来移民对乡音执著保留。乡音是外来移民情系故土家园的一根重要纽带。如前文所述宋高宗“闻得有东京人语音”而勾起故土之思,立即召见旧京老乡。在杭州卖油的汴京移民秦重,“听得问声,带着汴梁人的土音,忙问道:‘老香火,你问他怎么?莫非也是汴梁人么?’”[4](P58)足见汴京移民对乡音的极度敏感。“乡音无改鬓毛衰”,汴京移民即使定居杭州多年,浓浓的思乡之情使他们的口音不但没有被吴侬软语同化替代,反而深刻地影响了杭州语音。郎瑛认为:“(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5]徐松也说:“兼音乐杂以女真,导致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6]外来移民将乡俗乡音带到杭州,执著地将其保留并发扬光大,以此表示对故土家园的深切怀念。

  最后,外来移民十分珍重同乡情谊,同乡互助常被小说作者当作主要的优秀品德着力渲染,并传为佳话。“自寓西湖肠已断,玉楼休度凤箫声”,在艰难的岁月里,外来移民飘泊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为生存而苦苦地挣扎。他们渴求关照与帮助,老乡相助也就弥足珍贵。对家乡的深切怀念,使外来移民对来自故土的老乡有着油然而生的亲切与强烈认同,这是外来移民互助救难的心理基础与情感条件。宋五嫂本是个卖鱼羹的普通老妪,“太上因是汴京故人,遂召到御舟上访问来历……食而美之,遂赐金钱十文,银钱百文,绢十尺”。高宗的赏赐具有非同凡响的广告效应,给这位汴京老乡带来了无尽的商机和巨大的财富。“此事一时传遍了临安府,王孙公子,富家巨室,人人来买宋五嫂鱼羹吃。那老妪因此遂成巨富。”老乡情谊给宋五嫂带来了浩荡皇恩,是乡情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与一个贫穷孤苦的卖羹老妪联系在一起。秦重得知莘瑶琴是汴京人时,“触了乡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莘善夫妇流落杭州,处在“身边盘缠用尽,欠了饭钱,被饭店主终日赶逐”的困窘之中,还是老乡雪中送炭,“秦重问了备细,乡人见乡人,不觉感伤”。秦重立即慷慨相助,答应说“既然没处投奔,你老夫妻两口只住在我身边,只当个乡亲相处……”[4](P58)并赠钱还债,收拾房间安顿好这对“凄凄惶惶,东逃西窜”的同乡老夫妇。乡情给了这对流落异地,饱受苦难的老夫妇温暖和慰藉。

  二、移民化倾向的成因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这在地域特色浓厚的西湖小说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独特现象。试析其原因如下:

  首先,南宋时期战争移民大量涌入。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金人铁骑之下,“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菽粟犁枣,亦无人采刈”,[7]北方人民遭受了极其深重的兵燹灾难。《三朝北盟会编》载:“闰十一月,开封陷落,百姓军人夺万胜门奔逃者达四万余人。”[8]中原百姓“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9](卷23P430)《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描述道:“虏势愈甚,打破了京城,劫迁了二帝。那时城外百姓,一个个亡魂丧胆,携老扶幼,弃家逃命。”接下来以莘善一家逃难杭州为典型:“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担渴担饥担劳苦,此行谁是家乡?”[4](P35)详细描绘了一幅乱世难民逃生图。沦为战争难民的北方人民随着宋高宗颠沛流离,“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9](卷131P4340)几经辗转,大多寓居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如莘善一家被乱军冲散后,莘瑶琴被拐卖到杭州的一家妓院;莘老夫妇在久经飘零之后,“闻临安兴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彼。诚恐女儿流落此地,特来寻访”;宋五嫂是“建炎中随驾南渡,如今也侨寓苏堤赶趁”;黄杏春也是“从汴京扈驾而来,住于六部桥”。每次大的军事行动都会造成大量北人南迁。南宋政府也多次将大批战争难民迁移南方,前后持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于土著。”[10]陆游也说:“大驾初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西北士夫,多在钱塘。”[11]关于当时侨寓杭州的移民人数,葛剑雄认为约有十八点九万户之多。[12](P292)

  其次,发达的杭州经济吸引了大量的经济移民。自唐宋以来,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以及附近地区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京杭大运河是交通命脉之一,它以杭州为起点直达北京,沿途的苏州、无锡、扬州、临清、天津等城市,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浙江各地的商品流向杭州,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地。《万历杭州府志》载:“杭州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舟行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以至于“杭民多半商贾”。[13]同时杭州又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明中叶的赵子明与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均由此将丝织品远销日本等地。如此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大城市,自然使各地商人趋之若鹜,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移民,“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梦粱录》“恤贫济老”条说“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型世言》第26回中称杭州“南柴北米,东菜西鱼,人烟极是凑集,做了个富庶之地……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桥设立批验盐引所,称掣放行,故此盐商都聚在杭城”,主人公徽商吴尔辉就“寓居杭城箭桥大街”。《西湖二集》中也说:“高宗南渡而来,妆点得西湖如花似锦,因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贾无不辐辏。”[2](P384)

  以徽商为例,杭徽毗邻,水路可直达,往来非常便利。《康熙徽州府志》记载了大量发迹于杭州的徽商。如许光禄,“用盐,贾武林”;朱介夫,“父性山,盐客武林”;吴钕拙,“其盐贾,三岁一更,则又徒钱塘”;等等。徽州商盐在杭州有自己集中的聚居区“徽州弄”,因其“地滨大河而近盐桥,有徽州盐商居此”而得名。在钱塘江畔又有一个徽州塘。素称“五杭”特产之一的杭剪“惟张小泉一家而已”,而张小泉祖上也是徽商。《塘栖风土记》卷2载:“徽杭大贾……骈辏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元代初年,大批北方人蜂拥而至,南下到这片新征服的土地谋生。《元史·崔彧传》载:“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已经超过北方总户数的十分之一。有元一代,北人南流的趋势未曾中断,可谓“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州半是汴梁人”。[14]

  最后,杭州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人(包括小说家)因宦游、谋生而寓居杭州。杭州在南宋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元代曾是江淮行省的治所,明代作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康熙元年为浙江省会。各地文人奔赴杭州应试,候差补官,博取功名,这些西湖小说中多有叙说。如赵雄“意兴发动,负了技艺,便要走临安来应举”;[2](P70)潘用中“是闽中人,随父亲来于临安候差”;[2](P224)又如《情史·西湖女子》中,江西某官人“赴调临安都下……又五年,又赴京听调”。此类情况十分常见。宋代以来,作为文化中心之一,兼有西湖山水冠绝天下,杭州也就成了文人游历、治学的理想之所。《都城纪胜》“社会”条载:杭州有著名的西湖诗社,成员“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绍兴人杨铁崖“素爱西湖山水之美,挈妻子住于吴山之铁崖岭,遂号为‘铁崖’……建层楼积书数万卷,日日在西湖游玩,无春无冬、五日无夜不穷西湖之趣,竟似西湖水仙一般”。[2](P430)天下文人对杭州趋之若鹜,这在西湖小说中多有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有大量的北方文人喜欢寓居杭州,因“山川风物之美……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15]如关汉卿、马致远和白朴等剧作家,还有萨都剌、迈里古思等少数民族诗人。此外,杭州还是小说创作、刊刻与消费中心之一,许多小说作家与书坊主也寓居杭州。李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清顺治八年(1651),李渔举家移居杭州,开始了“卖赋以糊口,吹毫挥洒,怡如也”的生涯。[16](卷5P215)为了维持全家几十人的生活,李渔对通俗文学创作十分勤奋。他在杭州期间,创作了《无声戏》、《十二楼》等小说,还有《怜香伴》、《风筝误》等传奇。这不仅使李渔获得了充足的经济来源,维持全家奢华的物质享受,而且使他声名远播,“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16](卷1P1)可谓名利双收。后来李渔移居南京,晚年又怀着对杭州生活的无限眷恋,“老将诗骨葬西湖”,终老杭州。由此可以看出,西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与明末清初下层文人这个移民群体(包括职业小说作家和书坊主)在杭州的生活轨迹与精神面貌不无关系。

  三、移民化倾向的社会文化意义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首先,从移民化倾向可以透析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发展繁荣的历史规律和前进动力。对此,移民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与“靖康之变”所引发的三大移民潮,都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移民的大量到来首先是促进了迁入地经济的发展。南方在宋代以前经济一直十分落后,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这一现象的改观得益于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据《唐国史补》记载,越州一带“不工机杼”,丝织业十分落后,北方织妇南嫁后,“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由于北方移民的筚路蓝缕之功,到了宋代,南方已是“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9](卷42P2230)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移民的作用功不可没。杭州从有史载的秦代至六朝长达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它一直是会稽郡或吴郡的属县,地位曾经不及吴兴、金华;到了高宗南渡后,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马可波罗眼中“世界上最富丽名贵的城市”。《警世通言》第23卷中称:“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钱塘,改名临安府,称为行在。方始人烟辏集,风俗淳美。”又说:“高宗南渡而来,妆点得西湖如花似锦,因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贾无不辐辏。”[2](P384)西湖小说详细叙说了以宋高宗为首的南渡移民对杭州的建设之功。

  其次,移民促进了不同地域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外来移民为迁入地的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与发展因子。“这种通过移民建立起来的联系远远超过一般的物质交流与人员往来,逐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感情和观念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移民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12](P586)这种移民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又长远,移民在慢慢融入迁入地社会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影响该地的地域文化。如在小说史上与说话艺术密切相关的“瓦舍”就是外地移民带来杭州的。《梦粱录》“瓦舍”条载:“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乐妓,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可见西北文化与东南文化交汇融合的痕迹。永嘉杂剧在南宋初期传入杭州,《钱塘遗事》所记“《王焕》戏文盛行都下”,引起“贪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随着永嘉杂剧的传入及其逐渐吸收越地声腔的表现形式,该剧最终发展成为了南戏的发端。田汝成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17]王士性认为杭州人的消费观念与西湖旅游文化的兴盛“大都渐染南渡盤游余习”。[18]这些都是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在西湖小说中,作者在描绘西湖的繁盛之余,总会情不自禁地慨叹“亦东都遗风也”。[2](P224)正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促进,才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移民是这一进程中重要的传播媒介与推动力量之一,这在西湖小说中有着生动鲜活的体现。

  再次,移民化倾向显示出吴越民族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吴越民族自古就能超越固步自封的狭隘地域观念,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大量任用外来贤才。吴国的开国君主就是来自中原的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王梦寿任用晋国派来的楚国之臣申公巫训练军队,接受中原的战术,吴王阖闾重用楚入伍子胥、齐人孙武,越王勾践重用楚人范蠡等事例,都表现出吴越人民的思想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一部吴越史就是外来移民推动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与发展繁荣的历程。与中外移民史中层出不穷的排外冲突相比,西湖小说中的外来移民在杭州反而倍受重用。这种开放包容的民族心态在杭州尤为明显,它使这座城市能敞开广阔的胸怀接纳许多陌生的群体,较少地对外来移民产生排斥与歧视,使本土与外来能够和谐相处,并相互交融,共生共长。西湖小说中多次称赞汴京语音是北方移民思乡怀旧,老乡联谊的情感纽带。到了明代,其它东南城市,如苏州、扬州的北音早已消失,但杭州的北音依然顽强地保留,“至今与汴音颇相似”。[5]而且,数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杭州还是吴方言区中的“北音孤岛”。

  最后,移民化倾向为古代通俗小说的起源、传播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一,据现存史料,从唐代长安的“说《一枝花》话”到北宋汴京的“勾栏瓦市”,南宋临安的“瓦舍众伎”,再到话本小说这一发展嬗变的时空历程,移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媒介载体与推动力量。如前文所述与说话艺术密切相关的“瓦舍”就是西北军士南渡带到杭州的。应该说,话本小说的兴起离不开这批南渡军人移民的贡献。其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先天具有浓厚的商业消费性质,其发展传播也依赖城市经济与商品流通。这其中,作为经济移民的商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杭州自唐宋以来,兼具商业城市、移民城市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诸多优越条件,在古代通俗小说发展史上富有典型意义。因此,站在移民文化的视角对此进行探讨不无启示。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杭州这个移民化的社会,移民的悲欢离合自然被深切关注,小说创作由此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又具有广阔的市场。加上小说作家与书坊主中也有许多外来移民,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世界也就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杭州本土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使本土与外来文化能够和谐相处,共生共长。外因与内因的作用,使得西湖小说呈现出鲜明的主要人物形象非本土化倾向。

  收稿日期:2006-11-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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