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适楚及其文学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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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Literary Deduction on Confucius' Visit of the Kingdom of Chu

内容摘要:孔子适楚的时间、空间有限,但却是儒学史和楚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叶公子高与孔子有关“直躬”的讨论,反映出楚文化与儒家学说处理忠孝问题的差异。楚昭王欣赏孔子,令尹子西则表示反对,折射出楚人接受儒学的复杂心态。同是遭到排斥,但从中可以看出,齐、楚文化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不同。齐国既排斥孔子又否定儒家,楚国虽然疏远孔子却认可儒家。《庄子》对孔子适楚进行了文学演绎。《论语》及《庄子》所出现的北楚隐士,表现出鲜明的逃离社会,与现实决绝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孔子,楚国,楚文化,文学演绎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孔子适楚及其文学演绎.[J]或者报纸[N].北方论丛,(2):16-2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3)02-0016-06

  春秋晚期,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以推行儒家学说,曾经抵达楚国。通过孔子及其弟子适楚的交游与见闻,可以透视儒家与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同时,楚地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考察孔子入楚见闻及其文学演绎,可以从地域文化角度透视儒、道思想的差异之处,并且多方位揭示楚文化特点。

  一、孔子适楚的轨迹考证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明年,孔子自蔡入叶[1](pp.1927-1928)。

  这段文字把孔子入叶的行程交代得很清楚。孔子先是在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从陈国迁于蔡,第二年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自蔡入叶,时年62岁。孔子到达蔡国的前一年,即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蔡迁于州来,即今安徽凤台,亦称下蔡,成为吴的附属国。而据《左传》的记载,蔡迁州来的时间更早,在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十一月。如此看来,孔子从陈入蔡,是进入迁都州来的下蔡。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是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自蔡入叶,此时的蔡国已经不在州来,而是迁到了别处。《左传·哀公四年》有如下记载: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

  杨伯峻先生注曰:

  杜注:“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为邑。致之者,会其众也。”负函,据《汇纂》,当在今河南信阳市,县境。据江永《考实》,缯关在今河南方城[2](p.1626)。

  楚国为了经营北方,把位于方城之外的居民迁到方城,把蔡国居民迁到负函,当时的借口是吴国将溯江而上,如果不及时迁徙,日后便要奔亡逃命。“负函”,杨伯峻先生引《汇纂》之说,认为是在今河南信阳。可是,那里位于淮水之南,楚国的要塞大隧、直辕、冥轭都在这一带。楚国是担心蔡人投吴而令其迁徙,不可能把它置于要塞之地,因此,蔡所迁入的负函不应在信阳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今河南叶县处标有函氏[3](p.25),此地当是蔡国所迁入的负函。负函南距叶地不过二十左右公里,孔子自蔡入叶,是他随蔡人迁到负函之后的事情。负函离叶地很近,所以,孔子有机会到叶地,与叶公子高进行交往。

  《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至楚有记载: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1](pp.1930-1932)。

  此记载对孔子至楚的情况交代得很清楚。当时楚昭王率兵救陈,驻扎在城父。杨伯峻先生注:“此乃北城父,……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平顶山市西北”[2](p.1633)。城父与蔡人所居的负函之地相邻,东距陈地不过百公里。孔子当时处于陈蔡之间,与城父相距很近。楚昭王是在率兵出征,驻扎在城父期间征召孔子。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派子贡向楚方求救。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与昭王在城父见面。

  由此可见,孔子至楚,并没有到达楚国的郢都,而是在北楚之地城父见到楚昭王而已。蔡人所迁居的负函,昭王驻扎的城父、叶公所在的叶地,均在今河南的平顶山、叶县一带,彼此距离很近。孔子的入叶至楚,活动地域极其窄小,局限于楚地北境。孔子是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入叶,楚昭王逝世后离开了楚地,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孔子的南适楚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

  二、孔子与叶公子高的交往及传闻

  早期典籍对孔子适楚的记载,有的合乎历史事实,可称为历史叙事;有的则是出于虚拟,或者虚实参半,可称为文学演绎。对于孔子适楚的历史叙事与文学演绎,涉及楚国君主及其臣属,以及平民阶层。其中,《庄子》既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属于楚文化系统内的文学经典,成书较晚,因此,他们与孔子交往的传闻,大量地被载入《庄子》一书中,从而由历史人物变成文学作品的角色。尽管这些人物的形象各有特色,但都体现出鲜明的楚文化属性,成为楚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孔子及其弟子适楚,所交往的楚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叶公子高。

  叶公子高所居之地叶与蔡,空间上比较接近中原,对于周文化多有接触,心理上易于接受来自周文化系统的儒家思想,因此,叶公子高对孔子的观点,往往采取钦服遵从的态度。

  叶公子高仰慕孔子的才学识见,特别想了解孔子。据《论语·述而》记载:

  叶公子高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而”[4](p.71)。

  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以看作孔子的人生宣言,也是孔子积极入世精神和乐观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史事材料当是采自具有实录性质的《论语》,由于此材料在孔子入楚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从而被纳入孔子的传记中,进一步增强了历史真实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司马迁根据孔子一生经历与追求所做增益,更强化了孔子积极好学的入世精神气质。

  关于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的故事,在《论语·子路》篇有相关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4](p.139)。《墨子·耕柱》篇亦有相关记载。《韩非子·难三》记载尤细,叶公子高、鲁哀公和齐景公相继向孔子问政,孔子却给出三个不同的答案,其中,针对叶公子高的回答是:“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5](pp.904-905),这是基于叶地政治现状而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都亦可称邑”[2](p.242)。这里的都,即是指称叶公所受封的叶邑,叶都大而楚国小,并不是说叶都真比楚国大,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孔子敏锐地看到,楚国的政治局势两不相称,告诉叶公子高应该安抚境内人民,吸引境外百姓,从而形成政治上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实现楚国的整体强大。孔子之所以把“近者悦,远者来”作为叶公应遵循的执政纲领,还和叶地特殊的位置、作用及居民构成有着密切关联。《左传·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对此,杨伯峻先生注曰:

  《会笺》云:“是年楚子迁许于析,更以叶封沈诸梁,号曰叶公。定五年叶公始见于《传》,哀四年再见,十六年又见,盖自是为楚重镇矣”[2](p.1400)。

  叶公子高是在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始封于叶。在此之前,那里是许人所居。《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许灵公畏偪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2](p.877)。许人迁入叶地是在鲁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下距沈诸梁封于叶已长达50年之久。沈诸梁是在许人迁出叶地之后被封为叶公,下距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已有34年。叶地的居民成分比较复杂,那里有当地土著,许人迁走后还会留有本族遗民,叶公子高也必然会携带一批楚人入住。叶地居民成分复杂,又是楚国北方重镇,因此,保持此地的平稳与安定,显得非常重要。孔子的回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道出了叶公子高为政的第一要务。“近者悦,远者来”的执政纲领,对于楚国北方重镇叶地而言,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

  叶公子高与孔子论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对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4](p.139)。叶公子高对孔子讲述了一个法律与血缘相冲突的故事:楚人直躬告发他的父亲盗羊,孔子认为,此举不当,应该父子相隐。证,意谓检举、揭发。攘有随顺、因循之义。攘羊,意思是顺势行窃而盗羊,相当于成语“顺手牵羊”。所谓直躬者,人如其名,应指亲自践行公平正义的人。此处,直躬的直,与孔子所说“直在其中”的直,需加以区别,杨伯峻先生解释道:“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之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4](p.139),可见,两个“直”代表不同的理念,后者带有儒家特定的哲学意蕴色彩。

  这个故事在《韩非子·五蠹》篇和《吕氏春秋·当务》篇中的结局,迥然有异,前者令尹诛直躬,后者楚王不诛直躬。刘宝楠《论语》注:“宋氏翔凤《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6](p.536)。宋翔凤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叶公子高对孔子的观点表示接受,是因为直躬的行为有违儒家所推行的血缘伦理观念。

  叶公子高与孔子有关直躬案例的讨论,反映出楚文化与儒家学说的重要差异,忠和孝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吕氏春秋·高义》记载,楚士石奢放弃追捕杀人的父亲,自愿请死于楚廷。这则传说还见于《韩诗外传》卷二、《新序·节士》、《史记·循吏列传》。传说石奢是楚昭王的廷臣,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对忠孝所做的选择却明显不同。另外,《韩诗外传》卷十也记载来了一个忠孝两难全的故事:楚人申鸣以孝闻于楚王,楚昭王因此任命其为左司马。白公挟持其父,威胁其参与暴乱,申鸣则不顾父亲安危而剿杀白公,最后,辞谢楚王之赏,自刎而死。楚国白公之乱发生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于此年。传说中的楚士申鸣和孔子处于同一时段,年辈晚于孔子。申鸣同样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之中,他在选择尽忠之后自杀而死,以此表达不能尽孝的愧疚。石奢是先尽孝,因不能尽忠而死。申鸣是先尽忠,因不能尽孝而死。在位置摆放上,忠和孝同等重要,二者不能两全,宁肯选择死亡,也不苟且偷生。《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伍氏家族复仇的故事中,楚平王的奸臣费无极诬陷伍奢谋反,并把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召伍尚、伍员兄弟前来,企图把他们全部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伍尚选择了尽孝,返回之后与父亲一道被杀。伍尚为其弟伍员选择的则是为父复仇,伍员也接受了这种选择,既然不能尽孝,根本不考虑尽忠,把楚君作为复仇对象。伍尚、伍员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忠孝不能两全情况下所做的选择,也与儒家的观念不相一致。

  上述事实表明,在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他本人在忠与孝位置的摆放上已经有明确的观念:孝重于忠,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以孝为先,宁肯为孝而放弃忠。而在当时的楚地,尚没有形成这种明确的共识,因此,在忠孝出现矛盾之际,出现了多种选择。叶公与孔子所谈论的直躬举报父亲的案例,说明楚地以孝为先的理念尚未确立,孔子则以儒家的立场对直躬的做法提出非议。孔子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实质上是以血缘为重为先。此是古代社会里常论不休、常辩不衰的忠孝两难全的话题。《孟子·尽心上》写孟子弟子桃应之问,将舜置于忠孝难以抉择的境地。孟子认为,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犯法后,舜会选择背着父亲逃匿,而舍弃天下,欣然快乐地隐居于海边。后世的一系列法令,将父子相隐的血缘伦理观念进一步制度化,《盐铁论·周秦篇》记载:“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夫闻父子之相坐也”[7](p.59)。可见,儒家所倡导的父子相隐观念,在后世血缘关系占主导的传统社会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孝悌父母的伦理道德。

  关于叶公子高出使齐国请教于孔子一事,《庄子·人间世》记载: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公元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8](p.155)

  孔子教导叶公子高,消除了他出使前的忧惧心理。《庄子》将孔子塑造成道家的代言人,传达的是道家理念,假借孔子之口,谈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可见,与儒家一样,道家同样回避不了父子君臣的关系问题,要实现忘乎生死,即超越“悦生而恶死”的境界,是通过超越父子、君臣即“子之爱亲”和“臣之事君”而实现。关于叶公子高的忧患心理,《庄子·人间世》生动记载,楚王派叶公子高出使北方强大的齐国,临行前,令尹子常也万般叮嘱,他感到责任空前重大,因此,再一次虚心向孔子求教。叶公子高自谓“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是说自己食用粗茶淡饭,成玄英《疏》:“承命严重,心怀怖惧,执用粗食,不暇精膳。所馔既其俭薄,爨人不欲思凉,燃火不多,无热可避之也”[8](p.154)。“朝受命而夕饮冰”,意谓他使用饮冰的方式,败泄心中内火。说明叶公子高由于内心恐惧而造成内热,并非美食所致,使用饮冰的方式,已不奏效。言语之中透露出强烈的忧惧情绪,来自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很强。历史上的叶公子高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人间世》篇借此大肆渲染,可视为孔子与叶公子高交往的文学演绎。

  三、孔子在楚地的高层交往及相关叙事

  1.孔子与楚昭王、令尹子西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唐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1](p.1932)。书社之名,还见于《左传·哀公十五年》、《管子·小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荀子·仲尼》、《吕氏春秋·知接》等篇。当时以书社相赏,都是以百为单位计算,齐桓公封管仲五百社,齐景公也要赏给晏子同样数量的书社。齐桓公的宠臣公子开方以七百书社赠与卫国。齐景公对流亡在齐地的鲁昭公以千社相赠。楚昭王打算对孔子慷慨相赠,表明他对这位流离在外的儒家创始人非常欣赏。

  孔子对楚昭王亦颇为认同,楚昭王是一位明君,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他没有听取周大史、楚大夫的建议,不肯采取禳祭方式把灾难转嫁给朝廷重臣。他严格遵循礼的规定,不肯为了除掉疾病而淫祀,孔子对楚昭王的举措非常认可,孔子评价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2](p.1636)随后,孔子援引《夏书》里的语句加以赞扬,对他在病重期间表现出的清醒和理性,以及顺应天命的生死观,祭祀以礼的态度予以充分肯定。楚昭王的行事方式,与他平时对于礼的研习密不可分。《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向观射父询问重黎绝地天相通之事,观射父向他讲述巫觋宗祝的由来。在祭祀楚平王时,昭王又向观射父询问祭品的具体规定、祭祀的相关要求。观射父的解答,与周代礼书的记载相契。这些事例表明,早在孔子至楚之前,楚国宫廷的祭祀已经遵循周礼的规定,并有通晓祭祀的朝廷大夫主持。因此,楚昭王病重期间能够严格按照礼的规定行事,而不随意祭祀。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楚国北境感受到礼乐文化对楚地浸润,并对以礼行事的楚昭王深表认同。

  时任楚昭王令尹之职的子西,是当时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阻止昭王以七百书社封赏孔子,担心孔子在众弟子的辅佐下,在楚地发展壮大,最终造成对楚国的威胁,乃至取代楚国。子西在政治上对孔子多有排斥,但他对孔子本人及其弟子的才能则予以充分的肯定,把他们视为贤人。贤人多能,因此子西不敢接纳他们。

  孔子在北楚之地封赏受阻,在齐国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孔子在齐地的经历时,写晏婴作为齐景公时期的朝廷重臣,他不但排斥孔子,而且全盘否定当时处于初创期的儒家学说。同是孔子遭到排斥,但从中可以看出齐、楚文化对儒家所持的不同态度。齐国是既排斥孔子又否定儒家,楚国则是虽然疏远孔子却认可儒家。对比之下,孔子及儒家在齐地的遭遇更具悲剧性。

  2.孔子与孙叔敖

  《庄子·徐无鬼》:

  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此段文字涉及楚地两位著名历史人物:孙叔敖与市南宜僚。孙叔敖担任楚庄王时期的令尹,辅佐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是楚国历史上的名相。这里的孙叔敖作为朝廷重臣,陪同楚王置酒欢迎孔子的到来。

  孔子评价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甘寝、秉羽两个事象,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色彩。成玄英《疏》:“叔敖蕴藉实知,高枕而逍遥,会理忘言,执羽扇而自得”[8](p.851)。孙叔敖秉持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使得楚国大治。

  “郢人投兵”,孔子的这一事实判断,具有具体的历史指向。郢人代指楚人。投兵,司马彪注:“无所攻伐也”[8](p.851)。《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确立楚庄王霸主地位的晋楚邲之战后,楚国大夫潘党向庄王提议:“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杨伯峻先生解释道:“武军、京观是一事,收晋尸而封土,即谓之武军;建表木而书之,即谓京观。”即修建掩埋晋国败军尸体的土堆以纪念楚军胜利。楚庄王表示拒绝,提出“止戈为武”的理念,并进一步阐释道:“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关于“武”,杨伯峻先生考证,其甲骨字形像人持戈以行,认为:“春秋时人因赋予以哲学意义,所谓‘战以止战’、亦犹‘刑期无刑’、‘杀以止杀’之意”[2](p.744)。这里的解释,从哲学思辨层面对武进行了意蕴阐发。孙叔敖所在的楚庄王统治集团提倡息兵偃武的策略,与孔子评价孙叔敖的“郢人投兵”不谋而合。可见,孙叔敖的形象带着具体的历史背景,虽然在《庄子》里作为文学形象出现,与孔子的交往进行了文学演绎,但无疑印有历史胎记。

  《庄子·田子方》篇再一次出现有关孔子与孙叔敖的相关记载,此处称孙叔敖三为令尹,三次被免,同样淡然处之,无喜无愠。孔子以“古之真人”评价孙叔敖,道出了孙叔敖身上鲜明的南楚道家气质与风格。

  孔子至楚,上距孙叔敖为相百余年,孙叔敖不可能陪同楚王欢迎孔子的到来。《庄子》一书,之所以把孙叔敖与孔子整合到寓言故事中,充当对话的双方,这与孙叔敖传说所涉及地域、与孔子至楚的活动空间相关。据《吕氏春秋·异宝》记载,孙叔敖深谋远虑地令其子在自己死后受赏时选择寝丘之地,因为寝丘既瘠薄,名称又不祥,不会有人来争夺。因此,孙叔敖的后代长期保有寝丘之地。据考证,寝丘在颖水、汝水附近,孔子由蔡入叶,再从陈蔡之间至楚,活动范围都在颖水、汝水流域。孔子在北楚之地活动的地点距离寝丘不远,这是《庄子》把孔子和孙叔敖整合在同一个寓言故事中,并且进行对话的原因。《庄子》按照道家理念来拼凑、加工历史人物形象,属于托人寄言的手法,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符合其汪洋恣肆的浪漫风格。

  3.孔子与市南宜僚、白公

  《庄子·徐无鬼》写孔子评价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这里涉及的历史事件是楚国白公之乱,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白公胜准备作乱,石乞推荐市南宜僚,“市南宜僚,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石乞道出了这位隐士的基本情况:居住在市场南边,名宜僚,是一位隐于闹市的高人。他武艺精湛,能够发挥出500名武装人员的作用。《淮南子·主术训》:“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高诱注前半段文字,与《左传·哀公十六年》的记载大体相同,而对白公胜、石乞与市南宜僚会面的叙述则更加具体:

  乃往视之,告其故,不从。举之以剑而不动,而弄丸不辍,心志不惧。曰:“不能从子为乱,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杀子西。故两家虽有难,不怨宜僚,故曰无所关其辞也[9](p.273-274)。

  市南宜僚在白公胜以剑相逼的形势下依然弄丸不辍,一方面显示出他弄丸技巧的高超,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照样抛接自由;另一方面,则说明他毫不畏惧,没有慌乱失态,仍然专注于杂技游戏,根本不把白公胜的请托放在心上。《庄子·徐无鬼》篇的弄丸情节,是一种暗示和象征,用以凸现市南宜僚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超脱。

  《庄子·则阳》篇还有孔子与市南宜僚交往的如下故事:

  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

  这则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卖浆水的旅店,属于商业区。市南宜僚因为居住在市场的南面而得其号,这里同样以商业区为背景,带有市南宜僚历史原型的投影。孔子称市南宜僚是陆沉者,富有深意。人在水中会沉没,在陆地则基本没有可能。把市南宜僚说成是陆沉者,因为他隐居于民间,处于社会边缘,并且销声匿迹,不肯显露自己。他不甘于随波逐流,不趋时媚俗,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陆沉一词,后来成为隐于世俗的代用语。

  在《庄子》的这两则故事中,市南宜僚对孔子的态度有所变化。《徐无鬼》篇中,市南宜僚与孔子一起接受楚王的赐酒,并进行交谈。《则阳》篇故事中的市南宜僚,唯恐孔子向楚王推荐自己,迅速地逃离居所,他对现实政治的厌恶,以及对孔子的拒斥已经极其强烈。

  孔子与白公胜的交往,《墨子·非儒下》记载:“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对此,孙诒让评价说:

  《史记·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白公,楚平王孙,名胜。其与石乞作乱,事见哀公十六年《左传》。此事不可信。《列子·说符篇》、《吕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应训》,并载白公与孔子问答,或因彼而误传与?毕云:“《孔丛·诘墨》云:‘白公之乱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10](p.298)

  孙诒让等人的辨析很有说服力,从时间上否定孔子与白公进行交往的可能性,但还有可补充者。白公作乱晚于孔子去世十旬,这是孔子不可能预先知道白公之谋的主要证据。另外,孔子在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自陈入蔡,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到叶地,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见楚昭王,当年离开楚地,楚昭王卒于此年。而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白公胜自吴返楚是在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时当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此时孔子已离开楚地2年。总之,无论从哪个时段进行考察,孔子都没有与白公会面的可能。《墨子·非儒下》所叙孔子参与白公谋乱之事,是墨家为排抑儒家而发,反映的是学派之争,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吕氏春秋·精谕》篇记载,白公与孔子谈论微言,这场对话是虚拟的。《列子·说符篇》、《淮南子·道应训》的相关记载大体相同,都是以虚拟孔子与白公之间的对话,宣扬道家的理念。

  四、孔子入叶至楚与平民隐士相遇的传闻

  孔子适楚的春秋战国之交,道家思想在楚地悄然兴起,隐逸之风盛行,标志性事件是陆续出现一批隐士。孔子直接接触到了平民阶层的隐士或具有隐士气质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带有道家思想的烙印。

  孔子曾遇见楚狂接舆,《论语·微子》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风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驻留楚国期间,《史记·孔子世家》把时间定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已属春秋末期。

  《庄子·人间世》篇载有此事,基本上是演绎《论语·微子》篇的记载,但是又有所增益和改造。狂接舆劝谏孔子的《凤兮歌》,具有现实针对性。凤凰是寓示太平盛世的象征物,《诗经·大雅·卷阿》是一首反映西周成康治世的颂歌:“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据此,《韩诗外传》道:“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风没身居之”[11](p.682)。通过具体事象的详述,汉代经师韩婴进一步强化了凤凰的吉祥鸟属性。在《凤兮歌》中,狂接舆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道出了天道衰微的残酷现实,这是导致凤凰不见的现实因素,也是劝诫孔子避世的现实理由。其次,《人间世》篇“迷阳迷阳,无伤吾行”中的“迷阳”之意,也是针对孔子而发。迷,指迷惑、迷失。阳,用的是特殊意义,指遮蔽、蒙蔽。《周礼·春官·卜师》有言:“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郑玄《周礼》注曰:“阳,前弇也”[12](p.804)。郑玄注是根据《尔雅·释鱼》而来,其中提到龟“前弇诸果”,前弇,指龟的前甲长,把前部形体都掩盖起来,因此,对于龟而言,阳,指的是在前部加以遮掩,此解的具体考证见于郝懿行的《尔雅义疏》[13](p.1195)。阳,指在前遮蔽,这里所说的“迷阳迷阳”,是狂接舆感慨孔子及世人迷失于遮蔽之下,意谓因被掩蔽而迷失方向,自己不能因此而使人生之路受到妨碍。这里的狂接舆,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般的自负,是以传教布道的角色自命。

  《论语·微子》篇也有孔子与隐士长沮、桀溺的交往记载。长沮、桀溺同为隐士,但是,他们对人生世道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回答子路之问方式各异。子路问津,询问渡口之所在,长沮称孔子“是知津矣”,意谓孔子知道人生渡口之所在。郑玄注引马融语:“言数周流,自知津处。”马融的解释是正确的。在长沮看来,孔子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寻找能够实现自己理想之处,对与他所持政见不同的君臣则回避疏远之,值得肯定。然而,在桀溺看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整个天下是洪水泛滥,从根本上否定世上还有人生渡口可寻,劝说孔子应该从避人提升到避世,成为像他一样的沉潜隐没之人。桀溺的话语带有愤世嫉俗的性质,对现实的批判远较长沮激烈,孔子的话语主要是针对桀溺而言。在儒家看来,人生在世,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必须与人相交往。桀溺认为,天下如同洪水泛滥,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意谓无力回天,不能使现实变好。孔子则称,如果是天下有道,便用不着自己加以匡正了,正因为天下无道,因此,自己要寻找人生渡口,开出治世的药方。在隐与见、出世与入世的看法上,孔子与桀溺针锋相对,二者无法调和。

  《论语·微子》篇还有子路遇见杖荷的记载,文字紧随于“子路问津”条目之后。《史记·孔子世家》也是如此排列,但文字稍异而简略,并把这个故事置于孔子自叶返蔡到陈蔡绝粮之间,视为北楚之地发生的事情。这是孔子居于楚地与隐士又一次发生关联,但未能直接见面。

  《论语》及《庄子》所出现的北楚隐士,表现出鲜明的逃离社会,与现实决绝的人生态度,他们的这种抉择与品格,与北楚之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存在密切的关联。北楚之地指的是颖水、汝水流域,那里是古代早期隐士的摇篮。《吕氏春秋·离俗》篇称,商汤让天下于卞随,卞随耻之,“乃自投颖水而死”[14](p.1243)。《庄子·让王》篇称,卞随“乃自投稠水而死”。成玄英疏:“稠水,在颍川郡界”[8](p.986)。卞随投水的地点,无论称为颖水,还是稠水,都在颖水流域,当是同一传说的异文。《高士传》还有如下传说:

  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15](p.3)。

  尧让天下于许由传说,历史上或实有其事,《庄子》的《逍遥游》篇、《让王》篇都有这方面的寓言。至于巢父传说,则是在许由传说基础上增益而成。许由隐于颖水之阳,北楚之地在颖水西南,属于颖水上游。《水经注·颖水》载:

  颖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子此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墓焉。山下有牵牛墟,侧颖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16](pp.1805-1806)。

  其中的故城,指阳城县故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嵩山之南、颖水流域,在春秋时期之前,相继出现一批隐士,以许由、卞随最为著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逃避现实,拒绝参与社会政治,不与外界交往。北楚之地负函、城父北距嵩山不过百余里,东距颖水则更近。至于叶公所在之地,距离嵩山、颖水也在200里以内,而且先前是许国疆域,而许人是早期隐士许由的后裔。从严格意义上说,北楚之地属于嵩山、颖水文化区,丰厚的隐士文化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使孔子时代的北楚隐士很大程度上继承古代风尚,呈现出与同期鲁地隐士不同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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