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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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Rise of the Early Notion of Literary Genres in China

内容摘要:“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自觉意识的出现。最初的文体观念,是在文体运用或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中体现出来的。文体观念并非瞬间发生、一次完成的,往往是一个复杂、含糊甚至反复的过程。早期文体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大致有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两种情况。在制度设置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是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被规定、被约束的,伴随制度的设置与实施而发生。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与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由于早期的文体写作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礼制的规定也就成为文体写作的重要标准,从而直接影响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由于受到礼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仪式感和秩序感,因此中国早期不少文体形成一种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殊况味。

关键词:文体观念,发生标志,文体运用,制度设置,文体谱系,notion of literary genres,symbol of the rise,applicatio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J]或者报纸[N].文艺理论研究,(20166):101-113

正文内容

   一、“文体观念的发生”及其标志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研究中国文体学史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研究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与标志。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人的思维、语言形式与社会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对文体、文体史、文体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对文体观念的发生,特别是先秦文体观念发生的机制、标志、形态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虽然重要,但同时又是艰难的“冒险”。无论是“观念”,还是“发生”,本身都是抽象玄虚的问题;而现存先秦史料相当有限,且经过历代的传抄改写,能够精确断代的原始史料就更少了。所以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不免要在极其有限、断代模糊的史料基础上,发挥必要的学术想象,进行推测与阐释,其中的“度”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回避,仍需“冒险”前行。因为文体观念发生是研究中国文体学史不可或缺的开端,此后的许多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演化出来的。

   本文所谓“文体观念”是与“文体理论”相对而言的。“观念”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的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这种文体观念或意识可能表现在具体的文体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超出文本之外,比如体现在文体的运用、制度的设置、文体的分工、礼制的约束之上。

   “文体观念发生”是指人们开始认识(或者在实际使用中体现出)不同的重复使用的形式之间(包括口头上或文字上的),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形态特色。这是文体观念产生的初始阶段。早期的文体观念,不是通过理论形态,而是在对文体反复和自觉的使用,或在对文体明确的命名、称引与分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文体观念,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潜在的。虽然,文体观念的发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与形态,但其本质是人们已具有关于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类意识。分类是人类思维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活动,它以类别的形式对纷繁无序的现象以秩序化和条理化,反映了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性质异同的认识。文体分类,实际上将此前混沌的语辞现象秩序化、条理化了。具体而言,文体分类体现了对文体自身的独特性与文体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当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文体的独特性与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或者在实际文体运用中自觉地将文体的独特性表现出来,这便可视为文体观念的发生。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特殊性在于: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就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出现不少成熟文体了。但作为文章学的文体理论出现却很晚,真正系统、成熟的文体学理论的出现,大概要到魏晋南北朝了。此间,中国文体学长期处于观念时期以及从观念向理论发展的时期。在文体观念发生的时期,人们实际上已清晰地意识到文体的特性并加以使用,但尚未能用理论形态加以抽象与表述。从文体学发展来看,“文体理论”是在“文体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看来,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而最深层的便是“文体观念的发生”。

   中国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早期文体学史特殊性的实际出发,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并不是文体理论上的自觉,而是在观念上区别文体与运用文体的自觉。文体观念发生的具体表现和途径又是多样的。比如,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在实际写作中遵守文体体制等。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的出现。

   这种判断导致对早期文体学研究的思路、取径与取材与以往有明显不同:它不是先去寻找古人对于文体的论述,①而是从早期文体的生成入手,去考察文体运用背后文体观念的生成。这不但前推了文体学史的研究时段,同时也增加了早期文体学研究的难度:它并非简单引用几句有关文体的现成古语,三言两语便算解决的,而是必须将文体学研究推进到现存最为古老复杂的文字、文献中,揣摩、体会和把握其深层的意味,“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是多元的,本文拟从文体运用、制度设置、礼制等角度进行探讨。②

   二、在运用中发生的文体观念

   最初的文体观念,主要是在文体运用中体现出来的对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所谓文体运用,即文体创作或使用时采用某种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以及特定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③在某种场合,对某种文体形态的使用,一开始具有偶然性,人们的文体意识是朦胧的。此后,在类似的场合,不断地重复运用某种言语模式以表达类似内容,对特殊形态的言语运用形成习惯,技巧日渐成熟,文体因此逐渐成熟和定型,而文体分类观念亦随之发生。

   文体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因应社会的分工而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文字形式。商代盛行占卜活动,由此便出现了具有一定结构体式的记录占卜的甲骨卜辞。占卜活动有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序,与之相对应,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商代以后,人们在铜器上刻写铭文,以记录作器的原因与器物的用途。这样的功能决定了其铭文多有定式,其结尾必有关于作器者及作器目的的记载。由于铜器大多在祭祀仪式中使用,西周中期以后的铭文还会在结尾附以几乎千篇一律的祈求神明庇佑的嘏辞。④与此相类似,先秦时期的诰命、盟誓、祝祷、诗歌、箴戒等文体的出现,亦有相应的礼仪、政治及社会需求的背景,由于这些活动需要运用特定的承载一定功能的言辞,久而久之,这些言辞的特殊运用方式便逐渐固定下来,形成相应的文体形态。

   在对某种特殊言辞形式的反复运用中,人们对其形式特性的认识也随之逐渐形成。这是一种潜在的文体观念。具体而言,特殊言辞的反复运用方式,可包括特定的应用场合、功用与内容,也包括特定的韵律、套语、句式、章法结构等文本层面上的形态,这也是早期文体发生的一些重要标志。当这些文本形态上的共性频繁出现,从而形成一种反复采用的定式,便意味着相关的文体观念的发生。某一形式的偶尔出现,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对同一形式的不断重复,肯定是有意识的。在早期的文体学研究中,文体的“重复”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一种“有意味”的重复。人们为什么重复使用这些语言形式上的规矩与定式,而不是偶尔地使用、随意地更改,这就是因为他们受到文体观念的支撑和制约。而这一切的前提,即是已有一种隐在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文体观念”。在当时,这种文体观念并不是由人们直接从理论上加以表述,而是在人们的实际使用之中显现出来的。

   举例而言,商周铜器铭文的文本结构,经历了运用模式上从偶尔重复到频繁重复,乃至于高度规范化的过程。说明作器原因及器物用途是铭文的核心功能。⑤晚商的记事类铜器铭文,⑥以赏赐为核心内容。丁进归纳出晚商记事铭文的五种基本的写作模型,其最基本的框架,便是“作器原因+作器及其用途”,并指出这是商周铭文的最基本母型(32)。这一母型是晚商铜器铭文的基本重复模式。西周铜器铭文亦沿袭商代的基本体式。张振林指出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的篇章结构“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述作器之因(通常含记言、叙事、述功、颂德、颁封、行赏及礼仪、褒宣门阀、自择吉金等),一部分述作器之用(通常含以享孝祖考、以宴以乐父兄嘉宾、祈求眉寿吉康、王者还求□在位、为臣者则还求□臣天子、求子子孙孙永远宝用等)”(191)。可以看出,西周以后铜器铭文的篇幅和内容较商代已大为增繁,但其总体结构却是一脉相承的,带有稳定性。西周中期以后,这一运用模式已高度程式化,显示出铭文的文体观念亦成熟甚至固化了。

   西周铜器册命铭文是铜器铭文中的一个典型类型,其运用的重复模式的形成与仪式的重复性有着直接的关系。除了个别西周早期的作品,其写作模式都比较固定,即通过对册命仪式的流程加以记载,形成典型的册命铭文结构。陈梦家先生总结道:“一篇完整地记载王命的铭文应包含了:(1)策命的地点与时间;(2)举行策命的仪式(傧右、位向、宣读策命);(3)王的策命通常在‘王若曰’‘王曰’‘曰’之后;(4)受策以后,受命者拜手稽首以答扬天子之休,通常是接着记述因此为祖考作祀器以祈寿求福的吉语”(403)。事实上,正是随着西周中期以后册命仪式的高度程式化,册命铭文亦高度规范化,人们有意识地以重复的形式来再现册命仪式、纪功述德。

   载书的文本结构也有一定格式。从出土的春秋时期载书来看,其结构主要由缘起、盟约和誓诅辞三部分构成,形成高度形式化的重复模式,文体形态已经定型。由此可知到了春秋时期,相关的文体观念亦已经成熟。

   铜器铭文、载书等文体的写作模式,是在文本层面上不断重复运用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的。上文说过,“文体理论”是在“文体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如,由于铭体写作活动较早出现,相应的文体观念也较早发生,因此,早在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涉及铭文文体的简要论述,⑦这并非巧合。

   此外,早期文体还有一些常见的固定运用方式,如特定的套语、句式,这显示出对文体的使用形成了某种定式,同时这也是识别先秦文体的重要标志。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重复的运用方式推动了文体的规范化。在具体文体的发展早期,其使用乃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惯性,显示出初步的文体感知。此后,不断重复的套语和句式则进一步确认和强化了这种文体的使用惯性,并最终使其规范化。举例而言,西周铜器铭文的规范化,以文末祝嘏语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之一。金信周指出,在西周青铜器中,康王时期出现祝嘏铭文,到穆王时期尚未规范化。共、懿、孝王的祝嘏铭文完全程式化,形成规范统一的格式(258)。至此,西周铜器铭文的规范化进程也基本完成,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形态。春秋盟书的盟约内容,常以“凡……”“凡我同盟之人”“而……不……者”“所……不……者”“无……”“毋……”等固定的词句引出;誓诅辞则多以“有如……”等句式引出,在出土盟书中,则以“(神格)之,非是”等语句作结。⑧又如先秦的祝告辞,通常以“敢以……(昭)告于……”的句式起首,其例颇多:

   《论语·尧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阮元 2535)

   《墨子·兼爱下》:“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吴毓江 175-76)

   《左传·哀公二年》:“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阮元 2157)

   秦骃祷病玉版:“小子骃敢以介圭、吉璧吉纽以告于(华)大山。”(李零 455)⑨

   新蔡葛陵楚简零9、甲三23、57:“[……]邵(昭)告大川有曰:呜呼哀哉!小臣成暮生早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89)⑩

   又周家台秦简“病方”中的几条祷病辞云:

   已龋方:见东陈垣,禹步三步,曰:“皋!敢告陈垣君子,某病龋齿。苟令某龋已,请献骊牛子母。”前见地瓦,操;见垣有瓦,乃禹步,已,即取垣瓦埋东陈垣址下。置垣瓦下,置牛上,乃以所操瓦盖之,坚埋之。所谓“牛”者,头虫也。(简 326-28,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129)

   病心者,禹步三,曰:“皋!敢告泰山,泰山高也,人居之。□□之孟也,人席之。不知岁实,赤槐独指,搕某叚心疾。”即两手搕病者腹,“而心疾不知而咸夷。”即令病者南首卧,而左足践之二七。(简 335-37,131)

   操杯米之池,东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皋!敢告曲池,某痈某破。禹步掼芳糜,令某痈数去。”(简 338-39,131)(11)

   以上诸例,皆以“敢昭告(于)……”“敢用/以……告于……”“敢告……”等句式引起祝告辞。

   这些特定的套语与句式,若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是最有文采和价值的部分,但对当时的文体使用者来说,却是该文体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他们可能会省略相关文体的某些内容,但是这些套语和句式的使用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文体使用者对这些文体元素的重复强调,使文体观念一次次得到确认,从而固定下来。

   我们在讨论文体运用中文体观念发生的问题时,需要特别考虑两方面的情况:

   第一,文体观念并非瞬间发生、一次完成的,往往是一个复杂、含糊甚至反复的过程。比如商代甲骨卜辞的文本结构已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当这种结构被频繁地重复运用,记录者无形中便形成记录的定式。早在武丁时期,已经可以看到行款规整、结构完整的卜辞,如《甲骨文合集》6057中的两条卜辞:

   [癸亥卜,贞:“旬亡□?”]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艰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示田七十人。”五[月]。

   癸巳卜,贞:“旬亡□?”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围于我东鄙,(灾)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12)这两条卜辞已完整包括了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据此材料,我们可以确定,武丁时期人们已有卜辞的文体观念。然而,从商代甲骨卜辞的总体情况来看,如此完整的卜辞并不多见。更多的形式是前辞、命辞合刻,或仅刻命辞。(13)就年代而言,结构完整的卜辞已见于年代较早的武丁时期,而不完整的卜辞在后期也多有所见。这些复杂的情况给我们对卜辞文体观念发生的明确断代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和困扰。可以说,武丁时期已有卜辞的文体观念,但此后卜辞体式的变化又出现各种反复的复杂情况。

   第二,早期文体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大致有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两种情况。所谓功能性重复,即早期文体由于其形成多与礼仪、政治及社会活动相关,受仪式以及该文体独特功能之需要的影响,而导致特定体式的重复出现。上文所论及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载书、祝辞等文体,在体式结构、特定的句式与套语等方面的重复运用,便属于功能性重复。这充分揭示了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与仪式的密切关系,反映出早期文体的共性。

   艺术性重复的运用形式,即在运用文体之时,并不是出于客观背景的实用需要,而是由于对文体自身艺术特质的感知而主动地创作出具有一定文体特征的文本。对文体运用的艺术性重复,需要有一定的审美认知作为基础。一开始,人们可能是在日常的歌咏等言语活动中偶然发现了语言文字的声韵协调、句式整齐等艺术上的美感;随后,文体的创作者出于追求艺术之美的内在驱动,自然而然地创造出特定的文体。《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便揭示出人们在有意无意的审美体验之中,逐渐形成了从直言到嗟叹、咏歌的艺术形式的变化。

   以韵文的形成为例,其一开始来自于初民对语言声韵之美的最早感知,这种感知专注于对语言文字的审美特征的探求,与文体的功能、仪式背景等客观、外在条件的规制有一定的距离。周锡指出,“同字反复”是押韵手法出现的先声:在商代甲骨文、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虽无押韵现象,但存在“对贞”和“卜旬夕”“卜雨”等早期复叠现象(198-99)。当然,这种复叠是实用性的,并不是出于审美需要的有意重复,正如周先生所说,只是“与‘重复’美感法则的偶合或对其不自觉运用而已”(199)。而到了西周早期,部分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押韵现象,如天亡簋(又名大丰簋,《殷周金文集成》4261(14))便载有全篇押韵的铭文,作冊夨令簋(又名令簋,《集成》4300)有一半的篇幅押韵,(15)等等,这便是明显的主动押韵意识的体现。就诗体而言,《周颂》中有不少押韵不整齐,甚至无韵的作品,如《清庙》《昊天有成命》《时迈》等,而时代更晚的《大雅》《商颂》《鲁颂》(16)的押韵则更为规整,这显示出在不同时代的诗体创作者对押韵手法的不断重复运用之中,诗体押韵技巧不断精进,诗体观念亦随之逐渐明晰。

   诗体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也是如此,三《颂》《大雅》成诗较早,主要运用直陈其事的手法。《小雅》《国风》成诗较晚,比、兴手法得到大量的运用,艺术性进一步加强,对诗的体性的认识亦由此进一步显著。根据朱自清先生的统计,“《毛诗》注明‘兴也’的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诗(三○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颂》四十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176)。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显示出诗作者在文本层面上感知到诗体写作的具体手法,并将之内化为潜在的文体写作规则。这种对文体运用方式的内化,不是出于仪式、政治等外在需求或规制,而是来自于对文本本身有意识的体认,将言语、文字的形式看作一种自足的存在。

   在对艺术性手法的偶尔运用到不断重复运用的过程之中,文体的使用者感知到了作品的音韵和谐、句式调和的形式之美与审美特质,修辞技巧愈加纯熟,特定的艺术形式由此逐渐形成。这种审美体察和由此而生的文体观念,与功能性重复有较大不同,对仪式、政治等客观背景的依赖较弱。在先秦时期,功能性重复与艺术性重复的运用形式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也不是互斥的关系,而各自分属于不同的文体,如青铜器铭文押韵意识的形成来自于艺术性重复,而行文结构的意识的形成则来自于功能性重复。然而,两者在观念层面上的生成机制却有一定的区别,它们从不同方面影响了古代文体的创作路径,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而言皆有一定参考意义。

   三、制度设置与文体谱系的发生

   “制度”一词,由来已久。《易·节》彖传云:“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阮元 70)。从现代的角度看,制度可包括礼仪、等级、政治、军事、刑法、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在先秦时期,制度设置是文体生成的重要来源,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亦有密切关系。制度的构建与官守职能的分工,必然对文体观念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在文体运用过程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是在人们对某种特殊言辞形式的反复运用中,对其形式特性的认识逐渐形成而发生的,那么,制度设置中所发生的文体观念,则是在制度设置之初就被规定、被约束的。虽然,与制度相关的文体,也是在不断地重复使用中,但伴随着制度的设置与实施而产生的文体观念,并不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渐进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强制性。

   本文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具体文体与制度的关系,而是从整体上考察先秦时期的制度设置与文体谱系观念发生的关系。早期文体谱系的发生,是基于一种独特观念,即文体使用者需有特殊身份,他们具有使用某类文体话语的特殊职责,某一文体必由某些特殊身份者所施用。而这种特殊身份与文体职责,是由制度的设置、分工所赋予的。

   上古时期,王官之学由专门的职官掌守。西周行世官制度,(17)一些职位,特别是重要的官爵,或对学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位,往往为某氏独擅。(18)同时,掌握特定技能的官员亦不可履任其专业以外的职位,《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阮元 1343)。特定的官职掌握特定的技能,其中当然也包括礼仪或政治文体写作的技能。如史官是专门从事各类文书写作的官员,史官内部又有不同的分职,在文体写作的分工上也有所区别:

   《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阮元 1473-74)

   《周礼·天官·女史》:“书内令。”(阮元 690)

   《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阮元 820)

   《周礼·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阮元 820)

   《周礼·春官·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阮元 822)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内史掌内令、册命、赏赐和制禄的册书;外史掌外令;女史掌王后之命;御史掌诸侯国、采邑、民众治理的命令。这些都是对当时职官使用相关文体形态分工的规定或记录。

   占卜在商周时期是国家的大事,也涉及到职官与文体形态、制作过程的分工:

   《礼记·杂记上》:“大夫之丧,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龟,卜人作龟。”(阮元 1551)

   《周礼·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眂高作龟。大祭祀,则眂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阮元 803-04)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阮元 1475)

   《周礼·春官·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阮元 805)可见,在整个占卜过程中,国君、宗人、大卜、大夫、史、卜人等不同官职和阶层在命龟、占龟等程序上有所分工,从而掌守命辞、占辞等卜辞文体的不同的形态。

   在制度设置中,文体使用者是被特别指定的。这种由制度引发的观念非常特殊,一般的文体观念主要是对文体内容与形态的规定,而这种观念则是对文体使用者的指定。这是中国早期文体学最为独特的观念之一,它真实地反映出早期文体与制度设置的密切关系。虽然,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化,文体特殊使用者的身份也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历代制度官职分工对某些文书的使用者身份仍有明确的规定。制度设置对文体使用者身份的要求、取得身份的途径以及对文体书写的影响,是一个制度史、政治史领域的课题,也是文体学的课题。它也给我们研究早期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对文体使用者的身份考察。

   先秦职官与文体之间并非都是一对一的关系。根据《周礼》,官府之治有“官联”之法,(19)即行国家大事时,须多个职官联动。比如祝、史的职守多有重合,皆涉及册祝、诔谥、世系昭穆之书(20)等文体。而一些典籍材料之所以将职官与文体一一对应,反映出先秦人对文体分类的认知,来源于制度的职官设置以及由职官分工而衍生出来的分类意识。

   中国早期文体谱系的建构与制度设置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及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周礼》构建了先秦制度的理想化体系,其特色之一是对制度、典礼与官员职掌进行了非常规整的划分,其中固然不乏主观构拟,但在相当程度上亦反映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史实。(21)根据《周礼》等先秦文献所记载的大量与文体相关的材料,我们可以大概构拟出一个以制度为纲的中国早期文体谱系。它主要包括了法典簿书、政令复逆、刑罚禁戒、祈祝、规谏类文体等系列。以下分别论之。

   (1)法典簿书类。此类文体由大宰、小宰总管,在其属下又由多种职官联合而治。根据《周礼·天官·大宰》的描述,大宰是天官之长、六官之首,统理国政。他从总体上掌握国家的六典、八法、八则,作为治理国家、官府、地方的法典、规则与制度: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

   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阮元 645-46)所谓六典,即王统治邦国的六种法典;八法,即治理官府的八种法则;八则,即治理王畿内采邑的八种制度。而这些法典,又由多个职官藏有副本,(22)由此可知,典、法、则俱有成文,其副本由小宰、司会、司书、大史等官职掌管。由此,《周礼》以制度为基础,以大宰为核心,对典、法、则诸种法典文书进行了系统的设置,形成了秩序俨然的谱系。

   大宰“八法”之下,有“五曰官成”,究其内涵,即官府办事时可供作为稽校案验之依据的相关文件,《周礼·天官·小宰》又将这些文件分为八种:

   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阮元 654)所谓比居,即登记人口数量及财产的簿书;简稽,即登记士卒、兵器的簿册;版图,即户籍与地图;傅别为借贷的凭证;礼命,即册封赏赐的册命书;书契,即符券;质剂,即确定买卖关系的凭证;要会,即会计账簿。因此“八成”是官府治理各种事务时用以稽校案验的文件,由小宰加以统属。“八成”的分野显示出制度的设置者(或作为制度构拟者的《周礼》作者)对文献及文体的分类意识,而分类的根据则是其背后所依据的制度、小宰的职掌,以及这些文件的用途。

   (2)政令复逆类。这一类文体包括王下达的命令,以及诸侯、群吏、万民对王的奏报文书。王的命令由内史、外史、御史等掌管。而王之命令的发布,以及诸侯、群吏、万民之复逆的转达,则由大仆、小臣、御仆等掌管:

   《周礼·夏官·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阮元 851)

   《周礼·夏官·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阮元 852)

   《周礼·夏官·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与其吊劳[……]掌王之燕令。”(阮元 852)案:《周礼·天官·宰夫》“诸臣之复,万民之逆”;郑注云:“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阮元 655)。事实上,复、逆互文,奏事、上书,其义相通。《周礼》多次将命令与复逆之属并列而言,这意味着先秦已有较为完善的政令奏报文书谱系,而且制度的设置者已有将政令与复逆归为同一文体谱系的意识。

   (3)刑罚禁戒类。此类文体由管理刑狱的官员掌管,在《周礼》中,主要属于“秋官”系统。根据《周礼》的构拟,有刑书,以及辅助刑罚的禁、戒。《周礼·秋官·大司寇》云:

   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邢,上愿纠暴(23)[……]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阮元 870-71)以上涉及“三典”“五刑”,而这些刑典以书面形式悬挂于象魏以警戒万民,即所谓“刑象之法”。孙诒让释“刑象之法”便云“即上三典五刑及《司刑》五刑二千五百条之属”(孙诒让汪少华 3321),可知其乃写有法律条文的刑书。

   此外,根据《士师》职,又以禁、戒“左右”“先后”即辅助刑罚:

   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阮元 874)根据上述材料可知,禁、戒应有所不同。前者既然可以“书而县于门闾”,故知其乃成文的、可以悬挂于特定地点的禁令。后者则一般诉诸口头,以警戒官民遵守相关的禁令。

   《周礼》的刑典(包括三典、五刑等)、五禁、五戒,其掌守者既包括秋官之首大司寇,亦涉及具体的执行者如秋官系统的士师、乡士、遂士、县士、讶土等,(24)以及地官系统的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遂师、遂大夫等,(25)其施用对象涉及自上而下的阶层,范围上涵盖了王宫、邦国、都鄙与乡野,内容上包括刑罚及一般的行政戒令,形式上涉及书面与口头,构成了完整的刑法禁戒文体谱系,其中反映出非常系统的分类观。

   (4)祈祝类。此类文体由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等祝官实施,在《周礼》中,祝官属于掌管礼制、祭祀和历法的春官系统。《周礼·春官·大祝》所叙“六祝”“六祈”“六辞”反映了《周礼》作者对于祝官文体分类的认识:

   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阮元 808)从上述材料可知,大祝不仅掌管沟通人神的祭祀类文体的写作,还写作沟通“上下亲疏远近”的“六辞”。《周礼》对“六祝”“六祈”“六辞”的列举和概括,系统地总结了两周的祈祝类文体谱系。

   (5)规谏类。在中国古代,规谏类文体非常重要,它起到补察王政的作用,颇受统治者重视。在《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中,有一组颇为相似的论述:

   《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阮元 1958)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徐元诰 11-12)

   《国语·楚语上》:“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徐元诰 501-02)以上材料说法颇为相近,可看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反映出时人对于该系列文体归类的大致共识。在早期文体谱系中,规谏类是很特殊的。单独地看,“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某种文体与某种身份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规谏类文体与其它系列文体相比,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即它的开放性与灵活度较大:其使用者并被没有特别指定为某一系统的官职所属,甚至超出职官系统。瞽、史、师、瞍、矇、百工、庶人乃至近臣、亲戚、公卿、列士,他们虽处于不同阶层,但皆可使用规谏类文体。而规谏文体所涵盖的范围亦相当广泛,综而言之,有书、诗、曲、箴、谏、规、诲、导、典、训、谤、赋、诵、语等,其中既有属于言说方式的(如谏、诲、导、训、谤、赋、诵、语等),也有属于具有成文的文体形态的(如书、诗、曲、箴、典等)。这里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各阶层皆有责任使用各种规谏类文体来反映社会现实,或对政治提出批评与建议,以“补察王政”的文体观念,也许正反映出早期政治制度设置中某种比较开明的精神,这种观念此后也逐渐发展成讽喻和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

   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是基于政治制度之上发生的衍生物;或者说,早期的文体谱系是包涵在政治制度之中的。早期文体谱系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从职官掌守到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从官守的职能延伸到文体的功能与文体的类别,等等。这种文体谱系观念与后世相差甚远,但这也许恰恰体现了其初生之时的朴素与真实。

   四、礼制与文体观念的发生

   礼制属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体观念的影响尤为显著,故列此节作专题探讨。在先秦时期,文体的发生与礼制密切相关。从礼学的角度来看,古人讲究行事、言语要“得体”,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对言语“得体”的要求则是文体观念的反映。《文心雕龙·宗经》云:“《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刘勰 詹锳 69),指出了“礼”对“立体”的重要性。从礼学的“得事体”到文章学的“得文体”,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26)先秦时期评论某些作品的写作是否合礼,即判断其是否符合礼制对文体的规范和要求。《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了鲁庄公派使者赴宋国吊灾时双方的辞令,对此,臧文仲评论道:“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阮元 1770)。又如《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赣论鲁哀公诔孔子:“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阮元 2177)。《礼记·曾子问》论诔:“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阮元 1398)。《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臧武仲论季武子作铭:“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阮元 1968)。以上诸例,都以是否“合礼”为标准,评价文体的写作是否合体。(27)不言而喻,这些文体观念明显受到礼制的影响。

   礼制对文体写作有许多规制,这些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体观念的发生。早期礼仪活动往往是口头性的,在遣词口宣之初,便具有主动适应礼仪要求的意识,这是初步的文体意识。经过长期使用与积累,对文体的自觉便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成文辞创作的内在规则,文体观念随之发生。由于早期的文体写作建立在礼仪的需要之上,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礼制的规定也就成为文体写作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举要如下:

   (一)文体特定的使用主体或施用对象。礼制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这种规定直接体现在文体观念上。如诔体的写作,按照古制,只能为有爵位的人作谥,此后才扩大到无爵者。《礼记·郊特牲》云:“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阮元 1455)。(28)而且也只能由位高者为位低者,或由年长者为年幼者作诔。《礼记·曾子问》云:“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阮元 1398)。所以《礼记·曲礼下》云:“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阮元 1257),意即父亲死后,即便儿子显贵,亦不可为父亲作谥,应遵从“幼不诔长”的原则。

   (二)文体特定的使用场合和功能。《礼记·曲礼下》:“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阮元 1266),区分了誓、盟在功能上的差别。《左传·昭公三年》:“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阮元 2030)。礼制规定了盟、吊等文体运用的特定场合。《周礼·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阮元 894),(29)规定了在不同的情景下,相应地使用庆贺或哀吊之辞。对伤礼与吊礼及相应文体的运用情景,亦有严格的限定。《礼记·曲礼上》:“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阮元 1249)。《礼记·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阮元 1279)。如果不按礼制而行吊礼,甚至会受到处罚,《礼记·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阮元 1408)。对于盟载的使用情景、具体程序,《周礼·秋官·司盟》的规定是:“凡邦国有疑会同,则(司盟)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阮元 881),指出当邦国因有疑而会同时,则订立盟约。又规定民众的约剂副本收藏在司盟处,当因契约的争议而发生狱讼,则进行盟诅仪式。

   (三)文体特定的表现内容。如《礼记·礼运》:“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阮元 1417)。孙希旦《礼记集解》云:“祝,谓飨神之祝辞也。嘏,谓尸嘏主人之辞也。祭初飨神,祝辞以主人之孝告于鬼神;至主人酳尸,而主人事尸之事毕,则祝传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而致其慈爱之意也”(594)。以礼的规定区分祝辞与嘏辞的内容分别为“孝”“慈”。《周礼·春官·诅祝》:“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阮元 816),规定了盟诅载辞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在“信”。

   (四)文体独特的措辞。由于仪式性质的不同,祝辞的称谓亦须作相应改变,《礼记·杂记》云:“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阮元 1555)。在祭祀仪式中,祝辞所使用的称谓须与主人的身份相适应。《礼记·曲礼下》云:“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阮元 1266)。孙希旦云:“愚谓此皆祝辞所称也。曰‘孝子’者,谓祭祢庙也。[……]曰‘曾孙’者,言己乃始祖之重孙,上本其得国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是也。此虽为祭外神之称,其实内事自曾祖以上亦曰‘曾孙’,言于所祭者为重孙也。《郊特牲》曰‘称曾孙某,谓国家也’,是也。若祭祖则曰‘孝孙’”(142)。丧礼亦然,《礼记·曲礼下》云:“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阮元 1266)。《礼记·杂记下》云:“祝称卜葬、虞,子孙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阮元 1562)。这是对祝在占卜致命辞时对主人的称呼的规定。《礼记·杂记上》有诸侯相吊之礼:“吊者升自西阶,东面,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阮元 1557),更规定了吊辞的定式。

   (五)文体特殊的载体。礼对一些文体载体的质地、形状、大小等有明确规定。先秦以“笏”书写对命。《礼记·玉藻》详细阐述了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材质的笏,并规定了笏的尺寸,还涉及到“说笏”的特定情境等:“将适公所,宿齐戒,居外寝,沐浴。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阮元 1475);“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于天子与射,无说笏,入大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阮元 1480)。列国聘问有书信往来,根据篇幅大小,其书写的载体亦有所不同,《仪礼·聘礼》云:“久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主人使人与客读诸门外”(阮元 1072)。盟誓之约剂,邦国之约事重文繁,故铭刻于彝器,万民之约事轻文约,故书写于竹帛,《周礼·秋官·司约》云:“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阮元 881)。

   综上所言,礼制对文体的使用主体与施用对象、使用场合与功能、表现内容、具体措辞与载体等规定,逐渐内化为人们写作文体的常规。这些常规一旦成为人们意识中潜在的定式,便意味着相关文体观念的发生。先秦时代常见的文体,如卜辞、铭、谥、诔、盟、誓、吊、祝、嘏等,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文体规范,而这些相关的文体观念,无疑都是在礼制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设若没有先秦礼制,便没有这些文体,也没有这些文体观念的发生。《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阮元 2469)。中国古代礼学的精神就在于“敬”,“敬”则需要一系列相关的仪式。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由于受到礼学的影响,非常强调仪式感和秩序感。面对人与神的双重世界,受礼学影响的文体总是伴随着具体而严格的程序与形式。因此,中国早期不少文体形成一种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殊况味,这就是“敬”的精神,这也是早期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

   注释:

   ①比如谈到先秦文体学,人们便会引用《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6页。这并没有错,但铭体观念的发生应该早于此。

   ②关于“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笔者近期有相关研究。参见吴承学:“文字与文体”,《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③参见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参见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金信周:《两周祝嘏铭文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⑤罗泰指出,献辞(笔者按:即叙述作器之用的部分)是铭文构成的关键。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献辞比阀阅之辞或嘏辞可能都简短,但却是铭文中最不可能被删除或省略的部分,而阀阅之辞却有可能省略,嘏辞则是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的。

   ⑥关于商代记事类铭文,本文采取严志斌的归类方法,即除了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以外的,记载有明确事件的铭文,这类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⑦如“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左传·襄公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8页),以及上文所举《礼记·祭统》的“铭论”等。

   ⑧参见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5、228-33页。

   ⑨按:此句出现于祝告辞的篇中,而非起首。

   ⑩参见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11)以上数条参考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第116页。

   (12)对该版残缺卜辞的补释参考朱岐祥:《甲骨文研究——中国古文字与文化论稿》第十八章《论文例对研读甲骨的帮助》(台北:里仁书局,1998年),第345-46页。

   (13)参见李达良:《龟版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2年),第109-10页,收入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简称《集成》。

   (15)以上两器的韵读见郭沫若《韵读补遗》,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37页。

   (16)关于《商颂》的作年,学界至今仍有分歧,大致有“商诗”与“宋诗”二说。本文取“宋诗说”,认同《商颂》乃两周之交宋人的作品,因此本文认为《周颂》的年代比《商颂》要早,是《诗经》中的最早作品。

   (17)有证据显示商代亦行世官制度,参考孙亚冰:“从甲骨文看商代的世官制度——兼释甲骨文‘工’字”,《甲骨文与殷商史》(2014):26-38。

   (18)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第二章第六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收入《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6页;杨宽:《西周史》第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联,以会官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45页。

   (20)《国语·鲁语上》:“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5页。《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8页。

   (21)关于《周礼》与西周至春秋时期官制的对比研究,有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收入《菿闇文存》),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职官系统比较研究——以〈周礼〉成书年代的考察为目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等。

   (22)如《周礼·天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53页。《周礼·天官·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第679页)。《周礼·天官·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第682页)。《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第817页)。

   (23)按郑注云:“暴,当为恭,字之误也。”

   (24)《周礼·秋官·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5页。《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令”(第876页)。《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第876页)。《讶士》:“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第877页)。

   (25)《周礼·地官·乡师》:“掌其戒令纠禁,听其狱讼”(第713页)。《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第716页)。《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正岁,则读教法如初”(第717-18页)。《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第718页)。《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第719页)。《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第741页)。《遂大夫》:“掌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第742页)。

   (26)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27)参见李冠兰:“先秦礼学与文体批评”,《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8)另《礼记·檀弓上》记录了为士阶层作诔的起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7页。

   (29)又见《大戴礼记·朝事》:“然后诸侯之国札丧则令赙补之,凶荒则令赒委之,师役则令槁禬之,有福事则令庆贺之,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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