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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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重写现代文学史,五大问题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J]或者报纸[N].江苏社会科学,(2):154-158

正文内容

  在历史著作中历史被一再重写,并不罕见。《史记》中的从汉高祖到“今上”(汉武帝)那一段,《汉书》将它重写了。《新唐书》改写了《旧唐书》中的唐史。民国时期完成的《清史稿》中的清史,将被正在组织撰写中的《清史》所重写。在国外,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法国巴黎公社的历史被不断重写。至于苏联1917-1991年间的历史,苏联倒台后也被重写。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治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在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以后,先是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后来重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可以理解的。从总的方面看,重写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比“文革”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学术水平要高出一个档次。二十年过去,我们再审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现代文学论著中的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认为,有五个大问题必须辩证看待,妥善解决,这样才能在21世纪写出我国真正高质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在习惯上我们称之为“现代史”(按:自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历史,在习惯上,我们称之为“近代史”;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称之为“当代史”,而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是一个词,都是“Modern”)。中国现代史的三十多年,直接关系到后来中国的历史和命运。起初是“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来是“五四”运动爆发;再往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工农运动勃兴;其后是国共合作,进行了“大革命”;而后是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大屠杀,对工农红军“国剿”;不久,“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后爆发抗日战争;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亿万军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搏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中国又面临着未来的历史和前途往何处去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建立了中华人民和国。作为一名现代作家,在这三十几年间,政治表现如何,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和人民站在一边,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的呢?还是站在它们那一边反对人民的呢?或者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呢?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或者是在“五四”时期他还倾向进步,但在后来又转为颓唐以至走向反动的呢?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考量这一时期作家的政治表现这个大问题。

  但是,“文革”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现代作家的政治表现作为唯一标准,凡不和人民站在一起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概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甚至对那些政治中立的作家,或者对前期表现进步、后来走向反动的那些作家,也都排除在外,或者对他的前期进步表现百般挑剔,一带而过。这样,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寥寥可数。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不可取的。文学史毕竟是文学史,某一作家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应该是考量一个作家能否进入文学史的衡量标准。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某些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孤立地评论某个作家及其作品。像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那样,把某些作家作品抬到不恰当的高度,同时又肆意贬低和诋毁和共产党一起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造成了另一种片面性和失误。

  进入近代以前,中国并无文学史。但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评论某个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总是把他在历史上重要关头时的表现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统一起来加以考虑,既不抹煞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大节如何。例如,对晚明的阮大铖,他的《燕子笺》、《春灯谜》,有一定的艺术性,给予适当肯定,但对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中的人物,品格低下,后来又投降清朝,出力卖命,则加以贬责、抨击。他们既讲作品的文学价值,又讲作家的政治表现。如此衡文、衡作家,我以为,在新世纪重写现代文学史时,是应该予以继承和弘扬的一种好传统。至于具体到某个作家,更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譬如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比较进步;后来颓唐、消极,脱离民众;抗战爆发后投降日寇,当了文化大汉奸。在不同时期他的政治表现,各有不同。但周作人的散文和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有相当的艺术性和史料价值,我们还是应该予以适当肯定。不过,评价周作人,绝不能回避他在抗战中当过文化大汉奸这个大问题。

  二是现代文学史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反封建,而且重点是反封建。反对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个性的束缚,张扬人性,宣传个性解放。在这一点上,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田汉、冰心,都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不只强占了东三省,而且蓄意鲸吞中国,中国各族人民面临救亡图存的生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启蒙,力主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少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文学作品多了。人们将这种文学现象称之谓“救亡压倒了启蒙”。

  “文革”前的现代文学史,对于宣扬抗日救亡的作家作品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应该的。但对于“九·一八”之后仍然主张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或则是不予置评,或则恶谥为“民主个人主义”,却是片面和错误的。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重写的现代文学史,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那些写抗日救亡的作品,贬之为“公式化、概念化”,而对这一时期主张个性解放的作品,又抬高到和它们的实际不相符合的程度,以为“启蒙”才是现代文学的根本任务。其实,救亡与启蒙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互动互补的。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得解放,人性、人的个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张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搞大屠杀,奸淫烧杀,灭绝人性,为了保持人性的尊严,张扬个性的解放,也就应该参加抗日救亡,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救亡文学和启蒙文学都应该加以肯定,无须以肯定前者、贬低后者或肯定后者、贬低前者,搞二元对立,而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对那些能够将两者统一起来的作家作品,我们尤其应该揭示它们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例如,肖红的《生死场》,就是这样的好作品。它是反日的,又是张扬个性的。鲁迅就称赞它“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明丽和新鲜。”“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① 可见,“九·一八”以后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表现抗日救亡,还是宣扬个性解放,只要它们有充分的文学价值,我们都应该予以肯定。既不需要厚此薄彼,更不必把二者对立起来。

  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

  1930年成立了“左联”,“革命文学”发展为“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有很大的功劳。它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吸引和指导了数以万计的文学青年走向革命;在“左翼文学”营垒中,出了许多优秀作家,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在“左翼文学”领导层“左联”中,存有宗派主义,“唯我独革”,甚至容不得鲁迅的不同意见;存有教条主义,他们的理论是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简称)的文艺理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较多;他们的文风,“八股”味很浓;他们的作品,不少是模式化的。所以“左联”领导层也有严重的失误。“左联”解散后,抗战文学勃兴。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抗战文学大发展。“文人入伍”、“文章下乡”,成了众多文学工作者的行动口号。解放区文学更是异军突起,实力非凡,业绩显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里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更为“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在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中也有很大缺失。但在“文革”前的现代文学史中,对“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几乎是全盘肯定,未能对它的缺失和错误加以充分地揭露和严肃地批评。

  和“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发展的同时,始终存在着自由主义文学。它们反共,也在一些问题上反蒋;它们张扬人性和个性解放,但对抗日救亡不是那么热心;它们嘲讽和批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在广大文学青年中拥护它们的不多;它们的作品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在思想上未能与当时的人民大众的心灵相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中的多数参加了抗日,但也有人仍主张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本来,“左翼文学”可以在抗日、反蒋方面把它们作为同盟军,同时批评其某些错误主张和某些片面性很大的文学观点(如“第三种人”论),但“左翼文学”却把自由主义文学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三民主义文学”等同,对之一概排斥。在“文革”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自由主义文学充当了反面角色,完全否定了它们也有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至于它们坚持张扬个性解放和超阶级的人性论,至少也是一家之言,可以对之批评但不能把他们与反动派视为一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的某些文学史,又对“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完全颠倒了过来。说“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的根子就在“左翼文学”那儿;“左翼文学”写的都是模式化的作品;连在国民党高压与屠杀政策下“左翼文学”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成了一条罪状;“左翼文学”几乎成了有错无对的东西。反之,又把自由主义文学捧上天,说“第三种人”的文学就是好;还认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是消解阶级论和阶级斗争论的一剂良药;“与抗战无关”论是反对“抗日题材决定一切”,没有什么错;自由主义文学的艺术性高,有长久的生命力;等等。

  揆诸实际,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由“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对民主革命,对抗日战争,对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说当时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武装斗争的战场,一个是文化斗争的战场,在武装斗争中,人民的军队胜利了,在文化斗争中,倾向人民大众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作家艺术家胜利了,并非夸大其辞。所以,在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对“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抹黑是行不通的,在文学读者中也是通不过的。但是,也不能否定和抹煞我国的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说是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学。民族资产阶级有其两面性,自由主义文学也有其两面性。它们抗日、反蒋的这一面,我们应当肯定和支持;它们在当时搞启蒙,宣扬个性解放,并没有偏离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自由主义文学讲究艺术性,也可以对之借鉴。从大的主面看,自由主义文学在民主革命时期应作为同盟军看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以“第三种人”傲视他人,以及某些片面性较大的文学主张(如在抗日战争时讲文艺“与抗战无关”)则可以对之批评。但是,无原则的抬高自由主义文学,贬低“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却是不恰当、不应该的。

  四是对鲁迅、胡适的评价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与鲁迅、胡适两个大人物分不开。关于鲁迅,对他的评价历来是很高的,毛泽东更把鲁迅称之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反对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利用鲁迅,把他们的一些“极左”口号硬和鲁迅挂起钩来,拉大旗作为虎皮。在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潮流中,有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因为毛泽东在晚年“文革”中有严重失误,因为“四人帮”利用过鲁迅,竟把鲁迅也说成是有极左倾向的人。这十分错误,而且完全不符合鲁迅的实际。早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张扬“自由”与“人道”。在五四前后,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其后,他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在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鲁迅毕生针砭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为改造我国的国民性劳心费力。尤其难得的是,鲁迅在“左联”内部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标语口号式的文学。他的《阿Q正传》更是永远的传世之作。无论是鲁迅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表现和他的作品高度的思想价值与文学价值,还是他正确处理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他在“左联”内部的反左斗争,鲁迅在整体上都是基本上正确的。自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是人,也有缺失。在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过程中,他也说过一些过头话;他在中医中药和对京剧的评价上也不是完全正确;他也受到过“拉普”文艺理论的影响。但这些都无妨于鲁迅的伟大。把鲁迅说成是“极左”,甚至有些青年作家说他是“老石头”,必欲搬走他而后快,那是极其错误的。

  至于胡适,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即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开了“文学革命”的先河。文学史上必须记上这一笔。其后,他转入自由主义文学阵营,提倡个性解放;他考证《红楼梦》,最早明确提出《红楼梦》“自传说”;有多部学术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水经注》校勘、《胡适文存》等,都是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和研究《水经注》学者的必读参考书。在抗日战争中,他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宣传抗日,引起美国朝野对抗日的重视,也有一定作为。但胡适后来对蒋介石从“小批评”转为“大帮忙”,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下决心“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以致后来新华社在1949年1月26日广播中提出,原先的43个战犯初步名单,“有人感觉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等人”,成了中国学者中的唯一“战犯”。这是胡适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误。对此,不能为胡适讳。在现代文学史中评估胡适,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是对胡适的不忠实,对历史的不负责。

  总之,在21世纪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对鲁迅、对胡适这两个大人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必然要写现代文艺思想的论争。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文艺思想论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文革”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在现代文艺思想论争中,“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即占了主导地位,其后,革命文学思想、“左翼文学”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又认为,在现代文艺思想论争中,“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解放思想是主流;其后是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大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在解放区处于主流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仍是自由主义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在一部分学者看来,在现代文艺思想论争中,自由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中从“五四”前后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为止,一直在中国文学界处于主流地位。

  如此看待现代文学中的文艺思想论争,都有片面性。

  事实上,在“五四”前后,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并没有哪种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共产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工团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个性解放思想、现代主义思想、文艺为人生的思想、浪漫主义思想……同时并出,各露峥嵘,谁也不处于主导地位。经过论争,从二十世纪中期起,革命文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双峰并立,但进步文学青年大都倾向于革命文学思想。“左翼文学”起来,“左翼”文艺思想在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论争中处于上峰,但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仍有很大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但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胡风最早介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他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某些提法持有保留意见。胡风文艺思想在一部分文学青年中仍有很大影响,胡风所提倡的昂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道路,不只把文艺的主体和客体统一了起来,而且胡风派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的业绩,也证明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部分真理性。至于自由主义思想,从“五四”开始,赓续到1949年,始终有服膺它的作家和文学青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三足鼎立,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各有各的文学青年,谁也没有吞没了谁。

  在革命文学内部和“左翼”文学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郭沫若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鲁迅则讽刺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中“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间,更是争得闹翻了天。胡风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后,“国防文学”口号被认为是正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认为是胡风、冯雪峰利用鲁迅病重强加给鲁迅的。实际上,这两个口号都正确,可以并存,但提出这两个口号的双方,都有一定的宗派情绪。鲁迅当时虽身患重病,但绝不是胡风、冯雪峰可以欺骗得了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确由鲁迅提出,后来他也认为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可见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最少宗派情绪。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文艺思想,实践证明,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正确的。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一些不确切、不正确的提法。胡乔木同志说过:“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② 总之,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同文艺思想之间的论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利于问题的解决,无利于写好中国现代文学史。

  21世纪已经到来,以历史的态度回眸历史,辩证对待、妥善解决上述五大问题,真正重新写好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任务。我们应该把这一共同任务完成好,留下一部或多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注释:

  ①《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页-902页。

  ②《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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