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的翻译与译者诗学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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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兼论21世纪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英文标题:The Translation of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ranslator Poetics

内容摘要:雷纳·艾田伯曾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实际上,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如果在西方学术史上再往前追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更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影响,即总体文学。比较诗学的翻译行为其本身即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因此,诗学也在翻译中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西方华裔比较诗学文本被翻译为汉语后,在中国学界呈现出最为显著的学术特点:“二次翻译”。面对中西学术的相互参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获取一种恢宏且健康的学术心态,以推动当下中国学术与国际的接轨。

关键词:比较诗学,翻译,二次翻译,后孔子,译者诗学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比较诗学的翻译与译者诗学的操控.[J]或者报纸[N].汉语言文学研究,(2):43-56

正文内容

  近几年来,我们一个学术群体一直在编译一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最初,我们以为这仅是一项纯然的学术编译工作,然而,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却遭遇了多种学术困惑。在这项学术工作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做一个反思,以引起学界的讨论。

  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是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于上世纪60年代发表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这篇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雷纳·艾田伯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当时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

  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①

  众所周知,法国是比较文学研究崛起的创生地,并且在影响研究的学术观念上崇尚跨国文献之整理与考据的方法论,也以此构成了显赫一时的法国学派。当然,法国学派之所以倚重从跨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展开比较文学研究,这与法国学派诸学者在哲学的层面上崇尚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与唯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国学界受孔德、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规避汉语本土崇尚文献整理与考据的乾嘉学派,其生成的历史原因是那个时代官方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潜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逻辑,即乾嘉时期的经古文学家对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从义理的角度空疏释经的抵制。而有着共通性的是,或许我们也可以操用现代学术话语给出一个评判:呈现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学术观念上,乾嘉学派表现在文学研究的面向上也是拒斥批评、理论与美学的,当然,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只有评点式的批评及潜在的理论思想与美学思想。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锺书提及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及其戏剧表演理论时认为:

  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②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相互呼应着,我们千万不能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学术更多的是在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推导下把文学研究带向理论的逻辑思辨。实际上,法国学派在那个时代对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考据之讲求,较之于乾嘉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法国学派与乾嘉学派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一致性,然而两者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视域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法国学派崛起的动力学因素是源起于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的信仰,在方法论上,是走向国际的文献整理:而乾嘉学派生成的动力学因素是规避那个时代官方政治的话语暴力,在方法论上,是只限于本土传统文化之文献的考据与训诂等。

  无论如何,法国学派的崛起为只限于本土语境下的文献整理与考据敞开了一方国际性研究视域,也顺应了语际文献整理与跨国考据形成的必然性。当然,同时法国学派也宣告了文学研究在学术本质之观念上与批评、理论及美学的绝交。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早期法学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P.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第一次为比较文学所给出的相对的完整定义: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③

  我们都知道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即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确,从文献整理与考据的层面展开文学研究,这无疑为研究者论题的生成、论点的成立与结论的形成奠定了无可非议的材料基础,但是文学毕竟是在审美想象的体验性记忆中凝固为物质文本的修辞性语言。如果我们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仅存留文学史研究作为唯一的学术方法论,那么文学则会被降解为贫血的及拒斥审美想象的纯粹物质文本。因此,我想“文学研究的贫血者”则应该成为法国学派在崛起后不断被指责的罪名,而乾嘉学派关于文学研究的贫血性则被那个时代的官方政治极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所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学者留下一种对乾嘉学者无尽同情的历史可怜,当然,还有对他们之小学功底无限尊崇的心态。

  事实上,国际比较文学界内部总有一种自我调整的逻辑力量,从学缘谱系上来看,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召开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可以说,这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第一次与欧洲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正式遭遇。在这次会议上,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雷纳·韦勒克作为美国学派崛起期的首席人物,向与会学者提交了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这篇报告中,雷纳·韦勒克对国际比较文学界晚近凝滞于文献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的状况给予了全面的质疑,认为由于法国学派讲唱和推行的实证性学术业绩及基于这一业绩之上的得意与傲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④雷纳·韦勒克向法国学派以放送者的姿态所操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激烈的挑战:

  我认为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声明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任务。他们把陈旧的方法论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把比较文学置放于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学科主义和唯历史相对论的死亡之手。⑤

  这篇文章以毫不掩饰的批判性学术修辞宣示了雷纳·韦勒克刻意表现的精深的论战性,在呈现美国学者第一次直面法国学派的挑战时,雷纳·韦勒克强调了在没有事实材料考据的基础上,比较文学可以展开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理论性研究,即以美学作为比较视域的平行研究。无论如何,雷纳·韦勒克开始把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以美国学派崇尚的平行研究对以往法国学派主导的影响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抵抗与转型式的调整,从而开始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与普适性。当然,关于把美学及其相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一观念,另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后来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给予了更为翔实的鼓吹与论述:“如果文学研究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材料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神圣性,因此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就不再被看重了。”⑥的确,文学的文学性就存在于其审美的观念中,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文学性,即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研究单一地封闭于非审美的文献整理与纯粹的考据中。浪漫的法国人怎么了?那个时代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栖居于那个浪漫依旧的法国,以放弃文学性与审美性为代价而成就自己学者姿态的严谨与严肃,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感佩。其实,他们是希望以不可更改的语际文献考据而力图证明法国对周边国家、民族与区域的介入性影响。

  文献考据的背后是一种独断论意识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一般都把雷纳·韦勒克认同为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国际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于1946年任教于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且担任系主任的职务。

  美国学派崛起后行走至70年代,其在学科理论的体系构架上则完全成熟了。1970年,在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雷纳·韦勒克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给予了更为成熟与丰富的表达:

  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视域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观念中(这是我的观念),比较文学就与独立于语言学、人种学和政治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完全相等。比较文学不能够限定于一种方法,在比较文学的话语中除了比较之外,还可以有描写、特征陈述、转述、叙述、解释、评价等。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比较中。⑦

  在这篇文章中,雷纳·韦勒克再度明确地声明:“比较文学不能只限定在文学史中而把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排除在外。”⑧

  可以说,雷纳·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的肇事曾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轰动一时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此后,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开始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也因此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之若鹜的主脉。

  其实,我们对法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国学派的挑战之学术背景的陈述,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上众所周知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们在此给予反思,是为了在学术发展史的时间维度上描绘出一个历史的坐标: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报告是1958年出台的,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则于60年代中期,以《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公开承认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不可遏制性与合法性,一位法国学者以接纳的姿态承认且宣告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这不能不说是源起于法国学派内部的研究观念在走向分化与决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雷纳·艾田伯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从材料考据向理论分析转型的识时务者。当然,雷纳·韦勒克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于1970年的刊发,更让我们感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坚挺于美学的姿态为美国学派所获取的国际主脉立场。

  雷纳·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应该是一位国际文学研究者所同时持有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观念。倘若文学研究仅仅是偏执于其中一个面向,那么在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论上,这一定是一位学术自闭者、学术偏执者和单向度的学术激进主义者。

  我们特别注意到,雷纳·艾田伯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中所给出的表达:“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其中“historical inquiry”(历史的质询)指涉的即是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其中“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指涉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启用另外一个术语总纳而言,即美学。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雷纳·艾田伯的表述:“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众所周知,诗学就是文艺理论,而比较诗学即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艺理论沉思,而雷纳·艾田伯对崛起的比较诗学的预言,其学理背后所涵盖的恰恰是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的整合。由此看来,雷纳·艾田伯对比较诗学崛起的肯定有一种成熟学者的气质、期待与判断:比较文学从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所走向的比较诗学,是基于跨界文学史研究基础之上所展开的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即国际文学研究平台上具有普适性的美学沉思。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替换一个术语来表述,跨界文学史研究、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也就是语际文学史研究、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当然,雷纳·艾田伯的姿态也证明,法国学派在持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上,开始能够坦然地接纳且承认美国学派,并心悦诚服地认同了把美学及相关语际批评、语际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之观念与视域中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位学术心理健康的国际文学研究者或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学术立场。的确,从国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持有的研究视域上来评判,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应该是互补、互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也应该是互视、互见的,文献考据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更应该是互存、互益的。总而言之,文献的考据与美学的沉思应该是一枚分币的两个面向,两者是在相互依存中而不可剥离的逻辑整体。这两个面向在逻辑上的剥离与分裂,必然错铸一种偏执且不健康的学术心理,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讨论这种非健康学术心理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及生存境遇的学术伦理问题了。

  说到底,这还是触及到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比较文学研究因美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学的介入,而导致了理论化倾向的加重,最终必然走向比较诗学。思考至这里,还有一个导致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加重的关键学术背景,我们也希望在这里简约扼要地陈述一下。

  实际上,在美国学派崛起之前,也可以追溯于法国学派崛起之前,比较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其中有一种潜在推波助澜的学术动力,即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这就是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上,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学缘逻辑与本质定义给予了介绍,指出在以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中,“general literature”这个概念经常被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所操用,而且具有相当广泛的操用频度。我们注意到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曾就总体文学的本质给出过自己的界定:

  总体文学(一般文学)是与国别文学(各本国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总体”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它只要站在一个相当宽大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⑨

  需要提醒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者注意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曾以其显著的偏执、真诚的保守姿态拒斥美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地,即“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注意,梵·第根在这里所给出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评判,即美学的介入让比较文学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他又从美学与心理学的高度为总体文学做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理解与解释,并且在学理上把总体文学置放在与比较文学平起平坐的国际学术领地。

  正如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本体论》一章中讨论总体文学时所给出的基本陈述,总体文学是指涉在历史的共时性上于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同时发生的一种共同文学思潮,总体文学强调了同一文学现象作为思潮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发生及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是强调历史的历时性。⑩根据梵·第根上述的陈述来分析,在历史的时空观念上,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发生在一段历史短期的横断面上覆盖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是受限于一种理论命题下的,并且这种文学思潮是以理论的总结而给予命名的。关于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存在的境遇及以理论总结给予命名的情状,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给出了具体的表达:

  它(总体文学)可以研究的文学事实很多很多,其本质又很不同。这有时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彼特拉克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有时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时是一种艺术或风格的共有形式:十四行诗体、古典主义悲剧、浪漫派戏剧、田园小说、刻画、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等等。(11)

  可见,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其历史的历时性,但其以理论性所命名的文学思潮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梵·第根在上述所列举的种种“主义”,的确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国际文学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并且这种共同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性本质,且被理论所命名。这种理论性的共同文学思潮在短期内的跨界性移动非常迅捷,其之所以迅捷,就在于它们是以理论与美学的性质在语际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中传播,较之于跨界及语际的物质移动与传递,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来得更为迅速与迅猛。因为无论是在欧洲宗主国以战争与经济向外扩张的殖民时期,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后现代数码科技打造的全球化时代,思想、思潮、理论与美学等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文化当然比形而下的物质文化传播得更为便捷与通畅。

  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时,给总体文学下了一个定义:

  什么是总体文学?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国族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个民族与多个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总体文学就是比较诗学。(12)

  实际上,总体文学即是指涉国际学术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文艺理论,总体文学是一种在语际文学史横断面上具有传播性与覆盖性的共通美学思潮,或即文学艺术思潮。因此,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还曾给出过以下的理解与解释:

  在概念上我们了解了总体文学的定义,反思在西方60、70年代发生并于80、90年代波及中国的诸种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及文化研究等,从全球化的视域来说,这些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属于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或者说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客体。只是国内学术界一直对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缺少明晰的解释与定义,以至这个概念在中国汉语学术界失去了有效的学理使用价值,这是很可惜的。(13)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比较文学在走向理论化后就是总体文学的升级版,并且在这个升级版中,当然比较诗学成了其中的主脉,同时,也就理解了印地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合办的那本著名的刊物《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而正是这本刊物在其命名上告诉我们,西方文学研究者是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整合起来给予认同的。而我们从以下这部1976年出版的文集命题上也可以见出这一情况:《法国总体和比较文学学会第13次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gress of the SFLGC)。事实上,走向理论化后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确有着巨大的交集,而这个交集恰恰可以被一个成熟的、自觉的学科概念——比较诗学所命名。

  上述我们曾如是说:“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其实,在学理的发展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把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收入了自己的领地,比较文学与理论化十足的总体文学趋同了,这种趋同在学理的本质上也加重了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的倾向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如此认同: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趋同,也是导致比较文学必然不可遏制地走向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学理因素。

  当然,从西方文学及其相关批评、理论的发展系谱来检讨,我们或许还可以把总体文学生成的情状追溯至曾波及与震撼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

  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化倾向,其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事实上,比较诗学也终于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诸多精英学者选择及介入其中的主脉。我们注意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中国文学研究界给予理论性影响的那些欧美教授们,大多是在比较文学系任教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因为欧美高校本然就没有文艺学这个专业。文艺学是从前苏联学界引入的一个学科概念。简言之,这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走向理论化的重要学理原因之一。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从开始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后,即是在理论化的倾向中势不可当地发展着自己,因此,比较诗学也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当然,这也与晚近30年来西方诸种哲学、美学及相关文艺理论思潮在翻译中对中国学界的渗透与影响有着必然的语际逻辑关系。另外,这也与文艺学在中国高校中文系是一个强势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国内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而挂名在比较诗学方向下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专业,也是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多年来,学术行动的事实也证明,文艺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大家一直在友好且有效的学术交往中互识、互动、互敬与互重,学科的疆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交集中被跨越了。

  无疑,当下是一个学术研究在跨界中互为欣赏与互领风骚的时代。

  问题在于,比较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我们究竟能够就比较诗学给出一个怎样的学理性定义?什么是比较诗学?这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行走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不得不给出的设问。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曾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过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本质: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一个定义,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对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所秉有的一种眼光,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是,比较视域决定了比较诗学在学科上的成立以研究主体定位,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作为自觉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为自己的研究客体,追问包容在两种互文性之间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从而使比较诗学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中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外诗学的诸种理论问题。(14)

  当我们的思路走到这里后必然要强调: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是在多种视域的交集中重构一种崭新的诗学体系,即我们所说的在批评与理论的思考上汇通于中外与古今而形成的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诗学,所以在学科本质上,比较诗学研究者必然是持有第三种诗学立场的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s)或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编译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时,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阅尽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优秀文章与经典著作,然而,并未直接发现任何一位学者曾经在自己的思考中就比较诗学的本质,给出过一个严谨且自洽的定义。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主要是对西方学界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重要文章及相关重要著作的章节的翻译,我们遴选相关学者的文章与著作时,在较大的范围内延展了我们的阅读,然而在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我们也没有追问到曾有哪一位西方学者第一次直接、准确且自觉地使用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只是雷纳·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踪迹,是德国学者莫里茨·豪普特(Moriz Haupt)于1878年首先使用了“comparative poetics”一词。有趣的是,整整100年后,即1978年,D.W.佛克马(D.W.Fokkema)、E.Kunne-易布思(E.?Kunne-Ibsch)与A.J.A.Van左埃斯特(A.?J.?A.?Van? Zoest)三位学者共同主编了这样一个命名的读本:《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当然,我们猜想在此100年中,一定会有许多学者曾自觉不自觉地操用或定义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有限的空间中,我们无法一一追问与梳理出一个发展逻辑细密的谱系。(15)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提及,1985年,两位美国学者A.巴拉坎(A.Balakian)和C.吉连(C.Guillen)主编、出版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一书;199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推出了他的那部著名读本:《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文集》(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当然还有很多。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当下的学者应该是在准确与自觉的学理观念上使用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了。

  不错,比较诗学是一个从西方学界舶来的术语及研究方向,然而我们甚至发现晚近30年来,国际学界对比较诗学及其学理意义的提取,也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读,如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一样,如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在讨论“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四种可能性分析”时,曾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初步存在于中国汉语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已经存在着的现象,所以国际学界需要逐渐地给予学理上的规范。如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其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出版的刊物《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Alif: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就显出种类杂混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只要列举出《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目录上的五篇文章,就可以捕获到这样的感觉:迈克尔·夫瑞考卜(Michael Frishkopf)的“Authorship in Sufi Poetry”(《苏菲诗歌中的作者身份》),塞拉·卡米尔·赛利姆(Salah Kamil Salim)的“New Poetry and Sacred Masks:A Reading in Medieval Poetic Discourse”(《新诗与宗教的面具:对中世纪诗歌话语的一种读解》),安沃·默罕默德·阿伯拉黑姆(Anwar Mohamed Ibrahim)的“Dostoevsky:The Dialectic of Skepticism and Faith”(《陀斯妥耶夫斯基:怀疑与信仰的辩证法》),斯科特·库格(Scott Kugle)的“Pilgrim Clouds:The Polymorphous Sacred in Indo-Muslim Imagination”(《朝圣者的玄想:印度穆斯林想象中的多形之神者》),赛义德·塔乌费克(Said Tawfik)的“The Beautiful and the Sacred in Art and Religion”(《艺术与宗教中的美与神圣》)。在这里,我们不妨给上述五篇文章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为初学比较诗学者提供一种划分的学科视域: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16)

  我们曾就上述五篇文章的本质属性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在这里不妨再度重复如下:“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17)陈述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汉语“诗学”是一个从源语“poetics”翻译过来的译入概念,至少在西方学界“poetics”有着狭义与广义的界分,狭义的“poetics”概念是专指诗歌研究,而广义的“poetics”概念泛指文艺理论研究。关于诗学这两个层面的界分,已在学界约定俗成,我们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想申明的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所启用的学理意义是指涉广义的诗学,比较诗学是倚重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学科观念与学科视域所展开的语际文艺理论研究。在文艺学方向下,有一批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的优秀学者依凭自己的学养在从事比较诗学研究,他们可以驻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学研究领地,不必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的研究边界问题,因为他们集中精力所需要设问与回答的是“什么是文艺学”的问题。而在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即有责任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研究边界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多年来其本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

  毫无疑问,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后数码科技打造的新媒体及其跨界效应使人类栖居的地球村在相对缩小,当然,这种生存景观让当下学界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体地说,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导致了多门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再具体地说,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给比较诗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遭遇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似乎许多学科都存在着学科本质与边界解体和缺席的危机。

  严格地讲,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名义下遴选的文章与著作节选,应该涵盖西方语际文艺理论及相关跨学科思考的经典,如果是这样,那的确可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太多了,因为比较诗学的边界太宽阔了,西方的语际文艺理论发展史也太漫长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遴选呢?当然每一部读本都有着选家自己的眼光与原则,我们此次在“西方卷”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眼光与原则。

  第一,在以往的相关《西方文学理论读本》、《西方美学理论读本》及《西方艺术理论读本》所反复选入的已知文章与著作节选之外,我们另辟蹊径重新选目,尽量回避与以往的相关选本在选目上的重复,并且把选目的眼光置放在西方当代学界。

  第二,以贴合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阅读与接受的眼光进行选目,因此所选入的相关理论文章与著作节选比较基础与稳定。所以这部“西方卷”特别适用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教学所用。

  第三,《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所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更多是贴合于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而完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套读本必须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其不仅简单的是一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新面孔读本。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遴选时特别注意征求与尊重研究生自己的阅读眼光,因此他们的建议与推荐在当下的选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意图是“西方卷”选目的眼光与原则,应该距离作为现下或未来读者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越近越好。当然,选家的眼光与原则不因为是研究生而放低了要求,而一定是经过提纯、提炼与提高后的学术视域。

  关于《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选家眼光与原则,并且这种选家眼光与原则的兑现,让我们收获了怎样恰如其分地编选一部“中国比较诗学读本”的学术乐趣。

  第一,我们把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准确地带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中,以此为王国维以来的、自觉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勾画出一脉发展史的逻辑谱系。其实,关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逻辑谱系,从我们选目的排序上,一眼即可以见出。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卷”读本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还有很多优秀学者的优秀比较诗学研究文章与著作节选无法被纳入其中。

  第二,我们选目的眼光与原则也必然扩展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学术领域,把那些栖居于西方学界的华裔学者,以英语书写的关于中国诗学研究的文章与著作节选纳入其中,以此告诉阅读这套读本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古今中外知识结构汇通的视域下,比较诗学在解决中国本土诗学文化传统的问题时,那些以英语书写、思考的比较诗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研究与思考的观念上,其对中国本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以此我们也能够切实地证明,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必须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第三,我们特别希望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为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国际性学术视域,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不仅守护为中国本土学者的私人话语(本土话语),也更应该敞开为国际学者的公共话语(国际话语)。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卷”能够使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阅读中获取这样一种学术体验,即一位国际性比较诗学研究者驻足于异质文化的学术立场,可以操用他者视域而完成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获取打通中外学术的新鲜感与通畅感。

  第四,我们特别希望以“中国卷”的选目告诉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较之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学术语言的操用、学术观念的敞开、学术知识的融通与学术心理的健康等方面是优秀的。甚至在多种维度上,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比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要优秀得多与厚重得多。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崛起与发展,不仅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坦然地敞开自己的学术视界,以获得一种阳光且健康的学术心理,以此与国际学界接轨;当然,也必然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持有一种学术自信心,在了解了西方后,也用不着对西方学者在绵密的讨好中贡献那种“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就是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化,研究主体是驻足于一方国际化的平台上,以敞开的视界观览、思考本土文学及相关理论与外域文学及相关理论,而不再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把文学及相关理论研究狭隘地理解为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或者以一种偏激的抵抗姿态把外域文学及其理论仇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客观地讲,我们在翻译《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大部分文章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话语在我们的翻译中“失语”而完成的,因为这两部读本中关涉西方学者诗学与华裔学者诗学的文章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2003年他向国际学界贡献了《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一书,其中他以三重定义的方法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重新给出了一个界说:

  1.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一种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3.世界文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a mode of reading)。(18)

  大卫·达姆罗什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翻译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内在推动作用。当然,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跨界移动中,翻译直接推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解码与转码,这种语言的间际解码与转码推动着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语际中走向相互的融合。大卫·达姆罗什所界定的因翻译推动所形成的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客体,也是比较诗学得以建基之上所可能形成理论表达的背景语境。不仅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审美性书写,而且比较诗学也是在翻译中获益的理论性书写。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本土,操用本土母语与本土视域对异域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必然要依赖于翻译的诗学读本;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异域,操用异域语言与他者视域对本土的母语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对异域诗学读本的阅读也是翻译;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诗学因翻译向异域做语际移动时,其在本质上更是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我们想说的是,关于这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文章与著作节选的翻译,本身就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译者们以自己的翻译行为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诗学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

  不错,比较诗学是在诗学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是一部完全翻译的读本,而《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部分文章与著作节选也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的是,“西方卷”是从英语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一次翻译,而“中国卷”中的部分翻译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二次翻译。关于“二次翻译”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我们在这里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如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撰写的《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

  《中国诗学与禅学》是陈世骧用英文书写的一篇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世骧把其所涉及的相关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翻译为英语,当然这篇文章也更是作者操用英语在书写中对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学的审美观念给予解码与转码,说到底,这篇文章是把以汉语书写的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学的审美观念在解码中转码为英语出场,再说到底,其在本质上还是翻译。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而中国译者再把陈世骧的这篇文章从英语再度解码与转码为汉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次翻译。“二次翻译”是西方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之文章与著作被翻译为汉语后在中国学界所呈现的最为显著的学术特点。可以说,“二次翻译”是一个应该被学界所关注的重要术语。

  刘若愚的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是在美国本土学界操用英语所撰写的读本,当中国汉语学者在阅读翻译为汉语的《中国文学理论》时,我不知道中国汉语学者是否意识到这部汉语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二次翻译的结果。关于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之文章与著作的二次翻译问题,的确是值得展开讨论的比较诗学现象,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更多的空间与时间给予展开性讨论。我们想表达的只是,诗学及其观念在语际中经历了从汉语走向英语的一次翻译,又经历了从英语返回汉语的二次翻译,不要说其中带入了太多的异质文化观念、他者学术立场、外域审美姿态与另类价值判断的融入,还有更多的创造性理解、过度理解与语言误读等无可回避的主客观两个面向上的技术性问题。因此,比较诗学必然是在中外诗学理论关系之间所生成的第三种诗学。在第三种诗学中,既含有双方的文化背景及相关的多种学术因子,也更有不同于任何一方由研究者与翻译者整合出的崭新的诗学元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诗学是持有第三种立场的语际理论。在第三种诗学与第三种立场中,翻译是其背后的重要学术推动力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诗学翻译又怎能不是创造性的“rewriting”呢?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宣称:客观地讲,我们在翻译《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的大部分文章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话语在我们的翻译中“失语”而完成的。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被翻译为汉语后,从来就没有在其原初意义的推动下准确地执行过源语语境中的批评策略。当然,对于以语言构筑的文本来说,其本然就没有原初意义,这已经是诠释学理论所解决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了。文本不证自明的原初意义是文字学家在一厢情愿的假设中设定的先验存在。

  实际上,在学界我们用心地经常倾听这样一种贬损性表述:“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套中国的文献材料,或用中国的文献材料为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做注。”我们想澄清的是,这种表述本身在学理上就存在着问题。需要提及的是,所谓“西方的理论框架”应该理解为是翻译为汉语的西方理论,西方的源语理论在翻译的旅行中因我们指出的上述诸种原因,其中有着太多的“失语”,可以说,作为汉语译入语的西方理论在汉语学界从来就没有准确地执行过其在源语语境下所达向的理论价值评判。因此,有许多西方学者或汉学家惊诧于西方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汉语学界被翻泽、误读或过度诠释到如此地步。并且较之于西方源语语境下的整体理论框架及其体系性构成,翻译为汉语的西方理论是其中太少的一部分了,并且是脱离了源语语境的西方理论,所以其在体系上必然是支离破碎的,谈不上“框架”;“框架”在其隐喻的表达中,指涉的就是“体系”,我们对其完全不应该操用“西方理论框架”以此对汉语译入的西方理论给予逻辑体系上的称呼。

  倘若我们把自己思考的立场转置于西方学界,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可能会认为中国学者是操用汉语在翻译中解构或丰富了西方理论,并且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又操用了中国的文献材料来重新诠释了西方理论,也以此解构或丰富了西方的理论。

  学界皆知,推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进行语际视域的互相参证,早在王国维那里即开始了,并且得到了陈寅恪的认同。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学术观念进行了三种划分,其第三种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与《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9)王国维可以这样做、陈寅恪可以这样认同,并且也这样做,中国现当代学术在整体上也是这样发展的。其实,我想,对于某种人来说,大可不必看到在文学研究中把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互相参证,就大惊小怪,如临洪水猛兽。天下文章不可能是一种路数!在这里,我们忽然想起那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与史学家杨树达。杨树达在日本留学时曾接受了西方文法学与语源学的研究方法论,他也坦承自己的文字学研究方法论受到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确,杨树达也正是在西方的“philology”与中国的文字学相互参证与相互融合的学术观念中成就了自己的学术辉煌。

  其实,我还想,对于某类人来说,其大概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的互相参证必有一个方面不太熟悉,有些阅读困难,故伤及了自己的权威感,所以其裹挟着愤气骤然奋起,以一种拒斥的心理来掩饰自己的知识缺憾,以致不再顾及自己多年积攒的学术形象,以个人的学术私语打起这个时代的隐性学术政治牌,而这种人面对着钱锺书的《谈艺录》、《七缀集》与《管锥编》等又收拾起自己的傲慢,小心翼翼地携带着敬重退守在沉默中压抑。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不要说小小的学术,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

  说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于打政治牌。我们谈的是学术问题。有趣的是,1953年,有关方面曾出面请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而陈寅恪就此聘任提出了他的两个就任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出具一张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陈寅恪不希望马列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政治的层面干预学术研究,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在生存的姿态上一贯持有自己的风骨与气节,即他所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是一位学贯中外与学贯古今的大师学者,他敢于为了守望学术的纯粹而在政治上做隐含的抵抗。严格地讲,当下的中国学界在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论上,面对西方诸种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进行语际视域的互相参证时,已经走出了政治压迫的阴影:倒是那些拒斥者于潜在的学术心理中,把学术问题以个人学术权力的压迫使其“学术政治化”,并使学术政治个人私语化,一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描述的班固在盲目的轻蔑中对傅毅(武仲)的贬损与打压。实际上,这类人在真正面对社会、历史及公共政治的问题时,又的确缺少敢为天下思考与敢为民众言说的勇气。无论怎样讲,他们在骨子里决然不是一位坦诚的公共知识分子。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王国维的学术人格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0)学术人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每一位庸常学者都可以企获的,在学术的技术上做得再好,依然不可成其为具有学术思想深度的大师,学术的小技再精湛也是文心雕虫,而学术思想的大器成就了文心雕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开篇便选入了王国维的两篇文章之缘故。

  有一种学者往往难以根除自己固执己见的保守主义立场,要让其置换一种异质的眼光、他者的视域或非我的立场重新看视这个世界,并给出自己的当代性诠释,这几乎要了他的性命。这类人的确是一种后现代全球化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文人的学术器量之大小,是可以一眼识透的。我们于此再度强调的是:当下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文非一体”,天下文章不可能归同于一种路数。早在汉魏时期,曹丕即以《典论·论文》就“文人相轻”、“文非一体”、“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与“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给出过自己的评判: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21)

  的确,遮蔽在保守主义姿态阴影下的学者往往是缺少自我反思能力的,正如曹丕在此段结尾处所言:“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22)倘若一位学者在指摘、数落别人所不是之时,能温故、反思一下自己所不足之处,便不会“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更不会“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当然,最终“故能免于斯累”。

  曹丕所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点也不错,我们大可以把这种心态作为沉淀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一种原型(Archetype),或视为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一种情结(Complex)追问到孔子那里,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种学术心理生成的历史缘由,以警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妨校正一下自己的学术器量,千万不要一面不得不承认别人之长处时,一边还要补上一句贬损性的表达,以平衡自己在承认别人时所收获的自我失落感——如孔子对管仲的悖反性评价。《论语·宪问》载录了孔子与子贡就管仲的对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23)

  不错,一如孔子所承认,正因为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而匡正天下,以至老百姓现在依然享用到他的恩惠;而孔子又不得不承认,倘若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已像中原以外的少数族裔那样散髻披发、衣襟左掩,沦为夷狄了。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辑录了东汉经学家马融的古注,以求取马融在那个时代对管仲的理解与解释:“微,无也。无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24)而《论语·八佾》又载孔子对管仲人格设问的回答: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25)

  在这里,我们无意考据管仲的是否从“俭”、是否“知礼”、是否“树塞门”与是否置“坫器”的那些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想说,读到孔子一面承认“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面又指摘“管仲之器小哉”,似乎感觉到真正的“器小者”不是管仲而是孔子了,又忽然感觉到当代知识界的崇古者为什么也会固执这样一种“器小者”的学术心态,原来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原型上,他们受动于一种学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情结而承继了孔子。21世纪是一个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景观下复兴儒学的“后孔子”(post-Confucius)时代,我们有理由以孔子为反思性之参照,为疗救当代崇古学人的自闭与小器,多少找一点历史原型的缘由,以便敦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小器者以恢宏心态大器起来。因为,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集体无意识的人格构成中只是成为了“后孔子”及一味地复现“后孔子”的学术心态。

  思考到这里,我们或许应该谈一点翻译研究的问题了。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对埃文·左哈尔(Evan Zohur)在多元系统理论基础上成立的操控(manipulation)理论进行了丰富,以此构建了他讨论翻译的操控派改写理论。译学界皆知,翻译是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处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张力关系中。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在讨论系统中的翻译时提出:从目的语的视角来分析,所有的翻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源语给予一定的操控,并最终达向一定的目的。

  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为主参与选目及翻译完成的,(26)也是在学科建设中,一批青年学者所展开的一次学术活动与翻译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批翻译者就是策划者与选目者。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这套读本没有受到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言说的赞助人(patronage)等外力因素的干预与制约,当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在源语被解码与转码为目的语的翻译行程中,赞助人关注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注的是诗学,并认为文学家们所追求的诗学是受控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行进的。而这套读本恰恰把作为外因的赞助人收编为策划者、选目者与翻译者的自我身份,从而使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诗学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两者的共谋关系,以推动这套读本达向其所预期的诗学目的。所以,我们于此再三强调,这套读本的翻译者就是选目者,选目者就是策划者,他们就是不受外力制约的自我赞助人。

  有趣的是,于潜在的逻辑上,这套读本把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派改写理论直接颠覆得散落涂地。在翻译理论上,作为外因成立的赞助人意识形态被这套读本的“译者诗学”解构了,这其实也是在隐喻中解构了译入语语境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诗学”的干涉与限禁。因此,这套读本是“译者诗学”在自我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共谋下所进行的一种操纵性改写活动,“译者诗学”呈现为编译这套读本所选目的眼光与原则,呈现为译者对中外比较诗学文本所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活动,最终呈现为选目者与翻译者的诗学追求:即以他们的选目与翻译隐喻地设问与诠释了什么是比较诗学。

  注释:

  ①[法]雷纳·艾田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René Etiemble,"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见雷纳·艾田伯:《比较文学的危机》(René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54.)。英文译本原文如下:"By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which consider themselves diametrically opposed but which,in fact,must complement each other—the historical inquiry and the 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uld then be irresistibly drawn towards comparative poetry."

  ②钱钟书:《读〈拉奥孔〉》,见《钱锺书集·七缀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页。

  ③[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18页。按:当时戴望舒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把作者名“P.Van Tieghem”翻译为“提格亨”,现按当下学术界约定俗成,重标作者名为“梵·第根”。

  ④[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⑤[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René Wellek,"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见[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René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82.)。

  ⑥[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Ulrich Weisste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p.4.)。

  ⑦[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René Wellek,"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见[美]雷纳·韦勒克:《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René Wellek,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19.)。

  ⑧[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René Wellek,"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见[美]雷纳·韦勒克:《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René Wellek,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20.)。

  ⑨[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6-207页。

  ⑩关于总体文学的基本理论概述,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7页。

  (11)[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8-209页。

  (12)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13)同上,第106-107页。

  (14)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页。

  (15)关于梳理“比较诗学”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史上发展的逻辑谱系,我们特别期待能有学者就这一谱系的成立给出一个细密的逻辑厘清。

  (16)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408页。

  (17)这五篇文章见于《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的目录(Alif: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http://www.jstor.org/journals/11108673.html,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4.),“Alif”是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在这里标识着这部比较诗学期刊是在阿拉伯文化语境下编辑与出版的文化身份,我们以音译的方式译出。

  (18)[美]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1.)。

  (1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版,第247页。

  (20)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版,第246页。

  (21)曹丕:《典论·论文》,见[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97页。

  (22)同上,第1097页。

  (23)《论语·宪问》,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2511-2512页。

  (24)同上,第2512页。

  (25)《论语·八佾》,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2468页。

  (26)按:除去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学者外,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青年学者加盟,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与温州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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