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笔谈)

全文总计 6124 字,阅读时间 16 分钟,快速浏览仅需 4 分钟。

副标题:——1.普希金的创作与启蒙主义理想

英文标题:Enlightenment Cul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内容摘要:研究界注意到,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启蒙时代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崛起的重要节点。在整个俄罗斯启蒙文化的史册上,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特别显赫,除了早期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君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外,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名字就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无疑是欧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启蒙主义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笔谈).[J]或者报纸[N].学习与探索,(201410):122-132

正文内容

   研究界注意到,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启蒙时代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崛起的重要节点。在整个俄罗斯启蒙文化的史册上,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特别显赫,除了早期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君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外,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名字就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无疑是欧洲和俄罗斯启蒙主义文化运动在俄罗斯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这也是俄罗斯文化史的一个共识。在俄罗斯文化界的传统评价中,普希金通常被视为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语言创新者、历史学家、文艺思想家,而近年来他作为俄罗斯文化史上一位出色的启蒙教育家的身份也得到重视。别林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是“青年最好的教科书”的名言虽然是从文学批评角度的赞誉,但也意在强调普希金艺术经典的教育意义与功用。俄罗斯文化史大家利哈乔夫院士在其最后一部力作《沉思俄罗斯》中倾情倡议将普希金的生日作为“俄罗斯全民文化节”,这正突显了普希金在俄国启蒙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理智万岁,黑暗隐退”,“你用启蒙照亮了自己的理智,你洞见了真理的欢呼”。“理智”与“启蒙”是普希金弘扬欧洲启蒙主义理想的著名诗句。法国启蒙时代最鲜明的思想旗帜被后起的俄罗斯文化界及时地接过来并高高举起。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俄罗斯社会影响的结果是在俄国文学界也终于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叶甫盖尼·奥涅金》,而这部巨著的作者正是普希金。19世纪的俄国批评大师别林斯基把普希金奉为写出了“百科全书”式作品的巨匠,这恰恰是从普希金秉承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奋力推进俄国文化启蒙这个意义上来颂扬他的。从茹科夫斯基、冈察洛夫到高尔基等俄罗斯文化名家百年来始终尊称普希金为“太阳”,这也主要是就普希金的俄罗斯文化启蒙意义而言的。尽管普希金被通常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但更全面地看,他的文化贡献却不只是在诗歌创作方面,普希金在构建俄罗斯近代标准俄语、确立新的俄罗斯历史意识、定位俄罗斯国家地缘文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因此,他更是俄罗斯启蒙文化思想的杰出先驱。

   在普希金的词典里,启蒙、教育及文化几乎就是同义词。在启蒙运动(Просвещение)中,“理智”这个概念的关键词素或词根就是“光明”(свет),进而又可引申为“教育”。18世纪至今,俄罗斯国家教育机构如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的名称,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个专有术语(Просвещение)的核心要义即教育与启蒙,可见启蒙时代留下的文教印记是何其深远。因此,无论是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传奇长诗,还是在其他叙事文学作品中,启蒙与教育的主题都是诗人深度关切的。在启蒙时代,古典主义思想盛行于俄国文学中,当然也是普希金启蒙教益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关爱平民、劝谕君主是他一生诗文创作的常见主题。皇村时期的普希金被同学们戏称为“法国人”,时值法国大革命和俄法战争时期,欧洲的进步思想逐渐在新世纪的一代贵族青少年中传播开来,普希金的文学导师卡拉姆津在其《一个俄国旅行家的札记》中多方面介绍了法国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思想现状,对向往欧洲先进文化的俄罗斯学子们影响不小。普希金的进步社会意识就是在欧洲启蒙文化与俄罗斯专制社会悲惨现实的强烈对比中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其实,在普希金登上俄罗斯文坛之前,启蒙文化已经深入俄罗斯思想界并突出表现在俄罗斯文艺界中。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古典主义颂诗,康捷米尔与诺维科夫的讽刺诗歌,克雷洛夫的寓言创作,苏马罗科夫、冯维津和格里鲍耶多夫的戏剧都是俄罗斯启蒙主义文学力作,它们为普希金启蒙主义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无须讳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文化政策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第二卷中所言:“在新女皇新政的最初年代的形成的历史局势显著特点是,俄国注定要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早期法国启蒙主义最喜爱的原则之一——开明君主的原则接受了独特生活的检验……在执政的最初年代她甚至尝试把自己变现成法国启蒙主义者的学生。”“开明君主”的政策与文化偏好对于推动俄罗斯贵族文化界接受启蒙理性无疑具有示范效应。普希金的《乡村》在传统文学史中通常被阐释为揭露沙皇农奴制的尖锐檄文。这样的阐释并不是无根据的,但往往忽略了诗歌中继承的启蒙主义时代古典主义创作对理想君主的寄托幻想。诗人写道:“我会看见吗?啊!朋友,不再受压的民众和随着沙皇一声令下奴役消失,在自由启蒙的祖国上空将升起一片美丽的朝霞。”把普希金看作是比林肯总统更早的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并非没有历史根据,但也正是在期盼启蒙主义开明君主的语境中才配得上这样的评价。写于1817年的《乡村》的主题还是在幻想开明君主的出现,与他的先辈罗蒙诺索夫的《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的主题是相同的,即把俄罗斯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个有作为的开明君主。这在他的抒情诗名篇《10月19日》的结尾表达的也很清楚,诗人建议皇村老同学“为亚历山大一世干杯”,以感谢他1812年的功勋。可见普希金的启蒙理想意识仍然交织着进步倾向与时代的局限。

   普希金的启蒙意识的核心是对人道主义与俄罗斯文明社会构建充分而坚定的信念。俄国的启蒙文化依然是在传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诚然,俄国改良的君主制、希冀君主的自省与仁慈,也是诗人的梦想。杰尔查文是俄罗斯启蒙时代的重要宫廷诗人。“理智和人的心灵是我的天才”(杰尔查文语),杰尔查文的确是把人的理智和人的心灵,而不是神的意志作为自己创作的主宰,这与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已经接近并有许多契合。作为俄国启蒙时代的文学家,不管是由于主观意愿,还是在生活中有所感悟,他总是在这个时代努力发掘俄国社会中合乎理智和人性的一面。“杰尔查文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并继续在每一个人身上——在官吏,高官,显耀神之怒沙皇的身上看到‘人’,对个人经验的信任,对人的理智和精神优点的信仰,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杰尔查文的理念。这种理念帮助他完善了诗歌里的变革,这个变革也准备着俄罗斯抒情诗歌未来的繁荣。”[1]他在普希金之前也模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法国诗人布瓦洛,也续写了同题的墓志铭诗歌《纪念碑》,诗中的思想亮点是对君主的温和提醒。“我的诗歌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我对沙皇们说出了真情实况。”(杰尔查文《纪念碑》)杰尔查文作为启蒙时代的古典主义诗人感到自己的责任在于既忠君又爱民,更在于警示和劝喻君主,以体现宫廷文臣的道德责任,而这正是俄罗斯启蒙时代初期进步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四篇》中把杰尔查文比作“不成功的普希金”,说杰尔查文的诗歌是俄罗斯文坛“黎明前的曙光”,而把普希金的诗歌比作夏日正午阳光[2]。普希金的启蒙理想当然也受到杰尔查文前辈这种思想传统的惯性影响,所以,他在晚年所续写的《纪念碑》中部分地继承杰尔查文《纪念碑》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境界却又超越了18世纪的俄罗斯启蒙文化的先人,把对君主的责任升华为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对农奴解放使命的责任、对民众自由的守护与赞美,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在严酷的岁月里我讴歌过自由”(《纪念碑》)。由此可见,普希金改良了古典主义关于“忠诚”的意蕴,他的启蒙主义立场已经在广大人民一边。

   无论是早年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还是最终觉醒后寄希望于民众,普希金作为启蒙时代理性乐观精神的俄罗斯的代言人,他对启蒙理性的信念是无比坚定的,这可以从他早年的政治抒情诗《致恰阿达耶夫》的诗句“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生活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里“请相信,那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以及诗人最后的人生与创作总结《纪念碑》“我相信,我的诗歌会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等诗句中管窥一斑。诗人对真情无悔,坚守人性的善良,对人类理性社会实现的自信还可以在其最心爱的得意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这一节诗歌中得到更充分的印证:“他相信,有一颗亲爱的心必定要与他结合在一起,这颗心正朝朝暮暮忧心如焚,期待着他,为他伤心地叹息;他相信他的朋友都甘心情愿,为了他的荣誉去承受锁链,如果需要砸碎诽谤者的狗头,他们绝不心慈手软;他相信,命运选定了一些人作为人类神圣的朋友,他们结成的家族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终将照耀我们,美不胜言的光辉啊,总有一天会把幸福赐给人间。”[3]别尔嘉耶夫把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传统区分为普希金流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派,前者乐观而光明,后者纠结而质疑,对启蒙理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别尔嘉耶夫的这种划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信念不完全相符,但这位俄国哲学家对普希金思想特点的概括大体不错。

   寓言与童话的写作是俄罗斯启蒙时代对法国古典主义寓言写作的传承。普希金的童话,大多具有启蒙文化的进步意义。从启蒙文化的意义上解读,普希金的名作《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就不仅是作为童话写给少年读者看的,而且作为一种潜在的劝谕也在教育成人读者不可贪婪,更在警示俄罗斯的统治者。作品中大海的形象不仅仅被当作情节展开的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民众觉醒的象征和符号,起着启蒙时代道德教谕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提升,普希金对西方启蒙文化的成果,特别是欧洲浪漫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正如俄国学者日尔蒙斯基所言,“为欧洲浪漫主义经验所武装的普希金重新审视了法国17—18世纪文学,从自己对艺术新的要求的观点出发,即提出了艺术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要求”[4]。被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奉为俄罗斯批评现实主义史上开篇之作的《驿站长》,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启蒙主义时代的人道主义道德力量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力作,普希金以这样的思想和艺术探索提升了俄罗斯启蒙主义的高度。虽然这篇小说也还充溢着浓厚的卡拉姆津式感伤主义情绪,可以视为启蒙时代俄国感伤主义小说传统的延续,但启蒙主义的人道精神却在这部作品中深化。20世纪传统的俄苏文学史倾向于把这部作品视为揭露沙俄专制社会中贵族对下层小人物的欺压的小说,刻意突出人物关系上的阶层冲突和对立。诚然,贵族上层对小人物的轻蔑和欺凌是作者关注和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里程碑。按作者的点睛之笔,驿站长维林老人“就是一个十四等级的受难者”。对主人公身份的如此表述,无疑彰显出受难者地位的卑微与处境的辛酸,表达了作者的深切同情,但作者的立意却并不停留于此。在整部作品中,除了叙事者外,重点刻画了三个中心人物,即驿站长维林、贵族骠骑兵军官明斯基和站长之女冬妮娅,其中冬妮娅的形象和意义更加独特。其实,依笔者看来,冬妮娅这个维系驿站长、贵族军官和叙事者的核心人物形象,才是作者普希金构思这部经典的初衷,她的生活与情感变迁蕴藏着更深的启蒙主义道德劝诫。维林老人长期受贵族欺凌早已习以为常,好在他生活中有一份“唯一的欢乐”,就是化解生活与事务中冲突纠纷的美丽聪明伶俐的女儿冬妮娅。可是,正是冬妮娅心甘情愿跟随贵族离去,在富贵生活和相依为命的亲人之间的选择结果,击倒了可怜的老驿站长。富有启蒙主义人道情怀的普希金正是用维林老人亲情的丧失及其悲惨结局拷问着读者的心灵:在物欲的诱惑下能否守住传统家庭美德的底线。因此,俄国启蒙文化时代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重视传统人伦道德的劝诫主题,由卡拉姆津式的贵族情爱纠葛通过普希金扩展至对普通劳动者悲凉生活的深切同情。这样的含泪劝诫和温馨提醒其实更体现了长久的超阶层的普遍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警醒,对于俄罗斯文学后世的道德题材创作产生了更久远和更深刻的影响。在苏维埃时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乡村小说流派”中早已没有阶层冲突,在阶层对立消失的新的生活语境中,更多的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问题的揭示与诘问,例如拉斯普京、别洛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作品。显而易见,它们依然延续的是普希金时代启蒙文学的根脉。难怪后苏联文学批评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苏联文学更像俄罗斯古典文学。

   《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普希金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启蒙思想的播扬是作者创作的主旨之一。在这部俄罗斯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中,普希金对保守农奴主的保守愚昧停滞思想的尖锐批评、对俄罗斯语言学界刻板观念的嘲弄、对沙皇参政院假宪政的讽刺,都或明或暗地传达着俄罗斯启蒙主义思想界的平等思想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推广文化启蒙的诉求。

   进入19世纪,俄罗斯的启蒙主义开始面临种种困境,甚至从30年代起,欧化的知识分子也遭遇传统知识界的质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颂扬俄罗斯启蒙文化进程的同时,也对没有俄罗斯传统文化根基、缺少俄罗斯灵魂的知识分子漂泊者提出诘问。普希金的后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中接续了这样的沉思和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否认科学理性,但他像普希金一样,用俄罗斯的灵魂来对待西方的理性文化。在《作家日记》中,作家把塔吉雅娜作为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和正面人物。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的根脉在在俄罗斯民间。正如普希金把她称为“灵魂上的俄罗斯人”,塔吉雅娜的形象在启蒙思想进程的阐释维度中的解读在新世纪又有了深化。当代俄罗斯普希金研究界也认为塔吉雅娜的形象是俄罗斯文化启蒙时代文化觉醒的重要象征。在这些学者看来,俄罗斯的民族觉醒和文化复兴不是抽象的,而是以俄罗斯妇女的知识化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追求智性和个性独立是俄国启蒙时代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生活行为准则,当然也就是普希金及其作品正面人物的精神特征。与塔吉雅娜近似的普希金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有未完成的作品《罗斯拉夫列夫》中的帕琳娜。

   而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则是可以解读普希金启蒙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文本。普希金这部小说的题记“爱惜名誉从小做起”就直接点明了这是一部培养俄罗斯青少年的教育小说,其古典主义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忠君和怜悯意旨也极为鲜明。城防司令在动荡时刻的坚守在于宣扬为人要忠于自己的职责。男主人公青年士官格里涅夫虽然与起义的农民领袖普加乔夫有所交往,甚至接受普加乔夫的恩惠,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尽管小说的相当篇幅用于普加乔夫形象的塑造,但客观地讲,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普希金并不赞同普加乔夫的暴动。作者基于启蒙主义的人道情怀最终还是倾向于暴动中落难的女主人公玛丽亚的家庭。

   普希金的历史—都市题材长诗《青铜骑士》所蕴含的深化了的启蒙主题存在于它独特的篇章构成中。长诗序诗和长诗主体形成了古典主义与人道主义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对话。序诗以古典主义颂诗深情地讴歌了俄罗斯前启蒙时代的先驱者彼得大帝的历史功勋。“我爱彼得大帝的创造”,一句赞美表达了对有为君王宏才大略的无比钦佩,但长诗主体的怜悯小人物的人道情怀和对残酷无情的象征——青铜巨像的抨击又体现了作为启蒙主义作家在人道主义情感上的平衡。

   综上所述,普希金启蒙主义的文化功勋正在于他广泛吸纳融合了欧洲启蒙主义的进步成果,扬弃了贵族启蒙文化的陈旧因子,回应俄罗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神,用俄罗斯人民的语言感召国民和启迪民智,播扬进步的人道主义温暖,从而为俄罗斯文化开启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他的启蒙思想充满了对下层民众关爱的“人民性”,俄罗斯“为人生”的文学(鲁迅语)由此诞生。

   收稿日期:2014-07-07

参考文献

[1]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В 4 томах[M].Том 1.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отд-ние,1980:630.

[2]别林斯基选集[M].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279.

[3]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3.

推荐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