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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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国初期政治与文化的混乱状态,导致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本文首先梳理《卿云歌》成为民国国歌的历史过程,然后一一分析其谱制过程中引发的重要争论,包括:民国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国歌的品性究竟是应该“激昂尚武”还是应该“中正平和”?国歌的歌词究竟应该采用“文言”还是“白话”?国歌的曲调是应该具有民族特色,还是应该采用西洋曲风?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争论的分析,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关键词:卿云歌,国家主义,尚武,白话,西乐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J]或者报纸[N].文艺研究,(3):100-109

正文内容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100-10

  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的“一统垂裳”观念已经被“列国并立”的现实打破。与外邦交往的频繁发生,以及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对国家标志的认识与需求不断增长。人们渐渐认识到,现代国家除了各种相应的政治制度之外,还需要国旗、国徽、国歌这些代表国家的符号。

  “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歌的制定几经周折,直到1921年,《卿云歌》才被正式颁定为国歌。据笔者所见,对《卿云歌》的研究不是很多,代表性的文章有钱仁康的《旧国歌史料拾存(1941年)》① 和皮后锋的《中国近代国歌考述》(1995)② 等。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史料拾存”的性质,所收材料不太全面,对相应的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而“声音之道,本与政通”,国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卿云歌》的颁布过程以及围绕《卿云歌》所引发的争论,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一、民国国歌《卿云歌》小史

  民国肇造,1912年2月5日,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上刊出了一份征集国歌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美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③

  25日,教育部首次刊出一份由沈恩孚作歌、沈彭年填谱的应征稿件。歌词为: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④

  不过,直到7月25日,教育部才第二次刊出应征的作品。这份《国歌拟稿》由邹华民填谱,沈庆鸿(心工)作歌,歌词为: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清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⑤

  从后来的情况看,教育部的首次征稿活动并不成功。虽然征集广告被反复刊登,发表出来的投稿目前却只见这两篇。

  北平政府成立后,从1912年7月10日起,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对备选的两首国歌都不甚满意。“第一歌为章炳麟所选古歌,朱云望为之作曲,文词不合于今日情事及普通社会。第二歌为沈心工所作,原称《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朱云望作曲,曲调可听,而歌词尚有俟斟酌者”。所以,当时多数代表认为国歌问题非会场所能讨论之事,决议将原案交还教育部,由其委任专员特别办理⑥。

  9月初,教育部颁布《学校仪式规程》八条,其中第二条“祝贺式”规定:“立国旗于礼堂,职员、学生以次向国旗正立,奏乐唱国歌,职员、学生行三鞠躬礼,校长致训词,复奏乐唱国歌毕退。”⑦ 但那时国歌尚未制定出来。于是,20日,教育部再次通告京外征集国歌。由于考虑到“吾国文学博深之士,与音乐专家,往往不能以一身兼,分而求之,则事易集也”,所以此次先征集国歌歌词,待“选择既定,乃求声谱”⑧。而且,鉴于上次的失败,这次教育部改以五百金公开悬赏⑨。于是,“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⑩。改“征集”为“悬赏”,看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到了1913年2月,教育部只好三写《请撰国歌书》。此次,教育部“易广征为专恳”向当时的博学之士征集国歌歌词(11)。经过此次“专恳”,教育部收到了章炳麟(太炎)、张謇(季直)、钱恂(念劬)、汪荣宝(衮甫)四家的回复。

  章太炎的作品为:

  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复我土宇版章。吾知所乐,乐有法常。休矣王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秋,与天地久长。(12)

  张季直的作品为: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13)

  钱念劬的作品为:

  我轩辕之苗裔兮,宅中土而跨黄河。唐虞揖让兮,周召共和。史乘四千年,圆周九万里,孰外我往复与平颇。迨孔圣出而师表万世兮,玉振金声成乃集大。祖尧舜,宪文武,律天时,袭水土,余事且分教于四科。磨不磷,涅不淄,圣矣哉无可无不可。道统传奕祀,私淑有孟轲。汉唐崇儒术,宋后亦靡佗。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14)

  汪衮甫则以“述而不作”为原则,推荐了《尚书·大传》中帝舜的《卿云歌》,并“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或更复叠其词,以明咏叹”。因此,最终的成稿为: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15)

  4月8日,国会举行开院典礼,需要演奏国歌,教育部遂临时聘请法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为《卿云歌》制谱,以代国乐。29日,教育部将四家作品提交国会公议,最后的结果是:“章之作近于郁勃悸恻,汪之作近于秀丽靡绵。虽各有优点,殊少发挥我民族之荣誉,及国民品行。惟张季直氏之作,盛世和鸣,音韵适合,兹已经国务院定。”(16) 然而,张作似乎只是通过了国会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总统的批准(17)。

  此后,民国国歌的制定由于政治的动荡一直议而未决(18)。

  直到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才下定决心,专门组织了国歌研究会来解决此事。到1920年4月,国歌研究会最终决定:“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其所谓‘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国名政体隐合。”(19) 接着,国歌研究会聘请王露(心葵)、吴梅(瞿安)、陈蒙(仲子)以及萧友梅四人为《卿云歌》作曲,以备选择。最后,经过国务会议的决议和总统的批准,由萧友梅作曲的《卿云歌》最终被确定为国歌,并定于民国十年七月一日通行全国。随后,萧友梅又创作了《卿云歌军乐谱》、《卿云歌燕乐谱》(20) 和《卿云歌四部合唱谱》,刘天华创作了《卿云歌古琴谱》。

  但是,以一首古典诗歌,配以西洋曲风的乐谱,似乎并不能让任何一方满意。《卿云歌》是否适合作为国歌,仍然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

  二、对中华民国的政治想象

  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观念曾对中华民国的立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并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国歌的认识。民国初年,负责制定国歌的教育部就曾对我国音乐发达很早、却一直没有国歌表示遗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

  盖吾国古时,不以国视国,而以天下视国。四境以外,无声明文物之大邦,与我相交接。于是吾国人之思想及学说,几若吾国外无他国焉。既无他国之观念,则对于他国而表示己国之特质者,其事自无由而发生。

  所以,自唐虞以来,中国“几至于无国号、无国徽、无国旗、无国歌”(21)。因此,教育部在征集国歌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国歌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国歌者,国家精神之代表也。”(22) 一个国家的国歌,“外以表示列邦”,内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为密切”(23)。在应征的稿件中,“五色旗”、“民国”、“同胞”等意象的出现正是国家观念的产物。然而,由于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究竟应该在国歌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用什么方式表达,却未有定论。

  民国成立,孙中山大总统的《就职演说》即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来标榜民国政治的巨大变革。从专制政体走出来的国民,最大的欣喜与最大的担心同样是来自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革命功成,民国建立,我数千年之专制国,一变而为东方新进之共和国。而我四百兆之同胞,生际此时,得享共和之福,岂不幸哉!岂不快哉!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而已。人民即无共和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24) 因此,在国歌中突出强调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汪衮甫推荐国歌歌词采用《卿云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帝舜始于侧陋,终于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则,遗制流传,俾吾人永远诵习,藉以兴起其景行慨慕之心,似于国民教育,大有裨益。(25)

  顾铁僧将之进一步明确:“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为三千年前东方之华盛顿。在今后吾共和国历史上之人物,足为国民之矜式者,宜莫如舜。”(26)

  认为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观点在晚清非常流行。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梁启超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特别写过一篇《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的文章,强调:“民主国者,其主权在国民,其举某人为民主,由于全国人之同意,绝非君主所得而禅让也。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27) 不过,以古代先贤作为榜样,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又可以传达提倡民主政治的意蕴,使很多人赞成在国歌中使用“帝舜禅让”的意象。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说:“若云国体已标帜共和,而党争愈烈,古之尧舜,宁如是乎?以是不可不阐扬尧舜禅让之真美。”(28) 直到1916年,吴敬恒在文章中还在替《卿云歌》鼓吹:“舜实起自民,而授禹以后,还为民。求诸支那古人,请为民国作歌,恐无第二作者。”(29)

  然而,反对者也毫不相让。他们一方面批评“‘旦复旦’隐寓禅代之意。这真是穿凿无谓,很可鄙笑的陋说”(30),一方面延续梁启超的观点,指出:“尧禅舜,舜又禅禹,皆是皇帝私相禅让,并非国民公行选举总统。”所以,《卿云歌》是“帝制时代的歌,不宜用于民国”。而且“禅让”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都是那么光彩:“要使民国效法尧舜,是要使民国步魏、晋、宋、齐、梁、陈的后尘了。魏、晋、宋、齐、梁、陈,何尝不是效法尧舜,明称禅让,暗行篡窃的吗?”而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行为,也更加坚定了反对者的立场:“汪君荣宝提出《卿云歌》为国歌,袁世凯就要效法尧舜,说:‘清帝宣统是禅让给他的。’于是竟将帝制恢复起来,闹得民穷财尽,至今犹受他的遗毒。所以文字是断不可假借的。”(31)

  章太炎也从另一个角度对“禅让”意象发难:

  ……今之改革,非雍容拱揖而取之也。武昌倡义,金陵奠都,虽不过偏隅半壁之形,而创造民国之始基,实由于此,岂可视同刍狗,弃若弁髦,而以禅让虚情尽掩前人之成绩,拂违全国之本情耶!

  清帝被逼退位,但在礼仪上也是禅让。因此,敏感的章太炎对“禅让”意象作了另一层面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二亡国丈夫,欲借禅让以自掩饰”(32)。这与章太炎一贯的“排满”立场有关。在他看来,民国建立的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对满清统治的推翻,所谓“清室失政,毒我烝民,凡有人心,皆思剸刃”。现在有人想将民国总统比于帝舜,“是欲比独夫于尧乎?则可谓邪说诬民矣”(33)。

  不过,辛亥革命成功后,“民族革命”的阶段已经让渡给“国家主义”的建设。所以,章太炎在创作国歌歌词时也颇为踌躇——“偏主革政,未足宏我汉京;专言光复,未足调和殊类”(34)(当然,“殊类”的使用,还是有“不调”的嫌疑)。“光复”已经完成,但“救国”之路还很漫长。在“御外”的要求下,新的国家要求统一而不是分裂。只有“五族共和”——团结国内所有的力量,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与外族相抗。这也正是张季直的国歌拟稿“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所表达的含义。

  其实,出于“御外”的考虑,“不分满汉”的倡议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革命派虽然不能做到“不分满汉”,但是仍然可以“仇一姓不仇一族”(35)。为“御外”而“合群”,一直是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提倡最力,也是最为流行的救国良方。“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亡矣”(36)。因此,“合五族”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对外“兵战”与“商战”的有力保障。

  就在双方围绕“尧舜禅让”对民国国歌中的政治表达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显然都忽略了一个由“尧舜”引申出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国歌中祖述尧舜,更有为“中华民国”寻求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的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除了“商战”与“兵战”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学战”。落实到民国国歌的问题上来——“国歌须本国性及历史”(37)。而“吾民数千年来,所赖以为建国定邦、安身立命之基者,实惟孔氏之道德是信是从,而亦即由乎尧舜文武周公诸哲之所留遗而习而行也”(38)。因此,在国歌中“祖述尧舜”,不但为“中华民国”在“精神传承”上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更是一种文化“自立”的象征,表达了对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

  “中华民国”如果既可以在“兵战”上“吾有圉兮国谁侮”,在“商战”上“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在“学战”上“吾道终不磨”,那么它“揖美追欧”、“和平永保”的愿望必将实现,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诞生也就具有了全面的合法意义。

  三、国歌的品性之争:“右文”还是“尚武”

  章太炎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凡为国歌,盖以发扬民气,而非徒赞美政体之云云。民国承前清余烈,庶事百孔千疮,加以外患频仍,亟思经武。然则表影(彰?)戡乱之功,提倡爱国之念,皆国歌所当言者。(39)

  他认为民国国歌应该直面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竞争存亡,以“发扬民气”、“亟思经武”为主旋律。而《卿云歌》却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其“品性”似乎过于“中正平和”了。章太炎从“尚武”的角度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代表了当时中国音乐界乃至更大的文化环境中“尚武”、“崇力”的倾向。

  晚清海禁大开以来,最初使国人惊惧的是西方“船坚炮利”所展现的“兵力”、“战力”之强。接着,严复在《原强》(1895)一文中,提出要在“民”的层面“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提高中国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40)。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受“武士道”精神的冲击,更进一步,开始在“立国精神”层面思考“崇力”、“尚武”的意义:

  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41)

  其实,中国并非无“魂”,不过在梁启超看来:

  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42)

  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曲从者也。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对福泽“以此科罪于礼乐”虽不赞同,却又肯定,“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43)。

  除了以效法日本的“武士道”为“尚武”精神开路外,梁启超更是将晚清以来大行其道的“天演论”作为“崇力”的理论依据:

  前代学者,大率倡天赋人权之说。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利,此天之所以与我,非他人所能夺者也。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谓强者有权利谓之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为一变……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此近世帝国主义成立之原因也。(44)

  他认为,新的社会规则已经形成,“右文”的传统已经不能再抵御“船坚炮利”,使“远人来服”。中国要想自立富强,摆脱被奴役、被消灭的命运,就要以日本为榜样,直面“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世界形势,在重塑“国民精神”的过程中,提倡“尚武”之风,提倡“军国民主义”,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甚至走“民族帝国主义”道路。

  在具体的教育导向上,梁启超等人不但大力提倡“体育”、“兵操”,从身体上锻炼“尚武”的体魄,更提倡“尚武”的音乐,从心灵上塑造“尚武”的精神。梁启超说: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45)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近代音乐改良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一些“军歌”、“兵操歌”的创作。到了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的五点教育宗旨中就有“尚武”一条。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由此可见,“尚武”在当时的学校教育、音乐教育以及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影响。章太炎对《卿云歌》的反对,与这条精神线索一脉相承。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歌可以以“尚武”精神来命题立意,则此国必以“尚武”为风尚。而“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能“雄长诸侯”(46)。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提到最多的外国国歌就是“歌兴战斗”、“语多激怒”、与其“立国精神大有关系”的法国国歌《马赛曲》: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困奸蠹。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47)

  然而,教育部却对崇尚武力的法国国歌不甚认同:

  西方诸国,各有所谓国乐者。行大典、飨大宾,与礼仪之关乎国家者,胥歌之。若英吉利,若德意志,其所制乐,大率呼吁苍天,佑人民,富工商,福土地,以为祝,不失为和平雅奏。即俄罗斯偏重教旨,亦不失为祈禳愚忱。独法兰西歌兴战斗,语多激怒。虽当日世族尊妄过甚,奴隶齐民,久逼生变,致此困兽之斗,然奈何用其愤词,重为典乐?睹民主之新局,慨久安之难恃,固西儒通论也。旧例民主乐不得奏于君主国,为不敬也。(48)

  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也认为,法国这种风格的国歌不适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法国新造之邦,其国歌意主尚武。然立国之道,宁有专以兵训国人者?宜欧人知治者之少之矣。施于我国,尤为不宜。(49)

  直到1920年,陈仲子发表文章,还是认为我国国民的特性是“淳厚博大”,“制作国歌,当一本诸吾国故有之国粹”,因此“当取和平中正之音”(50)。

  其实,从“尚武”甫一提出,就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夫此何足以为中国魂也?匹夫篡夺,强有力者即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此夷齐所谓以暴易暴、以盗贼代盗贼也。”(51) 中国传统文明首重“夷夏之分”,“祛蛮野残杀之习,进其民德,大启文明,与夷狄他种之民,立于相反之途”(52)。因此,以日本之武士道为学习的对象,在推崇中国传统文明的人看来,不啻为文明的倒退。鲁迅在《破恶声论》(1908)中更是从反驳“进化论”入手,反对以“尚武”作为爱国、救国的道路:“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因此,我们不应该自弃传统,“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而“自反于兽性”也(53)。

  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明的坚守与推崇,也是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主义”的要求: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堕也。(54)

  传统文明不但是一个国家成立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是增进民族认同感,促进爱国情绪的重要源泉。如果失去了自身的文明传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55)。因此,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右文”(对传统的坚持)不仅仅是出于传统强大的惯性,与“尚武”一样,它也是近代以来,面对列国并立的世界格局,一条中国必须坚守的“救国之路”。

  而且,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也被隐含在“尚武”与“右文”之争中。“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者,无内外,无上下,兼爱平等,合地球万国。无论种族,无论教派,凡属人类,视若同胞。此天然高尚之理想,即礼运大同春秋太平世之说也”。而国家主义将世界上的人划分成各个种族与国家,“务求本种本国之优胜,以角立于天演竞争之间”,必然会导致“今日各国民族帝国主义所由发生也”(56)。“世界主义”不仅暗合中国传统礼运大同的理想,而且必将在未来超越“国家主义”而成为世界的终极潮流,也被一些晚清和民初人士所认同。这与近现代中国文字改革中有些人主张直接使用“世界语”的观点是相通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超越世界诸国,从而站在更“先进”的位置上。这一点颇可以满足当时国人的御侮图存心理。

  所以,在国歌的创作中排斥“尚武”表达,提倡“右文”传统,有其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中国的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制礼作乐的传统,也都是以“鼓吹修明之世”、“以昭一代之盛”为主要目的。《乐记》也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是要“右文”怀远于将来,还是要“尚武”振济于目前,这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集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传统与现实,人们都无法忘却,无法舍弃。“淬厉其所本有”与“采补其所本无”,都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应该努力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成就现代中国的双翼。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精神的代表,是现代文明建设中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民国国歌应该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取舍、调和,实在是一个问题。

  四、歌词之争:“文言”还是“白话”

  梁启超曾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57) 从“新民”理论出发提倡音乐教育,与传统的“乐教”观念暗合。因此,晚清人士多曾提出“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关系到“国民视听之统一”的国歌,自然肩负着极为重要的教育国民的使命。因此,国歌的歌词不能太过古奥,要让普通的百姓明白易懂,这应该是国歌确立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近代的白话文一直只是一种教育、启蒙的工具,“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58),能够弘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之美的语体仍然是“文言”。因此,以白话文为歌词(韵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59)

  所以,当问题涉及到国歌的时候,“通俗”与“文雅”的矛盾更为突出。国歌虽然肩负着教育全国人民的重任,但是也承载着国家典制的光环,是与列邦晋接的颜面。因此,如何调和二者,在当时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白话文在中国的文化地位有了质的飞跃。“文言”被认定为“三千年前之死字”,“白话”却是“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60)。所以,这时再讨论国歌问题,言论的倾向已发生改变。例如,吴研因在1919年发表《国歌的研究》一文就认为国歌应该是“有韵的白话歌!古曲文章是不行的”。不过,她说:

  但是做国歌,要得群众的赞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的心理,最崇拜的是三种势力。第一种是已死在历史上的势力,——例如古代相传的歌儿……第二种是现在政治上的势力,——政事堂拟定的歌儿,不管他皇帝总统,总统皇帝,也容易教人家盲从……第三种是名士虚声上的势力,——一样一个歌儿,在章太炎、张季直做的,虽然没有意思,人却不敢非难。

  然而,吴研因并不因此而气馁。她认为“现在还没有谁是白话文的文学大家,白话歌又是普通的,平民的,也不容易被名士垄断去了”(61)。

  吴研因对国歌的这番见解,明显受到“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白话”定位的影响。1918年,钱玄同发表《尝试集序》一文,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字分离是由两种势力造成的:一种是“独夫民贼”要自表异于平民,另一种是文坛中“文妖”的提倡。现在既然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那就表明文章是人人会作,且人人可以作的(62)。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更是将白话文运动从形式层面的思考推进到思想层面的改造。他指出,“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不弄成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呢?”思想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63)。周作人因此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所以要创造一种适合大众的、平民的文学出来。“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64)。由此可见,吴研因对国歌的意见,正是对文化界这一民主思潮的回应。

  吴研因以一个“民间”发言者的身份,强调国歌应该从“民主”的角度出发来创作。萧友梅作为一个“名士”,虽然被推荐为《卿云歌》谱曲,但他对选用《卿云歌》作国歌同样很不以为然,“因为这首歌词头两句的意思,太不明瞭……把他念出来给小孩女仆听听,他们实在莫名其妙”。因此,他受命为《卿云歌》谱曲,“不能当他做国歌,不过依照题目用声音描写歌词的内容出来,以备国民的参考就完了”(65)。与此相反,萧友梅对章太炎1913年回复教育部的《国歌拟稿》却颇为认同。他不仅主动为它谱曲,还在《音乐杂志》第5号上转录了章太炎当年复教育部函的原文——“泰雅则不能求妇孺解喻,过浅则无以增国家光荣”。章太炎的歌词,明白易懂,又颇有韵味,的确可以补《卿云歌》古奥之失。

  不过,正如萧友梅所说的,“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多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学(并不是完全白话体)”(66),章太炎的歌词也不是“白话文”,只能算作是“浅近的文言”。这似乎表明白话文创作中最难攻克的就是“韵文”的写作。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文中,概括了反对用白话做诗的各种观点,并对之一一进行了反驳,但是他也坦白承认了自身所感觉到的“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因为“从汉到清白话久已丧失制作文学的资格”,而且“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67)。

  即便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以及新诗成绩的不断积累,对《卿云歌》文词古奥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李荣寿就曾借法兰西国乐说法,隐含地表达了他对国歌用《卿云歌》的不以为然:“可见制定国歌必须能表示本国特别之精神,又为全国人所欢迎,妇孺所易晓,乃为合格。若是不能代表国家特别之精神,故不足论。即能以表示一国的精神,但是文词皮厚,乐谱繁难,妇人童子不能一听就晓,乃文士的国歌,非全国普通人的国歌,我们研究音乐不可不知呀。”(68) 直到1927年,王光祈还在发表文章批评《卿云歌》:“就文字而论”,“不是国歌材料”。他说,西洋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对国歌耳熟能详,但是中国人唱国歌,则有如“跪读祖宗家训”那样呆板吃力。作者认为,国歌在文字方面“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而《卿云歌》的文字,普通学生须查字典才能了解(譬如“纠缦缦兮”四字),“这种国歌若要使其普及,则中国国民教育的程度,至少非办到四万万人皆变成博学鸿儒的章太炎不可!”(69)

  新文化运动颠覆了“白话”与“文言”原本的文学地位。“白话文学”不仅成为“国语的文学”,还是政治正确的选择(70)。因此,这时再讨论民国国歌的歌词问题,舆论的倾向就一边倒了。

  五、曲谱之争:“中乐”还是“西乐”

  晚清以来,在“西化”风潮的强劲鼓吹下,对西方音乐的推崇日甚一日。西洋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被归功于音乐教育的普及:

  希腊之创造文明,实出雅典之审美教育。而审美教育之要点,又以音乐两字为中心。读史者未尝不神往于数千年上也。今日东西列强,必斤斤于音乐专门学校之设立,而一切普通教育,亦皆有音乐唱歌一科,其在小学尤为至要,谓与修身有密切之关系,用意盖可知矣。

  相比之下,我国乐教不昌的窘况则更加明显:“嗟我中国自周衰政失,郑卫繁兴;秦汉以还,雅乐沦废。弦诵之声,余焉已邈,陶淑之具,不其缺欤?”(71)“雅乐沦废”久已成为学界共识,而社会上流行的“郑卫之音”又常常被认作“诲淫诲盗”,是导致民德不昌的原因。因此,早在1903年,匪石就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向西洋音乐学习的主张: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72)

  1906年,清朝的提学使黄绍箕等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后也认为:“古乐存者,仅十中之一二,欲复兴之良非易易,故鄙意谓不如袭用外国音乐,较为便捷。”(73) 因此,晚清以来,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原型,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音乐教育,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导的。

  不过,西乐的积极东传,也带动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视。梁启超就曾希望:

  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74)

  随着晚清到“五四”“国粹”运动的开展,对国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地进行之中。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歌究竟是应该取传统的民族曲调,还是用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曲调来谱曲,成为另一个焦点问题。

  国歌研究会聘请为《卿云歌》制谱的四个人——王露、吴梅、陈仲子和萧友梅——是当时中西音乐方面的翘楚。四人中,王露与吴梅是国乐名家。早在1913年,章太炎就曾推荐王露为国歌谱曲:“以不佞所闻,山东诸城王露(字心葵,年四十余),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簧、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悉能辩(辨?)及微芒……”(75) 于是教育部立即征王露入京,此为王露与民国国歌结缘之始。吴梅是民初著名的学者、戏曲理论家,善制谱,以研究曲律闻名,曾出版《顾曲麈谈》和《曲学通论》等著作。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昆曲。而萧友梅与陈仲子,都曾远赴欧洲接受过正规的西洋音乐学院教育。萧友梅以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陈仲子曾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乐典和和声。

  王、吴、陈、萧四人,各自擅长中乐与西乐。可以说,国歌研究会在民国国歌的制谱问题上,非常公正地给中乐、西乐以平等的竞争机会。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萧友梅拔得头筹:

  乐谱为国歌研究会会员萧友梅所制,用E调长旋法,当中国姑洗宫调。鸣盛大于先,申咏叹于后,依义成谱,克协前词。(76)

  然而,许多人对国歌取西洋曲调不能认同。如罗伯夔就曾发文主张谱制国歌“务合国情”,反对《卿云歌》取西方音调(77)。王光祈更是指出,“音乐科学”含有“国际性”,而“音乐作品”则含有“民族性”。因为前者是“理智”的产物,后者却是“感情”的结晶。而《卿云歌》作为一首只有二十四个字的歌曲,其曲谱中竟然有八次“半音”,这就过于西化,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了(78)。

  民国十二年,吴研因再发文章《国歌谈》,将她不满意于《卿云歌》的地方作了一个总结:“一则意思太抽象,好像和“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关系。一则文字太古奥,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了解。一则所配的曲谱,咿咿哑哑,也不是全国多数人所能脱口而出的。”她断言:“这《卿云歌》的命运,照我看,当然不过如此,虽有皇皇的部令,也决不能普及于民众了。”(79) 果然,《卿云歌》在北伐战争胜利、全国再次统一之后被废除。

  古所谓“审乐以知政”。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引发诸多争论,不但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就一首歌曲而言,“乐”与“词”这两部分,在当时的文化变革中都面临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音乐式微的情况下,究竟是应该尊重传统,还是应该顺应潮流——西乐东渐?白话文是否可以成为美文,是否可以创作出代表中国文明的作品?曲调的选择,究竟是应该追求传统的“中正平和”,还是要面对现实提倡“高亢尚武”?就一首代表国家的歌曲而言,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应该用国歌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情感,表达什么样的期许?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正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钱仁康音乐文选》(上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②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0—271页。

  ③《教育部征集国歌广告》,载《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5日,第8号。

  ④《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25日,第22号。

  ⑤《教育部致印铸局函〈国歌拟稿附后〉》,载《政府公报》1912年7月25日,第86号。

  ⑥《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载《教育杂志(商务)》第4卷第6号。

  ⑦《教育部部令三则》,载《政府公报》1912年9月5日,第128号。

  ⑧⑩(23)《请撰国歌书》,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3月,第1卷第2册。

  ⑨(26)顾铁僧对此行为大加斥责:“堂堂中国之国歌,价值之高,奚啻连城之璧,而教育部欲以五百金购得之,岂有此理哉!”(《国歌问题》,载《尚贤堂纪事》1913年4月,第4期第4册。)

  (11)《教育部征求国歌》,载《教育杂志(商务)》1913年3月10日,第4卷第12号。

  (12)(34)(75)《章炳麟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3)(28)(37)(49)《张謇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4)《钱恂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5)(25)《众议院议员汪荣宝送国歌函》,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5月,第1卷第4册。

  (16)《审定之国歌》,载《云南教育杂志》1914年6月15日,第3卷第6号。

  (17)参见《大同报》1914年第24期上的《国歌》。

  (18)民国4年5月22日,袁世凯政府曾颁布“国乐乐谱”一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第2年撤销帝制,此歌遂废。民国5年教育部准备重订国歌,以汪荣宝所撰之《卿云歌》提交国务会议,但不久护法战争爆发,国歌之事又不了了之。

  (19)《国务总理呈请颁布国乐文暨大总统指令》,载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1921年6月,第2卷,第5、6号合刊。

  (20)燕乐谱用工尺谱记录。萧友梅曾说:“燕乐谱是教育部某君所译,我本来不赞成,因为中国笛不能吹大调,谱内的凡字应该用下凡字才合。”(《〈卿云歌〉军乐总谱暨燕乐谱说明》,载《音乐杂志》1921年6月,第2卷第5、6号合刊。)

  (21)(22)(48)《世界各国国歌译意及原文》,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2月,第1卷第1册。

  (24)《顾晟君意见书》,载《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第1期。

  (2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29)转引自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载《学艺》1920年4月30日,第2卷第1号。

  (30)(61)研因:《国歌的研究》,载《云南教育杂志》1919年9月1日,第8卷第9号。

  (31)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

  (32)(33)(39)《章太炎先生拟定国歌及复教育部书》,载《湖南教育杂志》1913年5月31日,第2卷第9号。

  (35)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第41—44页。

  (36)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2,第4—6页。

  (38)(52)皮生(茹欲立):《策国民之前途》,《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第403页。

  (40)《严复集》第1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2,第38页。

  (42)梁启超:《祈战死》,《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2,第37页。

  (4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5,第24—29页。

  (44)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22日,第2号。

  (45)(47)(57)(59)(7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45(上),第34页,第54页,第47页,第74页,第51页。

  (46)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50)陈仲子:《国歌与国民性》,载《音乐杂志》1920年3月,第1卷第1号。

  (51)《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载《东方杂志》1904年3月25日,第1年第3期。

  (53)《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54)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55)《拟设国粹学堂启》,《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30—631页。

  (56)《山西崞县崞阳学堂课程纲领》,载《政艺通报》1903年6月25日,癸卯第10号。

  (58)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册《建设理论集》,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重印版,第10页。

  (6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

  (62)(63)(64)(67)《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5—110页,第202—209页,第231—232页,第350—359页。

  (65)(66)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的意见及歌谱的说明》,载《音乐杂志》1920年5月,第1卷第3号。

  (68)李荣寿:《说法兰西的国乐》,载《音乐杂志》1920年12月,第1卷第9、10号合刊。

  (69)《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2期。

  (7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71)钟正:《德育唱歌·序》,载《云南教育杂志》1913年第2卷第3号。

  (72)载《浙江潮》1903年第6期。

  (73)《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载《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12号。

  (76)《卿云歌乐谱》,载《东方杂志》1920年12月25日,第17卷第24号,第118页。

  (77)罗伯:《论教育部公布之〈卿云歌〉》,载《音乐季刊》1924年9月,第4期。

  (78)《中华教育界》1927年6月,第16卷第12期。

  (79)载《音乐界》1923年10月,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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