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杂志与1930年代戏剧的左翼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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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Popular Art Magazine and Left-wing Steering of the 1930s Drama

内容摘要:《大众文艺》杂志分为两个阶段:1928年9月至1929年2月为郁达夫主编,1929年11月至1930年6月为陶晶孙主编。本文主要讨论陶晶孙主编阶段,这一阶段的《大众文艺》杂志与1930年代戏剧的左翼转向关系密切。它与上海艺术剧社的机关刊物《艺术月刊》形成“唱和”与接续的关系,大量翻译国外的左翼戏剧,介绍国外的演剧经验,主动登载国内戏剧动态与原创剧本,积极推动木人戏剧发展,为1930年代国内新兴的戏剧运动提供了学习的样本,创造了展示平台,发掘了行之有效的大众化艺术形式,有力地推动了1930年代国内戏剧的左翼转向。

关键词:《大众文艺》,陶晶孙,1930年代戏剧,左翼转向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大众文艺》杂志与1930年代戏剧的左翼转向.[J]或者报纸[N].四川戏剧,(20189):38-42

正文内容

  《大众文艺》杂志一直以来被视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刊物之一,并被视作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核心刊物;但事实上,《大众文艺》杂志是一份存在过程复杂,所载内容引人深思,历史意义被作了简单化、片面化估定的刊物。比如《大众文艺》杂志与1930年代戏剧的左翼转向之间的关系就很少被学界所注意。1928年沈起予、叶沉、冯乃超等创造社戏剧家率先倡导“普罗列塔利亚演剧”,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并举行一系列演剧活动,带动了一大批戏剧界人士的“左转”。在戏剧观念和形态样式方面,戏剧由一种单纯的审美艺术形式转变为一种作为政治信条传播和价值观念输出的权利工具;在戏剧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上,也由最初的艺术观念为基础的自由组合形式,逐渐被纳入中共所领导的左翼戏剧阵营,从而转变为由共同政治信念扭结的准政党组织形式。而《大众文艺》杂志则正是在这样的扭转环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对《大众文艺》杂志与1930年代戏剧左翼转向之间关系的梳理,有利于我们厘清1930年代戏剧“左转”的历史脉络,有利于还原中国左翼戏剧的发生渊源与经过,也有利于透视出1930年代左翼戏剧何以在与社会机制、政治空间的博弈中求得生机。

  一、上海艺术剧社成立与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

  1930年代戏剧的左翼转向,是种种历史机遇和思想脉络耦合的结果。一方面它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决策层和一批热爱文艺事业的党员的推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一批接受了“左”倾思想的留日艺术家积极主张戏剧进步密切联系。不可否认,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留日艺术家处于追踪世界最新艺术潮流、新剧演出活跃的文化氛围之中,因其深刻的知识背景与密切的海外联系,推动国内戏剧的前进与发展已然成为留日艺术家们确认其社会文化身份与自我价值的内在冲动;成为新戏剧风尚的领导者,推动国内戏剧潮流向前迈进成为其正当的文化行为方式。“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激烈的政治革命氛围极易与宣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左翼戏剧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恰巧此时的日本也正大兴左翼戏剧运动,回国的留日艺术家受到国内时局的感召,便迅速地将日本的相关经验介绍到国内,主张戏剧的大众化与阶级观念的宣传,开始带动现代戏剧的左翼转向。

  利用《大众文艺》杂志推动1930年代戏剧“左转”的关键人物是陶晶孙。他自幼留学日本,既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又是上海艺术剧社的初创成员之一,他通过在《大众文艺》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戏剧理论、剧演通讯以及戏剧剧本,意图革新当时戏剧界的文艺观、革命观和大众观。换言之,在探讨《大众文艺》与1930年代戏剧左翼转向的问题上,陶晶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

  如所周知,上海艺术剧社是第一个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的现代戏剧团体,它被视为“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在文化领域进行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环节,被视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奏,是引导1930年代戏剧界“左转”的重要力量。①而陶晶孙则正是该团体的初创成员之一。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正当我们筹备‘左联’,经常在‘公啡’开会的时候,有一天,潘汉年和我说:‘话剧运动在上海很活跃,不仅学生,青年店员也爱看,群众性很大。所以郑伯奇、陶晶孙、冯乃超、沈学诚他们打算办一个剧社,给那些很少关心政治的剧团打打气。你参加一下好不好?’郑、陶、冯、沈等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就表示了同意。大概是这一年的10月下旬,这个名叫‘上海艺术剧社’的团体就在郑伯奇办的‘文献书店’成立了。”②从夏衍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上海艺术剧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均是留日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学生和艺术家们,他们在中共的领导下,有意识地引导整个戏剧界关注政治,关注大众,开始“左转”。在上海艺术剧社之中,陶晶孙一方面组织木偶演剧,担任艺术剧社开办的戏剧训练班的讲师,另一方面,还积极寻求媒介资源,宣传艺术剧社的戏剧理论、思想观念和演剧资讯,而他1929年下旬接手于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杂志则正是陶晶孙理想的舆论阵地。

  1929年,从日本归国的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杂志,确立了与郁达夫完全不同的编辑方针,彻底“转变了它的方向”。③如果说郁达夫主编的前六期《大众文艺》杂志还接续着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④那么陶晶孙接手后的《大众文艺》则一切“向左转”,完全改变了郁达夫时期的“大众文艺”主张。他在《大众文艺》的编者后记中旗帜鲜明地用阶级观点勾勒“大众”,他指出“大众是个无组织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大众,……总之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因此大众文艺所面向的受众更多的是不识字分子和半识字分子,⑤所以《大众文艺》“要登大众作家的作品,要用大众能懂的文字,要利用大众能理解的浅近的表现,要通俗化,要大众化”。⑥如果说郁达夫编辑阶段的《大众文艺》杂志更多的还是刊载知识分子趣味的文艺作品,其作品更多带着唤醒大众的启蒙话语的话,陶晶孙接手后的《大众文艺》杂志可谓径直“转向”,刊载的作品渐渐更多地迁就于农工阶级,刊载的作品也做到了尽量的浅显、通俗与直白。其中最为人注意的便是占大量比重的戏剧作品。郁达夫编辑期间的《大众文艺》从未登载过戏剧这一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甚至关于戏剧的相关理论和通讯也鲜少看到;但是在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杂志中,戏剧可以说是绝对的重中之重,不但每期会专开板块刊载两到三篇的戏剧剧本,还会在杂志中刊载国内外的戏剧通讯以及介绍国外的戏剧艺术家,甚至连《大众文艺》杂志开篇重要的序言也是由陶晶孙翻译的一篇名为《运货便车》的戏剧剧本作为代序的。由此可见,陶晶孙接手后的《大众文艺》在实现其“文艺大众化”理念的过程中对戏剧这一形式的倚重。再通看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杂志的撰稿人,郑伯奇、龚冰庐、冯乃超、叶沉、沈起予等留日艺术家都常常在杂志上发表戏剧译作、原创剧作和通讯稿件,由此可见,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杂志深受留日艺术家们的观念影响和指导,势必在引导1930年代戏剧左翼转向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唱和”与接续:《大众文艺》与《艺术月刊》

  长期以来,《艺术月刊》被视为上海艺术剧社的机关刊物,⑦艺术剧社围绕该刊物主要发表宣传革命文艺的理论文章,开展戏剧大众化运动。但是,学界却鲜少注意到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杂志在戏剧大众化及其左翼转向中同《艺术月刊》形成的“唱和”与接续的关系。换言之,《大众文艺》杂志同《艺术月刊》共同担当了上海艺术剧社的舆论阵地,合力推动了1930年代初戏剧的左翼转向。

  首先,从期刊的存活年限来看,《艺术月刊》创办于1930年3月,仅存活一期,便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自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杂志,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6月共出6期,其存活时间较《艺术月刊》更长,且与《艺术月刊》存在并置发行的时段,且两个刊物均以左翼戏剧为主要内容,在内容上便有相关联的地方。

  其次,陶晶孙接手后的《大众文艺》与《艺术月刊》享有一批同样的作者群。《艺术月刊》的作者群,其主要构成是艺术剧社的成员,诸如冯乃超、龚冰庐、郑伯奇、叶沉、陶晶孙等,而这些作家也是后期《大众文艺》杂志的主要供稿人。比如龚冰庐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三个原创的戏剧剧本;叶沈和郑伯奇也在《大众文艺》上发表过戏剧通讯和戏剧译作。由此可见,《大众文艺》和《艺术月刊》因着相同的作者群,便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观念,相同的作家群使得它们之间相互“唱和”,《大众文艺》对《艺术月刊》宣传工作的无声接续成为可能。

  再次,从两个刊物发表的具体文章我们也可以透视出《大众文艺》与《艺术月刊》之间隐秘的联系。第一,《大众文艺》和《艺术月刊》虽都刊载戏剧相关的内容,但明显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艺术月刊》刊载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戏剧理论和表达艺术剧社的戏剧观念的文章。比如郑伯奇发表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一文就结合时代背景与社会矛盾,对戏剧运动提出了“演剧大众化”与“提高现在普罗列塔利亚文化水准”的具体要求;⑧又如叶沉的《戏剧与时代》指出“戏剧与时代的关系更加敏感和强大”,认为戏剧的任务是“发扬普罗的意识形态;夺取布尔的戏剧阵线,完成普罗艺术战线的一分野,同时研究普罗戏剧自身的辩证的发展”。⑨再如麦克昂(郭沫若)的《普罗文艺的大众化》、和用精和陶晶孙的《舞台效果和音乐》等文章,也均是关于戏剧理论和观念的文章。与之不同的是《大众文艺》杂志刊载的内容则大多为戏剧剧本,在6期《大众文艺》杂志上共发表戏剧剧本15个,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第二,在前期,《大众文艺》和《艺术月刊》在登载有关上海艺术剧社的演剧活动信息上也各有分工。《艺术月刊》登载《艺术剧社:第一次座谈会速记》,《大众文艺》便刊载艺术剧社下属的木人剧社第一次公演的预告信息和演出剧本《运货便车》。《艺术月刊》与《大众文艺》一个刊载理论,一个刊载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互为补充,将艺术剧社的戏剧大众化主张传达得更为完满生动。

  在《艺术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取缔之后,《大众文艺》更是担当起了艺术剧社“机关刊物”的角色。首先,《大众文艺》刊载了一系列关于艺术剧社演剧的通讯稿件。比如在《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西线无战事”》这篇通讯中,作者便首先便检讨了艺术剧社第一次公演在“混乱”中顺利结束的事实,然后向公众公布了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的消息,称第二次公演将上演根据日本戏剧家村山正义的脚本译作的普罗戏剧《西线无战事》,并具体介绍了此次公演的导演、装置、照明、舞台等相关信息。又如《大众文艺》第四期《戏剧界消息》中又报道了艺术剧社开始做学校剧运动的消息。⑩除此之外,《大众文艺》还会刊载艺术剧社在公演中演出的戏剧作品。如刊载于第四期上的冯乃超和龚冰庐合作的剧本《阿珍》,便是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的演出剧目;又如刊载于第三期上的陶晶孙的译作剧本《特别快车》,也是艺术剧社公演中曾演出过的剧目。

  由此可见,《大众文艺》和《艺术月刊》共同担当艺术剧社机关刊物,传递剧社的戏剧观念,共同推动戏剧大众化与左翼转向是事实存在的,《大众文艺》对《艺术月刊》的“唱和”与接续也是有迹可循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众文艺》甚至承担了更多关于上海艺术剧社的通讯宣传和观念传达的任务,较之《艺术月刊》,在推动戏剧的左翼转向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三、《大众文艺》杂志与左翼戏剧活动的开展

  《大众文艺》杂志在推动戏剧大众化和左翼转向上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众文艺》杂志译介了一些俄国和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还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演剧经验和戏剧艺术家,为国内的左翼戏剧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样本。在《大众文艺》杂志发表的15个戏剧作品中有7个均是翻译自日本和俄国的左翼戏剧。陶晶孙一人便翻译了日本剧作家村山知义的《鸦片战争》、藤森成吉的《特别快车》等3部戏剧;叶沉译介的俄国剧作家S.N.屠列查哥夫的《呐喊呀,中国》也是颇具影响的左翼戏剧作品。这些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从主题上看均是有所选择和考量的。这些翻译作品多为反映工农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戏剧,剧中写工农苦难生活,写农工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戏剧的结尾还往往预示着农工奋起斗争。这些戏剧意在通过戏剧的方式制造表现阶级对立,唤醒农工的阶级意识,推动农工阶级的团结抗争。陶晶孙翻译的《特别快车》便是这样的故事,戏剧中人物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地主、大工厂主家的小姐、太太,还有代表农工阶级的火车剪票工人、农民大众;戏剧讲述了一辆载着资本家太太、小姐的特别快车被农工罢工挡住了去路,然后发生在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戏剧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傲慢、无情与虚伪,同时也表现出农工阶级的热血与抗争。戏剧结尾颇具意味地设计了两位火车检票员拒绝为资本家小姐太太服务,并投入到罢工队伍之中的桥段,预示着农工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远景,(11)可谓是较为标准的左翼戏剧。除了翻译日俄的左翼剧本,《大众文艺》还刊载了一系列通讯,介绍外国的演剧经验与戏剧艺术家。《大众文艺》自第三期开始开设“各国新兴文学”版块,重点介绍1930年代兴起于各国的左翼文学潮流,这其中就不乏对外国左翼戏剧经验的介绍。比如林守仁的通讯《1930年的日本新兴剧团往何处》便介绍了日本的“新兴剧团协议会”在1930年有意识地推进左翼化的经验,并在文中预测“资产阶级的弹压愈大,结束愈好,新兴剧团的上演目录,会更(极)端的,而更意识地“左倾”,而且在他的官客里,可以更多获得无产大众”。(12)又如第三期上发表的沈端先的《革命十年间的苏俄文学》以及《一九二九日本文坛》,其间也大篇幅地介绍了日俄两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演剧。除此之外,《大众文艺》还会专门撰文介绍左翼的戏剧家,比如陶晶孙和沈端先在第五期专门写文介绍日本的左翼戏剧家村山知义和藤森成吉,介绍他们在日本的演剧工作和重要作品,意欲使国内对他们更加了解,学习他们的作品和剧演经验。《大众文艺》杂志这些对外国左翼戏剧剧本的翻译,对其剧演经验的移植,无疑为国内戏剧的左翼转向提供了参考与方向。

  第二,《大众文艺》杂志还刊载了许多国内左翼戏剧运动的动态和创作,它成为国内左翼戏剧运动陈述观点、发表见解、展示成果的平台。比如叶沉的《关于新戏剧运动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便结合社会矛盾和时代环境,从导演在戏剧中的作用,戏剧中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关系,舞台装置的经济手腕以及戏剧语言等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在新兴戏剧运动萌芽时期的中国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既归纳出了前一阶段新兴的左翼戏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又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一的解决方案,(13)可以说对新兴的戏剧运动极具启示意义。又如欧阳信的《戏剧界消息》一文,该文介绍了当时新兴戏剧运动的一些状况,在文中作者开篇便指出“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中国戏剧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开展的时期”,认为努力于戏剧运动的人们都“察觉到了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观点的谬误”,渐渐的“都不约而同的走向大众艺术路线”的事实,随后他更是详细介绍了在这场戏剧转向运动中涌现出的上海戏剧联合会,以及他们开展的一系列联合公演及公演的剧目,并肯定了当前阶段的工作。(14)毫无疑问这些即时的关于新兴戏剧运动的通讯和文章,对于了解运动的情况,对于及时调整剧运的方针理念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大众文艺》还刊载了一批国内戏剧家的原创剧作,比如龚冰庐的原创戏剧《悬案》《五月一日》,冯乃超和龚冰庐合作的《阿珍》,伊那的《战后》,刘丱的《他们的办法》等。这些原创戏剧都意在揭露中国社会中深刻的阶级矛盾,都意图通过戏剧唤醒农工的阶级意识,促使他们意识到压迫,从而奋起反抗。龚冰庐创作的独幕喜剧《五月一日》就极具代表性,在作品中龚冰庐直接攫取了工人罢工运动中的一个片段,一方面极力刻画资本家们的贪婪和无耻,另一方面生动地刻画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在戏剧的尾声龚冰庐还设计了资本家家里的佣人被工人阶级唤醒投身罢工运动的桥段,传达出了一种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时代号召。可以说《五月一日》这个剧本代表了1930年代初新兴戏剧创作的原生状态,从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粗糙感和模仿国外左翼戏剧的痕迹,戏剧在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上的刻意、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文艺》杂志为这批作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他们作为左翼戏剧运动最初创的成果,为后续的演剧运动和戏剧创作都提供了参照和标准,是极具意义的存在。

  第三,《大众文艺》杂志在戏剧方面的贡献还有对木人戏的介绍。《大众文艺》之所以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木人戏这种戏剧形式,是因为木人戏是广布世界各地民间的艺术剧种,其形式通俗易懂,其演剧所需经费也较少,既能够更好地贴近农工的生活而易于接受,又能够不受剧场、经费等问题的困扰随时演出,是左翼戏剧实现其大众化可以加以利用的艺术形式。当然《大众文艺》大力推介木人戏也与其主编陶晶孙有密切的关系。陶晶孙自幼留学日本,而木人戏在日本又极为兴盛,他对于木人戏的艺术形式和民众影响应该都非常熟悉,加上他本人对日本新兴文学和戏剧的热爱,这些都构成了他选取木人戏来推进国内左翼戏剧大众化的重要原因。他甚至因为介绍木人戏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偶剧的倡导者和奠基人”。(15)《大众文艺》在第三期专开“木人戏”板块介绍木人戏的历史和技巧,在郑伯奇的文章中,木人戏更是被称作一种“崭新的艺术运动的武器”,认为这种形式可以不受恶劣剧场环境和经费短缺的影响,脚本选择也较为灵活,可以用这种形式,“痛快地批评政治,批评社会”。(16)另外,《大众文艺》上还登载了许多木人戏的剧本,其中有陶晶孙自己创作的木人戏剧本《羊的素描》,还有他翻译的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新兴木人剧的剧本,比如德国威特福该尔所作的《谁最蠢》,乌托·密拉所作的《运货便车》等。除此之外,陶晶孙还自己组建了木人剧社,并在《大众文艺》上登载木人剧社第一次公演的预告,表示上演的节目有陶晶孙翻译的两出木人戏《运货便车》和《毕竟是奴隶罢了》以及奥地利音乐家海顿的《小儿交响曲》。1930年,在艺术剧社的流动演出中,陶晶孙的木人剧社真正得以展开第一次公演,演出了陶晶孙原创木人剧《堪太和熊治》和他翻译的《运货便车》《毕竟是奴隶罢了》等三个剧本。《大众文艺》对木人戏的推介,无疑为戏剧大众化的进路寻得了新的艺术形式,对推进1930年代戏剧的“左转”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刘子凌:《上海艺术剧社的成立与公演考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②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9页。

  ③陶晶孙:《一年间》,见丁景唐主编《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④张望:《〈大众文艺〉创刊始末与郁达夫的精神坚守》,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⑤陶晶孙:《从编辑谈到投稿》,《大众文艺》,1929年第1期。

  ⑥陶晶孙:《卷头琐语》,《大众文艺》,1930年第3期。

  ⑦杨联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978-1949),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⑧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艺术月刊》,1930年第1期。

  ⑨叶沈:《戏剧与时代》,《艺术月刊》,1930年第1期。

  ⑩欧阳信:《戏剧界消息》,《大众文艺》,1930年第4期。

  (11)藤森成吉作、陶晶孙译:《特别快车》,《大众文艺》,1930年第3期。

  (12)林守仁:《一九三○年的日本新兴剧团往何处》,《大众文艺》,1930年第4期。

  (13)叶沈:《关于新戏剧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大众文艺》,1930年第3期。

  (14)欧阳信:《戏剧界消息》,《大众文艺》,1930年第4期。

  (15)丁景唐主编:《陶晶孙选集·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6)郑伯奇:《武器的“木人戏”》,《大众文艺》,193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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