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人文与科学的融通与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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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的千年已经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新课题,这是我们每一位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人才培养工作就不会取得成功。应该说,我们今天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但现在所实施的艺术设计教学的内容和课程体系,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人文与科学的融通与共建.[J]或者报纸[N].美术与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04):22-25

正文内容

  新的千年已经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新课题,这是我们每一位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人才培养工作就不会取得成功。应该说,我们今天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但现在所实施的艺术设计教学的内容和课程体系,主要是建立在20世纪初叶甚至更早时期的教学结构和体系基础之上的。回顾世界美术教育的历史,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前,主要是培养和造就一个特殊的艺术家阶层。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对美术教育才提出新的要求,诚如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所指出的:“应该把艺术渗透到一切领域中去。”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建的“包豪斯”,其宗旨是把纯艺术教育体系改变成能同工业设计、建筑、室内、环境、产品、纺织设计等结合起来的教育;即强调培养能对社会生活进行参与的艺术家和设计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沃尔特·格罗佩斯( W· Gropius,1883—1969)在着手精心构筑他的“包豪斯”教育体系时,曾依靠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 1944)、 保罗·克利(Paul Klce,1879—1940)、约翰尼斯·伊顿(Johannes Itten,1888—1967)、彼埃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 )等一批颇有名气,胸怀抱负的画家、抽象艺术大师们,这既给“包豪斯”教育增添了瑰丽新异的色彩,但同时也给格罗佩斯以力求严格的科学精神、理性及社会责任感为基石的“包豪斯理想”的实现增添了不少麻烦。然而,由于格罗佩斯不懈的苦心经营,终究由一批艺术家、技术人员、教育家和手工艺者合作探索,完成了美术教育向设计教育的结构性转换,这种教育结构性转换的突出标志便是包豪斯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观点。但它表现在今天国内设计院校的课程体系上仍然注意审美形式教育,如素描、色彩等纯艺术性审美训练占用了相当大的课时,而且授课目的重在表现技法;所谓“三大构成”也趋于八股化、程式化,与专业课程编排的逻辑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课程是以不变在应万变。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是传统的一套,重技能训练。而归纳、分析、渗透、综合以至形成一套成熟的思维方式的教学系统不够。更谈不上将20世纪所产生的人文与科学的成就融入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之中了。当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很广、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其系统性、科学性很强。尤其是课程改革一定要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要处理好传统内容和现代内容,课程效应与实际应用,设计思潮与课程目标,学力结构与课程结构等等关系。

  二

  新世纪的艺术设计教育,确实有一个反思历史的阶段,因为新世纪的诞生总是从过去的世纪脱颖而出的。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崛起,在全球掀起了一场着意于新颖、舒适、合理化和多样化的工业设计运动。如德国工业依靠产品设计优势,使其成为世界市场上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企业界甚至提出“设计就是经济效益”的口号,各种类型的设计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日本企业界也不甘示弱,认为“设计的优劣决定企业的兴亡和国家的盛衰”。当他们大量引进美国科技成果时,注重消化,刻意创新,设计生产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工业新产品。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视设计为医治英国经济“疲软病”的灵药,在她当政时期就亲自主持制定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援助设计法案”和组织产品设计研讨会。亚洲“四小龙”也是在振兴工业产品设计中实现经济起飞的。设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提高产品竞争力并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国际企业界流行的口号便是:“设计,在创造人类的明天”。而且这种“创造”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素质上。据相关资料显示,国外较著名的设计院校在培养目标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为使艺术设计教育获得更为理想的发展, 使艺术设计人才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一定要树立时间意识,即设计教育要具备物质性与功利性,就必须紧紧地与社会经济、贸易、工业联系在一起。因此,时间意识就是体现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科技意识以及信息观念。说到底是一种适应社会的需求,获得社会的认可。 2、培养人才应注意其综合能力的提高。首先需要熟悉人机工程知识,例如:对人的生活行为进行分析——人体的需求,使用物的尺度、产品与人体接触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以此作为艺术设计教育的出发点;其次,需熟悉材料知识和加工技术。特别是关键的、特定用途的材料及性能。同时,对机械工程、制造工艺有一个合理运用及操作的能力;再者需具备适当的构思与表达能力,将自己的设想视觉化——包括产品效果图、产品结构原理图、符合生产工艺的施工图以及三维模式的塑造能力、微机绘图系统的操作能力等。3、明确艺术设计教育是服务于人、 服务于市场的思想,但又不能跟在消费观念的后面亦步亦趋。培养的人才应积极发展其创造性的思维,能够指导市场,引导消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把产品的更新换代作为己任。

  21世纪,世界各国将或早或迟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经济。而要培养创新能力,则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同时,知识经济又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决策知识化的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而且要具有关于环境、科技、法律、管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西方许多设计学者甚至提出,从工业化到信息产业化的革命,其显著特点是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探询未知,人类未来的设计文明将建立在更加综合知识基础上,由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immatcriality)转变。

  对此,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在新世纪里应该有新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教育方法和手段,以培养出新型的艺术设计人才,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是在两种类型的院校中进行:一类是美术学院或艺术学院以及相关学科;另一类是工科院校。然而,无论是哪一类院校的师资队伍,现今都不够完善。前者的教师队伍,基本是以美术家或工艺美术家为主体,对于艺术形式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对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科学发明、技术知识和市场变迁等方面相对知之甚少。艺术设计的教师队伍结构构成应是由多学科专家共同组成的。换言之,一个良好的艺术设计师,应具备科学的头脑、创造性的思维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这三种基本的能力,注意学习有关工业生产、材料科学、销售学、消费心理学、人机工程学、形态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等方面的课程。显然,这大大超出了美术家或工艺美术家的知识范畴。后者,即工科院校的教师队伍,虽然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材料方面的知识得天独厚,但缺乏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况且在工科院校中,长期以来没有把美育放在应有的地位,对育人环境也是不利的。由此看来,不能把艺术设计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工业技术与造型艺术的相加,更不能把这种概念作为一种新世纪里艺术设计教育的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类型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都面临着师资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改革与重塑问题,这将是一场根本的变革,是整个艺术设计教育的新思路。不改造原有的知识和课程,开设新课程,传授新知识,采用新的训练方法,艺术设计教育无法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艺术设计教育必须与社会、与市场、与企业直接接触,更应与国外同行取得广泛的横向联系,尤应注意与所在地区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制订出专业培养方向及其设计的选题范围。此外,也应面向我国现在与未来的消费品市场,尽快建立相应的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机制。

  三

  在探讨新世纪艺术设计教育的原则问题上,显而易见的是人文与科学知识的融通与共建。“科学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卷序言中的第一句话。的确,如果说科学精神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过程,并通过这种过程赋予人类知识积累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则意味着人类为认识自己和发展自身价值、求得精神自由舒畅、寻找内心和谐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创造出人类精神文明的硕果。换言之,即人文精神主要是关注人、人群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科学与人文知识的相互结合,可以达到臻善臻美的境界——理性与情感的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自然与人的结合,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真理。

  一般说来,科学的表征是理性文化,甚至是一个时代理性的主要标志。诚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所提出的:“当代科学正面临着理性思维的挑战,必须准备一种新的科学文化,即新人文主义,它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将使科学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即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或者子文化,把科学的发展放在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这样,人们便会发现,原来人类全部的文明史都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这部著作中更明确地写道:“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来论述文艺复兴。但是,离开了托勒密或盖伦这类知识渊源和科学文化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工作。甚至一个世纪以后的威廉·哈维还自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并声称受益于盖伦。”从这一点上说,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并不是天生造就的,而是从古代科学传统中挣脱出来的历史巨人。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曾经历过由许多科学新发现与新发明所带来的兴奋。然而,当人们从最初的陶醉阶段醒觉之后,事物又恢复到原先平静的轨道时,人类又理性地对待那引起兴奋的一瞬间,并把它当作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了。譬如,当人类发现和开始使用青铜器时,曾感到兴奋异常,因为青铜器与笨重的石器相比,这种新材料不仅使生产力大大提高,更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器皿。于是,使用新器具的历史新纪元便告诞生。之后,人类又发现了铁,以及用铁制造的工具和生活用品。此后,又将铁炼成钢,从单纯的钢又演变为各种合金钢,如此等等。当这些新事物开始出现时,带给人类的是一阵兴奋,随之则是这种兴奋适应了事物的正常发展进程,便不足为奇了。人类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的,可说是理性与情感结合的结果。现在人类使用的钢铁、合金、化纤玻璃以及其它许多材质的用品,都是按照需要与可能加以利用(或设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生产取代了原始的手工生产,并作为人类社会流传至今的主要生产方式,这里面蕴含着极大的科学理性。可以说机器工业的出现,是标志着人类科学理性重大进步的一个信号。

  当代,人类对于科学发展与人文背景更加重视,并且注重考察不同文化的特点和状况,从宏观角度去总结科学与人文知识之间的相互结构规律,由此出现了科技美学的研究,科技美学属于现代交叉学科的第三代——横向联系的边缘学科,与新技术革命中异军突起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可称得上是同一家庭中的成员,具有科学与人文知识间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特点。因此,科技美学作为现代设计的一种思维意识是与大规模、集约化的工业生产,特别是与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看来,我国未来的艺术设计不仅要研究和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设计理念,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和吸取所谓东亚经济模式的经验。事实上,东亚国家走的是一条外向型经济的设计路子,其优势着眼于国际市场,获取丰厚利润,但其负面影响是仿造和庸俗地迎合,这使得东亚的设计无法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因为,市场在哪,设计就在哪。之所以欧美国家的产品是以各自独特的设计式样和文化观念来赢得市场,是以工业和科学技术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为基础的。由此,我国的艺术设计及其教育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创新和树立独特的个性风格。未来市场在中国,未来设计也在中国,总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科学,是社会的推动力,当其与人文相结合之后,又必然影响到艺术设计的所有领域,将使艺术设计显现出无限的生命力。

  四

  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世纪的教育,将科学与人文知识作为艺术设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上升理解为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立足当代设计实践,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回到原典,致力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这正是我们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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