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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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吐鲁番出土剪纸,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剪纸艺术实物。这批剪纸实物,对于研究中国剪纸艺术的起源及其民俗功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这批资料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报道既零星,研究更寂寥。连累而及,不少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者称引这批资料便出现郢书燕说之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J]或者报纸[N].民俗研究,(01):84-96

正文内容

  吐鲁番出土剪纸,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剪纸艺术实物。这批剪纸实物,对于研究中国剪纸艺术的起源及其民俗功能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这批资料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报道既零星,研究更寂寥。连累而及,不少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者称引这批资料便出现郢书燕说之误。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吐鲁番历年出土的剪纸资料试作一系统整理研究,以供剪纸艺术研究者参考。

  

  图一:莲花图案剪纸(北朝)

  (新疆吐鲁番59TAM303出土)

  (一)

  吐鲁番出土剪纸,见于正式报道者共四批七件,其中北朝5件、 隋朝1件、唐朝1件:

  1、1959年10—11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北区发掘了六座古墓葬,出土剪纸三件:①TAM303出土剪纸一件,土黄色纸剪成圆形图案。图案外圈作齿轮状,内圈环状排列着八个对称的镂空菱形,中心为莲篷形,莲篷核心的圆孔及其周围等距离环形排列的八个小圆孔象征莲子(图一)。(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此墓出土烧砖制墓志一方, 朱书四行墓志铭:“和平元年辛末,一□(月)三日,虎□(牙)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墓”(注:赵令达墓表原刊上引简报,其标点补文依据侯灿著《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又据该墓出土三幅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画的左上角有墨书“赵季”二字,可知墓主赵令达,又名赵季。季,可能是排行,即老幺。虎牙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是赵令达的官衔。“和平元年”,为麹氏高昌王国麹□□和平元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七年,即公元551年。②]TAM306出土剪纸二件,均残,一件蓝纸剪成,图案同上;另一件土黄纸剪成六边形,每边上各立尾梢相连的对鹿(图二)。该墓散布着一些被剪成菱形或束腰形的小纸片,其中有文字的十四片,四片可拼合,存字三行,似为契约之类,年款为“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月)”(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章和十一年”, 为麹氏高昌王国麹坚王章和十一年(注:见侯灿著《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74—75页。),相当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 此墓上限不会早于是年,下限虽然不能断定,估计不会晚出北朝时期。《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图136刊载了TAM306 出土的对鹿剪纸彩色照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撰写的说明文字如下:“六边形对鹿剪纸,北朝,纵10厘米,横10厘米。这件剪纸1960年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残存一小部分,系土黄色纸剪成。其中心已无法分辨,仅见一段弧形,余为几何形图案,可复原为六边形。每边上各立相背的二鹿,两鹿尾梢相连,四肢直立;其中一鹿头上还残存一叉角,浑厚而美丽。”(注:《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9 月第一版。)

  

  图二:六边形对鹿图案剪纸(北朝)

  (新疆吐鲁番59TAM306出土)

  2、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报道,1960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一件隋代“猴形团花图案剪纸”(图三)。此件剪纸系用土黄色纸剪成,直径26厘米,“中心为圆,周围是层次重叠的八角形,再以圆圈围绕,圆上站立一圈猴子,外绕以锯齿状圆圈。出土时残存中间圆圈的大部分和四只猴子。相邻的一对猴子相背而立,两尾相连,又回过头来相对而视;上肢一相连,一高举,形象生动,显示了艺人的巧妙构思。”(注:《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图137,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此件剪纸虽然未见正式发掘简报,但系发掘和收藏单位发布的消息,故当正式报道视之。

  

  图三:对猴团花图案剪纸(北朝)

  (新疆吐鲁番60TAM出土)

  3、1963年12月至196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区发掘了56座古墓,其中64TAM37 出土纸人剪纸七枚,简报定名为“有寓意招魂的人胜剪纸”(图四)。该墓葬时代属于盛唐至中唐(公元七世纪中)(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图四:人形剪纸(唐朝)

  (新疆吐鲁番64TAM37出土)

  4、1966年至1969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区发掘古墓105座,其中67TAM88出土圆形图案剪纸二件(图五、图六)。该简报只附刊了两幅出土剪纸的黑白图版(原图三六、三七),未见任何文字描述(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1966年—1969年)》,《文物》1972年第1期。)。本墓出有高昌延昌七年张神穆墓表, 延昌七年牛辰英随葬衣物疏(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阿斯塔那八八号墓文书(67TAM88)”条,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80 —182 页。),由此可知本墓葬年代为高昌国王麹乾固延昌七年,相当于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和二年,即公元567年。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图135 刊载了两幅吐鲁番出土的北朝“团花剪纸”的彩色照片,每幅剪纸直径25厘米,土黄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撰写的说明文字指出:“两件团花剪纸是将纸折叠数次后,再剪成四面均齐的几何形图案,两件均为圆心菊形。出土于墓葬,是死者的随葬品,作为祭奠鬼神,慰藉亡魂的。1967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注:《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从图形比较,可以看出这两幅剪纸即是67TAM88出土的那两件剪纸。 至于这两件剪纸的图案,笔者持不同意见:其中一件(图五)应为车轮或火轮形,另一件(图六)为菊花形。

  

  图五:车轮(火轮)形剪纸(北朝)

  (新疆吐鲁番67TAM88出土)

  

  图六:菊花形剪纸(北朝)

  (新疆吐鲁番67TAM88出土)

  (二)

  上述吐鲁番出土剪纸,除一件“人胜剪纸”属于唐代西州时的作品,其余均为麹氏高昌王国时的作品。麹氏高昌王国,是我国中古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人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王国。这个王国从麹嘉承平元年(公元502年)起,经南北朝、隋、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太宗统一,历十一王,共139年。高昌王国是金城榆中(今兰州市榆中县)麹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注:《北史·西域列传·高昌传》),即主体文化应是中原传统文化。我们研究吐鲁番剪纸,应从中原传统文化的“大同”着眼。同时,我们也应注意高昌地当中西交通要道,史载汉为车师前王之故地,北魏和平元年为蠕蠕(柔然)所并,麹嘉曾臣伏高车、哒,隋开皇十年突厥破高昌四城,高昌王伯雅的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因此中西文化、古代北方各民族的文化在吐鲁番均有所表现。

  首先,看看吐鲁番出土剪纸的用纸。这批剪纸从色彩区分,有土黄色纸六件,蓝色纸一件。这些纸应属吐鲁番本地造。我国是发明纸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已开始造纸。近代考古学发展后,考古学家接二连三从地下找到了西汉时代的纸,时代均在蔡伦造纸以前,而且集中在西北地区,可见西北是我国纸的发源地。魏、晋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秦凉诸州秩序较中原安全,文化世家多奔凉州避难,故文化学术此地保存也较中原为多。陈寅恪先生首发其覆,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注: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41页。 )高昌麹氏系金城榆中人,西北一隅保存的中原文化又赖其在吐鲁番建立的高昌王国得以继续发扬。从二和五色中的黄色,黄色是五色中的正色。故古时凡神圣、庄重的物品常饰以黄色,重要典籍、文书也取黄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多用黄纸作为书写材料,《晋书》卷36《刘卞传)》:“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黄纸不单为士人所用,民间宗教用纸也常用黄纸,直至今日还是如此。吐鲁番出土剪纸,自然属于随葬的民间宗教用品。

  其次,看看吐鲁番出土剪纸的技法和图案纹饰。吐鲁番出土的剪纸,除一件“人胜剪纸”外,都是团花剪纸。正如贾应逸先生所言,这些团花剪纸“是将纸折叠数次后,再剪成四面均齐的几何形图案”,即使“人胜剪纸”也是将纸对折数次后用剪刀剪成,没有雕镞的痕迹。因此,剪成的图案均呈对称、平衡、整齐的视觉效果,极具装饰性。七件剪纸中有六件采用整齐和对称的圆形图案构图,即所谓“团花剪纸”。这六件团花剪纸,从图案的相似性划分,大约可分三组:第一组为植物图案,包括TAM303出土的两件莲花形剪纸(图一)以及67TAM88 出土的一件菊花形(图六)。莲花是东方“最秀丽”的花,作为一种主要的象征题材,其含义有六:(1)女性生殖器——生殖力;(2)丰饶——富裕,并以此引申为繁荣、祥瑞、福祉、连生贵子、长寿健康、荣耀;(3 )大地和创造——自发的大自然活动,母神,生命孕育所,生命之水尼罗河;(4)灵性——超人的诞生,自发的创造,子孙绵延;(5)永生和复活——护佑生命、再生,太阳黎明复出的守护者,太阳杯,包裹亡灵之花,佛祖休憩处;(6)纯洁和神圣——佛法之维护和产生。 (注:参见王炽文译《莲花的民俗和象征》,《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6 期。)《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列传·高昌传》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隋书》卷83《西域列传·高昌传》同),莲花图案剪纸可能反映了高昌信仰佛教的习俗。中国民间常见以莲花为主题的吉祥图案,如“因何(荷)得藕(偶)”、“莲花慈姑”、“莲(连)生贵子”、“并蒂同心”等。菊花,在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李时珍认为菊花有“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药效,因而“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斝,骚人餐其落英。费长房言九日饮菊酒,可以辟不祥。神仙传言康风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荆州记言胡广久病风羸,饮菊潭水多寿。菊花之贵重如此,是岂群芳可伍哉?”(注: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15《草之四·菊》。)魏晋时期,流行赠菊延寿的习俗。史载魏文帝赐钟繇秋菊云:“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注:《太平御览》卷32“时序部17·九月九日”条引《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至今民间还常见“菊花瓣”、“杞菊延年”等吉祥图案。第二组车轮或火轮图案,包括 67TAM88出土的一件(图五)。吐鲁番出土以车轮为图案纹饰的剪纸,笔者以为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反映。马和大车是游牧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魏书》卷 103《高车传》载高车族生活习俗:“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图五所示,便象一高大车轮,圆心所谓菊花应是经美化变形的车辐。汉族剪纸也有车轮图案,清乾隆38年刻本《临晋县志》记山西临晋地区岁时民俗曰:“二月五日……剪纸于门为轮,曰‘轧恶人脑’。”又,清光绪7 年刻本《荣河县志》(民国25年铅印本《荣河县志》同)记山西荣河地区岁时民俗曰:“二月二日,人家剪纸人、纸轮贴门上,名曰:‘除恶’。”陕西有正月二十二、三日剪纸轮贴门上的民俗,例如:清咸丰元年刻本《澄城县志》:“(正月)二十二日,纸剪车轮,又剪纸人,俱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禁三数日,惧疾疳。谚云:‘大忌二十三,老君不出庵。’”雍正13年刻本《陕西通志》引《韩城县志》:“(正月)二十二日,纸剪车轮贴门上,为‘招财进宝’。”我想,可能取其财源滚滚来的寓意。看来,车轮剪纸在汉族风俗中主要取其巫术功能,同时也是吉祥图案。如果说它是火轮也有根据,火轮象征太阳,崇拜太阳,祭祀太阳,是匈奴系和东胡系民族普遍的信仰习俗。《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北史·契丹国传》载契丹人父母死,“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历史上,吐鲁番是北方民族出入征战之地,习染此风,合符情理。第三组动物纹饰,包括TAM306出土的对鹿剪纸(图二)以及图三的对猴剪纸。关于对鹿剪纸的定名最初是新疆博物馆提出的,从动物的身躯看,不象鹿而更象马,于是学术界有人以为不是对鹿,而是对马(注:吕胜中编著《中国民间剪纸》,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9 页。)。但是,“对马说’者碰到一个障碍,即难以解释“其中一鹿头上还残存一叉角”这个问题。笔者仔细审视图片,发现其余两头鹿耳朵缺损较多,或许原来头上有叉角;再说用对折的方式剪纸,也很难剪出不对称的图形,对鹿的定名是正确的。鹿作为器物或图案的装饰纹饰,中国和西方地区均有:希腊、伊朗、中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发现的古代遗物上常见以鹿为纹样装饰题材;中国古代北方匈奴系统的遗物上多有以鹿作为装饰或纹样者(注:参见齐东方著《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银碗考》,《文物》1996年第 2期。)。其中意义,可能有希望射猎时多获鹿的巫术作用。“鹿”谐音“禄”,指俸禄;“猴”谐音“侯”,指封侯,杜甫《后出塞》诗云:“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汉族民间信仰中,鹿和猴都是吉祥的动物。民间艺术中常见的吉祥图案有“百鹿(禄)”、“鹤鹿同春”等。

  最后,谈谈吐鲁番出土剪纸的民俗功能。吐鲁番麹氏高昌王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批纸质冥器,这种葬俗在中国风俗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风俗史上以冥币事鬼的习俗起源甚早,最初以价值低廉的陶土(少量用铅、石)仿金属真币制成。战国楚墓中,已发现此种冥币。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冥币始用纸钱,至唐代纸钱遂流行于民间(注: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率意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然而纸制冥器又始于何时呢?过去,顾颉刚先生认为用纸冥器祭神鬼源于契丹的风俗。顾氏著《浪口村随笔》卷三“纸制冥器”条曰:“古来祭神鬼之仪品皆以实物,或以俑,今在墓中所发得者斑斑可见也。何时改为纸制,蓄疑于心久矣。今乃知其为契丹之风。《辽史·礼志六》载‘岁时杂仪’云:‘冬至日,……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又云:‘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是则当时纸制者,人、马、衣、甲、枪、刀、器械,尽有之,其技术亦高超矣。疑此风辽传之金,金传之宋,遂普及于中土。”(注:顾颉刚著《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6—127页。)1988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德安县发掘一座南宋周氏墓,出土一批纸质冥器,计:褐色罗绣牡丹花纹钱包一个,内装用黄纸剪成的圆形方孔纸钱,个别纸钱上还印有字;此外还有纸梳2件、纸篦2件、纸簪2件、纸刷1件、纸刀1 件(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撰《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6期。)。南宋周氏墓出土如许多的纸质冥器, 证明至宋代纸质冥器之风确已普及民间。吐鲁番出土的纸质冥器,数量多,时间也早于辽史记载,笔者颇疑此处才是纸质冥器的发生地,契丹的风俗乃受其影响。

  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王国时期的剪纸是作为冥器埋入墓葬中的,从以上的论述看来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要问,这批剪纸在死者生前的阳世生活中作何用途,即有何民俗功能呢?依据中国民间传统习惯,逢年过节,喜庆日子,打扫清洁以后,例贴上窗花,其意义不外招祥纳福和辟邪驱怪两种。团花剪纸大都贴在门窗上,因而镂空和透明是其必要条件。吐鲁番出土的六件团花剪纸的图案,应该说都是墓主生前装饰门窗的窗花图案,只是颜色可能为红色。对鹿和对猴的象征意义已如上述,是作为吉祥物使用,具体说是祈求福禄。莲花图案剪纸作为窗花主要取其“丰饶——富裕”的含意,引申为连生贵子、长寿健康,可以说是一种求寿的吉祥物。菊花图案团花剪纸,是求寿辟邪的吉祥物。车轮图案剪纸贴在门上,为“轧恶人脑”,主要功能是辟邪驱怪,也有招财进宝的含义。至于64TAM37出土的七件人形剪纸, 这里着重讨论一下。该简报编写者定名为“有寓意招魂的人胜剪纸”的史料根据主要是两条:其一、南朝梁人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中“金薄为人,华胜相遗”条;其二、杜甫《彭衙行》中“剪纸招我魂”句(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注释9,10,《文物》1973年第10期。)。先看第一条, 这是简报编写者定名为“人胜剪纸”的主要根据。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剪彩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又,《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15·人日”条引《杂五行书》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颗,女吞二七颗,竟年无病。”“剪彩为人”是剪彩绸为人的意思,“镂金薄为人”可以理解为雕镂金箔纸为人,但是未言人数为七。即使从七种菜羹、赤豆七颗或二七颗,可以推测纸人数也许为七,然其民俗寓意绝不是招魂,而是“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有新桃换旧符,新人新面貌,一切从头做起的意思,其寓意仍然是图吉利。再看杜诗“剪纸招我魂”句的原意。唐天宝十五载,杜甫自奉先(陕西蒲城)往白水(唐白水,汉同州彭衙县地,今陕西澄城县西北),途遇故人孙宰,受到热情款待,有感而赋,诗云:“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小留同家窪,欲出卢子关。故入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宋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十《彭衙行》笺:“甫意若曰:盗贼充斥,身涉艰苦,魂魄为之沮丧,故孙宰剪纸为旐以招其魂也。”旐,即魂幡,出丧时为棺柩引路的旗。《文选》晋潘岳《寡妇赋》:“龙轜俨其星驾兮,飞旐翩以启路。”李善注:“旐,丧柩之旌也。”故“剪纸招我魂”句可以作为古代剪纸用于迷信的例子,而不能确指所剪为纸人。那么,这七个纸人的出现又是反映的何种风俗呢?在魏晋南北朝相关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我想引用一点清代和民国年间西北地区的民俗资料来作比较。一个地区的民俗有其历史的传承性,相沿成俗,无古不成今,故以今推昔,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允许的。查清代地方志,西北地区以陕西为例,普遍流行正月初五剪纸人“送五穷”的风俗。如:雍正13年刻本《陕西通志》载临潼县“正月初五日,剪纸人送掷门外,谓之‘送穷’。”康熙51年刻本《朝邑县志》:“五日,以故彩纸为妇人,戊夜乃出妇人,送穷。”乾隆47年刻本《蒲城县志》:“五日,纸制妇,用香火头点衣,丑夜出之,为‘送穷’。”乾隆52年增刻本《雒南县志》:“五日,缚纸娘操帚,并取前四日所积扫土,晨出大门外,谓之‘送五穷’。”乾隆48年刻本《府谷县志》:“五日,谓之‘破五’。夙兴,扫室中尘垢于筐,作纸妇人一个,负以米面纸囊,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爆而还,谓之‘送五穷’。榆林人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乾隆43年刻本《富平县志》:“五日,作纸妇持帚负杂谷袋,弃周行,曰‘送穷’。”1944年铅印本《米脂县志》:“五日,饱食糕面(名‘填五穷’)。剪纸人作妇人状,五更时扫室中尘土,同纸人送街市路侧(谓之‘送穷’)。”此外,又有正月二十二、三日剪纸人贴门上以避疳驱虫的习俗。如:乾隆5年刻本《同州府志》:“(正月)二十三日祀佛, 剪纸人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三四日,惧病疳。”乾隆47年刻本《蒲城县志》:“(正月)二十三日,先期剪纸人贴门上避疳,禁食米饭。”光绪31年刻本《蒲城县新志》:“二十三日,剪纸人置门上,又令童子食炒豆,云避疳驱虫。”民国14年铅印本《周至县志》:“(正月二十三日)又剪纸为僧佛像贴之门上,曰‘扬幡’。”民国21年铅印本《华阴县续志》:“(正月)二十三日,以谷秸分置门旁,云‘散疳’,义取禳疾。用黄纸剪排连僧像,贴于门楣,云作佛事,不得其解也。”综括以上所引方志,说明几个问题:1、西北地区正月剪纸人的民俗, 不限于初七人日,时间更多是在正月初五和廿二、三;2、 剪纸人的民俗意义:正月初五为送穷鬼,正月廿二、三为逐疫禳疾,均为巫术行为。民国《周至县志》和《华阴县续志》所记“剪纸为僧佛像贴之门上”、“用黄纸剪排连僧像贴于门楣”,也是逐疫禳疾的巫术行为。所谓“扬幡”,也即逐疫。过去成都地区二月至四月,民间常举办“打清醮”(即古之驱傩)活动,以祓除不祥。醮期内,照例请道士唪经祭幡,并饬街众戒荤,每家送黄纸小门联一副,粘桃符上。北方也有此活动,唪经祭幡之人或僧或道,门楣所贴或小联或纸人,不尽相同,其义则一,逐疫禳疾。“用黄纸剪排连僧像贴于门楣”的民俗事象,足以启发我们对吐鲁番出土七个剪纸人的思考,或许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也有这种风俗。至于为什么是七个纸人?我想应从数字“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模式数目(又称巫术数目或神秘数目)”的问题考虑(注:参见钟年著《女性与数字“七”》,《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 2期。),此处就不深论了。弄清了吐鲁番出土剪纸在阳世生活中的功能,其在葬俗中的意义便迎刃而解。古人相信除了地上阳间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地下的阴间世界。一个人的死亡意谓着死者从阳间世界到了阴间世界,其生活方式并无不同,故古人在安排死者的葬仪、随葬冥器以及祭祀活动时,都按照“事死如事生”(或“事死者如事生”,见《礼记》)的原则进行。麹氏高昌王国时期的剪纸作为冥器的功能即是:辟邪,使死者在阴间世界免受伤害;祈福,使死者在阴间世界生活美好;最后,希望死者永生、复活。

  (三)

  我们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剪纸的研究,不但加深了对中外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在吐鲁番汇聚交流的历史的了解,而且使我们确信中国剪纸艺术最初是从满足民间宗教信仰的需要而开始的。中国剪纸艺术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国纸普遍流行使用以后,从1996年7至12 月在长沙走马楼发掘出土十万支以上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事实来看,东汉末三国时代纸尚未取代简帛成为日常书写和生活用品。这样的时候直到南北朝才来临,物证就是吐鲁番出土的大量纸质文书和剪纸。因此,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王国的剪纸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剪纸,剪纸的发源地可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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