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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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Act and Disappointment of Liu He Seen from His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Unearthed from the Mausoleum of Marquis of Ha

内容摘要:从出土《奏牍》看,刘贺远封海昏的四年中,自称“藩臣”,有臣服汉廷中央王朝的理念。他曾向宗庙奉献“酎金”,申请“秋请”,还和夫人“待”向宣帝、太后频繁“上书”,呈述自己的诉求。但刘贺的这些举动往往不得如愿,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这和他在北方做帝王时的境遇存在明显落差。

关键词:宗庙,酎金,秋请,上书,海昏侯  ancestral temple,tribute paid by dukes or princes to the empero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J]或者报纸[N].史学集刊,(20185):53-59

正文内容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曾先后举办过多次全国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有关墓主刘贺的家世、废黜原因及其总体评价等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刘贺远封海昏之后,在其履职的四年中做了些什么,成效或境遇如何?却因文献记载简缺,人们未能知晓,目前尚无专文论述。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整理该墓简牍的过程中,近期将刘贺在海昏时的一批《奏牍》做了释读,公布了释文。②该《奏牍》内容,涉及汉代侯国政治制度的多个方面。这一官方文书十分珍贵,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本文根据这些《奏牍》,拟就刘贺在海昏执事期间向宗庙献酎助祭、朝请、上书等举动及其处境和失落情况,做些初步探讨,希冀对问题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宗庙祭祀,早在先秦时期已备受重视。迄至西汉,汉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等。③据载:“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注引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④汉人认为:“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⑤依当时要求,奉宗庙,守祭祀,世世不可断绝。⑥宗庙是汉王朝家天下的标志,联系“汉家”的血缘纽带,也是祭祀祖先、议事、论政的重要场所。宗庙和社稷紧密相连,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汉时,宗庙祭祀场所多,祭祀仪礼复杂,祭祀频率高,祭祀的耗费也甚大,⑦需要大量开支。

  诸侯王、列侯岁时参加宗庙祭祀,必须奉献“酎金”,这在文帝之时已成为制度。当时有《酎金律》,如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⑧酎金征收的标准和方法有明确规定,如《汉仪注》曰:“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⑨说得更为明确的是《汉律·金布令》,其中写道:“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⑩这就是说,当时汉廷征收酎金是以人口数每千人四两来计算的,不满千人而在五百以上的零数,也以四两为计,由少府负责验收。汉廷还要求诸侯王、列侯对宗庙献的酎金必须斤两足,成色好。如果“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11)据载,武帝时,“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12)宣帝时,因酎金不合要求而被免者也不在少数。(13)

  依照宗庙助祭制度,刘贺于元康三年(前63),即被封海昏侯的当年,便有向宗庙献金助祭的举动,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上有用墨书写的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元康四年(前62),刘贺又有使家吏向汉庙献酎金的事实,如据《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记载:

  7.……拜谨使陪臣行家事仆/……年酎黄金两/中庶子臣饶……/……/元康四年(图四,7号)

  引文中“南藩”的“藩”字,据《说文》:“藩,屏也。”有屏障、屏卫之义。刘贺自称“南藩海昏侯臣”,意为他是汉室的藩臣,在南方藩卫汉家王朝。当时有“藩辅”“藩臣”“藩国”之谓,这在文献中常见,如齐王闳“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燕王旦“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14)又“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15)可见,“藩”非如有人所说的“边荒鄙地”,而是指藩卫汉室之意思。上引7号奏牍中的“饶”即“饶居”,是刘贺家吏之人名。据《百官公卿表》,“仆”,掌出行车马。“中庶子”,掌侯府家事,地位仅次于“家丞”。(16)他们都是列侯刘贺的家吏。7号牍虽然有些文字残损,但意思清楚,大致上是说,元康四年(前62),刘贺使家吏仆、中庶子及饶(居)行家事,献“酎黄金两”。

  列侯刘贺的封地有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之家”计算,共为两万人。按照依人口征收酎金的标准,则一年至少要向汉庙奉献酎金八十两,汉代十六两为一斤,也就是每年要献酎金五斤。两年便十斤黄金,为数不少。不过,刘贺的黄金储备也是很多的,不仅继承了他父亲刘髆的大量家产,而且他自己也曾通过赏赐获得了大量黄金,加之豫章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多出黄金。所以奉献酎金的数量应该是充足、有保障的。

  值得关注的是刘贺的黄金储备量虽然充足,但向宗庙祭祀奉献酎金,似乎并非如愿以偿。例如:元康三年(前63)准备好的酎金(金饼),仍在海昏原地,没有献出。元康四年(前62)献酎的奏牍原件和“黄金两”,也仍在海昏原地,这应是未被汉廷中央所接受,所献酎金遭到了退回,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刘贺先后两次献酎祭祖都未达到预期目的,颇为失落。只好将拥有的大量黄金(含酎金)在死后放在他的棺柩中,带去“天堂”,以实现其没有完成的心愿。

  刘贺向汉庙献酎未能如愿的原因,主要是汉廷认为他对先帝不“孝道”,“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7)后来宣帝虽然封他为海昏侯,侍中卫尉金安上仍奏言:“(刘)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18)这一“奏言”,当即得到了宣帝的认可,成为一条重要法则。所谓“嚚顽”,即“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19)这种“嚚顽放废之人”,不可承天序,不得奉宗庙,在当时的“法则”下是必然的。而刘贺先后两次坚持向宗庙奉献酎金,目的是为了提高身份,获取宗室的认同。

  朝请是由西周礼制演变、发展而来的。汉时,诸侯王、列侯朝请皇帝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汉书·礼乐志》曰:“(人)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20)朝请是诸侯王、列侯效忠皇帝,臣服中央王朝的标志之一;也是维护君主独尊地位,控制诸侯王、列侯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对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促进与增强皇室内部的秩序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朝请制度自汉初之后,日趋走向完善和规范。朝请皇帝的周期,前后虽然有些变化,然大致上可分三个时期:西汉前期为“五年一朝”。西汉武帝时为“三年一朝”。西汉后期则因自然灾害、侯王亲疏关系淡薄等原因朝请渐少,且无恒制。(21)汉时,对皇帝的朝贺有一定的礼仪规定,如据记载:“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22)这就是说,诸侯王初到京师时,在“禁门内”小见。正月朔旦便在正殿“法见”,即参加朝贺盛典,贡纳“皮荐璧玉”奉献给皇帝。三天之后,为诸侯王置酒,皇帝对其赏赐“金钱财物”。再过两天,便辞行回国。整个朝仪过程中,侯王与皇帝见面四次,礼节极为复杂和隆重。当时,诸侯王朝见皇帝必须事先申请,得到了允许后方可进行,不得擅自从事。不仅如此,朝请制度的执行也相当严格,若不依制朝请要受到严惩。元朔五年(前124),城阳共王子东莞侯吉“痼病不任朝,免”。(23)元狩六年(前117),建成侯拾“坐不朝,不敬,国除”。(24)元狩二年(前121),河间献王子重侯担,“坐不使人为秋请免”,(25)这些皆为例证。

  汉代的“朝”与“请”有别,许慎《说文解字》曰:“请,谒也。”段玉裁注:“周礼,春朝秋觐,汉改为春朝秋请。”(26)《史记·魏其武侯列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集解》:“律,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27)又《汉书·荆燕吴传》:“吴王恐,所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孟康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28)似乎朝与请的区别在于春秋季节上的差别。但有学者指出,朝与请之区别还在于侯王是否亲自前往,“朝”必须亲自去,而“请”乃可使人代往,(29)此说无误。事实上,吴王刘濞与重侯担等,就曾有“使人为秋请”,或“坐不使人为秋请”,可见,秋请是可以使人代往的。

  列侯刘贺是武帝之孙,为表示自己遵守汉代礼制,也有使人代“请”之举动,如据《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记录:

  32.……书言/……贺再拜谨使陪臣行家丞事仆臣饶居奉书……/再拜以请/皇……/……(图八,32号)

  48.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臣事仆臣饶居奉书昧死/再拜为秋请/皇帝陛下陪臣行行人事中庶……臣贺昧死……皇帝陛下/……康四年……(图一一,48号)。

  这里引录的两条奏牍,均提到了“请”“秋请”字样,而且列侯刘贺申请秋请所派出的家吏,除前面7号牍所见的“中庶(子)”、“仆”、饶居等之外,还派遣了家吏中主管礼仪的“行人”和最高家吏,即家务总管“家丞”,(30)以示对秋请的重视。至于奏请的时间和内容,32号牍因文字残缺,只能看到“家丞”、“饶居”、“请”等字样,奏牍看不到上奏时间,疑是元康三年(前63)。而48号牍文字保存得较为完整,上奏秋请的时间为元康四年(前62),奏文的大致意思是说,南藩海昏侯刘贺奏书,使陪臣仆、行人、中庶子、饶居代为前往向皇帝陛下秋请。这反映了他对中央王朝是有臣服之意的。

  秋请需要事先上奏申请。刘贺先后两次申请要求秋请,这是否得到了宣帝的允许?经细读两条奏文,未见其中有获准参加秋请的批复,只见两条奏牍退回的原本。确乎刘贺申请秋请之举遭到了皇上的拒绝。实际上,从刘贺所犯过失的定位“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31)的规定来看,他想参加秋请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依照当时的法则,既然如前所说,不能参加“宗庙祭祀”,当然也就不能参加“朝聘之礼”。当时参加朝请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资格。身为“嚚顽放废之人”的刘贺,不能参加秋请是理在其中,这使刘贺对此显得无奈和失望。

  上书言事,始自战国时期,“逮于两汉,风流弥广”。(32)统治者为纳言求贤,得知民情以适应政治需要,不时提倡上书,这在汉代尤为突出。武帝时,“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33)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34)故当时不同身份的吏民“上书言世务”“上书言得失”者多,(35)上书的内容和范围也涉及多个方面。广大吏民的上书,不仅有助于政府了解下情,收集信息;而且对政府决策,防止雍蔽,公正执法,缓解矛盾等均有积极意义。

  汉代官僚、庶民的上书问题,学界以往曾有过一些论述,(36)不拟重复。这里仅就诸侯王、列侯的上书列举数例,以兹参证:

  江都易王非,“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37)赵敬肃王彭祖,景帝时立为广川王,“好为吏,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又“彭祖上书冤讼(太子)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赎丹罪,上不许”。(38)“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缪王齐嗣,四十四年薨。初齐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齐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齐与同产奸。……齐恐,上书愿与广川勇士奋击匈奴,上许之。”(39)淮阳“宪王有外祖母,舅张博兄弟三人岁至淮阳见亲,辄受王赐。后王上书:请徙外家张氏于国,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王恨之”。(40)

  西汉一代,诸侯王、列侯的上书和其他吏民的上书一样,通常都是呈交“北阙”。《汉书·高帝纪》曰:“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师古注曰:“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41)《汉旧仪》:“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42)当时在卫尉属下设有公车司马令,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处理吏民上书事宜,凡重要上书最终由皇帝批复。

  列侯刘贺除前述上奏献酎助祭、朝请之外,其他方面的问题也经常向宣帝、太后上书,而且他的夫人“待”也多次向太后上书。他们上书的次数和密度显得格外频繁,如据《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记录:

  9.以诏书不上/元康五年二月臣贺……(图四,9号)

  10.……书昧……臣贺昧死……元康四年……(图四,10号)

  13.……臣贺/拜/上书/帝陛下(图四,13号)

  17.……再拜上书……/……行家丞事行人臣贺书/……奉臣贺幸再臣贺昧死……/……再拜陪臣行行人……霸/臣贺(图五)

  24.南藩海昏侯……元康四年十月(图八,24号)

  25.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

  26.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

  27.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书言/……帝陛下陛下使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陛下……元康四年(图八,27号)

  28.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

  35.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图九,35号)

  39.……/帝陛下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臣行家家丞事仆臣饶居奉元康/……/……陛下……元康四年……(图九,39号)

  42.南藩……/臣贺……/再……/上书/帝陛下……(图一○,42号)

  45.……/臣贺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图一一,45号)

  47.……/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图一一,47号)

  50.……臣贺昧死……仆臣饶居(图一二,50号)

  以上为刘贺向宣帝上书之例。

  4.……贺正……/太后陛下陪臣行事……妾待以闻/……/元康四年十月癸酉上(图三,4号)

  30.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太后陛下臣贺昧死再拜……/……太后陛下陪臣/太后陛下/……(图八,30号)

  以上为刘贺及夫人“待”向太后上书之例。

  1.海昏侯夫人/妾待……/再拜/上书/太后陛下(图三,1号;文字不清,释文根据字形推测)

  38.海昏侯夫人/太后……/奉……/太后陛下陪臣行……/太后陛下/……(图九,38号)

  41.海昏侯夫人/妾待昧死(图一○,41号)

  43.海昏侯夫人妾待昧死……/太后陛下(图一○,43号)

  52.……/妾待昧死/再拜/上书/呈太后陛下……(图一二,52号)

  以上为刘贺夫人“待”向太后上书之例。

  从以上列具的上书来看,上书的格式,开头为上书人的头衔及名字,如“南藩海昏侯臣贺”或其夫人“待”;中间的文字,多数只见“昧死”“再拜”“上书”之类的呈词套话,有些未记实际内容的上书,或许是存底草本;末尾为上书呈送对象,即“皇帝陛下”或“太后陛下”。上书对象不一,有的是刘贺本人向宣帝的上书,有的是刘贺与“待”联名向太后的上书,有的则是刘贺夫人“待”专门向太后的上书。这里的“太后”,是指“上官太后”,即昭帝的皇后。刘贺由昌邑王到皇帝的废立,上官太后曾起过重要作用。宣帝时期,上官太后作为宗室长辈,其地位仍举足轻重,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所以,刘贺夫妇为表达自己的诉求、期望,除了直接给宣帝上书之外,也向上官太后上书,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这是一种夫人间交往,打“感情牌”。还要说明者,当时根据上书内容的性质或机密程度,有些书信还派遣家吏、陪臣某某呈送前往,以示重要。上书的时间,多在元康三年(前63)至元康四年(前62)。在一年多、两年时间内,上书次数如此之多,实为其他列侯所少见。

  宣帝元康年间,凤凰、神爵、甘露降集,神鱼河舞,屡获祥兆嘉瑞,岁数丰穰,“谷石五钱”,百姓安土,江南也人口岁增。这时刘贺为何不断上书?究其原因或许出于多个方面,其中不排除有汇报自己在海昏国的执事情况,包括户口纪年,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事。但与其个人的现状也当有密切相关,这就是向宣帝、太后呈述自己的政治诉求,表明他虽然远离京城,但“南藩海昏侯”刘贺,臣服中央王朝,希望得到皇室宗族的认同,要求提高其身份地位。再就是说明“南方暑湿”,(43)气候条件不适应,期盼生活上多予关照和支持。从《奏牍》的记载看,宣帝、太后对刘贺及其夫人“待”的上书,似乎很多未见回应,不过有的也做了回复,例如:

  54.元康四年六月未上

   元康四年九月(淡墨书写)(图一二,54号)。

  46.……/……居奉/……/太后陛下……昧死再拜以闻/太后陛下/……康三年十(或七)月庚辰上元康四年二月丙子门大夫……(图一一,46号)。

  这两篇奏牍应是皇室对上书所作回复的例证。54号奏牍末尾的淡墨字样当是宣帝的回复批文,回复的内容字迹不清,不得而知。但上书从海昏到长安,处理行程,往返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乃得到反应。46号奏牍最后一句为奏牍正文之后用淡墨书写的内容,因字迹模糊,意思不清楚。但文中有侯国吏员“门大夫”(44)一职。据考,“门大夫”为侍卫武官,掌侯国门禁、保卫、检查、登录过往物资和文件事宜。既然“门大夫”接收了文件,说明刘贺或其夫人“待”已收到了宣帝或太后的回复,这是很清楚的。

  除此之外,21号牍:“……以(嘉?)其”(图六,图七)。末尾淡墨书章草,应该是对上书的回复。但尤当注意的是9号牍:“以诏书不上/元康五年二月臣贺”(图四,9号)。即自元康五年(神爵元年,前61)二月,宣帝下达“诏书不上”之后,便再未发现刘贺有上书的记录。这说明此时宣帝下诏对刘贺的上书已有了限制。刘贺多次上书的诉求,或许未完全达到预期之目的。史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师古注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45)自来维护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46)的汉宣帝,对刘贺的多次各种上书,必然是按照制度规定进行处理和批复的,此当无疑。

  综上所述,刘贺在海昏国的四年中,确曾有过一些愿望和政治举动。但其处境也是极为严峻的,他不仅远离权力中心长安,身处地广人稀的南方,气候卑湿,下令对其所患的“疾痿”非常不利,在生理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在政治上和他以前相比落差很大。此时,刘贺向宗庙祭祀奉献“酎金”的资格已被剥夺;朝觐皇帝的“秋请”奏牍未能获准而将原件退回;从元康五年(神爵元年)二月后,还明确规定其不得“上书”,限制他的申诉权利。如此等等,使刘贺十分无奈。由于他的身份地位明显失落,导致心态失衡,常常愤慨不平,在慨口“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47)眷恋、思念在北方时的帝王生活。加之在海昏继续受到严密监视,扬州刺史柯对刘贺告发,说他与前任豫章太守廖属下的卒史孙万世“交通”,心怀异志,图谋“王豫章”,“有司案验,请逮捕”。汉宣帝虽然没有下令对其逮捕,但“削户三千”,(48)使刘贺在海昏“食邑四千户”,削掉了四分之三,减少了一大笔租税收入,惩处极严。在这种种的施压和打击下,刘贺于神爵三年(前59),忧郁死于海昏。只因其有帝王侯的经历、身份特殊,最终官府仍对其进行了厚葬。

  ①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2016年《史学月刊》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也有“专栏”刊登了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海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出版。

  ②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以下援引的《奏牍》释文,均见于此,概不另注。

  ③《汉书》卷七三《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15页。

  ④《汉书》卷五《景帝纪》及注,第138-139页。

  ⑤《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17页。

  ⑥《汉书》卷一《高帝纪》及注,第71页。

  ⑦“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参见《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16页。

  ⑧《后汉书》志第四《汉仪上》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4页。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条如淳注,第187页。

  ⑩《后汉书》志第四《汉仪上》注引,第3104页。

  (11)《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条如淳注引《汉仪注》,第187页。

  (12)《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7页。

  (13)《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第475、445页。

  (14)《史记》卷六○《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11、2112页。

  (15)《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第1904、1915页。

  (16)参见《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40页;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1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4页。

  (18)《汉书》卷六○《武五子传》,第2769页。

  (19)《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注引师古曰,第2505页。

  (20)《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28页。

  (21)参见李俊方:《汉代诸侯王朝请考述》,《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郭杰青:《西汉诸侯王的朝请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

  (22)《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曰,第2090页。

  (23)《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上》,第443页。

  (24)《史记》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表》,第1096页。

  (25)《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上》,第463-464页。

  (2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27)《史记》卷一○七《魏其武侯传》,第2839页。

  (28)《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第1904-1905页。

  (29)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0)《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40页。

  (31)《汉书》卷六○《武五子传》,第2769页。

  (32)(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省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33)《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1页。

  (34)《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7页。

  (35)《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5-2838页。

  (36)袁礼华:《汉代吏民上书制度述论》,《求索》,2006年第10期;袁礼华:《论汉代的上书拜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孙展:《上书与秦汉法制》,《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赵光怀:《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求索》,2005年第11期。

  (37)《汉书》卷五三《景帝十三王传》,第2414页。

  (38)《汉书》卷五三《景帝十三王传》,第2420、2421页。

  (39)《汉书》卷五三《景帝十三王传》,第2427-2428页。

  (40)《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第3312页。

  (41)《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64页。

  (42)《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师古曰,第729页。

  (43)《汉书》卷四五上《严助传》,第2781页。

  (4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40页。

  (45)《汉书》卷八《宣帝纪》及注,第275页。

  (46)《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47)陈桥驿:《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2页。

  (48)《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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