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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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Factors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Manichaean Monasteries Established in the Periods of Dali and Yuanhe Reigns of T

内容摘要: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中,根据唐大历六年和元和二年,回鹘两度请求在中原建摩尼寺事,指出唐代中原摩尼教“先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的传布路线。笔者分析中原摩尼寺的设立情况,辨释陈先生这一观点,认为回鹘请求在江南地区建寺多伴随粟特人之商业利益,而在河南,尤其是太原府置寺则更具政治意图。

关键词:摩尼教,摩尼寺,太原府,回鹘,粟特人,回鹘汗国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J]或者报纸[N].西域研究,(3):33-38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B9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3-0033-06

  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了名著《摩尼教入中国考》。是著第六章以“摩尼教传布广远”为题,探讨摩尼教在唐大历、元和间于中原置大云光明寺事。在此章开篇,陈先生即提出自己的疑惑:“摩尼教之传布,先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其传布之途径,远近倒置,颇不可解。”接着,陈先生述及摩尼教从波斯沿丝路初来,先传教于京城,后于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建寺于荆州、扬州、越州、洪州,此即传播线路上的“由北而南”。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摩尼教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寺,此为“由南而北”。然后,陈先生复疑曰:“可异者,河南、太原去京师较近,而建寺乃后于荆、扬、洪、越等州三十余年。由南而北,实耐人探讨。”综观整个中原摩尼教传播史,唐代摩尼教的发展路线可以概括为“先由北而南”,但“复由南而北”却系“另有隐情”。本文拟就其间隐情试作探索。

  大历年间江南地区摩尼寺的建立

  延载元年(694年),摩尼僧拂多诞入华觐见武则天,获武氏首肯,在中原正式传教。开元七年(719年),另一摩尼教高僧慕阇经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推荐,随贡使入觐唐玄宗。帝赊在表文中请求为慕阇置一法堂。①所谓法堂,当即摩尼教寺院。尽管目前仅存该表文,唐朝统治者的具体回应不得而知。但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玄宗接纳该慕阇的可能性较大,②开元年间的长安应建有摩尼寺。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下令禁止汉人信奉摩尼教,可见该教在当时汉人社会之影响,必已有皈依者。禁令之后,“摩尼教”在汉文史料便殆无踪影。我们无法确知这一禁令对该教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不清楚流寓中原的摩尼僧在禁令之后去向,更不清楚其曾居止的“法堂”是否会渐趋荒废。但可以肯定的是,该教在中原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摩尼传教师不得不另寻出路。数十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回鹘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率勤王之师驻扎洛阳,摩尼僧自荐于其帐下,备受赏识和礼遇。大历年间,摩尼教以回鹘为靠山,先后请于中原各地建立大云光明寺,如《佛祖统纪》所载:大历三年(768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③。摩尼教寺院的分布,从长安发展到江南地区的荆、扬、洪、越等州,这种“由北而南”的传播线路,可能主要源于漠北回鹘境内粟特摩尼教徒的影响。

  在漠北回鹘汗国,向其可汗传播摩尼教的主要是中亚粟特人,唐人称之为“九姓胡”。他们不仅在回鹘的经济、宗教文化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将影响扩展到政治、军事领域。建中元年(780年),牟羽可汗从九姓胡之说欲南下侵唐。其相顿莫贺达干进谏无效,于是“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④。“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⑤从记载来看,牟羽可汗因听信胡人谗言,执意南侵,导致人心失和,故宰相顿莫贺举兵杀之。但这也有可能是一种政治说辞,牟羽的“一意孤行”不过是顿莫贺蓄谋自立、等待已久的良机而已。总之,不论实情如何,记载本身都反映出牟羽可汗与国内九姓胡的密切关系,他正是因为听其言、信其说,才直接导致了汗位与性命不保。牟羽和九姓胡之关系以及顿莫贺新立一事,在当时唐人的奏言中也有所反映:“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⑥九姓胡对牟羽可汗的影响如此之大,同时,他们又是回鹘摩尼教的主要传播者,那么,在大历年间,将该教积极推广到中原的主要力量,应该就是牟羽帐下的粟特胡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历六年的大云光明寺,其选址俱在江南,似乎透露出粟特人在商业层面的考虑。

  粟特人向以善贾闻名,唐人传奇称之为“商胡”。其足迹遍及中原各地,尤麋集于扬州、洪州、广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⑦尽管“商胡”一词涵盖了来自粟特和波斯的商人,但粟特人在扬州、洪州等江南市镇的数量必夥;而771年,荆、扬、洪、越等州大云光明寺的建立,恰在粟特商胡活跃的地区。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原摩尼寺的建立乃至选址,虽然表面系回鹘所请,但背后恐怕均有粟特摩尼教徒的撺掇。在其影响下,回鹘将大云光明寺设于粟特人聚居从商的江南地区,在那里,不仅存在着热心支持教会组织的人群,还存在深入发展教会势力的土壤。同时,粟特人亦可借此在中原腹地建立更为庞大而密集的商业网络和贸易渠道,可谓一举两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回鹘于中原摩尼寺址的选取,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既考虑到宗教传播的方便,也考虑到商业利益的扩张。这样,作为回鹘摩尼教的主要传播者,粟特胡人在积极传教的同时,亦兼顾了本民族善商之天性。

  元和年间河南府、太原府摩尼寺的建立

  大历之后,汉文史料暂无回纥摩尼教的记载,直到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⑧从此,直至漠北回鹘灭亡的840年,其人华使者中不断伴随摩尼教之信息。这里,我们可见到一个时间断层,即从771年至806年。据现存汉文史料所载,这三十余年间,回鹘未有任何向中原推介摩尼教的举动。其实,这一时间断层的出现,主要是由当时漠北回鹘的政局以及摩尼教遭遇困境所致。

  大历六年摩尼教建寺江南之后,若能沿着这一良好势头继续发展下去,或许会在中原迎来另一番盛况。但如前所述,建中元年的回纥内乱使该教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政变之后上台的顿莫贺对原牟羽麾下的九姓群胡绝无好感,也不是摩尼教的拥护者。⑨在其执政期间,不论是粟特人还是摩尼教,都不可能得到优待。可以想见,回鹘国内的摩尼教势力当颇受打击,而中原的传教事业也势必受阻。顿莫贺之后,回鹘王室内争不断,至9世纪初先后有四位可汗即位,但统治时间都很短。回鹘国内政局动荡,无暇自顾,显然不能继续支持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教事业。从大历到元和间的汉文史料中没有出现回鹘摩尼教的信息,原因盖即于此。

  在怀信可汗即位后,情况有所好转。他重尊摩尼教为国教,而且据回鹘语文书T II D 173(现编号U 1)载,怀信可汗曾于羊年前往高昌,请摩尼教慕阇派遣三位默奚悉德前往漠北。⑩“羊年”,即803年。(11)我们知道,摩尼教被漠北回鹘立为国教,那么,漠北摩尼教会理应拥有最高的宗教地位。学者们通过对回鹘汗廷哈喇巴尔哈逊(Kara-Balgasun)遗址的现场考察,认为在回鹘宫城近旁曾建有摩尼教寺院,当为主教驻锡地。(12)但是,怀信可汗却要亲赴高昌,请求派遣传教士前往漠北。此举不仅表明其时漠北摩尼教势力远不如西域,(13)而且反映了9世纪初的漠北教会在历经动荡之后,元气实已大伤。怀信可汗高昌“求法”,已显明其意在复教。在他统治的末期,中原史料里也重新出现了回鹘摩尼教的信息:“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14)陈垣先生曾疑“始”字有误,(15)林悟殊先生对此作了合理的解释:“始”字非指摩尼教始到中国,而指摩尼教师始作为官方代表,或始伴随外交使节来到中国。(16)从怀信可汗开始,摩尼教拥有了代表回鹘向中原传教的官方身份。元和二年,回鹘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寺,得到了宪宗的许可。此次建寺是在摩尼教复兴于回鹘之后,其真正来源仍在回鹘。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该教的传布路线仍是从草原到中原,“由北而南”,并非“由南而北”。况且,元和二年所置两寺中,河南府寺院的设立,恐怕并非首次。

  如前所述,摩尼教正式入华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尽管史料缺载,我们无法判断武后时期摩尼教是否建有寺院。但他们既已拥有合法身份,那么,为传教之便,应该会建立寺院。(17)因为该教要求其僧侣必须:“常乐清净徒众,与共住止;所至之处,亦不别众独寝一室。”“常乐赞叹清净有智惠人,及乐清净智惠徒众同会一处,心生欢喜,常无厌离。”“常乐和合,与众同住,不愿别居,各兴异计。”(18)对教徒而言,“与众同住”之处当为寺院,而此时建寺,最佳的地点应该在武周的政治与王权中心——洛阳。由此,笔者颇疑元和年间的河南府寺院并非始建。

  对于太原府大云光明寺的设立,可能反映了回鹘在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并州太原是李唐王朝的创业基地。据《唐会要》载,长寿元年九月,太原置“北都”,天宝元年正月改为“北京”。(19)它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其官吏品第亦“视京洛两府条理”(20)。此外,“太原自见史以来,即为北方军事重镇。”唐代北方强邻,先有突厥,后有回鹘。抵御其南侵的重点,自东向西依次为幽州(今北京)、太原、灵州(今灵武西南)、凉州(今武威)。此四镇中,灵州、太原位居中间,为首都长安之藩屏,在军事上尤见重要。(21)太原号称“国之北门,枕扼夷夏”(22)。那里正是唐朝与回鹘进行诸般联系与交涉的重镇。

  当时,回鹘通中原有灵州道和太原道,两条主干道之行程各有优劣。(23)在唐前期,两道以太原道为主。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入侵,灵州道不通,唐与回鹘间的主要交通仅存太原一线。“凡使节往还,商贸行旅,莫不由之。”(24)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请置新宥州,理由便是“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取经太原驿路至阙下。及奏报到,已失事宜。”(25)此条足见元和年间,太原战略地位在回鹘心目中之重。而就在元和二年,回鹘请建摩尼寺于太原,此举背后的政治因素自不可忽视。

  唐中叶后,太原是唐、回鹘之间唯一的交通要道。安史乱中,仆固怀恩就曾受命于此迎接回鹘勤王之师,再分兵而出,收复洛阳。(26)直至武宗朝,太原都是对阵夷狄,尤其是回鹘的重地。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灭漠北回鹘,回鹘特勤嗢没斯等率残部请求内属。会昌元年(841年)十月,李德裕在《请于太原添兵备状》中云:

  右,缘嗢没斯等本国残破,未有所归,逗留塞上,今已岁周……回鹘和好多年,忠効久著,虽在边境之内,计无侵轶之虞。臣等所虑,吐蕃变诈多端,不可测度。或谓朝廷方备北虏,未暇西防;或云嗢没斯招米点汗回鹘,乘此机势,谋陷丰州。缘元和十三年已曾此来,不可无备。太原兵额虽存,皆被军将放却散诸处,缓急点集至难。臣等商量,请发陈许步军三千人,郑滑步军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北边有警,则大同军正当贼路,足应事机;如河西有虞,便令取岚石路过河,至亦近便。(27)

  李德裕虽云回鹘“无侵轶之虞”,只因“吐蕃变诈多端,不可测度”,故需增兵太原,但这应该只是一种漂亮的政治辞令。事实上,李德裕对嗢没斯的降附始终保持警惕。次年,他在状文中曾疑:“嗢没斯诚款虽未知真伪,然早要别加官爵,纵使不诚,亦是反间。”(28)况且,回鹘余众在国破之后确实屡犯太原,(29)对此,唐朝不得不积极防御。而太原作为两方对阵的战略重地,尤需“严兵守备”(30)。

  除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外,太原也是处置和安抚回鹘南下民众的主要据点。即便在天德军、振武军所获降众也要送交太原,听候处置。如会昌二年《论天德军捉到回鹘生口等状》载:“每有回鹘投降,及城来捉得十人五人。缘不敢留在军城,问得事情后,便皆处置……望付翰林赐田牟、仲武诏,前后更有此类,便递送太原,令配在诸州安置,稍为允惬。”(31)前揭《条疏应接天德讨逐回鹘事宜状》亦令将回鹘降臣药罗葛元政等“作般次送付太原”(32)。而嗢没斯在归降唐朝、获赐军号后,也“请留家口在太原安置,与诸弟等若处先登者”(33)。显然,太原府一直是唐、回鹘交涉的主要地点,送往迎来均在此处进行。对回鹘而言,它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或许正因为如此,太原也成为回鹘民众在中原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嗢没斯请求置家太原,为唐捍边,有向唐朝示诚之意。但选择太原,也可能因为那里更易找到族群间的认同感。由是,回鹘选定太原建摩尼寺,看重的不仅是那里的宗教土壤,还有其政治与战略地位。据史料所载,元和二年所建太原府寺院,到会昌二年仍存在:

  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且佛是大师,尚随缘行教,与苍生缘尽,终不力为。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嚮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34)

  依上文,武宗先罢江南诸寺,唯留“三都”摩尼寺。此举背后的考虑是什么不清楚,但显然在唐人眼中,江南与“三都”寺院轻重有别。而从回鹘人的角度来看,诸处寺院也应该有一定的区别,只不过这种区别或许始于建寺之初衷。

  会昌之后,太原摩尼寺不再见于史书,可能也没逃过武宗灭法。然而,即便寺院被停,太原地区的摩尼教传统却一直延续至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太原还有摩尼寺,并供养着僧徒:

  (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嗢没斯也,归国赐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35)

  根据该条记载,嗢没斯附唐后住于太原,其家族一直保留着摩尼教信仰。而“太祖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一句表明此摩尼院乃新建,并非元和二年所置。五代时期的太原仍存在摩尼教,也侧面反映了该地具备丰沃的宗教土壤。

  大历六年和元和二年,回鹘先后两次于中原建寺。大历年间江南摩尼寺的建立,主要依仗来自回鹘的粟特人,因此,在选择寺址时难免带上一层商业色彩,或多或少地透露出粟特人追逐商业利益的天性。相比之下,元和年间,在中原政治中心——河南府与太原府建立寺院,则更具政治色彩。毕竟,太原道作为唐、回鹘之间唯一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选择于此建寺,其背后应有政治与战略上的考量。肃宗时,中原的重要城镇号为“五都”:“五都之号,其来自久。宜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36)若以此来衡量,我们会发现回鹘摩尼教势力几乎通达“五都”,渗透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镇之中。元和以后,该教也确实在中原重兴。写于825年前后十年间的《国史补》卷下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囊)橐(为奸),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37)“数年一易”的大摩尼和“年转江岭”的小摩尼,反映出回鹘本土的摩尼教会与中原摩尼寺之间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或许有了一套颇为完整有序的交流体制。可以说,在这种双向的交流促动下,当时的回鹘本土教会与中原教会得到了共同的发展。

  注释:

  ①帝赊表文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06页):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

  ②具体论证详参拙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书局,2011年待版。

  ③[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四一,《大正藏》卷四九,第378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7282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8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8页。

  ⑦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⑧《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38页。

  ⑨顿莫贺的可汗号为alp qutluγ bilg?覿qaγan。参见森安孝夫《ゥ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第182页。他的汗号中没有带摩尼教色彩的“日”、“月”字眼,或可证其并非该教教徒。详见陈俊谋:《顿莫贺与摩尼教》,《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⑩A.von Le Coq,Ein manichisches Buch-Fragment aus Chotscho,Festschrift V.Thomsen,Leipzig,1912,pp.149-150.

  (11)该文书的相关研究见森安孝夫《增补:ゥイゲ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势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奖学会编《アジア文化史论丛》3,东京,1979年,第215页。

  (12)羽田明著;张长利译:《游牧民与城市》,《民族译丛》1992年第6期;森安孝夫,吉田丰:《モソゴル国内突厥ゥイグル时代遗迹·碑文调查简报》,《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ⅩⅢ,1998年,第151页。

  (13)有关西域摩尼教的传播,参拙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一章第二节。此处不赘。

  (14)《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26页。

  (15)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此据修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41页。

  (16)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摩尼教及其东渐》,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17)具体论证参拙著《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第二章第一节。

  (18)《摩尼教残经》释文,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77、280页。

  (19)《唐会要》卷六八,中华书局,1955年,第1190页。

  (20)《全唐文》卷二二《并州置北都制》,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页。

  (2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之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6年,第1335页。

  (22)《全唐文》卷三二一《扬州司马李公墓志铭》,第3252页。

  (23)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之“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35~1336页。

  (24)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之“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36页。

  (2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页。

  (26)《全唐文》卷四三二《陈情书》,第4395页。

  (27)《全唐文》卷七○三《请于太原添兵备状》,第7218页。

  (28)在《全唐文》卷七○五中,该文篇目原作《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第7238页),实际应为《条疏应接天德讨逐回鹘事宜状》。相关考证见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72~374、377~379页;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3~237页。

  (29)如会昌二年回鹘到横水栅大行杀戮事,详见《全唐文》卷七○四《请密诏塞上事宜状》,第7225页,卷六九九《赐回鹘可汗书》,第7183页。

  (30)见会昌二年李德裕所上之《驱逐回鹘事宜状》,《全唐文》卷七○五,第7235页。

  (31)《全唐文》卷七○四《论天德军捉到回鹘生口等状》,第7232页。

  (32)该段引自《全唐文》卷七○五《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第7238页)。其文篇目实为《条疏应接天德讨逐回鹘事宜状》,理由已如前述。

  (33)《全唐文》卷七○五《论嗢没斯家口等状》,第7233页。

  (34)李德裕:《赐回鹘可汗书意》,《全唐文》卷六九九,第7182页;又见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第67页。

  (35)《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第11468~11469页。

  (36)《全唐文》卷四五《元年建卯月南郊赦文》,第499~500页。

  (37)该引文以《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6页)与《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26页)的记载:“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互补而成。因陈垣先生指出《国史补》文字有错漏,而《新唐书》基本采自前书,仅稍改词句而已,遂可补全原文。参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第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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