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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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Ebbing of the Refugee Tide in North Garrison Towns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内容摘要:北魏末年发生的六镇暴动,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走势和隋唐政治源流。然而学界对暴动性质和目的的认识,长期存在分歧。其实六镇暴动是一次古代“难民潮”,其“求生”性质显示暴动是北族南徙内迁过程的继续,是要反抗军镇压迫,争取改变镇民府户的特殊身份,从而成为与中原华人一样的编户齐民。综合前人成果对北人融入中原社会的过程进行梳理,则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由中国中古北族难民潮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北镇暴动是反政治压迫争取编民身份的斗争,所以进入中原的北镇难民最终经“启立州郡”成为朝廷编民。

关键词:难民潮,北镇暴动镇民府户,编户齐民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J]或者报纸[N].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3-143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3-0133-11

   近年,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席卷欧洲,引起了许多政治变化。什么是难民,什么是难民危机?按照通行的说法,“难民,是移民之一类,因某种不可抗的原因,例如战争、天灾等,而被迫迁移居住地,甚至是放弃国籍的人”。有的解释更详细一些①。而在汉语语境里,一般把难民定义为“遭受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所以,难民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生存问题,其次是群体关系问题,因为避难求生必然要迁移进入他人的地域;如果相关群体种族不同,则关系问题便带上了种族文化色彩,成为族群关系问题。所谓“难民危机”,其实就是由于难民问题引起的一系列政治应对和社会变化。由此可见,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拓跋入主、六镇之乱等等,历史上那些族群迁徙其实也是一次次的难民潮。由此而导致的族群离散聚合乃至于国家认同和社会演进,也不妨视为广义的难民危机化解过程。本文即拟从这一视角介入中古历史研究,一方面希望从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发现和提出更多更深刻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则意图使文章主题更明确突出,研究更系统深入,从而更具学术思想性和现实参考意义。

   一、从难民求生到文化更新

   历史上的难民潮是怎样发生、发展并最终被化解的呢?

   我曾经认为,古代北方草原族群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地奔向南部绿洲地区的边缘地带,很可能并不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也不是由于受到政治排挤,而只是想要寻求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条件,想要分享南部绿洲社会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②。然而,既然“逐水草而居”是草原牧人迁徙活动的根本动因,那么,这样一种“动态”经济本身就可能是难民潮的起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游牧族群的所谓“勃兴”,总是先扩张成草原帝国即抢占其他族群的牧地草场,然后才发生入侵农耕地区的事件。因此,我们可以说南侵是先期扩张的继续,古代的农、牧关系实际上主要是游牧社会内部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南、北关系实际上主要是北方内部关系的继续和发展。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③可谓一针见血。

   那么,北方族群的“南侵”或者说这些古代的“难民潮”出现以后,在历史上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演进过程,或者说发生了哪些时空社会变化,而最终形成南部绿洲中原社会所遭遇的“难民危机”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有过多种多样,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学者翦伯赞的“北族西迁说”,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说”以及日本学者石见清裕的“中间地带说”等等④。近年日人森安孝夫甚至还提出渤海国、安史之乱和回鹘汗国都是早期“征服王朝”,因而“征服王朝”是整个欧亚必然的历史潮流⑤。这些说法都引起过讨论甚至很热烈的争论,但是,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基本立场和思路都建立在古代世界南北农牧二元界分的固定架构上。可是,这种架构不能解释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虽然古代北方草原族群的南进浪潮几乎从未停止,但是,受到这些浪潮不断冲击的南部绿洲,其人群数量及文化影响却随之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那些南进的族群反而大都相继消失了,例如,建立“征服王朝”的契丹和女真,到紧随其后的蒙元时代就都正式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显然,古代世界人群的生存空间和文化属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于古代世界北族南进的本质及其前景,有必要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跨时代、跨社会发育阶段)跨度进行动态的、前瞻性的考察和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历史活动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他们社会政治文化的演进。例如,鲜卑、契丹诸族在南下进入辽西之前本身社会还不发达,经济文化都很薄弱。据史书记载,东胡各族群(乌桓、鲜卑、奚、契丹)大致都有一个从大漠深处向边郡塞外,然后是沿边州郡,最后进入内地成为区位或功能群体(经常是二者兼而有之),甚至入主中原的空间活动过程,这当然也是这些人群追求分享发达资源从而自身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考古成果是这一历史(兼及时间和空间)进程的真实反映⑥。

   对周边族群朝向中原内地转移的这种动态空间考察非常有意义。后来的安禄山、史思明群体经历过塞外—辽西—华北的转移过程,唐末五代的沙陀人也经历了塞外(外蕃)—代北(内蕃)—雁南(边州)的转移过程。这一转移过程其实就是周边族群主观认同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原社会对这些人群的认知接受过程,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就在这一过程中演进变化。安史集团以后因其权力合法性来源与帝国传统意识形态发生明显对立⑦,才中断了这一认同过程。所以我认为,就研究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而言,这样以群体为主的动态空间考察(类似于今天的难民潮、难民危机)比概念化的关系定性(册封、朝贡之类)和静态的地域分层(如所谓“中间地带”)更能说明问题,也更有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实,在中国古代这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历史官僚体制)里,本身具有容纳周边族群进入参与的思想观念和结构机制。思想观念即所谓“入主出奴”“用夏变夷”⑧,大体如韩愈《原道》所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⑨陈寅恪先生所谓“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⑩应该也是这个意思。结构机制方面,周边族群进入参与帝国政治体系的形式因时不同:入主(“龙飞朔野,雄步中原”(11)、问鼎中原、逐鹿中原),接受羁縻(属国、外蕃、内附、土司),乃至异姓(臣属)禅代等。所谓“征服王朝”只是进入中国历史官僚社会的一种形式,因为其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12),有资格的族群都认同中国,且相互以兄弟视之(例如辽、宋王朝)。更重要的是,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帝国的政治体系,进入的族群或迟或早(甚至经历反复)都会通过文化整合认同帝国的主流文化,入主或实现取代的族群也都会维持帝国意识形态的明显连续性,以获取政权合法性,或谓“争中原正统”。历史记忆一经改变,那么,认同帝国政治体系——中国历史官僚体制的族群最终要和主体(华夏)社会实现凝聚,成为中华民族(中国)的组成部分。主动迁来的群体最终要进入当地社会并与其融为一体,这与当代难民潮的发生和难民危机的化解结果何其相似乃尔!

   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就北族南徙浪潮不断,但与隋唐政治演进直接相关的这一波难民潮主要还是北魏末年的北镇暴动。《资治通鉴》卷一○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秋七月“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条下有一条胡注:“自苻坚淮、淝之败,至是十有四年矣,关、河之间,戎狄之长,更兴迭仆,晋人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13)生在宋元之际的胡三省有感于家国命运对历史作这种联想感慨,值得同情,可以理解。但是,从学术上讲,十六国和北朝隋唐还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五胡乱华”难民潮造成十六国的那一轮难民危机,到北魏孝文帝“汉化”应该说已经基本化解。正因为前一轮危机已经化解,才会因其结果又激起新的一次难民潮发生。(14)

   学界通常认为,魏末北镇暴动——六镇之乱始于正光四年(523),怀荒(今河北张北)镇民怨镇将于景不发粮廪,遂杀于景叛乱。不久,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攻占沃野镇,改元真王,遂率众南下。(15)暴动造成了北镇镇民大规模地流移,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和难民危机的爆发。关于北镇暴动的性质意义,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反汉化。如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愈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饥馑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16)(2)反压迫。周一良先生说:“北魏政权的覆亡,致命伤是北镇之起兵。但北镇人之起兵并非对汉化的反动,乃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匈奴敕勒羌人等和被摒于清流以外的鲜卑和汉人的府户联合起来,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反抗。”(17)(3)阶级斗争。唐长孺、黄惠贤合作就此写过三篇长文,系统、深入地发掘史料进行全面论证(18)。(4)兵变。万绳楠曾撰文反驳唐、黄二先生,认为暴动是北镇豪强同洛阳朝廷的斗争,“只能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北镇被排抑的武人豪强,对孝文帝以洛阳为中心推行‘汉化’的一次反动兵变”(19)。

   综上可见,迄今为止,学界尚未从“难民”求生或者说族群/国家认同(资源共享)方面考察过魏末北镇暴动及其历史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来,要做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群体关系结构分析,北镇豪强同洛阳朝廷的斗争就不能完全说成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简单说,参与暴动的豪强和种族群体很多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并不是统治阶级,而是被统治者。要说是阶级斗争也很勉强,实际上,在北镇暴动以及类似的历史进程中,与朝廷(政府)相对的民众(非政府)各群体(阶层)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压迫者(周一良语(20)),他们利益相关、目标一致。无论如何,后来建立东魏、北齐的高欢集团和建立西魏、北周的宇文泰集团都是受北镇暴动裹挟加入这次难民潮趁势起家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21)可见他也认为“胡化”只是北镇暴动——这次难民潮初期的表面现象,更长的历史趋势——这次难民潮的化解则是以“华夏化”告终。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神武(指高欢——引者)自向山东……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22)注释出处高欢对北镇流民说自己“与尔俱失乡客”,显然明白指认其难民身份和地位。关于高欢集团的本事始末,本人曾发表《试论北齐之亡》(23)专文研究,此不赘论。本文这里另取宇文泰家族活动为主要线索就当时北族内迁融入中原的进程再做深入一些的探讨。

   二、边镇府户求生向化

   宇文泰先辈种族,据周一良先生考证为匈奴余种(24)。其迁徙过程大致是:

   1.塞外。本居辽东塞外,世为匈奴东部大人。(25)

   2.南徙(入塞)。“侯/俟豆归为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26)

   3.迁北镇。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27)

   陵即宇文泰的高祖。这一迁徙过程很具典型性,如《北齐书·神武纪》上:“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28)玄菟在辽东,可见高欢先世也是由辽东塞外内附,其曾祖也是在后燕慕容宝兵败后率众归魏,再(因祖父犯法)迁北镇。类似的例子还有《北史·豆卢宁传》:“豆卢宁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后也。高祖胜,以燕(29)。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又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父苌,魏柔玄镇将。”(30)与此相似的是侯旭东据《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等史料研究过的山氏(吐难氏),“其先启踪辽右,世雄啄(涿)鹿”,意为源出辽西地区,后迁到河北北部一带;《魏书·山伟传》称其为“代人”,山晖墓志亦谓其“绵基代朔”。侯旭东认为:“这一支山氏应是(东部)鲜卑人,后从平城迁到洛阳,著籍为河南洛阳人。”(31)

   由此可见,北魏后期北镇安置的北族各部很可能都有大致同样的经历。无论他们是何时入塞的,除了随孝文帝迁洛的人群(贵族、禁旅和部分代人、畿内人),直到魏末暴动发生,他们大都仍然是由酋长率领的种族群体,作为内属的蕃部、熟番,以各种形式接受朝廷的羁縻,还远没有与中原社会形成凝聚,实现认同。例如宇文周这一群,据周一良先生的说法,“其由辽东塞外南迁之时代与路线史无明文”(32),但直到降魏仍“拜都牧主”,周先生认为这显示匈奴人善于养马(33)。其实都牧主、都牧给事一类名号不仅显示其经济营生,也和领民酋大、领民酋长等名号一样,表明这些北族种群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完全成为朝廷治下的编户齐民。(34)而且,周先生认为,宇文周建国以后讳言其先世出于匈奴,其原因很可能“是鲜卑族之势力澎湃,而其他诸族悉沦为贱种,夷于皂隶”。(35)《宋书·臧质传》引魏太武帝拓跋“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36)其中的胡主要指匈奴及其属部(37)。可见这些北族人群虽然内附入塞很长时间,社会地位仍然很低,甚至还不能与鲜卑相等夷,遑论中原华夏族群。

   周一良先生指出:“北魏在北边设镇,表面上是为‘控摄长远’‘规遏北疆’。但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就知道若干镇都设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换言之,镇的制度除去边防的意义外,还有镇压境内少数民族的作用”;“六镇不仅捍御边境,拱卫京畿,而且有镇压少数民族的敕勒的任务。所以不立州郡,而采用这种军管的制度。”(38)事实上,不仅北镇,当时华北和关陇很多地方都有安置北族的镇戍(39)。这些北人被称为城民、戍卒等,因有军贯,不入编户,故身份与州郡户籍中的乡民(土人,多为土著夏民)不同(40)。显然,这些城民、戍卒即使身处内地,其身份及社会地位仍跟北边诸镇的镇民并无二致,都是军管制度下的军户、府户,并没有融入中原社会。

   有说这是一种“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类似于“唐宋的羁縻州与元明清的土司”(41)。从制度形式表面来看,或许如此。然而,如果变换视角从北族内迁(南徙)进程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其实,这里提到的镇戍制(主要指北魏在北方实行的镇戍制)与唐宋大多数羁縻州和后来的土司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这些内迁北族原本并不是镇戍所在地的土著居民。对于这些内迁北族来说,处于镇戍制状态只是他们南徙历史进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社会生活转变阶段,无论他们仍在边塞或是已移置内地。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长期保持一种特殊的外来人(移民,其实很多就是难民)身份和地位,作为被军管的群体,不能参与跟中原编户同样的资源共享,相当于就是被关在难民营里(42)。可是,北族内迁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就此完成,难民不能永远生活在难民营里,无论经历时间长短,他们最终需要融入当地(华夏内地)社会。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之内,这样大规模人群权利不平等的分治形式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只有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才有可能与土著人群(华夏民族)达成认同,实现凝聚,参与分享所追求的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

   魏孝文帝迁洛“汉化”以后,社会矛盾大大激化,魏末社会剧烈动荡不安,“民苦虐政,鸟散而叛”(43),“群飞在运,横流将及”(44),这就为内迁北族脱离军管提供了机会。如果仅仅为了反抗压迫,内迁北族摆脱军管现状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北逃出塞,另一个则是继续南徙,融入中原社会。前一方向的关键问题是,内迁北族是否可以全身而退,重回塞外草原另外“逐水草而居”?且不说魏晋时期提出“徙戎”高论的那些人已经考虑过类似问题而无法实行(45),漠北继兴的草原帝国柔然、突厥等也不容许内迁北族们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史载:“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525)春,(蠕蠕即柔然)阿那瑰率众讨之”;“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46)此前也有企图北逃的,如《魏书·刘洁传》记载:世祖时,“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47)还有几个类似例子(48)。不过,就在上述例子中,刘洁主张将新附敕勒迁至河套以便控制,世祖拓跋焘就说:“不然。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显然,因为不能适应和受到压迫而北逃只是暂时个别的现象。可以说,南徙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程。

   其实,当时人对此内迁北族状况和北镇社会矛盾深明原委,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切中要害——就是改镇为州,通常为学界所引的史料是这两条:

   1.《北齐书·魏兰根传》:“正光末,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率众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作“自定鼎伊洛”。——引者),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以奏闻,事寝不报。”(49)

   2.《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魏书》本传同)略云:“深上书曰:‘(此前略同上条。——引者)及阿那瑰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李)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深后上言:‘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必不制敌。请简选兵,或留守恒州要处,更为后图。’及李崇征还,深专总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50)

   对于上述史料所涉及的内容,从前的研究多从统治者的视角专注“恋旧”鲜卑的政治际遇,由此观照北镇暴动的原因和性质,难免过度强调其“反汉化”的一面。其实,上述史料中在不同时间三次提到了改镇为州、建立郡县,都与北镇暴动有关:(1)北镇暴动前,魏兰根向李崇建议“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未许;(2)北镇暴动发生,“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3)北镇暴动失败,“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赉,息其乱心。不从”。可见,当时提出的应对措施即改镇为州是针对整个北镇社会状况——对于内迁北族(包括东西部敕勒)来说就是取消军管/军贯,一律编户,而不仅仅只是有关“恋旧”鲜卑的政治待遇。

   之所以会对上述史料有片面理解,除了观察视角不同之外,对于北镇军人的来源乃至北镇社会构成、北魏镇戍运作等认识的差异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陈寅恪曾提起注意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中曾不吝篇幅全引《魏书·肃宗纪》所收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镇改为州”诏,然后指出:“知北魏边镇之本末有三事可注意:(一)北魏之边境镇戍有前后移动之不同。(二)因前后境外敌人强弱之互异,为适应情势缓急之故,而有南北移防之措施。(三)充任边镇之兵役者其重要成分为胡人,尤其是敕勒种族。此诏书所述为北魏六镇及其他边镇问题最佳史料,但似未经治吾国中古史者之深切注意。”(51)上引《北史·广阳王建附深(渊)传》提到,北镇暴动前,“阿那瑰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52)。尚书令臣(李)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据此,所谓改镇为州明显是允边人之愿。这里的“边人”指谁呢?周一良先生认为:“所言‘边人’如果解作北边的少数民族,不比仅解作鲜卑更为恰当吗?”因为周先生主张“北镇军人有四种不同来源(53)。除去鲜卑种人的府户之外,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也同样重要。少数民族之中,尤以敕勒为不可忽视。”所以他说:“我们再看正光五年(524)以后数年内北镇起兵的人,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种族,更足以证明六镇之乱不只是北镇鲜卑和汉族军人所发动的阶级斗争,并且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被压迫的鲜卑府户的联合阵线。”(54)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看到上述史料中讲:北镇暴动发生,“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以顺人(民)望也就是将允其愿,这里的“人”指东西部敕勒,也就是前面讲的“边人”。

   所以,北镇暴动就不是单纯的反压迫摆脱控制,而是内迁北族对军管状态下身份偏见、地位歧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政治压迫和剥削侵夺的反抗。所谓改镇为州,就是要取消军管,改变府户(军户、镇民、城民)以及所有内迁北族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编户齐民。因为只有解除军管,成为编户,北族人群才能继续其南徙的历史进程,最终与中原土著(华夏民族)一视同仁,完全融入中原社会,实现资源共享。当然这并非能一蹴即就,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55),北镇暴动只是其开端。暂时的“北逃”和表面“反汉化”本质上只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作怪,是已然内迁却未能分享到发达资源而产生的羡慕嫉妒恨的表现,无论如何都不是历史的主流。诚如美国研究内亚学者塞诺所说:

   那些转向文明化的蛮族通常宁可丧失他们的身份,而不愿回到自己从前的状态。即使是辽朝契丹的例子,严格地说,也不例外,因为,契丹人的主体更像是愿意留在中国,而只有一小部分前往中亚重新创业。回鹘人公元8、9世纪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当他们被逐出蒙古高原以后,在中国的甘肃省定居下来,过了还不到一百年,就婉言谢绝了辽朝第一个皇帝要他们在其从前帝国内复国的提议。

   历史境况可以迫使一群人继续保持或重新回到野蛮社会,但如果依凭其自由意志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有谁愿意舍弃花天酒地前往荒野莽原?没有人自愿留在天堂之外(Outer Darkness)。身为蛮族是一种道德的,同时也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状态。(56)

   三、融入中原增添生机

   前引《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提道:“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其余降户犹在恒州,遂欲推深为主。”(57)这些分散就食的降户就是北镇暴动后产生的主要流民群即难民潮。陈寅恪先生认为:“论者往往归咎于不从安置北镇降户于恒州北,而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以致酿成大乱。殊不知魏朝采取如此之决策者,非仅因冀、定、瀛等州土地饶沃可以供给降户就食,实亦有二原因:(一)在此以前魏朝边镇本有南北移防之故事;(二)徙降户于冀、定、瀛三州,正符合祖宗之旧制。”(58)换言之,北魏朝廷徙降户于冀、定、瀛三州,本意是保留其府户(营户)身份,维持其军管状态。这当然要激起降户流民的进一步反抗。《魏书·甄琛传附子楷传》:“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廛,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既外寇将逼,恐有内应,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59)《北史》同传作“(楷)虑有变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杀之”(60),可见当时定州城内(难民及城民=营户)民心思乱。

   我们看到,虽然北镇暴动破坏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使几十万北人或边人南下进入了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但他们并没有能够马上成为郡县编户齐民。陈寅恪说:“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61)这当然是对历史的高度浓缩概括,不过,如前所述,“逆转为胡化”只能视为陈先生故作狡狯的一种说法。

   事实上,当时起事的府户镇民以及后来暴动的降户流民(难民)各支队伍几乎全都称王称帝,建国改元,显然是想实行政治统治而非打家劫舍。有的甚至署置百官,分遣职守,并且维持了好几年(62),俨然是要进入历史官僚社会。然而这些终究未能稳定下来,存在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北魏鲜汉门阀政权虽然建设失败,却还有残余的国家力量组织抵抗,这就导致了降户流民力量的分化。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本文这里仍以宇文家族活动为例讨论内迁北族融入中原社会的问题。

   据《周书·文帝纪》记载,宇文泰家族在北镇暴动中的主要经历是:

   1.对抗暴动。“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远近多应之。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63)肱即宇文泰之父。

   2.沦为难民(避难之户)。“后避地中山,遂陷于鲜于修礼。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后为定州军所破,殁于阵。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64)

   3.归尔朱荣。太祖(宇文泰)“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孝昌二年(65),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66)

   这一经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例如《北齐书·神武纪》:“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隽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67)神武即高欢。史料记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68)。总之,无论暴动之初是否进行对抗,北镇府户镇民在破六韩拔陵失败以后绝大多数都成了降户流民。如前所述,这些降户流民虽然南下中原接受了安置,但并未成为编户,而是暂时栖身“就食”,形同“乞活”(69),等于又进了难民营。于是他们相继卷入了杜洛周、鲜于修礼的暴乱,众所周知,这两支流民队伍后来都归了葛荣。

   葛荣队伍被尔朱荣镇压(70)以后,降户流民融入中原社会的过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作为军队,即所谓“州镇兵”;另一种是散入民间,以后逐渐成为州郡编户。“州镇兵”融入中原的历程大致如周一良所研究的领民酋长之演进:“领民酋长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更由领民酋长之虚号而变为领民都督,专领北人。逮‘六州’两字成北人(州镇兵)之代表,于是六州领民都督更省为六州都督”(71)。至此,内迁北族的种族特性已经基本消失,失去了旧有族群的维系,他们过去的历史文化变成了一种边塞风情般的地方特色。魏末及东、西魏分裂后的京畿大都督、六坊之众(北边民众、边塞来人)等说法都应作如是观(72)。

   降户流民(难民)融入中原社会成为编户齐民主要有以下经历:

   1.荫附改姓。起初有很多降户流民成了州郡豪族或乡里豪强的隐冒人口。《北齐书·孙搴传》:东魏“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人其家。于是所获甚众”(73)。周一良先生据此认为:“葛荣败后散居南境,而未编军籍者甚多,故兴和时高澄复搜招之也。”(74)当时所谓“三长”(北魏为邻、里、党,北齐为邻、闾、族,大同小异)多为豪右担任,《魏书·食货志》所谓“长取乡人强谨者”(75)。《通典·食货典》:“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北齐‘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76)这里提到的泰山毕氏、瀛冀诸刘、清河张氏、濮阳侯族十有八九都是胡姓汉化(77)。之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势力,如《宋书·王懿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78)在这种情况下,降户流民作为豪强荫附,只能改随主人族长姓氏。《北史·李元忠传》:“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葛荣曰:‘我自中山至此,连为赵李所破,则何以能成大事?’乃悉众攻围,执元忠以随军。”(79)李元忠所“斩违命者凡三百人”,其宗党人多势众可以想见,故《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80)

   2.启立州郡。这方面侯旭东著有《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专门研究(81)。我这里只想提示,魏齐之际发生在山东河北的大范围“启立州郡”,应该主要与降户流民的活动与安置有关,本质上是此前“改镇为州”政策的延续,换言之,是由内迁北族继续南徙,融入中原社会的历史趋势所推动的(82)。很明显,启立州郡的前提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与原有统治秩序的破坏,如《魏书·元天穆传》:“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83)于是就有《北齐书·文宣纪》所述:“魏自孝昌(525-527)之季,数钟浇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铜马、铁胫之徒,黑山、青犊之侣,枭张晋、赵,豕突燕、秦,纲纪从兹而颓,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84)这次“启立州郡”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1)州郡数多,人户量少。据侯旭东的统计研究,“北魏末增置的州数已超过汉代全国的数目,郡亦近半”;“到东魏末年,滥置州郡县的确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面积相同的地域内,东汉设置不到7个州,西晋为7个,而东魏则猛增到80个,多了10余倍,增长最显著;郡增长了6-7倍,县为2倍左右”。与此同时,《魏书·地形志》上“有不少州郡空有郡县编制而无实土,寄治于其他州内”;“这些州郡所辖的人口也相当寡少,东魏武定二年设立的北荆州只有933户,4056口,却下辖3郡8县,平均1郡311户,一千余口;1县不到120户,500多口。南汾州则户口更少”,“1县的人口规模和一个村落差不多”。(85)我认为,这些郡县很可能多半都是世族豪强为荫附流人户口而请求设置(规自署置)。

   (2)地点集中,持续很短。据研究,“魏末新增州郡仅分布在今天华北地区的范围内”,增设州郡的时间主要是在由于北镇暴动发生而出现降户流民的孝昌元年(525),至东魏武定八年(550)尤其是迄东魏建立(534)以前这十年间。(86)

   所以不难想见,内迁北人降户流民(难民)的流散与豪强荫附应该是启立州郡的主要动因。(87)

   3.省并郡县。事情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556),换言之,魏末州郡县滥置的情况仅维持了很短时间。据《北齐书·文宣纪》所收诏书说,一共裁撤“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88)。已有的研究多从地方行政区划变动,以及朝廷与豪强政治角力的角度来讨论这次省并郡县。我认为,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这次郡县省并与其滥置时距很近,更主要的还是朝廷与士族豪强对荫附人口的争夺,客观上促进实现了内迁北人降户流民的编民化。前面提到东魏兴和(539-542)时曾大肆括“民以为军士,所获甚众”,周一良认为此即“葛荣败后散居南境,而未编军籍者”(89)。此后不久,武定二年(544)东魏又在河北、青州“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可见当时“争夺依附人口之意甚明”(90)。

   总之,内迁北人降户流民(难民)至此已大都成为中原地区的编户齐民,基本上融入了当地社会。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后来的唐代与汉代在行政区划设置上的变化相似(91),我认为还应该看到,在回归的国体形式之下,其实已经是更新了的华夏族群认同(92)。

   北镇流民编户化以后,作为种族群体的内迁北族已经不复存在(93),华夏族群认同已然更新,文化更新不可避免且已经开始。残存的北镇文化心理其实已经不再具有旧有的族群文化——胡化的意义,受其影响的社会文化只能视为新的华夏共同体内的地方特色文化——北方(河朔)文化。唐人魏徵(陈寅恪先生曾认为他属于有胡化色彩的山东豪杰集团(94))领衔编撰《隋书》,有两段议论适可引用为本文作结,其《儒林传》序:

   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95)

   同书《文学传》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96)

   注释:

   ①见网络《维基百科》“难民”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难民〉[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

   ②王小甫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后论第一节《“逐水草而居”再认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5页。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④翦伯赞的说法见他的历史散文《内蒙访古》。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Wittforgel)的“征服王朝”论影响最大,此说又称“异民族王朝”论,国外相关的绝大多数的观点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魏特夫和冯家异《中国社会史·辽》(K.A.Wittfor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The America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石见清裕的说法见他的《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韩国卞麟锡讨论安史之乱原因时曾提出“杂种优势”的说法,也可视为“中间地带说”一类。

   ⑤森安孝夫:〈ウイガルから见た安史の乱〉,《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VII(2002年)。

   ⑥参见王小甫:《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收在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34页。

   ⑦参见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1页。

   ⑧《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闯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也随着历史演进有一个演变过程,这方面研究很多,例如可参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收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以下;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收入刘浦江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6页;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273页。

   ⑨韩愈撰,骐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7页。

   ⑩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11)《北齐书·王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65页。

   (12)《史记·淮阴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29页。

   (1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29页。

   (14)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的两本小册子都是从北镇暴动起家的宇文泰集团入手展开研究和论述的,他曾经明确说:六镇之乱促成武泰元年(528)河阴之变,“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页)。周一良也认为:“表面上看,这些运动(指北镇暴动等。——引者)好像是孝文时鲜卑人反汉化运动的延长或复活,实际上却不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2页。有关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多,最近坊间还见到有陈春霞《孝文帝改革后的民族融合与北朝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可以参看。

   (15)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1997年修订本)“六镇起义”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2页;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页。

   (1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89页。

   (18)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59页;《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山居存稿》,第60-95页;《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氏著:《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93页。

   (19)万绳楠:《魏末北镇暴动是阶级斗争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史学月刊》1964年9月号,第28页。近年侯旭东提出:“实际上,包括高欢在内的六镇武人之所以起兵反魏,就是对士族与洛阳汉化的鲜卑贵族不满。河阴之变,公卿涂地,也没能消除他们与中原大族的隔阂。”(侯旭东著:《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64页)观点与万绳楠类似。

   (20)周一良分析了北魏朱年北镇军人的四个来源,认为“这四种人民族(即种族。——引者)与来源虽不一样,当时同是被压迫阶层”。(《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37页)而且,“北镇军人有四种不同来源,除去鲜卑种人的府户之外,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也同样重要”(同前,第156页)。

   (21)《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2页。

   (22)《北齐书·神武纪》上,第6-7页。

   (23)收入王小甫著:《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411页。

   (24)参见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39-255页。

   (25)《北史·宇文莫槐传》,参见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第239-240页。

   (26)《周书·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页。周一良说:“俟豆归即《北史》之逸豆归、《周书》之侯豆归”(见《论宇文周之种族》,第242页);又,此类专名中“俟之与侯以形近而致误,尤无疑义”(第249页注1)。

   (27)《周书·文帝纪》上,第1页。

   (28)《北齐书·神武纪》上,第1页。

   (29)史料此处原有缺文(《周书》本传同)。参考上引《周书·文帝纪》《北齐书·神武纪》等同时史料对相应史实的记载,“燕”后或脱“国乱”一类文字。

   (30)《北史·豆卢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65页。

   (31)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12页。

   (32)《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49页。

   (33)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41页。

   (34)参见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收入上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91页及以下;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30页及以下。

   (35)《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54页。《周书·文帝纪》上说其先“始居辽西”,显然也是附会鲜卑、讳言辽东之意。然而“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却又暴露了其家世与辽东(玄菟)的渊源。

   (36)《宋书·臧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2页。

   (37)当时的胡指匈奴及其别部、别种,丁零则可包含敕勒和高车。二者的关系有如后来的突厥和铁勒,是一种专称和泛称的关系,参见拙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第一章第一节《拜火教与突厥之兴》,第2页。

   (38)《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53、155页。

   (39)参见周一良:《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15、220、223、226-227、228页以下;唐长孺:《山居存稿》,第62-64等页;侯旭东:《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收入其《近观中古史》,第231-237页。

   (40)参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第26-27、34-36、45、50页;同作者:《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收入氏著:《山居存稿续编》,第71、74页。

   (41)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37页。

   (42)唐长孺先生指出:“镇民的来历不同,但在北魏后期都叫作府户,他们的情况尽管存在着差别,但他们最一般的地位都属于军府,是世袭的军户,不能迁移,不能充当清官。”(《山居存稿》,第27页)而且,“似乎镇民全部依靠政府的粮廪过活”或至少“六镇军粮不能自给,因此必须由外地输送”(同前第29页);“似乎暗示在先北边没有推行均田制”,“镇民承担的赋役剥削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我们只能肯定和州郡编户不一样”(第30页)。考虑到具有这些情况的均非当地土著(多数为内迁北族),加上军管,说是难民营并不过分。“不能充当清官”通常都被从文武士庶品等的层面来讨论,其实针对府户镇民的身份而言,这就相当于说他们没有州郡户籍,不是编户。所以当时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北镇社会问题的主要措施是改镇为州,即改变镇民(城民、戍卒)乃至北族人群的身份,而不是仅仅改革官制。

   (43)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册,图版一三○,第80页,元瞻墓志。

   (44)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册,图版六八,第44页,元钧暨妻杜氏墓志。

   (45)参见《晋书·江统传》等。有关研究见北京大学罗新的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46)《北史·蠕蠕传》,第3263页;《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第618页。

   (47)《魏书·刘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87页。

   (48)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53页;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43页。

   (49)《北齐书·魏兰根传》,第329-330页。

   (50)《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第617-618页。

   (51)《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232页。

   (52)古代文献里的“中国”有时并不用作专名,而是本国、国内的意思,即与外国(国外)相对的“内国”,所谓“内则服冠带,外则为戎狄”。

   (53)第一是魏初中原强宗和鲜卑贵胄的后裔,第二是徙来边镇的少数民族,第三是征服敌国后徙其豪族到边镇,第四是发配充军的各种罪犯,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37页。唐长孺先生也认为“北镇镇民不小一部分即来自山胡、敕勒,他们和本族人有着一定的联系。”(《山居存稿》,第60页)

   (54)《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56页。

   (55)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41-246页。

   (56)丹尼斯·塞诺撰,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页。

   (57)《北史·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第618页。

   (58)《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3页。

   (59)《魏书·甄琛传附子楷传》,第1517页。

   (60)《北史·甄琛传附子楷传》,第1476页。

   (6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2页。

   (62)据统计,破六韩拔陵“真王”年号有3年(523-525),莫折念生“天建”年号有4年(524-527),万俟丑奴“神兽(虎)”年号有3年(528-530),杜洛周“真王”年号有4年(525-528),葛荣“广安”年号有3年(526-528),见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63)《周书·文帝纪》上,第2页。

   (64)《周书·文帝纪》上,第2页。

   (65)据《周书》校注:“‘孝昌二年’实是‘永安二年(529)’之误。”(第15页注7)

   (66)《周书·文帝纪》上,第2页。

   (67)《北齐书·神武纪》上,第2-3页。

   (68)参见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山居存稿》,第38页以下。

   (69)乞活是两晋间因战乱在中原内地出现的一种流民群体,参见周一良:《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5页以下。

   (70)《北史·尔朱荣传》,第1755-1756页。

   (7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09页。

   (72)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09-210页。

   (73)《北齐书·孙搴传》,第342页。

   (74)《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04页。

   (75)《魏书·食货志》,第2855页。

   (76)杜佑撰,王文锦、徐庭云等点校:《通典·食货典》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页。

   (77)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78)《宋书·王懿传》,第1391页。

   (79)《北史·李灵传附曾孙元忠传》,第1202页。

   (80)《资治通鉴》卷一四○,第4395页。

   (81)《近观中古史》,第248-280页。

   (82)有意思的是,葛荣乱中,“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魏书·元天穆传》),负责此事的正是乱前向朝廷建议在北边“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的魏兰根。《北齐书》本传记载:“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据研究,实际上孝昌末设置郡县不限于这四个州,而是遍及华北各地,关中地区也有增设。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57页。

   (83)《魏书·元天穆传》,第355页。

   (84)《北齐书·文宣纪》,第62-63页。

   (85)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59-261页。

   (86)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58-259页。

   (87)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56-257页。

   (88)《北齐书·文宣纪》,第63页。另有据史料统计则废县为293,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75页。

   (89)《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04页。

   (90)《隋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6页。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72页。

   (91)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50-251页。

   (92)内迁北人还有散入关中及随宇文泰入关的一部分。他们融入华夏社会的途径及所起作用与在山东河北中原地区有所不同,参拙文《北朝末华夏新机重启研究》(待刊)。

   (93)参见侯旭东:《近观中古史》,第243-244页。

   (94)参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7-229页。

   (95)《隋书·儒林传》,第1705-1706页。

   (96)《隋书·文学传》,第1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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