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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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Reasons of Falsification of Zhenzong's Quanxue Poems

内容摘要: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在中国古代所有劝学诗文中传诵最广、影响最深。但事实上,《劝学诗》出自下层士人,体现下层士人的理想,并非宋真宗的作品。《劝学诗》也不是由某一位作者一次完成,而是由很多士人长时期共同完成,大致在宋末元初形成完整的《劝学诗》。因为宋真宗的独特身份和对于科举制度的独特贡献,这一由许多无名士人集体创作的作品,其作者“最佳人选”无疑是宋真宗。

关键词:宋真宗,《劝学诗》,真伪,层累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J]或者报纸[N].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3):145-154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8)03-0145-10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劝学诗、劝学文,其中传诵最广、影响最著的当数署名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流传至久,比户吟哦,信如蓍龟。凡父兄之教其子弟,师友之相为劝勉者,率不外是。”①宋真宗《劝学诗》,或称为《劝学文》《劝学歌》《勉学歌》②,元朝初期蒙学读本《古文真宝大全》将其置于开篇第一文。其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③此诗深刻影响了宋以降历代读书人,尤其是下层读书人。宋元以来戏曲、小说中的读书人形象,无论是出于励志,还是出于批判,著者多引这首诗以为读书人之警戒。但事实上,这首诗并非宋真宗的作品。早在1979年,钱南扬校注南戏《张协状元》时,就断定《勉学歌》绝非赵恒所作④,但囿于校注的体例,并未对此结论作详细申述。正因为只是小小的一个注,钱氏的结论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1990年,李启明发表《宋真宗〈劝学诗〉新论》,丝毫没有怀疑这首诗的真伪,显然没有注意钱氏的论断。⑤时至今日,多数人仍然认为《劝学诗》是宋真宗的作品,并以之透视宋代社会。如在分析宋代教育发达时,有学者认为,宋真宗《劝学诗》“虽然粗俗,并且赤裸裸地诱人以功利,却很明白地反映了宋代的一种观念,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而获得的”,“科举鼓励了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读书求学的社会需求又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并言“这首诗后来演变成了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⑥还有学者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劝学诗》《劝学文》和《劝学歌》,“其中最有影响的应数宋真宗为了鼓励士人读书,以举业为目标,亲自写的一首《劝学诗》”,“宋真宗将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贯穿在读书应举之中,这对世人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⑦再如,分析宋代文化普及时,何忠礼说道,“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率先赤裸裸地将利禄作为劝学手段的人,则是北宋真宗皇帝赵恒”,他曾公开地向士人鼓吹《劝学诗》,“至此,科举已成为封建社会里对士人影响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事业,由此直接推动了两宋文化的大普及。”⑧在分析科举制度影响时,王瑞来认为,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让宋真宗的劝学诗成为人们真切的感受。⑨

  用宋真宗的金口玉言透视宋代社会,其说服力无疑很强,但如果假托宋真宗,其说服力则大打折扣。基于宋真宗《劝学诗》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对这首诗的形成过程和作伪原因作深入探究,以消除学术界对该诗的误引、误用。

  一、《劝学诗》非宋真宗作品

  钱南扬断定《勉学歌》非赵恒所作,最主要的依据是李之彦《东谷所见》对《劝学文》持批判态度。因为,如果《勉学歌》真出自赵恒之手,作为臣子,“李氏就不敢这样严厉地批判了”⑩。不过,他断定《东谷所见》的作者李之彦是南宋初人,从而推断《勉学歌》“出自北宋人手”则是误推。此点,下文再作说明,兹先从价值观角度对钱氏论断稍作补论。

  宋真宗本人确实写过劝学方面的诗。天禧三年(1019),昇王(即后来的仁宗)被立为皇太子,宋真宗先后作《学书歌》和《劝学吟》赐予皇太子(11),惜未流传下来,但其基本旨趣却有记载。在作《劝学吟》之前,宋真宗专门为皇太子写过《元良述》,全文有324字,载于《玉海》(12),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于学。所以勤于学者,必首及于读《易》、诵《书》、阅《诗》、观《礼》,而遗编旧史则次之。”因为当时皇太子不到九岁,宋真宗特意将《元良述》的大意写成诗歌——《劝学吟》,以便皇太子理解和记忆。(13)因此,《劝学吟》与《元良述》的基本价值取向当是一致的,旨在教导皇太子勤学、修身、养性。

  反观伪系于宋真宗的《劝学诗》,其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劝学诗》前四联充分渲染读书的目的和效果,第五联则是实现目的的途径。读书可以极大地获得物质财富(千钟粟、黄金屋)、妻妾美女(颜如玉)、高官荣华(如簇之车马)。《劝学诗》语言俚俗,“见识浅鄙”,“明明以富贵诱人”(14),社会导向性极坏,“当儿童时讽诵鄙俚语如‘千钟粟’、‘高堂屋’,借此羶悦鼓舞,遂泌入骨髓”(15),“由斯以往,何所不至”(16)。给读书人从小如此强烈而庸俗的心理暗示,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培养出的人才,难免有误入歧途者,“只说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却不肯说道‘书中自有太平策,书中自有擎天笔,书中自有安边术’,所以做官时不过是‘害民贼’三字”(17)。

  宋真宗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18),其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开拓进取转向因循保守。宋真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自然和清静无为,表现在诗歌上就是“疾奔竞之诗”(19),而“喜恬退之诗”,他曾作诗“驰骛苟进何可取”(20)以示群臣。作为一个崇尚清静无为、喜欢因循保守的君主,宋真宗绝不可能写出如此低级价值取向的诗引领天下读书人。

  《劝学诗》对社会的负面导向作用相当深刻,自宋以来,士人社会尤其是上层士人对其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兹略举一二。

  (一)《劝学诗》“蠹国害民”

  最早对《劝学诗》进行批判的是南宋末年士人李之彦。他在《东谷所见》中说:“《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蠹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21)明朝高拱亦持相同观点。高拱偶过一学究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随即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22)

  (二)《劝学诗》乱心术而坏士风

  明朝戚继光对蒙学教材将《劝学诗》置于篇首深恶痛绝,他说:“不知所编者何意?开端即劝学文数首,其一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文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呜呼!捍外诱而全真纯大易,独于蒙时加省焉。童蒙之年,正善恶未定之闲,何等时也,便教之以淫、以利、以势。此等言语一入胸中,便是沦洽骨髓的病痛。一味只于声色势利上钻求之,而望其壮长学做圣贤,吁!亦难矣!心术之坏,莫非此篇为之作俑也。”(23)作为蒙学课文,“士子自蒙时多读之”,对青少年的心灵毒害是显而易见的。清代陈宏谋亦持相同观点。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引用明末清初理学家陆陇其对《劝学诗》的批判语言,并点评道:“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者,学术既非,仕风安得不坏,有心者所宜唤醒而切戒也。”(24)

  (三)《劝学诗》亡身灭国

  这是最严厉的批判,即将国家灭亡归罪于《劝学文》。“追论宋室变华为夷,皆学之罪;坏万世人心道术,由宋真宗劝学之歌”,将宋朝的灭亡“径归罪于宋宗之歌《劝学》”(25)。明朝灭亡亦然,明朝遗臣金堡曰:“古之《劝学文》,云有千钟粟。玉女颜如花,贮之黄金屋。父兄教子弟,见闻缠积毒。以此失人理,亡身终灭国。”(26)

  二、《劝学诗》的形成过程

  天禧三年,宋真宗先后作《学书歌》和《劝学吟》赐予皇太子,李启明直接将《劝学诗》等同于《劝学吟》,说“真宗的劝学诗,是在改革大业基本就绪的天禧年间写就的”(27)。这是错误的。宋真宗即使想写《劝学诗》以劝天下士子,也不可能写这种诗以劝皇太子。无论是千钟粟、黄金屋,还是颜如玉、如簇之车马,对皇太子来说都不值一提。况且,当时作为皇太子的仁宗不到九岁,宋真宗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激励一个小太子。反过来,假设《劝学诗》确实出自宋真宗,以《劝学诗》的意境看,宋真宗当是写给天下读书人看的,而不是向某位读书人说的悄悄话,以宋真宗的身份地位和《劝学诗》的巨大社会影响,宋代官方文书和上层士人文集当有很多记载,但事实上未见有任何记载,连元明清官方史书和上层士人文集亦很少有记载,即使有,也多持批判态度。那么,《劝学诗》的真实形成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劝学诗》出自下层士人,体现下层士人的理想

  无论是从《劝学诗》的价值取向、风格,还是从官方和上层士人对《劝学诗》的记载和态度看,《劝学诗》既不会出自皇帝,也不会出自上层士人,而是出自下层士人,体现下层士人的理想。自宋以来,引用《劝学诗》最多的是反映下层士人生活的戏曲、小说。宋代戏曲、小说喜欢“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28),《劝学诗》所反映的寒门子弟科举佳话就是宋代戏曲、小说“发迹话”的主要素材之一。(29)第二多的是蒙学教材,但主要流行于低级别的乡塾、村塾。“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者”(30),清人叶良仪“常入乡塾”,经常见塾生读宋真宗劝学文。(31)收录《劝学诗》的《古文真宝》前集,据王重民分析,“必出于宋代相传一俗本”(32),其编者黄坚,“老学究”(33),本身也来自下层士人。

  《劝学诗》在被坐实到宋真宗之后,基于宋真宗的皇帝身份,也有替其辩护者,“古人为下下人立言,自不作上上人语”,《劝学文》乃“权教也,‘若訾其以黩货训,则旨反晦而人益迂阔视矣’”(34)。从辩护词看,意思也是说《劝学文》的对象主要是下层读书人(“为下下人立言”),是“权宜之教”,对上层读书人则完全不相合(“不作上上人语”)。

  在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盛传的同时,还有四首拆分《劝学诗》的《勉学歌》亦在流行,从中可更直观地看出《劝学诗》的对象是下层读书人。史载如下:

  旧传《勉学歌》四章,惜不载谁作。其一云:“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骢,笑我徒步真孤穷。读书一旦登枢要,前遮后拥如云从。昔时孑身今富足,大纛高牙导前陆。始信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其二云:“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读书一旦高及第,豪门争许成婚期。昔时孤房今花烛,孔雀屏开忻中目。始信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其三云:“君不见南邻万顷业有余,笑我饥寒苦读书。读书一旦登云路,腰间紫袋悬金鱼。昔时箪瓢今梁肉,更是全家食天禄。始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其四云:“君不见北邻飞宇耸云端,笑我屋漏门无关。读书一旦居相府,便有广厦千万间。昔时苇檐今梁木,画栋雕甍成突兀。始信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35)

  其一中的“笑我徒步真孤穷”“昔时孑身”,其二中的“笑我无妻谁娶之”“昔时孤房”,其三中的“笑我饥寒苦读书”“昔时箪瓢”,其四中的“笑我屋漏门无关”“昔时苇檐”,《勉学歌》四章,每一章都说的是下层读书人。将这四章《勉学歌》的最后一联组合起来,刚好是《劝学诗》的前四联。

  综上所述,《劝学诗》当出自下层读书人,或者出自反映下层读书人生活的戏曲、小说,体现下层士人的理想。

  (二)《劝学诗》的形成是一个层累的过程

  《劝学诗》首次完整出现,并归附于宋真宗是在元朝初期。成书于1310年前后(36)的《古文真宝》开篇第一首就是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但据南宋末年李之彦《东谷所见》记载,“《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37)引文有七字一句的,也有五字一句的,不可能组成一首诗。因此,如果将《古文真宝》所收《劝学诗》看作完全定型的文本,则《劝学诗》定型前当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层累的演变过程。

  尽管《劝学诗》并非宋真宗所作,但又确与宋真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宋真宗朝奠定了《劝学诗》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使得《劝学诗》所呈现的下层读书人的理想图景能够成为现实,此点,下文还将作详细论证。也就是说,从宋真宗朝开始,《劝学诗》的部分意境,或全部图景,随时都可以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事实上,在文学艺术上,《劝学诗》的全部图景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片断到整体的层累过程。关于《劝学诗》的片断图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在北宋中期,佚名《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中的第三、四首与《劝学诗》的意境有着密切关联。兹录如下:

  堪笑先生四壁无,寒窗剩有五车书。一童只许长须伴,半世长同只影居。白屋不嫌藜藿少,朱门却厌稻梁余。枕流潄石多佳趣,不羡人间驷马车。

  富贵须论命有无,谋身只是半行书。饥肠不羡千钟粟,广厦何如一亩居。世路茫茫终偃蹇,生涯处处是嬴余。萧条此道谁为助,掩卷时过长者车。(38)

  尽管两首诗的作者不详,但诗中提到的萧世范却有较清晰的记载。萧世范,浙江龙泉人,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曾任虔州、广州通判(别驾),广西转运判官。(39)这两首诗的意境与《劝学诗》相反,尽管也是谈读书(“寒窗剩有五车书”),但不必羡慕“驷马车”“千钟粟”“广夏”(“黄金屋”)“富贵”,富家也可买良田(“广夏何如一亩居”)。尽管是相反的意境,但呈现的图景却与《劝学诗》有很多近似之处。而且,一般来说,先有正,后有反,因此,在这两首诗之前,应该已经存在正面描绘《劝学诗》片断图景的诗文。就现存史料看,尚无法确定北宋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了《劝学诗》中的某些句子,钱南扬断定《勉学歌》“出自北宋人手”,是因为他断错了《东谷所见》作者的生存年代。《东谷所见》序言明确说道:“咸淳戊辰(四年,1268)小春永嘉东谷李之彦自序。”(40)则李之彦必为南宋末年人,而钱南扬将其断为南宋初年人。(41)

  到南宋,随着南戏的兴盛,读书人题材成为南戏主要题材之一,《劝学诗》的某些片断图景逐渐以诗文的形式渗透进南戏之中。现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南戏剧本是成戏于“戏文初期”(42)的《张协状元》。《张协状元》大概是宋光宗、宁宗时期的作品,由温州九山书会集体创作,“写书生张协赴考遇盗,得贫女相救,后结为夫妇。张协中状元后,虽拒绝枢密使王德用的招赘,但贫女寻夫至京,嫌她‘貌陋身卑,家贫世薄’,不肯相认,竟于赴任路上剑劈贫女。后贫女为王德用收为义女,终于重圆。”(43)《张协状元》有三处出现了与《劝学诗》相关的诗文。第一处在第二十一出,王德用女儿一心想选个读书人为夫,于时出现了“读书可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44)。第二处在第二十七出,写张协高中状元后,“公相当朝”争相嫁女,于是出现了“状元何用觅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45)。第三处在第三十一出,张协折桂后平步青云,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于是出现了“书中果有黄金屋,书中果有千钟粟。书中果有福如山,书中果有女如玉”(46)。《张协状元》所引诗句表明,至少在南宋中期,《劝学诗》的某些句子已经成型,但与定型后的《劝学诗》仍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民间打油诗的缘故,不同传唱者存在不同版本。

  大约比《张协状元》稍早,还有一部著名南戏作品,即《赵贞女蔡二郎》,“写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富贵功名,长期不归,赵五娘独立支撑门户,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寻访伯喈,伯喈不认,最后以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结束。”(47)《赵贞女蔡二郎》号称“戏文之首”,实为“里俗妄作”(48),“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但在民间流传甚广,故陆游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49)之句。《赵贞女蔡二郎》剧本已佚,但其改编本——《琵琶记》成为戏曲中的经典名著,并保存至今。清代学者翟灝在对“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俗语作考源时,推论《劝学文》出自宋以前,但“未考何人作”,并指出,“高则诚(即高明)《琵琶曲(记)》‘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自有千钟粟’,全用其文。”(50)翟灝说《琵琶记》引用的是宋以前的《劝学文》,这是有道理的。“高明改编《琵琶记》是保留其前半部分故事的主要情节而改变了故事的悲剧结局”(51),也就是说《琵琶记》前半部分以沿袭《赵贞女蔡二郎》为主,后半部分则改动较多。元本《琵琶记》上、下两卷,共四十二出,上卷二十出,下卷二十二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自有千钟粟”全部出自《琵琶记》第十八出(52),属于前半部分,当在《赵贞女蔡二郎》中已被引用。引文明显是“文”,而不是诗,表明在《劝学诗》定型之前,当有散文性质的《劝学文》存在。

  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劝学诗》的某些片断逐渐以诗或文形式出现,但从未见有人冠之以《劝学诗》或《劝学文》。第一次明确将《劝学诗》提到的相关内容记载为《劝学文》的是成书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的《东谷所见》。其文如下:

  《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蠹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53)

  《东谷所见》,作者李之彦,号东谷,浙江永嘉人,“老塾师”,“游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孙屡矣,教寻常白屋之类亦多矣”(54)。永嘉是南戏的发祥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55)。《劝学文》首次见于记载与李之彦对《劝学文》的深切感悟密切相关。李之彦本人为“塾师”,在四五十年的教学活动中,应该经常给学生,尤其是“寻常白屋”(下层读书人)讲授《劝学文》;加之永嘉为南戏发祥地,《赵贞女》《王魁》等读书人故事妇孺皆知,其中所引《劝学文》相关句子作为“里巷歌谣”,亦当街知巷闻,李之彦感受至深。李之彦所录《劝学文》再次表明南宋存在散文性质的《劝学文》,同时也直接否定《劝学文》的作者为宋真宗的可能性,“否则李氏就不敢这样严厉地批判了”(56)。

  宋代没有《劝学诗》与宋真宗有关联的任何记载,但宋亡不久,《劝学诗(文)》莫名其妙地被归到宋真宗名下。根据现存史料,表面上最早将《劝学诗》归于宋真宗的是黄仲元。他在至元二十年(癸未年,1283),即宋亡十七后写的《学稼轩记》中说,“不倡书中有粟之高谈”,后有一小注,“‘书中自有千钟粟’,真宗《劝学歌》”。(57)但此条史料容易误导人,黄仲元的《学稼轩记》本无注,小注乃其后人黄敬甫(号木斋)所增入(58)。黄敬甫乃明朝人,其时,《劝学诗》早已归到宋真宗名下,所以才作此小注。目前所见《劝学诗》首次完整出现,并首次真正归到宋真宗名下的乃黄坚选编的《古文真宝》。据熊礼汇考证,《古文真宝》编辑在宋元之际,或始于宋末而成于元初(59),而据姜赞洙研究,《古文真宝》初编时间很可能在南宋,因为现存元刻本有避宋讳的情形(60)。笔者认为《古文真宝》编辑于元初比较可信,该书开篇第一首就是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不可能编于南宋,至于避宋讳的问题,编者作为南宋遗民,避宋讳是情感之中的事。

  大约在《古文真宝》成书的同时,著名戏曲家马致远所作《半夜雷轰荐福碑》也引用了《劝学诗》的诗句,文字几乎与《古文真宝》所收一样。引文如下: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是看书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前贤遗语道的不差也。(61)

  与《劝学诗》相比,《半夜雷轰荐福碑》所引仅少第五联,其余的完全相同,这也再次证明《劝学诗》在元初确已定型。但引文笼统地说所引诗句为“前贤遗语”,并未提宋真宗,表明当时《劝学诗》还没有完全被坐实到宋真宗名下。

  然而,《古文真宝》深刻影响了以后蒙学教科书的编撰,卷首收录劝学文成为惯例,而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往往是必收课文,如明人编辑的《古文大全》,“士子自蒙时多读之”,“开端即劝学文数首”,其一就是宋真宗的《劝学诗》。(62)随着传统社会系列教科书的拓展,《劝学诗》作者乃宋真宗遂成为定案。

  三、《劝学诗》伪托于宋真宗的原因

  《劝学诗》为下层读书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但要实现此图景,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科举取士的规模要足够大;二是科举取士的标准一切以知识为准则,也就是王瑞来所说的“公平机制”(63)。

  第一个基本条件实现于宋太宗时期。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但自隋历唐至宋太祖,科举取士的规模都很小,科举入仕的官员在官员群体中所占比例很小。这种局面到宋太宗时期发生根本改观,宋太宗共开科8次,录取进士1487人,平均每科186人,平均每年有71人;录取诸科4315人,平均每科539人,平均每年有205人。(64)只有科举入仕的官员在数量上和地位上大大超出恩荫入仕的官员,科举所引领的读书做官才能吸引天下读书人,尤其是下层读书人趋之若鹜,因此,《劝学诗》不会出现在宋太宗之前,因为当时不具备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基本条件实现于宋真宗时期。宋太宗虽然激剧扩大了取士规模,但并存两种取士规则,一种是显规则,一种是潜规则。显规则是台面上的科举考试,如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道,理论上以知识为判定高下的准则。潜规则是考试背后庞大的人情关系网,又分为非法和合法两种。非法的潜规则,即权贵阶层凭借手中权力和庞大的人情关系网左右考试结果,如开宝六年(973),李昉知贡举,“用情,取舍非当”(65),将材质最陋的同乡武济川录取为进士。合法的潜规则即通过公开的行卷建立起庞大的人情关系网。所谓行卷,就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将自己的诗文投献给有关官员和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以便顺利登科。(66)献-纳双方往往结成门生-座主的关系,其本质是非权贵者与权贵阶层结成同盟,借用权贵阶层的人情关系网以通过科举考试。无论是合法潜规则,还是非法潜规则,都是维系权贵阶层的利益,这对下层读书人极不公平,也就大大降低了科举对下层读书人的吸引力。

  这种局面在宋真宗朝发生根本改观。为排除一切潜规则,宋真宗创立两项极具针对性的制度,即糊名制和誊录制,合称糊名誊录制。糊名制,由封印院将写有考生姓名的卷首封印,再送给考官考校,目的在于“设关防”以“杜绝请托”(67)。但糊名不足以排除一切潜规则,考官仍然可以通过字迹和暗号上下其手,如景德二年(1005)殿试,考官陈尧咨等就教唆刘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68);甚至有人直接拆开弥封卷首,“择有名者居上”(69)。有鉴于此,宋真宗再创誊录制,封印官将封印好的试卷转付誊录院,由专人负责誊写,誊录好后,原件送还封印院,誊录的副本送与考官考校。自此之后,至少在制度上,科举考试排除一切潜规则,实现了以知识为唯一的准则,正如陆游所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70)盛行几百年的行卷亦由此而衰,“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71)糊名誊录制创立后,《劝学诗》描绘的读书人的美好图景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从而激励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时人有诗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72)因此,《劝学诗》只可能产生于宋真宗朝以后。

  后人为什么要将《劝学诗》伪托于宋真宗呢?第一,伪托名人之风。正如王重民所说,“凡传诵极广之诗篇,未必尽出于大名人之手,而结果必附大名人以传,此定数也。”《古文真宝》前集卷一载《劝学文》九篇,据王重民分析,其中至少有两篇系伪作,司马光《劝学歌》、白居易《劝学文》“望而知为后人所作”。司马光《劝学歌》,“今不知谁人所作,然宋吴枋《宜斋野乘》已引之。枋自序署甲申,当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是元初已附之司马氏。”(73)宋元易代之际,南宋遗臣似乎喜欢将一些佚名而又传诵极广之诗篇伪附于宋时之名人,《劝学诗》伪附于宋真宗大约与司马光《劝学歌》的情形类似。第二,宋真宗确实写过劝学方面的诗,而且没有流传下来,将《劝学诗》归到宋真宗名下显得比较自然。第三,将《劝学诗》伪系于宋真宗可以掩饰下层读书人的低级理想和庸俗价值观。在社会上层看来,应批判《劝学诗》所反映的下层读书人的这种理想和价值观,(74)但如果伪系于宋真宗,那就成为金口玉言,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第四,更重要的是,将《劝学诗》伪系于宋真宗具有最大的象征意义。“真宗朝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奠基”,“科举入仕的知识精英完整地承担了一个王朝的全部担当”,“士大夫终于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政治主宰”。(75)宋真宗时期是《劝学诗》能够成为现实的初始时期,也是唐宋科举制度和士人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劝学诗》出自最高统治者宋真宗之金口,无异于诏告天下,其说服力和影响力都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可以说是当时的最强音。

  《劝学诗》不是由某一位作者一次完成,而是由很多人长时期共同完成。《劝学诗》定型前,《劝学诗》的某些句子先已各自形成,并在民间传播。而且,传播的各种版本中,既有“诗”的形式,也有“文”的形式,这也是其既是《劝学诗》,同时又被称为《劝学文》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句子都讲述同一个主题,即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追求荣华富贵。在长期流传中,这些句子逐渐整合起来,大致在宋末元初才形成完整的《劝学诗》,并归附于宋真宗。我们不能说宋真宗的《劝学文》激励着天下庶民和士人读书应试,从而推动宋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同时演变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民谣。真实的逻辑是相反的:宋真宗所推行的科举改革使得《劝学诗》所呈现的图景成为现实,这些图景自然会成为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的真切感受(76),于是逐渐产生描写《劝学诗》片断图景的诗文和民谣,并在长期流传中逐渐整合,最终汇聚成《劝学诗》这样一幅完整的下层士人梦想图。因为宋真宗的独特身份和对于科举制度的独特贡献,这一由众多无名士人集体创作的作品,其作者“最佳人选”无疑是宋真宗。

  ①沈鲤:《亦玉堂稿》卷6《沈氏家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7页。

  ②历史上有很多《劝学诗》《劝学文》,本文专指宋真宗《劝学诗》《劝学文》,不再加限定语。

  ③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前集卷1《真宗皇帝劝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④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⑤李启明:《宋真宗〈劝学诗〉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⑥丁建军、金之易:《宋代教育发达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⑦郭娅:《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⑧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⑨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⑩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天禧三年二月丁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2138页。

  (12)王应麟:《玉海》卷129《天禧赐皇太子元良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27页。

  (13)陈模:《东官备览》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301页。

  (14)叶良仪:《余年闲话》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9页。

  (15)张鼐:《宝日堂初集》卷6《与郡中友人论文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

  (16)《亦玉堂稿》卷6《沈氏家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7页。

  (17)周清源:《西湖二集》卷17《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77页。

  (18)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第4~5页。

  (19)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8《士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17页。

  (20)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8《抑奔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4页。

  (21)李之彦:《东谷所见》,见陶宗仪编《说郛》卷73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51页。

  (22)高拱:《高文襄公集》卷31《本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23页。

  (23)戚继光:《止止堂集·愚愚稿》卷上《大学经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261页。

  (24)转引自平步青:《霞外攟屑》卷3《劝学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0页。陆陇其语原载陆氏《三鱼堂文集》,但今本《三鱼堂文集》已无。

  (25)杨光先:《不得已》卷上《尊圣学疏》,黄山书社,2000年,第50页。标点符号略有修改。

  (26)金堡:《编行堂集》卷30《癸巳六月六日灯下作诗示世镐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39页。

  (27)李启明:《宋真宗〈劝学诗〉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28)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1《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页。

  (29)宋代很多劝学名句皆出自戏曲、小说,反映下层士人的理想,除宋真宗《劝学诗》外,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早都出自南戏。与《劝学诗》一样,这些名句原本无具体的作者,但明代有人将这些名句结集成册,命名为《神童诗》,并伪附于宋代所谓神童、观文殿大学士汪洙,其实,汪洙只做过品阶最低的州助教,只是一个普通士人,并非神童,没有写过神童诗,参见汪圣铎:《汪洙及〈神童诗〉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

  (30)平步青:《霞外攈屑》卷3《劝学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0页。

  (31)叶良仪:《余年闲话》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9页。

  (3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3页。

  (33)刘若愚:《酌中志》卷18,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8页。

  (34)沈长卿:《沈氏日旦》卷11,《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

  (35)褚人获:《坚瓠集》戊集卷1《勉学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36)熊礼汇:《〈古文真宝〉的编者、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日本的传播》,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6页。

  (37)李之彦:《东谷所见》,见陶宗仪编《说郛》卷73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51页。

  (38)陈世隆编:《宋诗拾遗》卷11,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39)查慎行:《苏诗补注》卷4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59页。

  (40)李之彦:《东谷所见》,见陶宗仪编《说郛》卷73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48页。

  (41)钱南扬有此失误,当因其未仔细比较《东谷所见》的各种版本。《东谷所见》的所有版本中,仅《说郛》本明确记载了该书的成书时间。

  (42)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前言,第1页。

  (4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6069页。

  (44)《张协状元》,见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页。

  (45)《张协状元》,见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34页。

  (46)《张协状元》,见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页。

  (47)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48)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曲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49)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33《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93页。

  (50)翟灏:《通俗编》卷7,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34页。

  (51)李昕:《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济南大学学报》1990年创刊号。

  (52)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2、114页。

  (53)李之彦:《东谷所见》,见陶宗仪编《说郛》卷73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51页。

  (54)李之彦:《东谷所见》,见陶宗仪编《说郛》卷73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51页。

  (55)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曲出版社,1989年,第5页。

  (56)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页。

  (57)黄仲元:《四如集》卷1《学稼轩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597页。

  (5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5《明嘉靖刊本黄四如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59页。

  (59)熊礼汇:《〈古文真宝〉的编者、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日本的传播》,见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4页。

  (60)姜赞洙:《中国刻本〈古文真宝〉的文献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22页。

  (61)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见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第579页。

  (62)戚继光:《止止堂集·愚愚稿》卷上《大学经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261页。

  (63)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4)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6页。

  (6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297页。

  (66)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见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

  (6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1497页。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1328页。

  (69)脱脱等:《宋史》卷294《胥偃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9817页。

  (7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中华书局,2005年,第69页。

  (71)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一》,中华书局,1995年,第3612页。

  (72)熊克:《中兴小纪》卷28,中华书局,1985年,第326页。

  (73)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3页。

  (74)《劝学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下层读书人追求梦想,有一定积极作用。宋元以来社会上层人士的批判带有一定“卫道士”色彩的偏见。

  (75)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00年,第289~291页。

  (76)王瑞来亦点明此点,参见其《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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