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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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863年重庆教案的起因表面上看是崇因寺改建兴堂,但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掌握保甲局控制权的八省客长,意图借此机会,摆脱因其“客籍”身份,及在此前应对李、蓝之乱时的不佳表现而导致与本地士绅矛盾重重的困境。八省客长通过这次反洋教斗争,不仅成功地阻止了教会方面的要求,更树立了他们在地方政治中负“责任”的形象,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重庆教案,八省客长,地方权力网络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J]或者报纸[N].社会科学研究,(1):170-175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1-0170-06

  学界对鸦片战争以后教案史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三种理路来探讨传统社会官绅士民反洋教的原因。一是从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角度,认为教案的发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推崇的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也就是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② 三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考察教会与秘密社会、乡绅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认为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外来者的基督教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格局,因而引起乡绅及会党的不满。③ 此三种研究路数无疑推动了中国教案史的研究,但毫无疑问,他们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教案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④;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反教的主体又因何种原因而不同。⑤ 这需要我们从教案发生地的内部来寻求原因,亦即“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1],或许能对这些表现形式繁杂的教案有一清晰的认识。

  同治二年(1863年),发生在重庆城区的教案,其原因诚如吕实强先生的研究所论述的,“为对外人入侵的疑惧”而引发[2]。但就全国来说,深处内陆的重庆并不是受外人入侵最厉害的地方。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内部的角度重新审视发生在同治二年的重庆教案,勾勒出教案发生时复杂的地方权力网络。

  一、教案发生的起因、过程

  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在京签订《北京条约》,该约中文本第六款规定:“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3] 天主教川东教区所属的四座教堂毁坏已久,基址早已被改为民房或做它用。法国公使哥士耆希望将崇因寺(又名长安寺)划拨给教会,以抵还川东应查还的旧教堂,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十二日向总理衙门谎称该寺为私建庵堂,“已闲废”,同时也不在官方祀典的庙宇之内。[4] 总理衙门复行文川省及川东道,如果崇因寺确实不在祀典之列,即可令地方官照办。[5]

  崇因寺位于大梁子的高坡上,乃重庆的天然瞭望台,“可以俯瞰全城,远眺四境”。它紧临朝天门,掌控两江,可谓交通咽喉所在。历代《四川省志》、《重庆府志》、《巴县志》及诸部大清一统志都将崇因寺列入“古迹”或“寺观”名下,如现存最早的四川省志——正德《四川志》载“崇因寺,在治北一里”[6],寥寥数语,显示确非载入官方的祀典之内。但该寺“奉有关帝神像,并设有文昌、吕祖殿阁,兼有二丈余高铜佛三尊”。据此,地方士绅认为,关帝是官方正祀,且有佛像三尊,至少应归入佛教寺院,所以也就不能算空闲小庙。

  咸丰九年(1859年),云南人李永和、蓝大顺率义军由川南入四川,全川震动。其部张五麻子于咸丰十年冬先后攻占了巴县的邻县荣昌、永川后进入巴县,距重庆治城仅60里。此前一年,川东道道台王廷植奉令在城区办理团练,召集八省客长商议办团之事。由八省客长出银数千两,将崇因寺培修后“作为川东三十六属保甲团练总局”,并兴建了部分军事设施,“前设官厅,后建武库,左修仓廒,右辟较场,并筑哨楼”。该寺遂成为川东道两府二州团练的指挥、后勤中心,其功能“不但保卫渝城,即三十三(六)属借支军装器械,亦无不由总局支应。”[7] 因此,“其地不特为渝中之名胜,庙祀因之,实亦东属之要岭,民命系之”。[8]

  同治元年,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入重庆与贵州交界部,重庆防务更为吃紧。基于地方安全的考虑,地方士绅认为,若此时将崇因寺改建为天主堂,“则公局无处可设,团练即易废弛”,建议天主堂改建别处,“以渝郡之大,僻静地方,所在皆有”,没必要“争用武之地”。但川东主教范若瑟与法国公使哥士耆仍坚持原议,并通过总理衙门继续给地方政府施压。最后,总理衙门和成都将军崇实同意了法国公使的要求,敦促地方将崇因寺基址交给川东主教范若瑟。⑥

  当巴县合邑绅商士庶探知总理衙门已经同意教会的请求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反交割行动。地方士绅闽聚福、刘成章、李聚义、沈玉轩、简景冈、洪豫章、郑永吉、傅省三等数十人(这些人包括了当时渝城的各个群体,闽聚福、洪豫章均属八省客长,刘成章等人则为地方绅士)向巴县县令张秉堃呈请,反对将崇因寺交给天主教兴建教堂,并提出调解方案:教会在其它地方兴建教堂,而建堂费用八省客长愿意代为支付,但未获教会的同意。川东道道台吴镐、巴县县令张秉堃支持八省客长的主张,也一直拖着,未与教会办理交割手续。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清晨,因盛传当天教会要毁像建堂,保甲局首事、八省客长程益轩⑦、张先昭等召集局勇、团民一千余人,齐集崇因寺。由绅商陈桂林率领,先至姜家巷,将主教座堂真原堂打毁,后又分兵四路,将杨家十字传教士公馆,莲花池男女学堂、病院、育婴堂、孤老院,雷祖庙侧保婴医馆、复苏医馆等18处,全部打毁。同时打毁的还有石板街、桂花街、回回沟、南纪门等处教民住宅二十余处。这样的打教行动持续到二十六日。后来据署川东道道台恒保汇总,共打毁渝城天主教公产及教徒私产15处,58家,并打死教徒一人,伤数十人。[9] 教民财产损失估计约在白银30万两左右。[10]

  此案发生后,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请将办事不力的川东道道台吴镐撤职交部议处,另派候补道台恒保前往重庆接署道篆,主持处理善后之事,前后共捕获参与打教的民众六十余人,并将保甲局首事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等四人,逮捕押解至成都,等候查办。[11]

  二、反教的领导者:八省客长

  八省客长同时也是保甲局首事的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等人,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民国《巴县志》卷16“长安寺记”对八省客长有如下评价:

  成都将军崇实兼署川督,以八省原在寺内办公,疑为祸首,派员守提该绅首赴省治罪。〔当时赴省绅首为傅苍岩、张朗斋、徐秀纯、程益轩、陈桂林等〕几陷大辟。首府杨,念八省为地方喋血也,鼎力维持,调停议和,八省贴款二十余万,主教范若瑟允和结案,让出长安寺永久办公之地。⑧

  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八省客长在19世纪中期的重庆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致能控制合城安危的保甲局。它从何而来?

  八省客长就是八省会馆的首人、首事。重庆城区的八省会馆指的是清初由江西、江南、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八省移民各自在本省会馆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移民组织,各省会馆首事也就是八省客长的成员。这些会馆的建立大半始于康熙年间。以湖广会馆为例,最初由于“祭祀宴享”,“乡亲聚会”的需要,“一二有志之士欲在本城倡建家庙……康熙年间有邓公伯高者出力募捐,得买东水门城内孙姓空院”。会馆的兴建过程很不顺利,“土木方兴,会有人从中阻挠,其功遂寝”。后来在籍贯为湖南的四川巡抚方显的帮助下,才“修造一台一殿”。⑨ 其他会馆的修建过程虽不完全一样,但时间和动机基本相同。

  下面是重庆附郭巴县八省会馆的一个简单情况。

  巴县八省会馆所祀神衹及具体位置表

  省别

  所祭 庙名

  位置

  神衹

  湖广

  大禹禹王庙 东水门内黉学街

  广东

  惠能南华宫 下黉学街

  陕西

  关帝三元庙 朝天门内三元庙

  山西

  关帝关帝庙 都邮街上街

  福建

  妈祖天后宫 朝天门内

  浙江

  伍员列圣宫 储奇门内三牌坊西北侧

  江南

  准提准提庵 东水门内

  江西 许真君

  万寿宫 陕西街东侧坎下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志》卷2《建置·庙宇表》;彭伯通《重庆的“八省会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巴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96年。

  清代的重庆以大梁子为界分为上下半城,下半城为重庆的商业、经济中心。上表所列的八省各个会馆全都在下半城靠长江沿岸。这从一个层面显示了八省会馆与重庆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重庆挟两江之便,明清以来一直为西南数省的经济、商贸中心。八省会馆成员主要由各商帮和商号、铺面组成,如浙江会馆成员便是瓷器帮商人,江南会馆由朱、洪、胡、郑、汪五姓丝帮商人发起组成。八省客长最初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与商业有关的方面,如调解商业纠纷,制定行业标准、牙行纳差规则等等。在巴县档案里,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八省客长在这方面活动的案例。如嘉庆九年(1804年)四月,商民陈大丰向县主禀告,他与金海望、吴起彦等伙开裕兴棉花行,二人欠他银二万九千七百余两。后来经“八省客长公议,行归海望承开,蚁等各号银两,现还□成,余银俟伊行贸赚利偿还”。此案经八省客长公断,双方都愿意接受裁决。[12] 从巴县档案有关商业纠纷的县令批词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仰八省首事公议复夺”等字样,显示出八省客长在有关移民、商业活动中的特殊作用。

  嘉庆初年,毗邻重庆的达州王三槐发动白莲教起义,影响所及,重庆地方政局混乱不堪,并开始在城乡编练团练,“邑中先后雇募练勇,以为稽查防卡之用”。[13] 而团练所需费用,全由地方摊派支给,“借资民力”。四川各地开始出现各类“局”,如夫马局、三费局、捐输局、厘金局之类。这些局主要由地方绅士控制,征收津贴、捐输、厘金,以支付层出不穷的各类开销。在重庆,咸丰五年(1855年),八省客长奉令在城隍庙设夫马局,掌管各坊各厢夫马经费的征收。[14] 咸丰九年,渝城办理团练,设立保甲局,经费仰仗八省客长供给,保甲团练总局初在城隍庙,咸丰十一年(1861年)迁往崇因寺[15],由八省客长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等掌管。[16]

  除办理保甲、厘金外,八省客长还办理积谷。咸丰八年(1858年),川东道道台王廷植鉴于重庆为商务大埠,户众人稠,人烟聚集,每日所需粮食甚多,“警耗一来,全城数十万人,坐困需食”,但是官方经办的常、监各仓,为数有限,“不足以备食待援”。因此,他十分担心,“禀详总督,筹备积谷”。积谷仓从一开始,就完全由八省客长负责,包括买谷的资金、储备谷物和饥荒来临时赈灾粮食的散发,存储总量在三万石左右。因由八省客长掌管,“遂称为八省积谷。”[17]

  通过办理团练、积谷,八省客长在咸同年间完全介入地方事务。以保甲局为依托,八省客长先后在地方办理了培德堂、育婴堂、保赤所等慈善机构。[18] 其服务对象,也不仅仅限于各省客民,其权力触角也超出了商业活动的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八省客长逐步进入巴县地方权力体系的核心。

  三、八省客长与地方士绅

  进入地方权力核心的八省客长与地方士绅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集中于掌握地方安危的保甲局的控制权上。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渝城二十三坊绅民禀告巴县县令张秉堃,质问八省客长何以保甲局刚设两年,已经耗费数万金,并指控局绅程益轩、傅益、张先昭、徐绣纯等于夏天“曾在外挪借银一万两,解济省饷”,请求查账。[19] 同年十月廿日,候补教职胡纯如、何焕章直接申请换掉局绅,另派妥人经理,并质疑该届保甲局绅的身份。他们说:“职等查局中向系科甲大绅□方伯经理,今程益轩系前任涪州濮主□厨家丁,传典学即傅益原是江北命案逃犯,徐□纯、张先昭皆属庸碌市侩”,而那些由八省客长出面充任的保甲局绅“既非大绅大商,何堪当此巨任”。且去年张五麻子入境的时候,八省客长“各携局□公项银两百余两脱逃”,完全不为地方安危负责。同年秋天,石达开部进至綦江、南川、涪陵、黔江等地,威胁到巴县安全,八省客长“又具禀辞退,使合城人心惊惶”。最后,他们认为,“似此庸材,如何倚为保障”。只有让八省客长从保甲局首事的位置下台,才能让“合郡大小绅耆、行帮、商贾,使所出厘金俱归实用,不□□□,始服众心。”[20]

  而举人文国恩⑩、华燕琼,增生周梦□在给县主的请示中,语气更为强烈。他们认为保甲是地方的事情,应该由地方绅士来办,用不着“异省客民”承担责任。“独未思渝城非八省地方,八省客民非渝城生长□□□□思义,渝城亿万姓身家系焉,于八省无关痛痒也。”因此,他们怀疑这些局绅对地方的忠诚度,“若有事,能信其不委而去。如上年张逆至老关口,渝城闭,时局中办事八省纷纷远飏,往事已可征矣。”这些人借八省之名,“越俎而踞局,固党射利,揽权者,其流□更甚从前也”。同时,他们指责八省客长只知道赚钱,对地方事务不关心,“即如去冬,道宪札委各绅,在文昌宫设立增修志局,八省不乐,怂恿管局大绅止发薪水,不知邑乘关系匪轻,盛典煌煌,居然阻挠。则此后邑中大事,有类于修志者,亦必阻挠害公可知□□。合邑□□所切齿而共忿者也。”但地方有什么工程建设,八省客长却来了兴趣,“又如去岁八省局士等请办城防,动称七十万,此不知作何公用,此又合邑绅粮所侧目而睨视也。凡此踞局固党,若非揽权,何以射利。倘听其纳污藏秽,将无以得人和,即无以得地利,其何以严保甲而卫民生乎?”因要求道、府宪,“协恳剪除,更换公正邑绅查办,以复旧章,而服民心。”[21]

  面对这些指责,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保甲局局绅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等人在给巴县县令的“具禀状”中,并没有作出回应,只是说他们都是按文征收捐输,并支发给了渝城团练的各项花销,每月都“抄单帖衢晓众”、“申送道辕备查”。但二十三坊绅士依然不依不饶,认为账本有假,“逐月更替而笔迹一手墨痕一色,其入项捐输货厘等款并不详晰指名”,而且记得很乱,“出项如军装、勇粮修造、工料、杂项支发等款皆含混记数,并无花目可核”。由于双方的分歧很大,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三个月,竟然发生了地方民众打毁厘金局(亦由八省客长控制)的事件。[22]

  简而言之,地方士绅对八省客长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八省客长的“客籍”身份,让他们掌管保甲局,有“鸠占鹊巢”之嫌。二是八省客长只知赚钱,对地方事务和安全不负责任。在应对咸丰十年张五麻子之乱时,表现不佳,只顾及自家生命安危,而罔故全城百姓的安全,有临阵退缩,不负责任之嫌。三是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局款。因此,八省客长必须改变其对地方事务不负责的形象。

  四、反教事件中的八省客长

  由前可以推知,当川东主教范若瑟要将崇因寺改建为教堂时,八省客长所承受的来自地方士绅的压力。如果教会成功将保甲局从崇因寺中驱逐出去,八省客长势必失去他们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失去对保甲局的控制权,同时也将失去他们在重庆商业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在教案的酝酿、发生过程中,八省客长就积极参与其中。咸丰十年,法国公使要求将崇因寺转拨给川东天主教,咸丰十一年,八省客长将保甲局从城隍庙迁往崇因寺,将自己摆在了和教会斗争的前沿,以致成都将军崇实认为这是在“藉故抗违”。此次参与打教的人,主要是由八省客长、保甲局首事程益轩、张先昭等控制的保甲局局勇。他们“皆执枪刀,齐集寺内”,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不是巴县县令张秉堃所说的“忽有各街无知之徒,辄集多人”[23],仓促行事。

  教案发生后,成都将军崇实令候补道台恒保接任和八省客长关系密切的川东道道台吴镐。恒保此前曾署任川东道,与天主教关系密切。[24] 他也十分了解八省客长与地方绅士之间因为保甲局控制权而引发的矛盾。所以恒保到任后,即以涉嫌侵吞局费为名,将八省客长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四人,逮捕解送至成都关押,得到了教会方面的支持。恒保在给成都将军崇实的密奏中还特意解释了这样办的原因:八省客长“根底甚深,若因教案拿人,必至煽惑愚民,又生枝节”[25],以此名义逮捕八省客长,希望能够得到地方士绅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有利于打破八省客长因打教行动而与地方士绅合作的局面。为了能够控制地方局势,恒保还将八省客长控制的团勇,以防堵黔匪为名调至叙州府。

  虽然程益轩等四人被捕,但案情却没有朝教会希望的方向发展下去。八省客长动用各种资源,向恒保和教会施压,指责恒保阿附教会,滥用权力,逮捕局绅。不仅如此,八省客长还以崇因寺为据点,邀请地方士绅,商量应对之策。据范若瑟报告,八省客长每日“传集党羽、官衿、勇痞”,集结力量,成立“齐心会”,在寺“演戏治酒、结盟庆功”,摆席“百桌”,其气势“不亚临敌”。[26] 在向教会和官府炫耀势力的同时,八省客长也逐步获得了地方民众和士绅的支持。

  范若瑟要求严惩八省客长、赔偿30万两白银的请求在八省客长的强烈反对下,并没有得到满足。八省客长认为崇因寺祭祀关帝,可算入地方正祀之列,因此不能划给教堂,并指责天主教会在此设堂,动机不纯。“天主教堂之所欲设,其意只在便于传教,而其事无非劝人为善。便于传教,固不必在要害之区,劝人为善,又何必争用武之地”[27]。同时,总理衙门也发现,法国公使在要求划拨崇因寺时说了谎,“前所指崇因寺乃闲废之寺,孰知尚有高大铜像在内,不能因天主教而毁佛教”,并指责法国公使当初不应蒙蔽,致生事端。[28] 不得已,范若瑟从北京返回重庆后同意和巴县官绅士庶议和。同治三年(1864年)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其要点有二:一、范若瑟同意放弃将崇因寺改建为教堂的要求,另寻他处修建教堂,并放弃过去被没收充公的所有川东四所旧堂,崇因寺继续作为八省客长办公场所;二、八省客长同意进行赔偿,共计银15万两,先付四万两,余银分四年付清,该款在绅商公存款内筹给。(11) 这些银两,都由八省客长自筹解决,“皆系局绅自相议定,自为筹款,官不预闻”。[29]

  至于被押解至成都的四位八省客长,后均无罪释放。直接参与打教行动而被差役兵丁抓获的案犯,最后也以普通抢夺罪判罪,“照中国例惩办”,无一人被判重刑。至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省二十三坊代表与川东主教范若瑟签订合约,宣告此次教案最终得到完全解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八省客长积极介入赎回崇因寺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崇因寺为八省客长办公场所——保甲局之所在;另一方面,八省客长希望通过此一行动,获得地方士绅对他们的支持,树立他们在地方事务中负“责任”的形象,从而继续巩固他们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而以积极的反洋教活动的方式,无疑是达到他们目标的最便捷,也最有效的方式。

  五、余论

  1863年的重庆教案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近代以来民教冲突的一个新的角度,即如何从地域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教案发生的缘由及意义,地方权力网络的不同主体是如何感受教案的发生的?教案是否对地域社会原有的权力网络结构产生影响?

  地域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已成熟的且易变的权势网络结构。在清代重庆,移民与土著之间围绕着地权、贸易等方面的纠纷“此侵彼占,争讼日繁”,这在巴县档案和族谱里面都有大量的记载。(12) 有鉴于此,各省移民利用同籍纽带成立会馆,抒发乡愁的同时,也可在与外界的竞争中,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八省客长即是如此。

  重庆教案给移民/土著提供了一次在地方权力网络格局中表演的契机。八省客长借此不仅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也表达了他们对地方事务的热忱,可以说,虽然他们支付了15万两白银的赔款,但却是这次教案的最大受益者。自此以后,八省客长在重庆的“话语权”更为强势,如1905年成立的重庆商务总会,各商董基本上来自八省客长,时任川东商务钱法局总办的周克昌就曾说,“今欲兴办商会,不能不先用八省首事,以资其提挈之便,臂助之功”[30]。另一方面,地方绅士仍旧没有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对保甲局的控制权,掌握地方的“话语权”。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的教会势力在这次教案中却受到了打击,教会一方也无意中成为了地域社会两方争夺地方权势主导权的“道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就重庆来说,可参见艾小惠《重庆教案》,《史学月刊》,1957年第5期。

  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详细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见范正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述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③如李银子在《19世纪后半期鲁西民间宗教结社与拳会的动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认为,19世纪以来鲁西教案频发的原因之一,是当地的拳会与教会都处在不断扩张势力的过程之中,双方围绕着争夺对乡村民众的保护权而互相对立,以致酿成教案。

  ④可参见赵树好《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

  ⑤如同治初年,贵州教案的导火索为地方官员与教士间的冲突,1876年的皖南教案则更多地是由谣言引起的。可参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⑥范若瑟,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38年来华,1856年任天主教川东主教,与地方相处不睦,任内迭起教案,经总署与法使交涉,1878年被撤回欧。

  ⑦程益轩,又名程允升,捐职州同,江南溧水人。以八省客长首事充任保甲局首事,“总管各厘局”,后因“擅罚漏厘,侵入私囊,办公把持,遇事招摇舞弊,贻害地方,物议纷腾”。同治八年(1869年),巴县知县王燕琼奉令“密拿到案,严行管押。限五日内起解递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5-77-1。

  ⑧向楚主编:(民国)《巴县志》,卷16《交涉·教案》。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台湾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三年)及《巴县档案》的记载来看,《巴县志》此记有两处讹误:一、陈桂林并没有被解送赴省,其在案发后始终都没有被拿获(《教务教案档》第1辑1190,1191页);二、最终的赔款数额为15万两白银。见《巴县档案》6-5-328、《教务教案档》第1辑1213页。

  ⑨“湖广会馆道光二十六年重修楚庙碑记”,转引自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3年,73—74页。

  ⑩文国恩,字靖之,巴县南里跳石乡人。曾主管济仓数十年,“清望足以服人,而长才又足以济其所志”,“为乡人排难解纷”。(民国)《巴县志》,卷10《人物列传》。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1辑,1209页,亦见《巴县档案》6-5-328。

  (12)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不能一一枚举。关于移民与土著的地权纠纷的记载,如民国新修《合川县志》39卷之《传二·乡贤四》、江津《夏氏家乘》(民国二十五年修)、隆昌《王氏族谱》卷2(民国二年修);三台《吴氏族谱》(民国二十一年修)。笔者的硕士论文《清代四川移民社会与客长制度——以巴县为中心》(厦门大学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第3章对此有专文讨论。

参考文献

  [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中华书局,1989.译者代序1.

  [2]吕实强.重庆教案[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下册.1972.

  [3][4][5][8][9][10][11][22][23][24][25][26][27][28][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1辑[Z].台湾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4.1208;1139;1144;1186—1187;1195;1168;1199;1185;1157;1147;1191;1168;1187;1214;1209,1211.

  [6]熊相纂修.正德四川志:卷13·重庆府[Z].四川省图书馆藏1962年余兴公抄本.49下.

  [7]向楚主编.民国巴县志·八省筹办公益案证:卷16·交涉·教案[Z].

  [12]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Z].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38.

  [13]聂述文.民国江津县志:卷10·武备志·团练[Z].5上.1924.

  [14]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4-905[Z].

  [15]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5-348-2[Z].

  [16]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4-147[Z].

  [17]民国巴县志:卷4·赋役·仓储·八省积谷[Z].

  [18]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5-182[Z].

  [19]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4-147-1[Z].

  [20]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4-147-6[Z].

  [21]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6-5-49-2[Z].

  [30]公牍[J].四川官报,乙巳年一册.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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