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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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初期对华军事援助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期对华关系由热而冷,是因为苏联遭德军突然袭击,必须全力自保;后期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另有图谋。然而苏军对日作战,避免了中国人民为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的更大牺牲。

关键词:抗日战争,联华制日,由热而冷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J]或者报纸[N].世界历史,(1):91-97

正文内容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经14年,终于取得胜利。其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变化的情况看,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和多变,也反映出苏联高层决策人物的复杂心态:国际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兼而有之。本文拟对此略加剖析,或许能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今的中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既有苏日间的历史积怨因素,更有日本威胁苏联安全的现实原因。甲午战争后,日本为报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曾于1905年狠狠地咬了俄国一口,苏联对此心怀怨恨。1931年日本重施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将威胁到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1935年底斯大林获得德日准备缔结反苏协定的消息后惶恐不安,担心德国与日本同时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①。1936年12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苏联。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有德国人支持,它不仅要侵略中国,而且对苏联远东地区亦有领土要求。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则有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苏联便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处境。此时,欧美大国虽然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不像以前那样怀有敌意,但当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之时却不愿承担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1937年5月张伯伦在英国上台后,全面推行以妥协退让、嫁祸于人为特征的绥靖政策,其他欧美国家亦步亦趋,纵虎为患。因此,苏联不可能指望得到它们的任何帮助。苏联腹背受敌,该如何应对?联华制日是其明智之举。

  况且,当时中国的抗战也需要苏联的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向奉行反苏反共,依赖英美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仍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1931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要员顾维钧等人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中国完全委托国联”,“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条约以制日”②。这期间,蒋介石多次召见英、美、法、德等国使节谈话。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内外积极活动。但是,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收获。西方列强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拒绝制裁日本。

  中国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坐视日本侵略的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1933年5月16日,国防会议就平津战事所作决议中说:“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③ 后来,顾维钧在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谈后亦如此说:“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④ 华北事变给中国带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⑤。

  事态的发展表明:日本侵华也是侵苏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1937年6月9日,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东京参谋本部进言,他认为应当首先打垮南京政府,以便消除进攻苏联的后顾之忧⑥。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的抗战也将给苏联提供一个有效遏制日本的良机。只要中国人拖住了日本的陆军主力,那么日本在结束中国的战争之前,就难以发动大规模的侵苏战争。这种情况亦为德国人所关注,德国外长牛赖特对日本驻德大使说:“日本政府必须注意到,目前日本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必将对苏联有利。”⑦

  为了对付日本和德国的进攻和包围,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方略。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建交。1934年9月苏联应邀加入国联,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1935年5月2日,苏联与法国在巴黎签订互助条约。与此同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决定联华抗日。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缔结共同反苏的协定。依约,苏联同样允诺不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⑧ 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在苏联看来,中国军队人数虽多,但人员素质、武器装备等远不如日本。中国一旦失败,唇亡则齿寒,苏联的战略态势就会严重恶化。只要中国能拖住日本,削弱日本有生力量,苏联才能免遭日本进攻,而且也可全力对付德国。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⑨。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⑩。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11)。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12)。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斯大林在处理国共冲突时的原则是:既反对蒋介石消灭中共,也不赞同中共在军事上反击顽固派。抗战期间,苏联没有向中共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主要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担心国共发生冲突。苏联提出的援华条件是,国民党必须停止内战和任何敌视中共的行动(13)。正因为苏联的正确举措,加上中共顾全大局,所以国共合作抗日是成功的。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实际上,苏联是当时惟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正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才使日本放慢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对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有目共睹,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宋美龄就如此说:“苏联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候,给我们援助,不单是飞机,而且有飞行员,苏联是中国的真诚友人。”(14)

  二

  抗日战争进行到中期,苏联对华政策突然由热而冷,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5) 条约和联合声明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这以后,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停止。据有关材料证实:两国于1939年6月签订的1.5亿美元信贷协议到1941年6月后就没有履行,苏联据此协议而向中方提供的最后一批物资是在1941年6月以前,加上根据这一协议而提供的前3批物资,中方只动用了其总款额不足一半的钱,即7317.6万美元,余款始终未动用(16)。1942年3月,苏联还召回了全部在华军事顾问(17)。

  苏联对华政策突变,事出有因。首先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态势咄咄逼人,迫使苏联全力保卫本土。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达成了《慕尼黑协定》,同时还签订了《英德宣言》。《慕尼黑协定》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苏联深感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和英、法“祸水东引”的现实威胁,将其外交政策定位于确保本国安全,从而与英法和德日同时进行外交周旋,以尽量避免或推迟在苏联领土上战火的燃烧。苏联很希望同英法达成共同对付法西斯扩张势力的协议,但多次的谈判无果而终。于是,转而决定试探与德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此时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亦对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苏德频繁接触,至1939年8月23日终于签订了带有“附加秘密议定书”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承诺在德国发生与欧洲国家的未来战争中保持中立,德国则承诺确保苏联在波兰、波罗的海和比萨拉比亚的利益不受侵犯。斯大林此举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认为这一条约是苏联向西方“打开了老虎铁笼的门”(18)。《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虽然使苏联获得了两年宝贵的时间,但也一度丧失了对德国侵略苏联的警惕。斯大林判断失误,他“对希特勒德国可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间估计错误”,所以当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向苏联西线发动“台风”战役时,苏军便招架不住,丧师失地,损失惨重。截至1941年12月1日,苏联伤亡、失踪和被俘人员达700万,损失坦克2.2万辆,作战飞机2.5万架(19)。战争之惨烈,损失之巨大,即令不身临其境,从上述数字亦可想而知。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必须竭尽全力自保,所以它已不可能再像先前那样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了。

  其次是日本实施“南进”策略,美日矛盾激化,减少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大战爆发不到一年,法、比、荷相继败亡,大英帝国岌岌可危。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扩张野心,它决定快速推进“南进”政策。因为一向为英、法、荷等老牌帝国主义霸占的富饶的南洋地区成了防御虚弱的“真空地带”,此时正值大好时机。日本想和苏联改善关系以便“南进”,苏联则为对付德国希望缓和对日关系。1940年,莫洛托夫便提议按日方2月29日的建议重新起草与日谈判草案(20)。终于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与此同时,日本的所谓“东亚新秩序”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在华利益,美日矛盾日趋激化。早在1939年7月,美国废除了美日商约。1941年6月21日,美国宣布拒绝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和在中国的军事存在。1941年7月,日本大举进攻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旋即宣布对日实行石油禁运。面对日本新的进攻态势和严重威胁,美国渐渐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希望借中国之力拖住日本南下的步伐。于是,美国在实行对日禁运的同时,逐步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1939年美国对华援助为“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1940年有3笔借款合约,共计达1.45万美元贷款;1941年,先有2月4日签订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给中国5000万美元贷款,接着4月签订《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又给5000万美元,5月以租借法案也适用于中国,再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达2600万美元。(21)。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当天,美、英对日宣战。此后,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国。由于美国等对日开战及进一步实施援华政策,苏联远东安全系数大增。同时,由于美日矛盾激化,日本已无力分身北上。鉴于此,苏联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关注中国战场,于是停止了对华援助。正因为苏联远东危险解除,所以它从其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不惜与中国交恶。1943年3月,苏联依据所谓“苏蒙协定”用飞机轰炸扫射进剿哈萨克叛匪的中国部队,要中国赔偿其遗留在新疆的财产,甚至以苛刻条件要中国支付抗日初期援华军火款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公开声明苏中关系已完全恶化,苏联“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22)。

  三

  从1945年2月起,苏联秘密从欧洲战场抽调大量军队,增兵远东。同时,苏军储备作战物资,改善交通,准备与日本一战。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极短的时间内,苏军击毙、击伤及俘虏日军即达68万余人,日军面临灭顶之灾。由于同盟国的联合打击和震慑,日本陷入绝望,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在两年前还曾表示“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的苏联会突然出兵东北与中国人共同对付日本呢?苏联出兵的目的和用心何在?细分析,可觉察到个中的种种原因。

  其一,对德战争已获胜利,日本失败已成定局。1942年11月中旬至1943年2月初,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德军损失80多万人。此后,苏军全面反攻,至1944年夏秋,已将德国侵略者全部赶出了苏联国境。接着,苏军乘胜前进,1945年初越过德国国境,5月攻克柏林,对德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从1943年起,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日本法西斯在亚洲战场亦日益陷于重重困难的境地。从1944年3月至年底,日本虽然侵占了河南、湖南等大片中国领土,得逞于一时,但100多万军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处处被动挨打。在中缅地区,1944年8月,中国远征军攻占北缅中心密支那,缅甸北部被中美联军所掌握。1943年11月至1944年7月,英印军队重创侵印日军,使其死伤7万余人。1945年5月,英军攻占仰光。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至1945年3月,美军已控制了整个菲律宾。这不仅使西南太平洋的日军完全孤立,而且由于海上运输线被切断,使日本失去了南洋地区的丰富资源。接着,美军开始向日本本土进攻。6月占领冲绳岛。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好转,美英盟军的节节胜利,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必然灭亡的命运。此时苏联出兵,既无后顾之忧,且稳操胜券。

  其二,来自雅尔塔的承诺与斯大林的盘算。1945年初,美军开始进攻日军占领下的菲律宾,虽说此时日军已成失败之势,但其抵抗仍然十分顽强,给美国海军造成严重损伤。美国的战略家们估计,要完全战胜日本,迫使其无条件投降,美国还得苦战一年半,可能要付出100万人伤亡的代价。美国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的伤亡,并早日结束战争。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聚会雅尔塔。会议讨论了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等问题。实际上,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曾明确表示过在对德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所以,当雅尔塔会议提请苏联出兵时,斯大林即表示应允。

  斯大林之同意出兵有着他自己的盘算,这从当时斯大林答应出兵所提条件即可看出。这些条件是:第一,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第二,恢复日本于1904年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些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但必须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同时恢复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第三,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斯大林插手中国问题正好与罗斯福请苏联出兵的期望相吻合,因而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德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迪特·海茵茨希在论述雅尔塔协议时这样写道:“为使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后最晚不超过3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原则上同意重新确立俄国于1905年因俄日战争失败而失去在满洲的特权,这首先是指苏联租用旅顺口和共同管辖中国长春铁路(即连接起来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笔者注)”。除此以外,“还包括确认苏联是外蒙的实际保护国。罗斯福是以牺牲中国来讨好斯大林的,为的是减少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损失。罗斯福对斯大林提出的直言不讳的要求也是这样回应的:如果无利可图的话,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23)

  事实上当斯大林同罗斯福秘密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而提出上述条件时,正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我国要参加对日作战。”(24) 显然,苏联出兵东北,自有其自身考虑。

  斯大林一刻也没有忘记日俄战争前俄国曾经在亚洲主要是在中国拥有的权益。俄国的首要目标是想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此前,俄国已将太平洋舰队驻扎在海参崴。并且修筑了一条经黑、吉两省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但海参崴一年有4个月的封冻期,船舶无法通航,而且地处偏北,已不适应俄国在远东向南扩张的需要。于是俄国将目标锁定在终年不冻,四季可以通航的中国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甲午战争后。俄国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手段,于1898年3—5月,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的使用权,租期25年。事实上,包括租地在内,整个辽东半岛都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紧接着,俄国又修筑了从长春到旅顺、大连的铁路,即所谓的南满铁路。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战败的俄国被迫把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的租借地区转租给日本,把与中国共同经营的南满铁路也移交给了日本,但保留着中东铁路。俄国敌不过日本,1935年又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样,俄国在中国数十年苦心经营所获得的权益,由于对日战争失败而丧失殆尽。

  如今战争已进入决定性的时刻,胜券在握的斯大林决心不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斯大林的行动和计划看,他基本上继承了沙皇的政策。为了弥补俄国因1904—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而蒙受的损失,斯大林要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入苏联。他要在日本、朝鲜半岛和满洲站住脚,在新疆保持一定的影响,确保对外蒙古的保护人地位,以及阻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存在。”(25) 《雅尔塔协定》的通过,使斯大林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所以他不无得意地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26) 事实表明,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在欧洲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当代俄国历史学家萨哈罗夫所说:“勾勒欧洲未来政治状况的雅尔塔会议文件归还了苏联1939年8月与希特勒‘秘密协定’所得到的一切。”(27) 而在亚洲他也将很快实现其数十年以来的愿望。

  其三,日本拒绝投降,困兽犹斗。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7月24日,杜鲁门同丘吉尔就将由其助理国务卿格鲁早在5月5日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书”草案的内容进行磋商,双方同意邀请中国参加。随后,杜鲁门将公告的文本发给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并在公告上签字。

  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7月27日,东京时间早晨6时,日本广播电台收听了《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立场问题。军方态度强硬,坚持认为,为了不影响日本军队决战的士气,主张不要公布《波茨坦公告》,如果真要公布,也应附上一项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政府在军方的压力下屈服。7月28日,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重弹,日本人不屑理会。

  面对困兽犹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反法西斯同盟国认为:要使日本真正接受《波茨坦公告》,必须在战场上同日本法西斯做最后决战。然而,美军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要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代价将更为惨重,而且战争可能要到1945年底才能结束。因此,美国积极策划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日本,迫其投降。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认为,既然日本已公开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再无考虑的余地,于是决定按原计划对日本使用原子弹。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此时斯大林决定:立即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因为,一旦日本决定投降,苏军将无任何理由进入中国东北,也无法要求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一无所获。而且,如果由于美国的进攻而造成日本投降,苏联也将失去在亚洲与美国争夺权益时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的时期,恰逢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从西线疯狂入侵,同时又面临日本从东线威胁的严重时刻。此间,苏联当局采取了基本正确的决策,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综观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抗战初期,苏联是惟一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国家,极大地鼓舞了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人民以抗战的勇气和信心,从而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

  2.抗战中期,苏联对华关系由热而冷,事出有因,苏联面临德国法西斯猛烈而突然的袭击,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别无选择,它必须尽一切可能全力自保。它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继而断绝给中国的援助,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3.雅尔塔会议后,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在中国获得其梦寐以求的权益。斯大林的想法与前沙皇的愿望一脉相承,是俄国沙皇传统扩张政策的继续,突出地表现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苏联出兵使中国人民避免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必将遭受的更为重大的牺牲,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4.中俄(苏)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过去有过遭受共同敌人侵略的经历,也有过成功合作抗敌的经验。步入新的时代,两国人民应该永远友好相处,面向未来,携手共进。中、俄都是大国,两国人民坚持正义、和平,必将对欧亚大陆的繁荣与稳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 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② 《顾维钧、罗文干、刘哲致张学良电稿》,《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1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④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314页。

  ⑤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H.T.卢干兹奥尔斯基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12月9日)。转引自王真:《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117页。

  ⑥ 马克斯·比洛夫:《1929—1941年苏俄外交政策》(Max Baloff,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41)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页。

  ⑦ 约纳森·汉斯兰:《苏联和东方的威胁(1933—1941):莫斯科、东京与太平洋战争的先兆》(Jonathan Haslam,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1941:Moscow,Tokyo and the Prelude to the Pacific War),彼得堡大学出版社1922年版,第90页。

  ⑧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410页。

  ⑨ С.Л.齐赫文斯基:《20世纪的俄中关系》(С.Л.ТихвинсийТ.Ⅳ .1937—1945гг.Кн.1.1937—1944гг)第4卷,莫斯科2000年版,第40页。

  ⑩ 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1) А.М.杜宾斯基:《苏中关系(1937—1945)》(А.М.Дубинский,.1937—1945),莫斯科1980年版,第102页。

  (12) Б.А.博罗金:《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1937—1941)》(Помощь СССР .1937—1941),莫斯科1965年版,第160页。

  (13) А.М.列多夫斯基:《中国命运中的苏联和斯大林——1937—1952年事件参加者的文献和证明》(А.М.Ледовский,СССР 1937—1952),莫斯科1999年版,第251页。

  (14) 曹锡珍:《中苏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第66页。

  (15) 《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3卷第2册,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16)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Сдацковский, СССР—,1917—1974),莫斯科1977年版,第137页。

  (17)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8) 《苏联历史编纂学》(),莫斯科1996年版,第307页。

  (19) 《我们的祖国》()第2卷,莫斯科1991年版,第400页。

  (20)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对外政策文件(1940—1941年6月22日)》(МИЛ РФ,1940—221941.Т.23),莫斯科1995年版,第239、242、360、365号等。

  (21)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4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484页。

  (22)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23)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4) 邢和明:《苏联出兵东北始末》,南方网2005年4月29日。

  (25)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93页。

  (26) 见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7) А.Н.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А.Н.Сахаров,“Войн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СССР1939—1945”),《历史问题》()1995年第7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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