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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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城市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它们的布局和功能存在明显的差异。聚礼清真寺、宗教学校、公共浴池和巴扎属于公共领域;环绕在城市中心区周围的居民区是私人领域。清真寺、巴扎与商队旅馆、城墙、城堡与王宫、居民区、住房为城市形态的六大组成要素,各具特色与作用。由于在伊斯兰城市社会中宗教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形成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同时,在前工业技术条件下,城市规划也是从生产商品的人口较少和交通运输工具为畜类的前提出发的;另外,阿拉伯人征服地区的早期城市文明也对伊斯兰城市形态有影响。

关键词: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伊斯兰教,清真寺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解读.[J]或者报纸[N].西亚非洲,(8):18-23

正文内容

  伊斯兰城市形态,部分地反映了伊斯兰城市的社会结构。地理位置、气候、地方建筑材料和文化多样性和时代的不同,使每个城市呈现自身的个性。如:有些城市有总体规划,有些城市则没有;有些城市政治、军事职能突出,有些城市则以工商业为主。但有许多形态特征是伊斯兰城市所共有的。本文谨就这些共同特征略谈管见。

  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

  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分为两部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它们在城市中的位置不同,功能也各异。聚礼清真寺是城市的中心,宗教学校(madrasihs)、公共浴池(hammam)和巴扎(“bazar”或“bazaar”)环绕在周围,它们是城市的公共领域。环绕在城市中心区周围的居民区是城市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有较为宽敞的街道,从市中心向外辐射,通往各个城门,这个街道网是阿拉伯人继承的罗马遗产,这些街道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开罗等中东城市都能看到。而私人领域,即各个居民区内的小街,它们一般曲折狭窄,且两边时常有凸出或凌空飞架的盖顶。这些小街有不少是死胡同,仅在朝城市中心的方向有一个通道,人们经此通道去工作或购买商品等。

  中东伊斯兰城市形态由下列六大要素组成:

  (一)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城市最明显的特征,有的清真寺在伊斯兰城市建立时就出现了,如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有的则是在被征服的城市中通过征用最有名的教堂改建成的,如马赫默德二世征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或在设市时建立清真寺。清真寺通常是城市的一种重要建筑。聚礼清真寺不仅是祈祷的地方,而且是交流城市新闻的场所和论坛。它是宗教学校的中心,孩子们和成年人在那里围圈而坐,听《古兰经》或圣训教条。这里常常是乞丐、流浪者的收容所,穷人在此找到住处和避难所,得到救济物和食物。清真寺是宗教和司法中心,有巨大的声望和相当的政治影响。主要的清真寺有圆顶和尖塔,通常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既显示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又使城市具有神圣性。与清真寺联系在一起的有宗教学校、修道院和医院,早期的穆斯林文化教育主要是在清真寺完成的。另外有公共浴池和厕所,它们是从罗马和拜占廷继承的。

  中东最早的伊斯兰城市有两个中心点,宫殿和聚礼清真寺。宫殿是埃米尔和军队司令的居住地;聚礼清真寺是大众做礼拜的地方,是公众文化生活的所在地。从巴士拉和开罗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清真寺和宫殿关系的改变。在巴士拉,清真寺位于中心的地位,宫殿隶属于清真寺。三个世纪后的开罗则是国王的宫殿在中心,而清真寺被推到边上,这表示国王权威在上升和作为伊斯兰城市形态基本塑造者的宗教意识形态在下降。当政教联合一分为二,清真寺和宫殿的距离也在拉开,在穆斯林城市,政治和宗教的作用分离的时代不久也将要到来。① 在穆斯林社会中,政府和宗教之间联系紧密,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伊斯兰教宗教人员没有形成等级制度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清真寺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并不像欧洲的大教堂那样拥有独立的权威,它首先是政府传达命令的手段和证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平等的地方。②

  (二)巴扎(市场)与商队旅馆

  巴扎是传统中东伊斯兰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只要有商业活动,就有巴扎。但是伊斯兰巴扎的重要性常被低估,几乎没有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活动与居民区活动隔离。由于巴扎是手工业者,商人,以及为他们工作之人的所在地,所以与城市其他部分相比结构不同。在中东绝大多数巴扎围绕一个聚礼清真寺或一个城堡而建,经济中心通常是进行重要商业活动的市场,许多情况下是一条中枢街道,如开罗的卡撒巴。环绕巴扎的是一个个根据产品种类而划分的环状地带,主要的大街是一条有穹顶的通道,长约1000米,拥有许多通向巴扎中心的分道。③ 如在瑞迪万(Ridwan)埃米尔于1629~1647年在开罗建立的卡撒巴·瑞迪万(Qasaba Ridwan)巴扎中,制鞋者集中在125米长的地方④。在德黑兰,市场的主要于道叫“博扎尔焦梅赫里”,其北部出售奢侈品,南部出售地毯。

  巴扎在中东伊斯兰城市中作用重大,“被当做伊斯兰文化遗产”⑤。城市活动从大巴扎和大清真寺向外辐射,根据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排在不同的圈内,货币兑换市场位于中心位置,在大清真寺附近;多数情况下,货币兑换由犹太人经营,所以犹太人区处于中心地位。⑥ 距市中心最近的地方一般为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如香料、咖啡和昂贵的布;价值较低和分工不高并与农村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位于城市边缘的大露天巴扎。对城市环境有害的行业被推到城市郊区,如屠宰厂和制革厂等。巴扎通常由从事同种行业,同一行会的人所占有,并根据自己的行业而命名。如纺织工业有自己专门的巴扎,在其内部存在着价格控制。⑦

  巴扎是商业中心,有当地人需要的各种商品,每种商品和手工业有自己的街道,在开罗有皮匠街、木匠街、裁缝街、科普特街、希腊人街等。出于防御的需要,巴扎内的街道多较狭窄。巴扎的另一主要作用是商人可以通过它取得行会会员的资格。巴扎由许多商店组成,街面上的商店一般正面为2米,往里延伸3~4米,白天营业,晚上关闭,由巡夜者看守。

  中东城市的经济活动集中在市中心,而大宗国际贸易则发生在商队旅馆。商队旅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庭院建筑,一层是面向大院的店铺,主要用做仓库,上面的一层供商人居住。每个城市都有商队的落脚处,其中心是商队旅馆。商队旅馆通常是进行一种专门化产品贸易的地方,政府的干预增加了商队旅馆所享有的垄断。商队旅馆常常被拥有某种贸易垄断权的同一种族的商人使用,如巴勒斯坦的商人拥有开罗的萨本商队旅馆(al-sabun),并以此控制开罗的肥皂销售。随着现代储藏方式的演进,商队旅馆开始衰落。

  在中东,巴扎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并没有导致新制度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市场的相对不变是从中世纪结束到现代技术和经济生活发展相对缺乏的一个结果”⑧。

  (三)城墙

  中东城市都有城墙,其目的首先是防卫,城墙连同它外边的壕沟、护城河等使城市变成了一个“岛”。同时城市建有城墙是受中世纪界限和等级思想的影响,坚实的城墙把经济水平不同的城市与农村隔开。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纪律权力的焦点,同时也由于这种情况,它们往往和乡村相分离。在那种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通过城墙,以物质或符号的方式确定分离。”⑨“筑城守民,设市易货”,城和市本身是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城是人们为了防御外敌侵犯而集聚生活,在驻地周围筑墙所形成的居住地;市则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开罗起初仅仅是法蒂玛王朝宫廷的所在地,后来萨拉丁打开开罗的大门,才使它逐渐具有城市的性质。1553年塔哈玛斯在德黑兰建立了市场和城墙,使德黑兰具有城镇的地位。

  (四)城堡与王宫

  中东城市盛行“二重城”的子城设置,子城是相对同一座城市中的大城而言的小型城堡。子城一般位于地形较高的位置,以突出其防御性。阿尤布王朝时期开罗或大马士革郊区建有城堡。马赫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金门内建立了著名的耶德库勒(Yedikule)城堡,城堡内建有宫殿,是统治者与其众多随从居住的地方。城堡对城市而言是重要的,它迅速变成第二个商业中心,马匹巴扎、军械巴扎等纷纷在城堡内出现。

  (五)居民区

  在伊斯兰世界,几乎一开始,在价值观念、衡量标准、社会风俗方面,城镇文明中就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⑩ 根据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宗教派别等划分为不同的区,成为中东伊斯兰城市的一个鲜明特征。居民区的数量是城市社会和物质组织的基础,常常用来衡量城市的规模大小和重要性。(11) 根据埃及历史学家玛科里兹记载:开罗共有38个居民区,到18世纪末增至63个,每个居民区平均面积为2.5公顷,略多于1000人,约250个家庭。(12) 伊斯坦布尔的街区(Mahalles)围绕宗教中心(清真寺、教堂和犹太会堂)发展。德黑兰1553年设市时有4个居民区。

  中东伊斯兰城市这种独特的居民区的出现,得益于下列诸因素。

  首先,伊斯兰教鼓励穷人和富人共存,每个富裕的穆斯林有责任与穷人生活在一起,并使他们避免饥饿和穷困。同时大家庭结构使富人也有义务供养穷人,以免亲属由于贫困陷入困境。(13)通过部落血缘、宗教派别、地区组织和父子亲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团。每个社团有自己的居民区,如伊斯坦布尔的街区是按种族组织的,穆斯林是最大的种族,生活在半岛的中心地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集中在海岸,马尔马拉海岸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而金角湾则集中了希腊人和犹太人居民。(14)

  其次,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既是伊斯兰城市的特征之一,也是居民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同一种族集团不断移民是促使出现种族区的主要原因,同部落或同村的人们往往住在一个区,这又使家族关系普遍存在,谢赫能轻易地控制区的管理。部落、谢赫和部落委员会在城市公众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不同的宗教与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也是形成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所有的伊斯兰大城市出现了一些有突出宗教特征的区,建立这些区的动机是明显的:渴望加强其宗教或民族集团的凝聚力,以有利于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他们的教徒生活在自己社团中;在穆斯林各民族社团中,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民族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在18世纪的开罗,1/5的人口属于民族社团(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和北非人)或宗教社团(科普特基督教、叙利亚基督教和犹太教)。居民区的存在固然有利于政府对居民控制,但是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忠诚往往少于对他们本区社团的忠诚。这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团结,使城市居民不能像西欧城市居民那样团结起来争取自治。由于一个区的绝大多数人口与其周围农村的人同属一派,这样在城乡之间的联系通过农村与城镇家庭中的经济和社会结合而达到加强。

  居民区和中心区明显不同是伊斯兰城市空间结构的特征。居民区在早期阿拉伯人建立的军事城镇中已存在。这些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马格里布称哈瓦玛(hawma),开罗和大马士革称哈拉(hara),阿勒颇、巴格达称玛哈纳(Mahana)。但是它们有一个相似的外表和结构——通过区内主要街道(darb)与城市的街道网连接。街道又分为许多小巷。这样,这些区就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实体,(15) 成为城市“易管理的组成部分”(16)。

  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个社团生活的所在地。正如社会学家纳瓦勒·米斯瑞(Nawal al-messiri)指出:“生活在每个区,特别是一个封闭的区,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王国,这个区有人管理、外人不可能进入……所有的大人和孩子相互认识,这像一个村子。”(17) 这种团结有利于居民相互监督。

  在此有必要提及少数民族居住区。在现代之前,中东人以宗教认同自己的身份,少数民族居住区称为“米勒特”(Millet)。中世纪,中东国家对非穆斯林非常宽容。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每个米勒特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征收税款并上缴国库、保持法庭以审判同族成员一切案件的合法权利”(18)。

  使少数民族区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如下:一是有利于政府对少数民族区进行监督和控制。二是少数民族本身也要聚集成团体,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其宗教、文化的延续。《埃及记述》提到,在18世纪末,开罗有26.3万人,其中2.5万属于少数民族和大约同样数量的外国穆斯林,土著的穆斯林人口20万,统治阶级1万。(19) 同时,开罗有7个基督教区,共占地16.7公顷,有1万人口,平均每公顷400人。在1871年,仅在伊斯坦布尔的斯坦布尔区就有321个社团,其中284个是穆斯林社团,其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社团。(20) 在德黑兰有一个拜火教区、一个犹太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区。

  少数民族团体在伊斯兰城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开罗,科普特人在金银器、木器和建筑业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并以作为马木路克的管家和秘书而获得声誉,并产生影响。犹太人在传统的贵金属行业中发挥重要影响,由于掌握资本,所以他们也帮助统治精英管理农业税,作为土耳其苏丹禁卫军的钱商,他们长期分享军队的财富。1776~1798年开罗从事纺织和咖啡业的商人有142名,其中的63名(即44%)是外国穆斯林,他们拥有该集团财富的44%。(21) 土耳其人是开罗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团体,大约1万人,他们生活在哈利利(Khan al-Khalili)巴扎。由于历史、商业、宗教的原因,马格里布人总是大量地居住在开罗,每年开罗的马格里布的商队都在增加。在开罗东部,基督教团体、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经营裁缝、珠宝和钟表等传统生意。尽管最富的商人和官员是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地位同样显著上升。法蒂玛王朝无数的维齐尔是基督教徒,财政官员中绝大多数也是基督教徒。(22)

  (六)住房

  中东伊斯兰城市共同的特征是其住房的类型。与农村相比,城市住房有性别隔离的标志,这是中世纪穆斯林城市最典型的特征之一。(23) 妇女独处的伊斯兰原则是城市住房形成的最主要原因。(24) 在中东城市,大多居民住房环绕中心庭院建立,楼房层数不等,常有一个水池。住房面朝庭院,以远离喧嚣的公共生活氛围。住房的形状受气候、家庭生活和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中东大部分地区夏天高温,但夜间凉爽,干燥大风是常见的,为防止暴晒,庭院的形状是高而狭窄的,庭院的面积有严格限制,因为只有小院落才能隔绝阳光。房间向庭院敞开,在其外墙上没有窗户或只有很小的窗户。在家庭中保持一个密室,这是家庭的圣地。住房分成上、下两层,客人通常在下层。贫苦的家庭一般没有会客室和私人房间之分。

  中东伊斯兰城市按等级、功能严格地划分为彼此界限分明的几个部分:带有宫殿和城堡的帝王区、市场区,以及居住区,然后还有宗教上的少数居民集团的隔离区,范围明确的犹太区。(25) 城市中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作用:城堡区是君主或其代表的居住地;巴扎是经济中心;居民区是城市人口居住地。

  影响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诸要素分析

  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形成,与以下3个因素密不可分。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是中东各国统治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伊斯兰宗教理论,社会存在秩序同所有存在秩序一样,体现安拉的绝对意志,城市当然也不例外。“依照神圣立法者严格的意图,城市社会除了宗教制度外不能有任何制度。……因为宗教贯穿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26) 因此,我们研究中东城市形态时,必须要考虑伊斯兰教的影响,“无论是城还是镇……它们的面貌首先是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27),伊斯兰教给予中东城市社会鲜明的烙印,不仅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城市的外在结构、政府和政治结构模式,而且商业交易方式也要按宗教伦理规范进行。每个服从神圣立法者的愿望与服务于支撑和赞助这个愿望而形成的共同结构,是伊斯兰城市最显著的特征。(28)

  伊斯兰教所要求的祈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城市形态和城市建筑。(1)洁身促使城市出现洗礼盆、水池、喷泉和公共浴池,而且圆顶屋成为伊斯兰城市的一道别致风景。(2)强调祈祷的时间,诞生了叫拜人。(3)面向麦加影响了城市建筑的方向。如在德黑兰,祈祷者被要求面向麦加克尔白殿,即面向德黑兰的西南部。在德黑兰传统上房屋要面向克尔白,大部分城市建筑是朝西南的,这在德黑兰的旧城区内很普遍。(29) (4)聚礼大清真寺的建立,祈祷的时间和面向麦加决定清真寺怎么建立和礼拜仪式的要求:一个很宽敞的礼拜大厅,拥有一个壁龛和一个伊玛目在聚礼祈祷者前布道的讲道坛。(30) 在开罗,造型优美、形式多样的清真寺和挺拔高耸的宣礼塔成为开罗艺术的精髓和主要特征,使开罗享有“千塔之城”的美誉。同时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私人的财产权高于公共财产权,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侵犯公共财产的方式确保私人财产。(31) 这些规则导致了城市公共领域的减少和私人领域的增加,街道的狭窄弯曲和死胡同的出现就是私人侵犯公共领域的结果。

  其次,在前工业技术条件下,城市规划是从生产商品的人口较少和交通运输工具为畜类的前提出发的。由于生产力发展低下和交通工具的不发达,前工业时期伊斯兰城市在直径上一般为2~3公里,结构紧凑(当然也有例外,如开罗),部分原因是为了防御,或者是受到当时交通方式的局限(主要是步行和驮运)。在商人和书记员,顾客和店主,地方管理当局和罪犯之间的空间距离应尽可能短,以便使其事务能够在一天内完成,便利工作和居民生活。如18世纪的开罗居民区与工作区一般的距离不超过500米,行走只需几分钟。公共大道在城市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在中东城市由于没有带轮的交通工具,街道的宽度仅仅够两匹驮物的骆驼并肩通过。

  最后,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已经存在成熟的早期城市文明,这有利于城市文明的交往与继承,再加上对这些城市的征服几乎没有遇到太多抵抗,不仅不需要摧毁古代城市或城市结构,反而可以利用它重塑自己的城市。所以在伊斯兰城市中接纳了许多上古时代城市的建筑,如在罗马时期出现的商队旅馆。流行于拜占廷帝国时期的浴池,随着穆斯林在祈祷前用水净身的习俗在伊斯坦布尔成为普遍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土耳其浴。以上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形成。

  注释:

  ① See Nezar Alsayyad,Cities and Caliphs;On the Genesis of Arab Mulsin Urbanism,New York,1999,p.155.

  ② See ibid,p.5.

  ③ See G.H.B Lake and R I.Lawless,The Changing Middle Eastern City,Harnes,1980,p.143.

  ④ See Andre Raymond,The Great Arab Cities In The 16—18[th] Centuries:An Introdtuction,New York,1984,p.42.

  ⑤ Ibid,p.13.

  ⑥ See ibid p.33.

  ⑦ See R.B.Serjeant,The Islamic City,UNESCO,Pails,1980,p.108.

  ⑧ Andre Raymond,op.cit.,p.12.

  ⑨ 参见[英国]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0页。

  ⑩ [英国]伯钠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11) See Madanipour Ali,Tehran: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Chichester,1998,p.237.

  (12) See Andre Raymond,Cairo,London,2000,p.271.

  (13) See Masoud Rheirabadi,lranian Cities' Formation,and Development,tb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Austin,1991,p.81.

  (14) See Zeynep Celik,the Remaking of Istanbul,Portrait of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u,Washington,1986,Introduce.

  (15) See Ander Raymond,op.cit,p.15.

  (16) Madanipour Ali,op.cit,p.237.

  (17) Ander Raymond,op.cit,p.16.

  (18) [美国]西·内·费希尔著;姚梓良译:《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9页。

  (19) Ander Raymond,op.cit,p.210.

  (20) Colin Thubron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Istanbul,B,V,1978,p.11.

  (21) Andre Raymond,op.cit,p.211.

  (22) See Max Rodenbeck,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Picador,1998,p.100.

  (23) See R.B.Serjeant,op.cit.,p.107.

  (24) See Andre Raymond,Aarb Cities in the Ottoman Period,Ashgate,2002,p.15.

  (25) 参见[英国]W.B·费舍尔著;北京大学地理系翻译组译:《伊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0~151页。

  (26) R.B.Serjeant,op.cit.,p.14.

  (27) [英国]W.B·费舍尔著:前引书,第150页。

  (28) See R.B.Serjeant,op.cit.,p.17.

  (29) See Madanipour Ali,op.cit.,p.242.

  (30) See R.B.Serjeant,.op.cit.,pp.25—26.

  (31) See Zeynep Celik,op.cit.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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