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的未来:迈向全球海洋史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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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Future of the Oceans Past:Towards a Global Maine Historical Research Initiative

内容摘要:历史研究在海洋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资料也被用于政策制定和海洋资源管理,并帮助说明了许多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变动基线问题。虽然许多重要的研究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概念和方法论的极大发展有望促进人们了解人类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全球史。基于我们对“海洋动物种群史”项目的经验和认识,本文确定了未来海洋史研究的新兴研究课题。本文详尽阐述了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发挥主要作用的概念和工具,并确定了未来值得海洋环境史家和历史生态学家关注的地理区域。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海洋史的未来:迈向全球海洋史研究计划.[J]或者报纸[N].全球史评论,(第十四辑):70-95

正文内容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海洋科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海洋动物种群史”(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HMAP)和“我们周围的海洋”(Sea Around Us)项目以及个别研究等全球首创性研究已经考察了从欧洲沿海沼泽到太平洋群岛的多种社会生态系统,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相比它们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历史。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的海洋转向,环境史家也已着手研究人类与水下领域的互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都与海洋科学家进行了跨学科的交流,共同致力于研究人类与水下世界。由于海洋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努力,研究者通过将我们知识的时间界限向后推移①,识别并解决许多地区和物种变动的基线(shifting baselines,丹尼尔·保利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推广了此术语②)问题。

   海洋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些研究还没有被融合为人类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全球史的完整无缝视图(见图1)。而且,许多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以下是我们所认定的全球海洋史研究议程的五个关键领域。

  

   第一,人类开发之前的海洋是什么样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都是人类首次接触海洋之后的,含蓄点说就是我们对远古海洋生物知之甚少。对当今南极最南水域以及深海生态系统的了解可能是个例外。更好地了解未开发的海域将成为评估人类活动影响的重要生态基线。

   第二,在历史时间框架中,环境变化的关键驱动力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有充分证据可以表明,许多非生物、气候和人为因素对海洋生物有影响,但是对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以及它们之间互动的相对重要性我们仍知之甚少。

   第三,长期以来,海洋资源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究竟何在?海洋饮食的生理益处已有充分记载,但对于历史社会的经济以及更加无形的影响还未经爬梳。

   第四,在文化层面,在不同的文化和时间条件下,社会对海洋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作出不同的评价。什么样的情势鼓励社会利用或放弃海洋?

   第五,在未来,历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助力海洋治理和管理?尽管有实例表明历史基线对渔业管理存在效用,但对于生态系统以及海底管理或人类沿海社会的发展来说,历史研究仍有更大的潜力待为开发。

   从解释以下这些新兴课题开始,本文旨在制定新的海洋史研究议程。我们还将讨论现有概念和方法论的潜在应用和进一步发展,它们是: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指标和建模的应用;新的分子方法;前卫的口述史;性别史研究的需求。之后我们要讨论现有历史研究的覆盖面,并建议在宗教和生态系统层面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以确保我们的研究拥有真正的全球视野。最后,我们将总结对研究议程的想法,并建议建立一个全球研究网络:“海洋史倡议”(the Oceans Past Initiative,OPI),以协助配合全球性的研究工作。

   一、海洋系统的历史性影响

   (一)理清变化的驱动力

   对于人类开始影响海洋环境之前大海的样貌,我们知之甚少。作为对“历史DNA资料库”的沉积物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使我们了解在“前开发时代”(pre-exploitation era)③究竟有什么在海床之上的水层遨游。这使得研究者们可以对远古(前人类)海洋生物有更深的了解。它还可能有助于阐明人类活动从何时开始影响海洋系统,以及如何将这些影响与自然变化的驱动因素区别开来。同理,当今一小部分系统可能在人类的影响下还未受改变(或相对如此)。这些地方包括海洋深渊、南极洲最靠南的水域。④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对人类了解其他生态系统开发前的状况有什么启发。

   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现存的海洋系统都由自然和人为影响形塑而成。了解这些海洋系统所经历的变化,就需要理清这些变化的潜在驱动因素。驱动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⑤尽管直接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的组成和进程本身,但间接因素也改变一个或更多的直接因素。物理和生物驱动因素包括温度变化或营养物质输入、资源开采或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直接作用于海洋系统及其组成生物。⑥间接因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进程以及科技创新。⑦生态系统的大部分变化是由人为和/或自然驱动因素互动所致。这些互动可以是累积的、相克的、协同的,抑或是其他类型。将单一驱动因素的影响与自然变异性区分开来是科学家和生态系统管理者的重要兴趣,这应该成为探明历史变化的研究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确定自然驱动因素对原始海洋系统的影响将促使我们理解生态系统功能和人为影响所起的作用。分析生物体的坚硬部分是获取信息,以推断环境驱动因素和生态响应互动的一种方式。例如,软体动物的壳和鱼耳石(鱼耳骨)主要由碳酸钙()构成。氧、碳和氮的稳定同位素有作为地质和生物示踪物的悠久历史。⑧若可获得历史上已知时代(比如从鉴定了时间的贝冢、博物馆收藏中)的鱼耳石、贝壳残留物或其他生物标本,那么就可将关于那个时段的环境温度和/或生物体的演化和成熟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带状增量证据与现代同类个体的数量相比较,以此研究利益参数的长期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潜在影响。稳定同位素分析也可帮助研究者对气候、食物网链结构和历史上海洋生态系统的其他特征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举个例子,基于鱼耳石的δ18O温度估算序列可用于推断捕获季节,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昔日的捕捞模式。⑨此技术也已被用于海洋物种和人类饮食研究。近来,奥顿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证明了鳕鱼进口在中世纪伦敦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利用发掘出的鳕鱼残留物,他们证明了此技术在证实人类饮食变化方面的作用。⑩自然发生的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具有影响。(11)这些调查记录了受气候作用影响的鱼类种群的大幅度波动。(12)气候变化对于植物与浮游动物群落的影响也有公认的证据。(13)近来的研究也已证明全球各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层面的变化。(14)这些变化是气候作用与各种人为影响互动的结果,人为影响主要是指资源开发和污染/富营养化。对于澳大利亚珊瑚礁的礁石生长和种群构成的详细调查表明,珊瑚礁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由人类影响导致的环境退化则给它们增添了额外压力。(15)另一份澳大利亚礁石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欧洲人定居而来的沉积物和养分输入阻碍了鹿角类珊瑚群落在一系列剧烈干扰事件(如海表温度异常、气旋和洪水)之后的恢复。(16)理清诸如自然和人类驱动因素共同影响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古生物学、气候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进行研究,这些材料来自受到相似气候事件影响但又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类影响的地区。(17)这样的方法也可以提供关于自然变异的新颖视角。

   必需的研究

   在不远的将来,理清环境变化中的自然和人为因素以评估人类对海洋所施加影响的范围将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全球彼此呼应的多学科研究聚焦于这样一个领域:比较同一时段内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这将会帮助我们区别自然以及人为驱动因素对海洋环境变化的影响。

   (二)人类的作用

   调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类与海洋环境的最早互动被一个主要问题所困扰。最近一次冰河期后的海平面上升遮蔽或摧毁了人类沿古代海岸边缘进行开发的最早证据。(18)尽管在一些地区,诸如北海,一些早期开发的证据已被从海底沉积物中恢复,但是由于波浪的不断冲刷使得整理分析工作难以开展(19)。有证据表明,在大约164000年前,尖峰地区(现属南非)的早期现代人就已广泛利用海洋资源。贝类收集似乎是人类对海平面起伏做出反应的一部分。海平面起伏迫使这些人扩大家乡的范围,并随着海岸位置的变化进行转移(20)。几乎同时,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诺斯(Torremolinos)的沿海水域采集贝类(21)。考古研究揭示了一种大体的变动,即海洋资源开发从近海向离岸地区转移。早在1500年前的加利福尼亚海岸,海洋鱼类就变得愈加重要。(22)在瓦登海(Wadden Sea)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23)

   但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地方和地区层面。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活动通过影响诸如全球营养和水循环等进程而扩及全球范围。人类活动的痕迹不再局限于人口稠密的地区,而是遍布大洋。(24)举个例子,即便在最偏远岛屿的海岸线以及深海中也积聚有塑料碎片。(25)约翰·洛克斯特罗姆(Johan Rockstroem)和他的同事们(26)宣称,人类活动已经加速到可以推动地球超越其“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程度。“行星边界”这个术语是指全球系统各种交替状态之间的阈值。一旦越过此边界,系统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就会发生。目前,包括海洋领域在内的许多生态和社会生态系统已经假定了此阈值的存在(参见弹性联盟和圣费菲研究所的阈值数据库http://www.resalliance.org/index.php/thresholds_database)。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

   在这个时代,重要的研究方针是研究不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历史上特定海域的影响。跨区域比较海洋生物为了应对多重人类压力发生的改变(强度和方向),对于理清各种长期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帮助的。例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海域几乎所有生态分层中可捕捞鱼类和无脊椎动物都被捕捞过。(27)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些地方仍然可以找到近乎原始的海洋系统。这时大西洋海域已被工业捕鱼活动影响了两个多世纪。特别是来自辽阔、偏远且较晚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或地区的数据可在区分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比如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和南极洲的数据。相比那些靠近大陆的海洋,人类对这些地方的显著影响要相对晚些。最近对澳大利亚珊瑚礁的研究表明,将自然变化与人类导致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是完全可行的。(28)

   尽管一些类似动因在全球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大多数生态系统的变化是由一系列对于具体区域而言或多或少独一无二的相互作用引起的(29)。为了解资源和社会经济禀赋如何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人们创造了特定的开发模式,这就需要发展海洋环境生物区域史。这也将提供关于“过去”的更加全面的观点,比如海洋动物种群的历史基线。这将提高我们阐明理想的生态状态和管理建议的能力。(30)

   在这一研究领域,必须特别注意全球化的作用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数百年来,全球化进程对海洋资源开发已有深刻影响。对海洋资源的追求,是欧洲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扩张的重要特征。北极的海洋哺乳动物、加勒比海的海龟以及从冰岛到纽芬兰的鳕鱼只是当时深受欢迎的物种的冰山一角。(31)同样,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食品和药品市场在从地区到世界范围内搜寻海洋生物已逾数个世纪。比如,在20世纪工业化捕捞的300多年前,人们就可追溯印度尼西亚望加锡海参的捕捞和贸易的发展。此地的海参资源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枯竭。(32)经济收益只是故事的一方面。对于特定产品不断变化的偏好、对新地区的开发、技术创新都在不断扩大的海洋资源搜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必需的研究

   在人类定居的各地区,海洋资源开发的模式如何?其中有哪些物种受到影响?在非洲发生的事件与亚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以及最近才有人定居的偏远岛屿的历史有根本的不同。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将最早的考古记录与历史和现代信息资源整合起来,以确定人类定居海岸以来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模式。研究全球化和不断改变的消费模式的作用可以提高我们对资源利用的理解,我们要把全球范围的资源消耗和地方需求联系起来。我们也需要研究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特别是对可持续收获的海产品的喜好。这种变化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它们是由大众意见、经济力量,还是由我们至今还不甚了解的其他文化因素引起的?

   二、被改变的海洋生态系统

   (一)灭绝、物种减少和栖息地的变化

   海洋领域的物种灭绝和资源消耗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例如(33))。我们现在大致已对全球已灭绝的海洋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有了一个相对准确的了解。(34)许多物种在其分布区域内已被消灭或几近如此,例如地中海的几种鲨鱼和鳐鱼种群。(35)其他种群已经耗竭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于不能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以前的作用,比如一些滤食动物分布量的减少。(36)为了真正了解这些变化的程度,应该研究海洋不同海域、不同时段的长期生物多样性丧失。此研究应该包括重建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在十年、百年、千年内的动力机制。(37)一些研究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比如对西大西洋鲨鱼种群变化的研究(38)和对不同海域大型捕食型鱼类数量的研究。(39)到目前为止,多数史学研究聚焦于被开发利用的高营养级海洋生物,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40)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开发利用的大型物种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更易获取。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历史上曾对无脊椎动物进行过连续开发。(41)此种开发究竟是如何形塑了生态系统的状态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海岸和海洋栖息地的变化是个值得更多关注的相关问题。尽管这类研究不如种群变动研究显著,但已产生重要成果。比如洛兹(Lozte)和其同事重建了世界范围内的河口和沿海海域变化的时间线、原因和影响,并且发现了栖息地被破坏、水质退化的模式以及入侵生物的影响。(42)其他研究还聚焦于亚德里亚海的亚潮带藻类森林(43)和苏格兰沿海地区两个世纪的变化。(44)

   必需的研究

   在未来,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是要将地理空间数据、显示沿海和海洋栖息地的历史地图与来自考古、历史和遗传学关于历史上物种分布和分布量的信息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栖息地变化的非直接原因和影响,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管理也有价值。我们需对全部层级的物种进行研究,包括中低层级,以描绘它们被开发的模式和规模;研究时段最好是从人类首次定居直至现在。

   (二)种群数量、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从前受到影响的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环境已经或正在对新的管理介入作出回应。这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实例。举个例子,近40年对新西兰海狸(arctocephalus fosteri)数量的保护开启了这一物种经历了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定居者首次捕猎和欧洲航海者(45)的600年捕猎后的数量反弹。有趣的是,同样的保护制度对新西兰海狮(phocarctos hookeri)的恢复没什么作用。此物种的成年雌性返回其出生海滩的行为限制了它们将繁殖数量扩大至之前的水平。(46)

   对生态恢复的研究与向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建议有着十分显而易见的关联,因为它为目前的海洋资源管理提供了历史性视角,并且告诉他们到目前为止哪些工作有效哪些无效。鉴于海洋系统的管理方法正在朝着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方向发展,因此亟须针对生态系统功能和变化提出长期的、历史性的观点。(47)这种工作的一个有趣实例是研究者对最近700年来夏威夷珊瑚礁的社会—生态互动的重建。此研究揭示了以前未被发现的恢复期,这些恢复期与社会体系的一系列潜在复杂变化有关,导致礁脉从直接的人为压力源中被释放。(48)

   必需的研究

   未来的调查研究应继续评估已退化的生态系统和已枯竭资源储量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其目的是使它们从人类影响中恢复过来。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即针对海洋资源如何从历史上与开发有关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的研究。(49)但我们更需关注有哪些物种、生态系统特征和管理活动有助于这种恢复。

   三、对海洋系统的认知、治理与管理

   人们如何看待和评价海洋环境及其所提供的资源,决定了海洋领域的个人和集体偏好、行动以及策略。史料中对沿岸和海洋环境的描述是文字记录下历史感知的最佳实例。在其他资料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成功地利用这些描述建构不同时段的海洋种群分布量的变化。(50)

   不同的认知和评估体系构成了治理和管理海洋系统的基础结构。对治理结构的研究必须与对认知和评估的研究联系起来,以便于了解是什么会在不同时期驱动或者已经驱动了海洋资源开发及其管理的途径。为了清晰地分析,区分治理和管理就变得重要了。治理所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功能,它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向着理想的结果,避免非理想的结果为核心。它涵盖了基础目标、体制进程和结构。当进行管理时,这些将作为规划、决策以及设定阶段状态的基础。管理指的是人力和物力资源被用于在已知的体制结构中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51)

   有一种观念,即海洋似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来源,长期主导着海洋治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相对缺乏治理海洋的制度。然而人类也存在传统的、长期的管理制度的范例,它们规范了对珍稀资源比如珍珠牡蛎、海参或钟螺科的开发。在太平洋以及东南亚部分沿海地区,贝类开发在现代渔业管理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例如,印度尼西亚沙西捞特(Sasi Laut)政府通过对收获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管理对海洋资源的获取。类似于利姆海峡等欧洲近海水域的管理规定维持着数百年来的渔业发展。(52)尽管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不是什么万灵丹,但是全球性的研究还是认为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具有可能支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53)

   必需的研究

   不同地区对海洋系统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治理和管理的,以及这些认知是如何随着时间演进的?我们能否确定历史上以社区为基础的海洋治理和管理方法与现代海洋管理相关?

   四、新兴的方法论取向

   一些新兴的方法论取向预计会对未来海洋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它们不仅包括概念上的发展,例如史学分析中对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应用,或是将诸如性别和平等问题这类社会议题纳入考虑;也包括新的生物物理工具,例如不同种类的分子和稳定同位素分析。这些取向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不一定是陌生的,但是它们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有望提高我们分析和评估海洋系统及其生物体随时间变化的能力。

   (一)将生态系统服务理念应用于历史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是从具体的生态组成部分和进程中获得的一系列潜在利益:从鱼类供给到海洋缓冲气候变化的能力。环境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海洋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平,但在多大程度上还很不清楚。我们需要提高我们对历史上海洋系统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海洋系统生产力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了解,并且要知道这如何影响了海洋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生态系统服务概念重视的是与人类利用有关的自然。通过承认生态系统作为必要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它将生态系统同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生计和福利联系起来。(54)因此,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供了评估海洋系统价值的方法,尽管这不一定是经济上的估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生态变化如何导致了社会收益的变化(55),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供了比较这些随时间变化的价值的标准化方法。

   尽管许多史学研究明显与生态系统服务和收益有关,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本身在此学科中很少应用。一个例外是:随着首批毛利人定居后的捕猎以及欧洲在19世纪早期的捕鲸,新西兰海洋哺乳动物减少了(56)。这两种文化都将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看作可捕获的有价值商品,因此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的数量最终急剧下降。(57)现在,这些物种得到了保护,其作为供应服务的价值已降为零。相反,海洋哺乳动物现今由于其精神和存在价值受到珍视,人们可以直接从陆地、海洋和空中观察它们。它们被当作研究和教育活动的主题。另外,人们现在获知鲸鱼在生态系统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58)像这样的研究分析展示了一个事实:生态服务理念可以作为分析环境变化对社会影响的普遍性框架。

   (二)发展指标

   指标是生态系统或社会系统或其组成部分的特征,如物种、种群、网络和社会群体,它们指向一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衡量和估量的系统状态或动态。由于生态系统固有的复杂性,指标的使用有助于用更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它们及其变化。如果选择得当,指标可以追踪跨时间、跨物种或跨地区的变化,并可以告知管理者和普通大众。

   历史变化的最基本的生态指标之一是人口分布量的变化。这不仅可用于衡量随着时间变化人口分布范围是扩大还是缩小,更可以衡量个体数量的减少或增加、它们的生物量、平均规模或年龄。(59)这些指标已被应用于历史上的各种记录。例如,贝冢考古记录就揭示了700-2600年前,白鲟的相对分布量、体积和年龄,这是以它们的骨频率和齿骨宽度为基础得出的。(60)历史上的捕鲸地图和日志也已被用于重构由于19世纪捕鲸者而造成的北太平洋露脊鲸(Eubalaena japonica)的快速消耗。(61)自19世纪以来,整个地中海的渔业收获和捕捞数据就已被用于分析鲨鱼的单位渔获量(CPUE)(62)。极少数情况下,可以将此类分析扩展至17世纪早期。(63)其他基础性的生态指标则是生态系统中物种基本的存在或缺位、功能集团的趋势、营养习惯的变化以及所处位置。(64)生态指标的未来发展将朝着指标标准化和估值化的方向前进,以及发展可影响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的参考基准(目标、阈值、极限),以通报给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者。

   社会指标预计将会在未来在沿海和海洋系统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评估和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指标可以是定性或定量的,并且可被用于描述社会体系的状态,以及社会体系的动力和进程。状态指标测量目标物种的电流感受、它们的可获得性或资源开发的社会网络,过程指标则评估一段限定时间内的具体行动、变化或功能,诸如参与、冲突解决或制度变迁。(65)社会进程指标可通过确定指标,比如会议数量、参与程度和涉及的社会网络的特征,用这些来评估沿海和海洋资源的管理与决策制定。

   这些指标预计将在之后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指标的使用便于定期测定关键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态进程,以便更好地理解系统的变化及变化的潜在原因。(66)

   (三)建模方法的运用

   此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议题是如何将历史知识和生态系统建模整合到一起,包括对过去和未来的应用和模拟。未来将迎来建模技术的发展,这将提高追算生态系统动力以及确保预测可能性的能力。(67)鉴于模拟历史上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力对于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十分必要,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定性和定量模型的比较分析。这些分析将会受到急需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维度变化的挑战。(68)

   学者已经采用或改造定性和定量模拟技术(69),以模拟昔日海洋的食物网。例如在缅因湾,人们就利用定性建模来确定海藻丛林营养结构的有区别的和连续的阶段。(70)学者们使用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及渔业数据来记录大量上层消费者的觅食目标序列及其耗减,这种耗减导致了营养级的功能性丧失,并且产生了营养级联。营养级联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71)在亚德里亚海,定性建模同样被用于描述海洋食物网的历史变化。此研究分为10个历史阶段,从公元前100000年人类出现之前开始到公元1950-2000年的人类全球性扩张。(72)

   在之前的生态系统建模中,科学家们在“回到未来”的思路下建立起一种有趣的方法。(73)此方法的目的是评估历史上的生态系统,并将之作为确定可能的恢复目标和设计生态系统重建方案的工具。为了重建加拿大纽芬兰1450年、1900年、1985年以及1995年和英属哥伦比亚1750年、1900年、1950年以及2000年的生态系统,人们发展出了两项了不起的应用。这两项研究都突出了自与欧洲接触以来海洋资源的常规消耗,以及食物网在时间长河中的重要结构和功能变化。

   (四)分子工具的应用

   分子遗传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海洋生态的认知。已有调查显示,海洋生物种群为回应自然和人为的驱动因素而作出了广泛的适应性改变。还有研究显示,几种物种的预估种群规模比统计的规模小不少,这与管理和保护极为相关。(74)关于分子研究被运用于历史上的生态研究的著名范例是罗曼(Roman)和帕朗比(Palumbi)对于北大西洋座头鲸(Megaptera novaeangliae)、长须鲸(Balaenoptera physalus)以及小须鲸(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用分子标记估算开发前这些物种的分布量。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目前的种群数量远远低于原先的规模(75),(尽管在最近的综述中,帕朗比小心地对他们研究中仍不明确的时代和不确定的数字进行了说明(76))。一种遗传学方法也被用于评估东太平洋捕鲸时代来临前灰鲸的分布量。其结果与基于捕获记录的种群数量有很大差别。后者认为,种群数量已得到充分恢复。(77)两个例子都展现了分子工具在确定海洋种群管理基线和种群消耗恢复方面的运用。

   分子工具在推动理顺自然和人为驱动因素的讨论上也有巨大潜力。最近一项研究利用了位于黑海的港湾鼠海豚(Phocoena phocoena)的遗传学数据。它有能力重构由于近来的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种群数量的崩溃,还能够重构5000年前自然环境变化造成的数量增长。(78)

   分子分析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生物入侵的研究。生物入侵是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最严重的威胁之一。(79)分子分析提高了我们对与生物入侵相关的历史进行推断的能力,一些关于海洋物种隐源性状态的长期性问题得以解决,并为海洋生物区种群结构的恢复提供了办法。

   (五)推进文献记载和口述史研究方法

   传统上,文献的出处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模式。港口记录、日志、税收分类账是量化信息的典型来源,然而,采访、书面记忆或报纸报道可以同时提供定量和定性信息。

   特别是目击证词,它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获取过去和当下海洋环境和渔业的信息。个人或团体通过证词分享他们对过去事件或经历的看法和观点。口述史有助于收集这些过去的记录,并且有助于利用资源使用者所积累下的、传统的以及当地的环境知识,(80)如果口述史被录音记录或誊写下来,这种信息可适用的时间跨度将远远超过现今生者的记忆。在过去三十年里,关于口述史的科学文献迅速增加(81)。但在萨恩斯·阿罗约(SaenzArroyo)对于渔民记忆的变动基线的开创性研究(82)、帕洛马雷斯(Palomares)及其同事基于历史叙事中大量信息的构建研究,以及采用针对采访中所收集信息的模糊逻辑方法之后(83),方法论方面的进步似乎放缓了,尽管口述史的价值已得到清晰的展现。(84)

   定量数据创建的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要方面。定量信息通常丰富且具有洞察力,但是信息的选择性和代表性难以控制。此乃历史学科的核心问题,因为历史学重视揭示偏见的批判性研究。一个基本的社会科学方法——定性数据编码——在这方面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编码包括搜寻在档案或采访记录中的新题目和关键词,以及他们使用独特编码所进行的描述。这使得对题目的定量频率分析变为可能。

   最近几年,话语分析、元分析和数字表达已经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大量方法论的和技术方面的工具,帮助他们全力解决大规模增加的信息。将大量数据组织起来进行地理、时间和话语分析的“大数据”工具有可能会引领历史解释进入新的广度和精度。海洋环境史还尚未完全接受这种新型研究方法的潜力。海洋环境史在运用数据库以及地理信息工具来研究迥然不同的口述和文献资料方面的潜力尤为巨大。

   (六)性别透镜的利用

   通常说来,渔业被认为是由男性所主导的。(8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内部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社会性建构:男性通常被视为提供者,女性则负责照顾家庭和家人。这还与传统的观点有关,即渔业指的是用特定装置,如线和网来捕鱼。在海岸线和礁石中所进行的搜集很少被视为渔业(86)。除此之外,人们经常认为渔业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公共场合运作,这是一个通常由男性主导的领域。相反,女性主导的私人领域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受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勉强维持生计和小规模的渔业中,加工还有经营以及后勤包括财务问题都是在家中或经由家庭网络进行的。只分析公共和正式场合的实践忽略了女性的作用,也忽略了渔业操作前的组织和准备工作。(87)

   这有两个主要含义:忽略女性在渔业中的作用会导致低估渔业压力,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它还导致对女性在渔业中做出的社会和经济贡献的低估,特别是加工和其他带有附加值的活动。(88)性别透镜可以增加我们对于海洋资源开发史的了解。区别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责任、机会和机遇将给予我们一幅关于获取和控制海洋资源的更加完整的图画。(89)

   自纳达尔-克莱因(Nadal-Klein)和戴维斯(Davis)联合出版关于渔业中女性的作品以来(90),相关文献增长迅猛。其中一些出版物关注女性在海洋资源收集中的角色(91)、收获前后的活动(92)或是在治理和管理海洋资源中的作用(93),其他一些则是概念上的贡献,比如尤达尼斯(Yodanis)对于渔业社区中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94)近来的研究还高度关注女性对物种和环境变化的深入认识。比如,来自新西兰的口述史便揭示了妇女们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六七十年前她们通常在儿童的陪伴下在浅滩、易于取得收获的海岸收集海货。(95)妇女们的认知证实了鱼类和贝类十分丰富,并使得捕获和收集这些物资更加容易。

   其他研究则着眼于男性气概及其与渔业的关系。法比恩尼(Fabini)(96)描绘了菲律宾的非法捕鱼是怎样给予年轻人以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同时,阿利森(Allison)指出,渔业社会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异的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渔业社群中塑造着相似的“海洋男性气概”。(97)在最近的一份出版作品中,施韦尔特纳·马涅斯(Schwerdtner )和帕维吕森(Pawelussen)(98)呼吁对男性和女性不同角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随时间演进的海洋资源开发史。

   五、历史分析的范围

   在HMAP的主持下,2000-2012年形成了12个地区性的和3个基于物种的项目。这些项目揭示了200多份已出版的同行评议出版物中所贡献的大量史学信息。然而,即使这样的协同作业,也无法在全球范围进行关于人类与海洋互动的研究。为了解全球以及更小范围内人类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历史,历史研究需要扩展至新的地理空间范围。

   科斯特洛及其同事们已经识别出许多在海洋生物普查中很少受到关注或未受关注的地区,比如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印度洋的河口、沿海地区和珊瑚礁,南美和印度洋的大片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栖息地,包括冰封水域、海沟以及一些深海区域。(99)就史学研究而言,这一缺失清单甚至更长。

   迄今为止,南美洲都是很少受到关注的地区之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这片大陆的环境史,但这些研究几乎完全着眼于陆地。值得注意的例外之一是佩里(Perri)的研究,他研究了西班牙对库瓦瓜岛——位于如今的委内瑞拉——牡蛎层的过度开采。(100)其他研究涵盖了1800-1973年秘鲁鸟粪产业的生态史,及其与世界上最大规模工业化捕鱼,即对凤尾鱼的捕获的关系。(101)埃迪等学者已经对400年来人类捕捞对智利胡安费尔南德兹群岛龙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02)但是历史研究还未涉及这片大陆的大部分沿海地带和海域。

   对非洲大陆来说,情况也差不多。但南非属于例外,针对南非已经有一些史学研究,包括对商业捕捞物种长期趋势的研究(103),以及港口和渔业的历史。在概述南非的海洋和河口研究时(104),作者指出,南非不仅拥有许多种群集合,还拥有世界上关于岩石海岸、沿海水域和河口生物多样性的最佳数据。(105)显然,进一步的史学研究可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料。也有一些针对罗德里格斯岛的史学研究,包括对变动基线的研究。(106)但是我们尚未知晓针对其他大陆的、关于海洋环境史或历史生态学的研究。

   极地地区当然是另一个拥有丰富海洋资源开发史的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捕鲸、捕猎海豹以及搜寻鱼类将人们带至此地。捕鲸史受到了一些关注,例如在阿凯博德(Hacquebord)的论文中,他分析了数千头鲸鱼和海象的消失对其他哺乳动物的影响。(107)其他研究评估了大规模猎杀鳍足类动物和鲸鱼所造成的生态变化和种群数量变化趋势。(108)学者们用捕鲸记录来确定南极海洋冰层范围的缩减(109),同时还针对环境因素对捕鲸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10)然而,对这些地区还可以进行大量研究,以扩展我们的认知,即了解这些地区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被资源开采所改变的。

   我们对海洋的第三维度——深海区——知之甚少。(111)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带已被开发了数个世纪,但大约在100年前,渔民以及海洋科学家对深海还不甚了解。与此同时,例如20世纪20年代荷兰斯内拉斯(Snelllius)考察队,以及丹麦和挪威的多次深海考察,使得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深海考察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嘉士伯基金会于1928-1930年的环球海洋学考察(Oceanographic Expedition Round the World)就是一个范例,即全球生物地理学是如何在世界大洋深海资源开发产生真正影响力之前形成的。(112)如今,这其中许多地区由于多样的海洋资源而被开发。这种早期的努力值得仔细探究,以便为如今的海洋管理提供参考坐标点。

   另一个关注焦点应是在历史上资料丰富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海域有大量文字材料可供获取,包括珊瑚三角区。此地区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前殖民政权记载了部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贸易记录。尤其对于从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现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荷兰和德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而且其处理工作刚刚开始。(113)日本和中国也有保存记录的长期传统,并且与海洋联系紧密。处理这些数据也会提高我们对早期资源开发驱动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生成了至今仍旧重要的网络和贸易路线。

   六、展望

   考古和历史研究对于促进我们的理解——对于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演变以及它们与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互动的理解——作用仍然巨大。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辨识系统的模式和趋势,还有助于量化海洋生物的开采数量。尽管本文的目的是确立新的研究议程,但我们还需指出,为了落实议程,有必要确立新的制度安排。为了完成个体性的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因资助穷尽而告终),我们建议建立一个海洋史研究的全球性研究网络:“海洋史倡议”(the Oceans Past Initiative,OPI)。这将会为全世界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以实际讨论相关问题的平台。OPI可以提供一把伞,在这把伞下已经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项目和倡议可以连结起来,并使得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决策制定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所知。这样一个网络也愿意承诺为研究团体协调资源并提供有用的信息,比如传播关于拨款通知和筹资机会的消息、本领域近期的论文信息,通告已成功的项目,并为海洋史研究相关课程的学生推送信息。向此方向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即是建立“海洋史平台”(Oceans Past Platform,OPP)。这是一个由欧盟支持的科技协作行动(COST,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项目旨在帮助欧盟成员国的研究人员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实现协作以促进研究),其目标是衡量和理解海洋生物开发和加工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帮助塑造沿海地区和海洋的未来。

   致谢:

   我们要感谢约瑟夫·克里斯坦森(Joseph Christensen)、梅丽尔·威廉姆斯(Meryl Williams)、詹姆斯·巴莱特(James Barrett)以及一位匿名评论者。他们为这篇文章的较早版本提供了帮助性的意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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