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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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Overview of Research Areas of Chinese Mainland's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内容摘要: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始回暖,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重焕新生,但学科所占位置相对边缘。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近年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从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边缘群体研究五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和批判性的反思。建立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之上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加以研究。未来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应更加强调跨学科视角和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领域,批判性反思,对话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综观.[J]或者报纸[N].地理研究,(201810):2024-2038

正文内容

  在“文化转向”的思潮下,批判性地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同时对新时代文化革新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1 引言

  对学科研究现状进行阶段性的评述和总结有利于在整体范畴上把握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厘清学科发展思路,反思学科发展问题,促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其中不乏曲折坎坷的经历。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学科的发展也都进行了诸多评述和反思,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依然存有分歧的认识,如周尚意[1]、白凯[2]、张敏[3]、沈丽珍[4]、曾文[5]等都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和文化地理进行了综合评述,虽然有所侧重,但其涵盖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当然,本文并不打算对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探讨(如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或者对其学科归属问题进行界定,而是从认识论的层面将其看作是一种研究视域和分析框架。它是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对自然、社会、空间、文化等复杂关系系统的再认识和再发展,并且在这一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渗透,并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2015年钱俊希等在《地理研究》发表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文章[6]。这是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论文,不仅仅是对文化地理学术争鸣的回应,更是打开了一个学术对话的空间,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内学术圈对(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和高度的学术关注。换言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并吸引了众多眼球。实际上,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立场对立、厚此薄彼”的现象[7],“新范式或新观点”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旧有”观点或范式的“排除”和“纯化”过程[18]。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地位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克朗(Phil Crang)在2015年云南举办的“社会文化地理国际高级研修班”所做的报告中也指出,英国的人文地理学界对文化地理研究也存在“过于理论化、无明确公共政策、脱离经济领域”等批判和误解。溯源来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火种”孕育在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之中,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同时兼容吸引了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思想精髓。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看作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所构成的符号系统[9]。基于索绪尔的理论,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权力关系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将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意义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对文化政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之中的主体,其中不断交织着差异的政治和“文化战争”[11]。建立在批判“索尔学派”研究基础之上的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与实用转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结合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近年来发展了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再物质化地理(re-materialization)等新兴领域,知识的生产变得愈发丰富多维[12]。不管怎样,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脱胎于大的地理学领域,而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集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系统科学[13]。地理学的思考横跨了众多领域[14],地理学的研究也更为多元[15],这些多元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关注都为社会与文化地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发展地理学,乃至环境研究、生态研究等学科方向的交叉愈发紧密[6],而国内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冠以“社会与文化地理”的标签。虽然文化地理学者一直都在强调文化过程的社会和空间属性,但是这种指涉更加清楚地指明了文化地理学扎根于社会现实,不断向空间实践靠拢的态势。无论如何,国内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对话、交流的空间正在被逐渐“打开”,而也正是“保持观点的多样性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开放、沟通与对话”这一特性,才促使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具备了一种无限交错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同“根茎”(thizome)空间一般在多维的层面展开[16]。总之,基于上述考量,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2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缘起

  中国古代有关人文地理的思想和记述知识极其丰富[17]。然而,伴随着中央王朝的衰落和近代西方作为一个新的“真理和知识中心”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反思之路。在前苏联经验影响下,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而人文地理学则被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标签[18]。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自我否定”和“污名化”的伴生品[19]。改革开放以后,在李旭旦先生的倡议下,中国人文地理学进入了全面振兴阶段,除经济地理学之外的分支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17]。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一直处在特定的张力之下——与全球化融合的不断增强不断促使地理学者强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这要求学者一方面力图同国际接轨加强批判性思想的引进,另一方面要保持本土研究的政治方向正确性。

  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领域中,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20]、周尚意等编写的《文化地理学》[21]、顾朝林编写的《城市社会学》[22]、柴彦威等编译的《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23]等都是系统性和规范性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对了解当前研究的总体框架和进展提供了总论式的指引。概括来讲,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地”关系研究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早期大量的论著都集中在探讨自然环境与国家或区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方面。如赵世瑜等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较早地从“人地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文化的趋异和趋同等时空特点[24]。王会昌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性[25]。侯仁之所著《黄河文化》以黄河中下游地域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从新石器以来数千年间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演变过程[26],是一部具有历史特性的文化地理著作。吕拉昌所著《整合、超越与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生态系统研究》[27]和刘沛林所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28]均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关系和谐共生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品对特定的文化元素进行了空间关系的分析。司徒尚纪所著《广东文化地理》详述了岭南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播及岭南地区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的地域分异等内容[9],创新了区域文化地理理论的发展,是中国首部区域文化地理的学术性著作。张伟然所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除对湖南的方言、宗教、民风、民俗等的空间作了较好的分析外,还特别对影响湖南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和历次移民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30]。在专题性文化地理著作方面,周振鹤等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书中对方言与移民、地理、民俗等关系都做了深入的分析[31],是一项语言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总结性著作。

  回顾来看,早期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都遵循着“自然—文化”“空间—社会”相互独立的视角,以单要素、线性思维分析当前的社会现象,缺乏网络关系和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忽略了空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建构维度。在文化地理研究中,多从本体论层面上将文化固化为一种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来加以解读,地理单元的划分和边界的确定以及主导文化的特质性分析成为学术研究常态。而在社会地理领域,研究多强调空间结构和品质属性,“只见城市不见人”,较少用定性分析方法解释空间变量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多维的学科体系和分支派别,并随着学科细化和分工发展,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但就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来讲,其在整个人文地理学中的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弱小,所在位置相对边缘。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拟从几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当然,必须承认任何对总体进行的维度划分都会存在弊端,造成对主体差异的抹杀[32]。因为主题类别的划分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重叠,而且某一研究主题也不一定专属于某一既定范畴,随着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频繁,同一研究对象和社会问题也会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焦点。在最近的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综述中,周尚意等认为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文化地理学是一套认识“地方”的方法,并搭建了基于“地方”的复杂文化地理学科树框架,将众多学术概念囊括在了“地方”这一研究范畴之内[1]。这一框架无疑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缺乏“地方”架构下不同维度划分的依据。同时,对于不同维度下各个子概念的由来,以及各子概念之间关系和归类的依据也未做出说明。诚然,本文认同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理论的统一性论断,但这种统一性是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和空间观的统一性,是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性,而非单一某一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强调的对于“元叙事/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的批判使我们不再相信有这样一种“语言游戏”可以在总体的观点下调和各种冲突,并且将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给定框架下[33]。因此,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为尽量避免追求总体性的同时对差异性的抹杀,从研究领域着手,采用白凯等的分析框架[2],将时间尺度和领域范畴进一步延伸和拓宽,以便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成果。总之,本文并不强调学科之间的严格划分,也不认为这些研究话题之间是相互排斥和分离的,更不想对一些“本质性”问题等进行清晰的划分和界定。此外,本文也不可能涵盖中国社会与文化地理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成果,其研究主旨仅从一个地理学者的视角出发,抽离出一些相对连贯性和较强解释性的学术著作,对其当前研究轨迹和发展态势进行多方面的概述。

  3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3.1 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

  在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相比于新文化地理,索尔传统影响下的文化区、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等一直是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话题。其中,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被频繁地应用在理解文化演变中物质空间的叠置关系上,大量的文献将文化看作一种相对静态的实体,认为文化散布在某一明确的空间单元中,并不断地向外传播且与其他文化不断发生交叉和融合。不同尺度文化区和附属亚区的划分,以及依据某一类型指标而对特定话题如对方言、饮食文化、文学地理、以及人才地理等的空间差异和文化区划的探讨,并以此探讨不同文化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34,35]是这一研究的特征。亦有对特定文化核心区的形成、特征以及结构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36]。在文化的传播、扩散和整合方面,相关研究体现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地域整合过程[37]、不同宗教的文化冲突和调适策略[38],以及民间信仰的阶层扩散模式[39]等方面。而由城乡二元冲突所导致的文化整合以及不同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也逐步引起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的注意。总体来看,地理学者对文化变迁和整合的空间性研究视文化为一种区域生态系统[40],强调建立在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人口迁移、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41]。随着对“超有机体”理论的批判,学者愈发关注到微观层面的文化异质性,单一的文化总体性的观点逐渐被区域内的文化政治过程和地方实践多样性所取代。

  3.2 民族文化地理

  不同于西方的种族研究,早期相当大一部分民族文化地理研究关注民族文化要素的实体结构,随着西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转向对身份认同、性别生产、地方想象等的关注,地方的隐喻作用渐受重视。在这一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地理学者基于人地关系系统论,强调地理环境对族群的生产方式、聚落形态、文化特性和特定习俗的影响和塑造作用[42-45],且民族服饰景观和饮食构造经常成为分析少数民族时空规律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在对特定习俗的研究上,地理学者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根植作用,密切关注特殊地理环境下人们形成的自然观和宗教信仰[46,47]。整体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通常都将文化视为人与环境复杂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同时,文化不仅表征了特定族群对自身生活环境的理解,而且也在加强和维系传统习俗规范和观念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传递作用。在后现代认同政治的影响下,特定族群的主体性和文化身份渐入国内研究者的视线,相关研究体现在对民族性的认同与建构方面。建构主义视角下,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文化演变受到多方主体力量的影响,其中交织着抵抗和协商的复杂互动关系,既存在地方精英强硬“改写”和“创造”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48],也有社区民众集体行动的使然[49]。基于原真性的思考,快速的旅游商业化浪潮促进学者展开对民族文化展演、认同与身份赋权的探讨[50-53]。对于跨境民族来讲,不同政治势力和多元历史文化建构下的族群认同及其不稳定性亦成为当前地缘政治和边界研究中的热点话题[54]。总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由民族元素的空间分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过渡到民族身份的展演和建构上面来,尤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地方性权力是如何参与到复杂的地方建构过程,并积极地协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3.3 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

  索尔对文化景观的研究贡献卓著。在经验研究方面,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看作是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表征的舞台,这种景观思想颠覆了传统将景观作为反映客观实在和价值中立的观念,不同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生产出了多元繁杂的景观意义。国内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对景观的研究主要从两大方面展开,第一种是延续索尔学派的研究范式,分析景观中所表现出的特定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过程,如天堂般梦幻的云南哈尼梯田景观即是哈尼族人地和谐相处的空间实践的有效表征[55],并且,风水文化作为理解人与环境特殊作用关系的潜在分析方法也得到积极的讨论[56]。第二种是对景观的符号学研究,即景观的文化意义既非僵化,也非固定的,它与复杂的话语建构和多样的日常生活体验相互叠置和交织,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象征意义。景观的感知和解读具有情境性和主体偏好性,其所表征的空间隐喻意义也处在不断的变换过程之中[57-59]。转型时期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对传统的地方景观和地方意义造成强烈的冲击,传统文化脉络和地方意义的延续越来越受到挑战[60,61]。此外,在城市增长机器的带动下,文化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越来越被整合进城市的管理政策当中,文化符号的经济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释放,景观在建构地方性的想象过程中被转换成可供售卖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转译和生产的逻辑在历史遗产开发[62]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此浪潮下,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成为热点话题,大量研究关注在空间分布、产业集群、产业协作、政府角色、创意阶层、创意环境等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倾向,受资源禀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等多重要素的影响[63-65]。并且,企业的创新潜能的释放与其所处的生产协作网络位置密切相关[66,67]。不管怎样,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创意氛围的维系和营造,以及有效的创意活动空间的打造才是促进创意能动性发挥的关键要素[68,69]。然而,目前对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新、知识产权、流通机制和关联性机制的探讨略显不足。总之,从“价值中立的景观”和“作为文化反映的景观”到“充满权力关系的景观”和“符号的景观”,虽然结构主义的方法在景观研究中依然占有显著地位,但国内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强调将景观作为社会文本解读的重要性,即景观成为文化建构的核心,是地方意义协商冲突的载体。

  3.4 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

  西方在对空间和地方这一对概念的辨析中不断发展了地方的内涵,使得地方这一概念在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将地方看作是个体体验媒介和个人情感的依靠以及文化意义的中心所在,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地方在社会空间辩证理解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其特征建构的组成要素千差万别[70,71]。构成地方性和地方依恋的维度复杂而多元,集体记忆、地方传奇、宗教场所、怀旧空间、仪式活动、旅游地景、民俗节庆、饮食方式、社区文化站等都在不同尺度和层面对建构地方文化、重塑地方性和认同感产生影响。转型时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地方认同断裂情形,在旅游发展、旧城改造、内城复兴以及绅士化为主导的城市再生运动下,新的城市空间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基于地方的意义也处在不断地抹杀和重建的过程中[72]。原来不构成地方性的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73],而许多旧有的文化景观却通过意义弱化和脉络替换重新包装成为地方营销的新卖点[74],在消费逻辑的演绎下,地方还能成为垄断利润形成的源泉[75]。在地方的再生产过程中,传统的地方表征快速地让位于城市化和现代性这一符号话语体系[76],“谁有优先地位来再现地方”,以及“谁对地方的表征应该被制度化为主流话语”等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种领地性(territoriality)政治的过程中,地名往往成为不同权力主体争夺的最直接场域,拥有对地方的命名权成为建构地方意义的关键维度[77,78]。当然,地方性语言也在重绘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在表达地方意义和优先身份诉求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79]。不同的地方主体都在这一冲突的场域中呈现出相互对立抑或矛盾的立场,如行政区的变更与当地居民自组织的认同[80],艺术家的再现与本地村民日常生活式图景的分割[81],“新旧西关小姐”文化记忆和地方想象的表征权力的争夺[82]等。不同的媒介文本也基于自身的立场表征着差异化的城市意象和空间[83,84]。总之,基于地方的意义和认同在再生产和重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复杂权力关系的纠缠。在全球流动背景下,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外来移民群体,深圳经济发达地区老福音村教会宗教空间越来越演变成为其身份认同和地方意义的中心[85],族裔经济区对外国移民群体也起到构建身份认同和支撑地方想象的关键作用[86],情境主题餐厅的外籍管理者建构了一种“世界人”的身份状态和“非家”的认同[87],“藏漂”群体地方体验和认同过程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也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状态[88]。随着大量非洲黑人的涌入,广州小北地区的地方性和认同呈现出较强的对立性[89]。可见,如何从多维的视角和主体位置出发来审视不同社会成员和机构团体对“我所认为的地方是怎样的”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以包容的心态来接纳这一全球化进程的地方再现(local representation)过程。此外,门禁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也成为透析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政治的强有力视角,社区管治、融合和感知的探讨[90,91]渐受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特殊的城市微观消费空间的符号意义及其对情感、身体的认同重塑的研究也开始兴起[92,93]。总的来看,地方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本土力量不断参与全球化进程,地方的内涵和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变得愈发复杂多元。

  3.5 边缘群体研究

  边缘群体研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国内地理学主要聚焦于外来移民、农民工、女性、老人以及儿童等群体方面,与宏观层面上空间分异与迁移格局的研究不同,社会与文化地理强调特定空间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行为分析。在外来群体研究方面,相关探讨多从不同代际移民的文化适应、社会网络、居住分异、居住隔离、就业排斥、回流意愿、带眷迁移、政治参与、市民化、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融合等方面展开[94,95]。普遍认为,外来移民群体长期面临着多重门槛和生存困境,社会融合程度较低,日常生活总体状态呈现出极大的混合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并且,北京和广州的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分布经常呈现出以户籍地和族裔关系为特点的集聚区经济形态,表现在“河南村”“浙江村”“非洲部落”“湖北村”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中村”形式。这种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交网络具有矛盾性的特征。一方面可以成为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并为其提供了城市适应场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移民社会资本的积累,造成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状态[96,97]。一般认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二元体制是其结构性的根源所在,户籍制度及其所关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经常是解释地方政策管理、外来群体市民化阻隔、利益分配格局和就业市场空间分异的核心要素。因此,在城市空间内部,“走鬼”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经常上演着“规训”与“反规训”的空间抵抗政治行为[98]。诚然,外来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如学历、收入、技能、交往意愿、社区参与程度等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外来打工者的城市融入[99-101]。另外,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蚁族”这一高校毕业生群体及其“学生绅士化”现象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102,103]。在儿童和老年群体研究方面,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流动儿童的生存困境及其所面临的难题,但实证研究依然较为少见[104,105]。而对老年人的关怀问题中,研究也多聚焦于空间分布、购物行为、休闲行为等特征分析方面,空巢现象得到关注,但描述性研究居多,鲜有从日常生活网络的视角进行的切入分析[106]。并且,在日常行为活动方面,居民微观行为和日常活动组织正成为解释城市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视角,GIS技术在分析不同群体出行时空特征方面成果卓著[107,108]。另外,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正日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青睐,空间的性别化和居住空间变迁最能体现出中国女性地位和角色转换的变化[109,110]。但在女性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厨房走向就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性别不平等甚至隔离和边缘化现象[111-113],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向上流动,以及主体意识和角色地位的提升往往需要借助于特定的展演空间来实现[114],而旅游业经常成为女性赋权的重要场域[115,116]。总之,近年来相关研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社会现象所呈现出的空间差异性,而是越来越多地深入到空间内部,探讨空间机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空间实践分析中,人的能动性被赋予重要地位,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社会实践塑造了多样的空间性和地方性。同时,在广义社会赋权背景下,边缘社会群体的文化关怀渐受关注。

  4 结论与讨论

  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发展变革,在这一新的范式下,空间和地方不再是空洞的实体和容器,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下、非本质、非僵化的、文化意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建构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随着后现代主义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空间的异质性、多元性、公平和正义等话语充斥着整个地理学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内学者在发展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同英美语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对话这一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西方的许多理论和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地理学研究中来,如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文化霸权、行动者网络理论、日常生活理论,以及现象学理论等。并且在这些“启发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催生出了诸如出国旅居、家的地理、新健康地理、再物质化地理、想象地理、文学地理、性别地理、声音景观、死亡景观、边界研究、身体地理、情感地理以及道德地理等新的话题,这些都是地理学不断向社会文化领域进军的新探索。同时,多元的研究话题也促使学者探求新的研究方法予以分析,典型的如白凯创造性地从自我叙事的视角对宗教活动空间进行了主体意向性解读[117],甄峰等运用大数据方法对人文地理问题的实践应用等[118]。这些都为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并不断呈现出与西方的跟进和接轨之势,也表现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科不断扩大的态势。可以概括来讲,纵观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呈现几个特征:①在研究范式方面,多种研究范式并存。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方兴未艾的今天,既有本体论层面结构主义范式下的文化总体性分析,又有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政治解读;既有传统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分异的研究,又有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社会文化过程分析。这种范式交替并存的层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激烈冲突性。②在研究理论方面,跨学科趋势明显。在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社会性理论被引入到空间分析当中。这些理论既有中宏观尺度层面的关系网络理论,又有微观层面的日常惯习、情感等分析。多样化的理论促使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愈发呈现出跨学科倾向,但对于国内来讲,这种百花齐放的现象也给学术交流和对话增加了难度和挑战。③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话题不断得到拓展。研究理论的丰富性必然带来研究话题的多元性,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大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话题进入到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研究的视野,其尺度涵盖了大到国家、区域、城市、社区,小到微观空间以及身体等层面,越来越多的文本、话语、符号被用来分析复杂社会互动中的过程机制。同时,研究开始强调从宏观走向微观,制度性和人的主体性作用被赋予重要的地位。

  总的来看,西方文明所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的因果方法不但影响了西方世界本身,也极大地扭转了东方世界融入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行动方式。在学术研究领域,表现为不同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哲学思维模式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层理解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在这一影响下,西方的研究成果似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威知识,需要中国的社会学者虔诚地加以学习和紧紧跟进,似乎只有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方法才能准确表述中国人文地理事项本身。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话语认同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中找到归宿,大量的西方文献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着研究者前行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与西方研究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学者常常怀有一种纠结的心态,即面临着“如何将产生于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本土化以更好地契合中国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本土研究怎样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困境。这是中国近代的衰落以及西方对学术范式和话语霸权掌控的结果。在“修正主义”范式下,西方理论转译进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会引发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严重误解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在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以及发展自身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进而转换西方英美语系研究范式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江莉莉(Lily Kong)[12]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中曾多次呼吁,挖掘基于“中国特色”的研究潜能。然而,如何将中国哲学思想和基于本土的实践理论转换为后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系,进而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寻求多样化的解释身份的方式,需要从批判性的自我反身性视角出发及其对西方知识和认知论霸权的深入解构中寻找。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叙事世界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西方理论和案例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理解中国现状具有较好的解释性。回顾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变迁过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许多现象都与西方曾经的发展经历相重合。中国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退化、社会极化、社会不公、传统社会关系瓦解、道德规范解体等对西方现代化历程来讲也都似曾相识,这些都促使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现实。因此,只有开展建设性的学术对话,通过实践构建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人—地”思想而非仅仅提供案例素材,才应是中国大陆人文地理学者的努力方向和发声方式[119]。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认识到,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科体系中依然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前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体现在理论基础研究薄弱,方法创新不强,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等问题,过于关注城市问题,对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不足等方面。并且,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度和介入性还有待加强,对表达和解决弱势、边缘群体的文化权利和社会公正的诉求等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120]。此外,也应要看到,作为一门开放性较强的学科,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些许知识碎片化的倾向[121],尊重差异和多元的社会视角对统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并重的特殊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背景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还应拓展多学科交叉的视角,除了深化已有研究领域,未来在制度主义、跨国移民、乡村性重构、环境保护、老龄化、文化公正、自然的社会建构和空间道德等方面也需有所加强。

  致谢:感谢香港大学钱俊希对文章分析框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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