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还是私密空间?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潮汕钩花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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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Public or Private Space? A Feminist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Chaoshan Females' Crochet Activities

内容摘要: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潮汕地区钩花行业一百多年的兴衰发展进行梳理,同时利用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阐释了潮汕女性在此历史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得出潮汕钩花行业经历了女性空间实践的公共化、家庭空间的经济化、以身体为尺度的钩花展演的发展阶段。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钩花行业的发展展示出潮汕女性身份不断建构与重塑的过程。鉴于此,本文通过钩花活动,指出从事手工业活动建构了潮汕女性作为“经济人”的社会角色,她们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也随之发生改变,逐步由家庭空间的演绎转移到洋行和抽纱工厂等更加公共的领域。女性主义地理学所批判的性别空间“二元论”在这个案例中也具化成为对性别所导致的公共的(男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和私密的(女性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二元论的挑战。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地理的视角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女性主义,潮汕女性,钩花,公共,私密空间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公共还是私密空间?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潮汕钩花案例分析.[J]或者报纸[N].世界地理研究,(20185):116-125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性别、生产关系和地理空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生产关系往往决定了不同性别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社会分工,从而影响了其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主要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分工的不同而决定了他/她们在家庭和家族的主导作用,进而确定了他/她们主要的活动空间[1]。这种性别化的空间划分往往是以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将人类活动阈于较为私密的家庭空间或者不那么私密的家庭以外的公共空间。长久以来,女性因其在相对较弱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抚养后代、照顾家庭的角色而和家庭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男性角色则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与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联系起来[2]。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也包括对空间分配的不平等[3]。因此,女性与家庭空间之间的所谓的“紧密的联结”逐渐受到了挑战。

  类似的话题在中国也能找到回应。受两千多年父权制文化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关于家庭伦理道德的论述,如“夫为妻纲”等),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也将女性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里[4]。随着近代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如毛泽东关于“妇女半边天”的论述),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逐渐也不被约束于家庭空间之内。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将女性和家庭“捆绑”在一起,而将男性与家庭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如潮汕地区(泛指广东省汕头、潮州和揭阳等地区)的女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中往往被建构成为“遵从五德五行:温、良、恭、俭、让,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拜老爷、煲汤”的“贤妻良母”[5-6]。然而,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进发的今天,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步回升,“女性(家庭)/男性(公共空间)”的二元结构是否能够解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潮汕女性是否如日常生活话语所表述的那样在公共领域被隐匿?她们是否遭到误解?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以此为主要切入点,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潮汕女性为观察和分析对象,以文献阅读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讨论潮汕女性在潮汕地区社会经济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探讨性别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旨在以女性主义地理的视角对私密的家庭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女性空间/男性空间的二元结构进行解构。

  1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公共/私密”空间二元论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强调人(尤其是性别视角下的人)身体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即“身体地理学”。身体不仅代表着人作为一个物质实体的生物过程,而且在不同意义的符号和体系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空间的基本单位[7-8]。其中,作为物质实体的生物过程,其形成的空间基本单位则可被视为身体体验,即大多数人所称的“生活体验”[9]。地理学对身体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自传式文献的人本主义解释[9]。直到2002年,“身体地理学”(body-geographies)一词才正式由女性主义地理学学者Hester Parr正式提出[10]。自此,地理学学者们才开始展开对性别[11]、身体与空间[12]、性征与社会性别[13]等话题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身体地理学研究范式。Elizabeth K.Teather关注人生的不同角色和阶段,分析了身体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展演和对社会感知的影响[14];Lisa Blackman侧重关注了身体的规划与空间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已规划和正在规划的身体(Regulated and Regulating Bodies)与自我建构的关系[15]。上述研究或从宏观的视角将身体视为一种地理尺度,或从微观的视角将身体视为一种承载空间实践的生物载体来认识和观察世界,后续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体体验及其空间展演[16-17],有的还关注了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下身体欲望与自我建构的关系[18]。总的来说,在身体地理学研究中,身体被作为研究空间生产的一种最基本要素和最小尺度(尺度的等级化因此分为了“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七个等级)[19]。哲学家梅洛·庞蒂提出“我们的身体不在空间里,首先属于空间”,只有以身体为基点才能开始向外的观察[20]。身体作为空间尺度,相对其他由社会生产的空间尺度而言有其特殊性,其兼具了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生物特征,同时也被社会所建构和塑造[19]。基于“身体地理学”的女性主义地理学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之一。

  本文涉及的另外一个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话题是基于身体地理的性别空间划分。Tim Cresswell在其关于“地方”的论述中提及一种“规范地理学”(normative geography),他认为“地理被本能地赋予一种基本的功能,其将特定的文化价值和行为与特定的地方或空间联系在一起”[21]。基于这种规范地理学,人类社会往往被划分成为二元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私密空间(private space)[21]。其中公共空间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化的,是由男性主导的,而私密空间往往则被局限于家庭空间,并被认为是由女性主导的,且与政治无关[22-24]。基于这种二元论,公共空间(尤其是较大尺度的国家空间)往往被认为是由男性来操纵的,关于男性的,且为男性而准备的,女性则被排斥在外[25]。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和性别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划分逐渐遭到女性主义学者的严厉批判。Nira Yuval-Davis探讨了女性角色在国家意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以女性的公民意识、文化政治和生物政治实践等为切入点讨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国家集体(national collectivity)的贡献[26];Sikata Banerjee关注了在印度性别、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印度的女性战士和母亲的角色为观察对象,指出女性打破了印度民族主义中的男性缔结,将女性写回到国家气质(nationhood)中来[27-28];Lorraine Dowler分析了爱尔兰家庭女性的政治活动参与情况,指出爱尔兰家庭女性将女性化的家庭空间“再政治化了”(re-politicized),同时因为这种再政治化,“政治的公共空间”与“非政治的家庭空间”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29-30]。上述案例从政治、性别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公共(男性)与家庭(女性)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了解构。

  然而,女性主义地理学对公共(男性)与家庭(女性)之间的二元空间关系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从政治和性别的视角,还有一部分女性主义学者从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家庭都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家庭空间也因此成为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地方[31]。但同时,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家庭空间也被认为是具有保护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空间,是个人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依赖的地方[32]。鉴于此,在一贯的家庭意识中,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中遭受压迫而退缩在小家庭生活和都市生活方式中,家庭空间被看作是一个由无工资的女性支撑起来的避难所,女性的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仅仅是无足轻重的“用男人赚的钱去购买合适的资本主义产品”,女性在家受到保护的同时被赋予专注于家事尤其是育儿的神圣本分,家成为保护女性的城堡但一定意义上也是禁锢女性的牢笼和监狱,是女性被他者化的地方[33-34]。然而,女性、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角色及其空间实践在已有研究中获得的关注较少,这将是本文的主要切入点。

  综上,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身体视为一种基本的空间尺度和一种可以展演空间的生物介质,其通过人的性别特征衍生出了一种二元的认识论,即由女性占据的家庭私密空间与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以外的公共空间。通过已有研究可知,这种二元认识论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化”与否,以及是否承担经济任务。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化”的二元论逐渐受到女性主义地理学学者的批判,甚至被打破[27-30]。虽然如此,已有研究对女性承担的经济角色及其对性别、社会分工以及空间实践和展演的影响涉猎甚少。本文以潮汕女性及其与钩花手工业的紧密联系为案例,旨在从女性承担的经济生产角色出发,对“女性(家庭空间)/男性(公共空间)”二元空间认识论提出挑战。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的主要案例地是潮汕地区中的汕头地区,主要观察对象是汕头地区从事钩花手工业的女性。汕头地区的(钩花)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近代中国乡镇有较为成熟的小规模手工业生产活动[35];另一方面,闽粤地区受到外来殖民主义的影响,洋纱入侵催生了新的花边和针织行业[36]。1860年汕头开埠后,钩花被西方传教士传入潮汕地区。最早普及钩花的是当时澄海县的盐鸿、樟林以及东里一带,随后辐射到四乡六里。外商纷纷在潮汕地区设立专门生产抽纱的洋行和工厂,招募女性进行手工钩花生产以获取经济利益。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遭受到战争的影响,钩花手工业也随着历史的潮流由盛转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国际上形成了垂直化专业分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钩花手工业“重回故土”,但与过去的发展截然不同,其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成了远销西欧的主要产品之一[37-38]。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汕头地区钩花手工业都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主要以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加之该地区日常生活话语对女性角色又主要局限于家庭空间之内并将女性赋予非政治和非经济的特征,本文尝试以此为例探讨性别、经济及其空间实践和展演,试图对固有的二元性别空间认识论提出挑战。这是本文选择汕头地区钩花手工业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采用档案分析法和深度访谈等方法。首先,本文搜集了1997年至2015年期间关于潮汕地区(尤其是澄海地区)与钩花手工业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包括《潮汕文化源流》、《潮汕文化摭谈》和《汕头澄海县志》等。在此基础上,对潮汕地区钩花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其次,笔者于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以澄海地区从事钩花产业的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访谈了18名女工、花头(在坊间接收和派发小批量钩花加工品的工作者)、中间商以及出口贸易厂商联系人等(年龄自22岁至76岁不等),征询了她们对钩花历史、现状以及形态等的看法,并作了录音转录分析。下文将以收集到的历史文献和口述文献为基础对潮汕女性及其空间展演和实践进行详细的分析。

  3 钩花女工的空间实践演变

  3.1 女性空间实践的公共化(1880s—1970s)

  潮汕地区历来人多地少,小农经济下的生产劳作难以自给自足;不仅如此潮汕地区因其独特的社会习惯,形成了相对保守的特质,对求神祭祖、烧香拜佛、重男轻女、长幼有序等宗法思想有较大的执念。清朝后,西方的传教士在潮汕地区开始传教,但难以凭借单纯的游历布道的传道模式引人入教,为了传播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基督思想,传道士们展开了包括开设教会女校在内的方式进行传教活动[40]。教会女校一方面传授维持生计的技能——抽纱手工艺,给潮汕女性自力更生的信心,另一方面让潮汕女性逐渐从两千多年的“三从四德”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女性开始从社会边缘的“他者”身份觉醒,开始走出曾根深蒂固地认为是自己终身归宿的内宅,走进新式的学堂女校[40]。独特的潮汕钩花工艺品传到欧美,受到极大欢迎。看到有利可图的西方商人与部分华人很快席卷而来,在潮汕地区掀起一股开洋行建工厂的热潮。19世纪90年代,由外资创办的钩花洋行以及由华人投资的抽纱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开遍潮汕大地,他们大量召集潮汕女性来工作。教会女校为钩花工厂的诞生提供了技术人才,而欧美海外市场为钩花洋行的萌芽创造了发展的空间。此时因接受西方教会文化思想变得开阔、内心渴望追求自由平等的大批中青年女性应招入厂,尝试像男人一样“用自己的体力劳动养家糊口”[40]。自此,潮汕女性开始迅速走出“家庭”,从事到钩花生产中来。

  在当时闽粤地区“男性下南洋”的历史大潮中,年轻男性娶妻后到南洋打工赚钱,并以侨批的形式寄钱回家。但由于侨批的种种不确定性,广大女性从事钩花行业,凭借自己的手艺赚取了丰厚的收入,缓解了家庭的生活压力;同时也让她们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钩花行业中。据访谈者林华华(女,76岁,化名)回忆,“当时一个钩花女工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10美元,是当时男子一个月工资的3至5倍,从而带动更多的女性同胞进入该行业”。据查证,在1934至1941年潮汕地区抽纱业的鼎盛时期,当时潮汕七百多万人口中大约有五十万人从事抽纱生产[41]。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教会学校、国内内生的小手工业萌芽以及西方抽纱洋行等社会经济活动在潮汕地区解放了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的社会空间形态。尤其是在闽粤地区“男性下南洋”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潮汕地区的女性开始承担养儿养女、赡养父母等经济负担,导致其家庭地位不断上升。而教会学校和抽纱工厂(洋行)的兴起为潮汕女性提供了一个走出家庭并承担重要经济角色的机会,其活动空间范围扩散,开始走向“公共”空间和经济生产空间,开始建构她们作为“经济人”的社会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运动背景下的钩花产业也在一定意义上促使潮汕女性走出家庭,使得女性在较为公共的空间继续扮演“经济人”的角色。1949年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劳务成果将以公分的形式记到大队的公账里,每家每户可根据自己家记下的公分领取相应的粮食或者其他生活物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钩花行业以公社集体花埕的形式重回潮汕地区。所谓的公社花埕就是在生产队的公共区域内开辟一块空地作为花工钩花的场所,其作用相当于前面提到的洋行和抽纱工厂。据访谈者陈海(女,65岁,化名)回忆:

  公社花埕的经营模式大致为:大队的干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从外商那里接单,或者自主将花工钩好的样品拿去展示给外商看,由他们决定要不要生产、生产多少数量;拿到单以后,就在本大队召集部分手脚灵活的或者与大队干部有亲戚关系的花工到集体花埕工作;公社接的单基本是勾大块的餐桌布,赚到的钱拿出三成来分给勾花工,其余七成记在公社的公账上,可作为该户人家买油买米的“公分”。

  公社花埕集中生产、经营的方式促使女性走出家庭空间,并以计公分和发放工钱的形式,使得潮汕女性作为“经济人”的角色为集体和个人小家庭的经济做出贡献。因而潮汕女性不再是局限于家庭空间的非经济人,相反,她们也在公共空间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扮演了“经济人”的角色。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及其空间实践也因此有所加强而拓宽,参与钩花的女工更加喜欢在公共场合表现自我,如喜欢高声说话、注重自己的穿衣打扮、保持整洁光鲜等。相反,在这个阶段未能进入公社花埕钩花的女性,她们对集体花埕工作的女性怀有羡慕的心情,但是温驯顺从的她们安心扮演好家庭主妇的非经济人角色,这部分的女性仍以“家庭”为其活动主要范围。从中可以看出,在公共空间从事钩花经济活动的女性通过在公共空间中对衣着等身体的打扮,说话和生产等实践表达其自我价值认同。正如Charles Taylor所言,“一个人不能基于自身而成自我,而只有在他人的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42]。

  潮汕女性一直是“身居内宅、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温驯顺从、以家庭为个人生活中心”的标签,但钩花行业的发展使得潮汕女性走向公共空间,开始打破以前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在抽纱洋行还是在公社花埕,潮汕女性参与社会经济生产都是在公共空间中,打破了公共的(男性的、经济的)和私密的(女性的、非经济的)的二元结构。

  3.2 家庭空间的经济化(1970s—1990s)

  改革开放初期的钩花手工业悄然改变了女性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此时,钩花在潮汕的发展是它百年历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资料记载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抽纱(即钩花)最鼎盛时期,潮汕地区从事抽纱的女工近100万人,出口值突破一亿美元的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除此以外,潮汕抽纱从业人员、出口创汇和生产总值、艺术水准等方面,都处于中国抽纱行业中的前列,因此成为由中央外贸部门直接管辖的唯一企业[40]。当时很多的潮汕女性均从事钩花经济生产,根据受访者林利(女,25岁,化名)说道:

  我大概6、7岁就开始勾花了,没有专门去学习的,都是家里奶奶和妈妈钩,然后就跟着看,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有这个环境氛围在这里的,很容易就会了。

  公社花埕的时代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破产成了过去式,20世纪70年代的钩花行业进入了独具潮汕地区特色的家庭作坊模式。家庭作坊模式使得家庭不再只具备居住功能,其同时还成为经济生产的空间。随着钩花重新走进家庭,家庭的空间意义也因女性的经济行为发生了变化。根据我们深入访谈的三位五十岁以上的钩花女工(亦称姿娘①)所描述,在这个年代里女性总是聚集在一起,在家或者是家附近的空间从事钩花生产。例如,受访者林达(女,58岁,化名)说道:

  夏天老屋门前的小巷里、树荫下、某个姿娘家里的大厅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姿娘们聚集起来钩花的好选择。

  根据其中一个花头陈静(女,化名)回忆,一个钩花女工平均每天大概可以赚50元,最少也能有20到30元不等,最好赚的时候一件成品衣服可以赚30、40块钱,收入足够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而与此同时,男性成员以务农为主,收入并不多。从经济意义而言,潮汕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历史上传统的女性被定义为母亲角色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形象,使得她们在家庭的地位低于男性;以家庭为主也间接导致了经济生产的参与度较少,尤其是潮汕地区这个经济贸易往来非常开放但思想观念却相对闭塞的地方。潮汕女性在传统的女性观念的教育熏陶下,认同自己的“他者”身份,其生活路径以“家庭”私密空间为中心,日常事情大都为琐碎的家务事。在钩花的兴盛的这个年代里,潮汕女性过着朝九晚五甚至起早摸黑的生活,但是她们日常的生活路径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生活场所依旧以家庭私密空间为主。潮汕女性在完成家务事的基础上再进行钩花手工业的生产活动。受访者林达(女,58岁,化名)说道:

  她们(从事钩花的女性)一天大概钩花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每天的固定时间安排大致为:六点起床,做早饭吃完后,拿起小板凳到家门口小巷子里开始一天的劳作,中午十一点左右准备做午饭,吃完午饭或者去休息一会,或者就直接继续钩花,一直到傍晚五点准备晚饭,再接着继续钩花。

  潮汕女性钩花从业者逐渐把钩花带进了她们的家庭——钩花家庭作坊的形成,而这也极大地改变了潮汕地区家庭空间的内涵。传统意义上,“家庭”被认为是非经济空间,而这一时期从事钩花行业的潮汕女性大大丰富了家庭空间的内涵,将钩花这一经济生产活动与家庭私密空间相结合,打破了私密/公共空间与非经济/经济空间的二元论。在钩花的空间生产中,钩花女性这一行动者对其所在的出口贸易厂商-中间人-花头-钩花女性的社会网络,通过身体的在地抵抗(不局限在自己家学习钩花,走到花头家里请教和练习)或者联合(聚集在一起钩花)的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和重塑她们的“家庭”空间,使家不仅具有居住功能,而且具有了开辟地方、为钩花女性提供空间进行钩花生产的功能。家庭空间也因钩花女性的居家生产活动赋予了经济层面的意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坊”。

  3.3 以身体为尺度的钩花展演(1990s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转型给以钩花为代表的手工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技术要求不高的纯手工制作的钩花家庭作坊在潮汕地区日渐式微。同时,新兴的技术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钩花的替代品,钩花工艺品的消费市场也随之萎缩,进一步冲击潮汕地区的家庭作坊。同时,玩具行业进入到潮汕地区,以更高的薪水吸引着潮汕女性,此时潮汕成年男性基本从事经商或者有一份稳定且工资不低的工作,女性的工作不再是举足轻重的。钩花行业从鼎盛时期一个花头管理着半个镇范围内的30多个女性变成只统筹着家附近的几户人家7、8个钩花女工。如今在潮汕地区看到的钩花女性基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只有年纪50岁以上的三个女性还在从事钩花工作,其他女性均改行或者仅把钩花当兴趣爱好。

  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性别、“家庭”空间内涵以及钩花行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钩花不再单纯是作为工艺品被外销,更多的女性通过自主设计,钩出更为精美的工艺品,用来装饰点缀自己的家庭。在访谈过程中,可以看到林达(女,58岁,化名)家的酒柜里用来垫着洋酒的精美垫子,盖着缝纫机的细致花布、家里用的地毯等等都是林达根据经验设计钩出来的工艺品。此外,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盐鸿镇某个幼儿园的墙上贴满了富有创意的钩花工艺品,给幼儿园增添了很多亮丽的色彩。其次,钩花因受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而逐渐式微,从而女性很少从事家庭作坊式的钩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么如前文所说的,开始从事玩具生产活动,继续扮演其“经济人”的角色,其活动空间再一次走出家庭;要么继续从事钩花活动,但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其在家庭的钩花活动更多是休闲消遣的原因。最后,钩花手工业对潮汕女性作为“经济人”身份建构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了。随着新技术的冲击、市场的萎缩,钩花行业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特征成为它继续发展的短板,因此很难给女性劳动力提供足够的经济收入。钩花行业逐渐从以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手工业传承为主要目的的文化生产。

  从这个意义而言,钩花逐渐模糊了家庭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之间的二元关系。女性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空间和非经济活动,她们也不会因从事或不从事经济活动而对其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产生影响。这种边界的模糊主要体现在钩花活动作为一种非必要的经济活动对公共空间的再定义。钩花这种纯手工加工品随着绿色环保消费观念的回归而逐渐受到追捧,成为极具潜力的创意文化产业,从而生产出一种创意文化空间,其介于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之间。受访者柯宝(女,45岁,化名)和她的女儿就经营了一家“针线盒子”的钩花店。据柯女士回忆,她曾走访广州、深圳等地方,目前没有发现第二家以体验钩花和买卖钩花工艺品的店铺。但因推广宣传的力度小,钩花产品影响力颇小,卖出的价钱不高,目前仅凭兴趣爱好来维持经营,柯女士也表示当下钩花行业“不高大上,人们很难坚持做下去”。该店经营了一年多,尝试过到小学开小班教学生钩花,在店里开班传授钩花手艺等各种形式吸引年青一代传承钩花文化,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成了当地知识女性社会交往的空间之一。由此可见,从事钩花行业的女性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承担了文化传承者的角色,而钩花的空间也并非仅是单纯的经济空间;不仅如此,潮汕女性在此空间中通过钩花活动与其他钩花女性发生社会互动拓宽其社会网络,但由于此时钩花行业整体没落,以及钩花行业的“家庭作坊”模式,钩花行业的生产空间介于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

  4 思考和讨论

  潮汕钩花的发展见证了潮汕女性在空间生产中的身体展演和潮汕社会的建构。钩花行业以教会传教形式的传入给女性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一定的福音,但是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奴役和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反而更加规训了女性的以家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到了建国初期集体花埕下的钩花工作,女性群体之间因为能否进入花埕工作而分化为两个阶层,身体在权力空间公社花埕中被政治化的同时践行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再接着在家庭作坊中工作的体验,女性因为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她们的“地方依恋”和在家里的话语权,同时在访谈中,女性通过回忆当时的工作经历重建着自我追求细腻精美生活的身份;最后到钩花行业式微的今天,年轻女性通过改变工作来继续扮演经济人的角色,而中老年女性则通过维持钩花作为自我的兴趣爱好,消遣时间并默默传承着中国的文化。钩花行业这一百多年的兴衰反映了钩花行业生产空间从“洋行-公社花埕-家庭作坊-家空间-创意空间”的变化,潮汕女性的身份随着钩花行业生产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建构与重塑。

  作为一度成为维持潮汕广大家庭经济收入的行业,钩花具有艺术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它的没落值得惋惜。不仅如此,纯手工的钩花行业的没落也是中国手工制造业竞争力减弱的缩影。如今,从事钩花行业的潮汕女性通过在生产空间的技术交流,在创意空间中的钩花生产,有利于钩花产品融入时尚元素,加之其原有的独特性及无污染性,是属于市场追求的绿色创意产品。因此,将钩花产品时尚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是其出路之一。原有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使潮汕女性仅在家庭私密空间生产,不利于潮汕女性的社会交往,更不利于钩花行业技术的交流与产品的创新;如今,钩花行业逐渐模糊了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潮汕女性以“文化传承人”的身份将潮汕抽纱工艺精品化、时尚化,将钩花扩展为生产有高附加值的服饰产品、工艺精品等,这也是一种流行趋势。钩花产品融入时尚元素、追求细腻精美的发展模式是其,乃至是其他中国传统手工制造产品得以继续传承的有效途径。

  ①潮汕话中“女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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